海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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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较忙。四五十年前教过的78级学生中，有位A同学从上海来硅谷看亲戚，希望跟我见一面。问他想在哪儿见？他还联系了另一位住在旧金山南湾的B同学，B同学建议去他家一聚，顺便参观一下他疫情时捡漏买到的豪宅。于是就这么定了。
虽是师生，A同学只比我小几个月，是同龄人。当年在班上，A同学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笑眯眯的，说话有分寸，行事很低调，不是班里的风云人物，从其举止谈吐看得出是很有家教的“良家子弟”。78级进校时，文革刚过去两年，人们心有余悸，说话非常谨慎，尽量少露底，A同学也是如此。
78级在校的最后一个学期，我离开上海来美国留学，因此对于学生后来的去向，不很清楚。直到前几年回上海，不少学生已退休，有的是时间聚会闲聊，而我那时仍在上班，抽出半天时间跟他们聚会，有机会听他们讲了不少“过去的故事”。
A同学毕业后事业发达，从国营外贸公司职工起步，踏踏实实，经过了生意场上的历练，悟透了生意经，工作能力大大提升，不久被派往国外常驻。出去看了世界后，眼界开阔了，外贸公司的天地显得过于狭窄，趁着体制改革，跟几位校友一起办起了实业，工贸结合。企业办得很成功，A同学成了控股股东之一。在餐桌上，同学们调侃他装穷，穿得普普通通，身上不见名牌，银行里却是“进帐木佬佬”（宁波吴语，意思是赚大钱、进账非常多）。A同学一如既往，不声不响，不置可否笑笑。
今年春天回上海，受三位78级学生之邀前往外地旅游，A同学是其中之一。几天处在一起，更了解了他的情况。前两年他妻子因病去世了，如今A同学独自居住，难免冷清寂寞，好在他不愿消沉，画国画，写毛笔字，研究佛经道教，外出旅游。当然，也不忘商人的老本行——让钱生钱，积极忙于各种投资。
让钱生钱是A同学家持家、旺家、传家的优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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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同学是典型的宁波人，为人处世，处处表现出精明理性，恬淡实惠，不事张扬。他爷爷和外公都是资本家。爷爷是“白手起家”发达起来的，“学生意”出身。当年上海不少宁波人都是十几岁就来上海“学生意”（掌握一门技术），其中不少人成了上海各行各业的骨干，宁波帮更是撑起了上海商界的半边天。虽然有人说上海人排外，但是宁波人从不被排斥，上海人佩服、认同他们，向来视他们为自己人。
要说勤劳勇敢的中国人，宁波人可以称为典范。他们骨子里有敢闯敢拼的冒险精神，又善于敏锐地捕捉商机，随后是脚踏实地，稳扎稳打，步步推进。
A同学外公家靠做布庄起家，做大之后，慢慢涉足其他行业，后来经营起钱庄，跻身于老上海金融业。爷爷家则经营南货店，三十年代日寇侵占上海，爷爷彼时已过世，A同学的大伯前往香港发展，之后生意兴隆如日中天，除了南货店（慢慢演变成超市），还扩展至运输业和造船业，在香港的宁波商会颇有名望。
A同学提到，文革中他大哥中学毕业后被迫去穷困山区插队落户，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脱离农村的希望渺茫。有一年，香港船王包玉刚受政府之邀来大陆，临行前问A同学大伯，有啥事需要帮助办理。大伯跟包玉刚关系很铁，包玉刚刚起步时资金不足，大伯曾出手相助。于是大伯提到了插队的侄子，希望能把侄子抽调到当地工厂，不至于20多岁了还需要父母接济。
包玉刚向官员反映了情况后，A同学大哥马上被抽调上来，安排进了当地政府部门（革命委员会）当科员。文革开始时，A同学大哥只念过一年初中，未免有点儿“不够资格”。当地政府考虑得非常周到，送他去干部培训班脱产学习了一年多，解决了资格问题。看来，哪怕在文革时期也存在金钱和权力的博弈。
大伯去香港发展后，奶奶由A同学的父亲照顾。1949年前后，大伯请奶奶和他们全家去香港，然而奶奶住惯了上海，不愿意搬家。从此后，大伯每个月都寄钱、食品、药物和其他生活用品给奶奶，顺便也接济一下A同学家。三年自然灾害期间，A同学家的生活不差，每个月大伯父寄来50斤大米、一桶油、奶粉、鱼肉罐头、饼干等。这在当年，可是众人眼里奢侈的“侨眷生活”啊！
A同学父母不是资本家，他俩从学校毕业后在洋行里上班，就是今天的“小白领”。洋行后来成了国营的外贸公司，他母亲一直在外贸公司工作，直至退休。父亲则因为“海外关系”，不能涉外，被安排去了商业局。尽管父母不属于黑九类，文革中还是难逃抄家厄运，家里的钱财被洗劫一空，包括父亲藏了多年的金条。文革后，以每克黄金十几元计算，给了他家一叠人民币。为此，A同学父亲耿耿于怀了一辈子：“拿几张纸头来换黄金，实在是盎三。”（“盎三”是上海方言，源于英语 on sale，甩卖廉价劣质货的意思，后引申为人品低劣，做事不地道）。
为了解除父亲的心结，A同学从90年代起有了钱就去买黄金，如今他囤积的黄金超过了父亲当年的收藏。此外，房屋、股票、债券、收藏，投资产品多元。看到在自己的言传身教之下，儿子省用足财，老父亲的心情松快了一些。
A同学有个儿子，大学毕业后，曾在上海外企当白领。几年前，儿子高瞻远瞩，决定来美国读研，因为美国发展空间更大，收入也比国内高。儿子临走前，父子促膝谈心，A同学忠告儿子，为人处世要拿捏好“度”，绝不能没有底线。三件事千万别碰：赌博、吸毒、寻花问柳。碰了一样，就可能毁了个人和家庭。
念完硕士后，儿子又取得了注册会计师资格，目前在洛杉矶会计所供职。儿子没有辜负A同学的期望，洁身自好，好会计好丈夫好父亲。除了工作，也认真理财。A同学非常高兴地告诉我，儿子的投资账户已过了百万，而生活却相对简单朴素，不愧为宁波人家的子弟。
自从A同学丧妻之后，儿子担心他孤单，每年请他来洛杉矶团聚。A同学总是选择夏天来美，可以避开上海无法忍受的酷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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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来加州，A同学总去看望住在硅谷的小姨和姨父。去硅谷接上A同学后，开车一路北上，去了B同学在旧金山南湾的家。
B同学夫妇是两栖族，上海旧金山来回跑。2020年疫情刚开始时，B同学被困在美国，一时无法回国。彼时由于不少上班族在家远程工作，不必每天通勤去旧金山，有些人离开了昂贵的湾区，搬去生活成本较低的地区。B同学当时住在机场附近的酒店里，外出兜风时撞见了这座位于富裕南湾小镇、正在出售的带大花园平房，那会儿人们都注意着疫情发展，买房的人不多。B同学当机立断，270万拿下。他的最初想法是，与其高价住旅店，不如拿旅馆费还房贷。眼下，这座房子已被地产网站估价近400万，我们都称赞B同学慧眼识珠。
旧金山南湾的夏天非常舒服，70多度，阳光明媚，微风徐徐，坐在撑着遮阳伞的后花园里，泡上一壶碧螺春，海说神聊，那些遗忘在旧日时光、蒙上灰尘的故人往事，一个个一桩桩复活在记忆里，走进了我们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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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我任教大学78级学生毕业后几乎全进了外贸系统工作，不少人在电视剧《繁花》的外滩27号上班。那时候，学生们享受着被仰视的快乐，虽然做外贸跟搞科研相比，技术含量不那么高，但“涉外”工作，在“崇洋媚外”的上海人眼里是高大上的。
老上海的“洋买办”头衔，改名为“外销员”。学生刚进外贸公司时，还轮不到他们当外销员，不少人挤在“单证科”，用着上海老洋行遗留下来的老旧美式安德伍德(Underwood) 机械英文打字机，劈里啪啦打单证。那会儿各式文件一式几份，中间夹着蓝印纸，需要非常用力敲打键盘，最后一页的单证才能勉强辨认出写了点啥。
AB两同学都经历了打单证的“大材小用”阶段，盼星星盼月亮，盼望有一天被推到因外销员上岗而爆发的“内卷大战”的风口浪尖。他俩智商情商都高，加之运气好，最终当上了外销员，而且还成了外销员中的佼佼者，先后被公司派往国外办事处常驻，一驻几年。
A同学较为辛苦，被派往尼日利亚（对，就是那个网络诈骗犯的大本营），条件相对艰苦，没啥蔬菜，老吃鸡蛋鸡肉，但收入较高。除了国内工资照拿，在国外的吃住行公司全包，每月还可到手500美元，这在八十年代末期，可是妥妥的高薪了。相对而言，B同学更神，被派往美国纽约长驻，听着风光，但一个月只有300美元。
纽约的生活成本比尼日利亚高，为何生活津贴反而低呢？
答案是：二位在国外期间，外贸公司开始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取消了国家统购统包、统负盈亏，而转变成企业自负盈亏。 原来的国营外贸公司经过改组、兼并、破产等手段，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A同学的公司成了股份有限公司，虽然每月的生活津贴只有200美元，但因尼日利亚贸易对公司收益的贡献，每月能额外获得300美元的奖励。
也正是在那几年，B同学的公司为创造更多商机，在旧金山湾区开出了分公司，他来到湾区，成了分公司的掌门人。那会儿我已落户北加州，彼时单身的B同学来我家过节，从他那儿，我第一次听到了“共同基金”，随后去公立图书馆借了几本理财书细读了一下，受益匪浅。
随着外贸改革步步深入，进出口贸易必须由专业外贸公司经手的时代一去不返了。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生产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都能直接跟国外做生意了。于是，一下子是“千军万马搞外贸”。
由于外贸改革，A同学后来成了某家工贸结合股份公司的控股股东，B同学从国营外贸公司辞职，自己开了贸易公司，成为海外客户和中国供应商之间的中介。若是按以前的“阶级划分”，A同学大概会被划为资本家，B同学的贸易公司因是家庭企业，夫妻老婆店的版式，不看收入，只看企业规模的话，他十有八九会被划为小业主。
左看右看，总觉得他俩跟传统的资本家和小业主有点儿对不上号。A同学上身亚麻条纹衬衣配浅蓝色亚麻西装，下身米色亚麻裤，有点儿上海老克勒味道。B同学则随随便便，白T恤外套件藏青色拉链背心，配上藏青色运动裤和白球鞋，十足的加州居家装束。两人提起投资，美股、日股、A股、加州房产、上海房产、美国基金、中国国债、黄金等等，滔滔不绝。聊到爱好，世界杯、高尔夫、F-1汽车大赛、音响、书画、佛经、量子学、品茶、美食什么什么的，相谈甚欢。
这二位是经历过全球化熏陶的当代地球村民，难怪跟昔日的资本家和小业主不同。归根结底，人都是所处时代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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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好奇，我问A同学，大伯是否传授给他做生意的诀窍？实际上，他跟大伯的接触有限。80年代国门开放后，A同学奶奶已去世，大伯年龄也大了，不常来上海。有一次，他特意去香港看望大伯。大伯讲了两段抗战时期的生活经历，让他难以忘怀。
抗战爆发后，大伯正巧在内地跑生意，兵荒马乱的，大伯又遭土匪抢劫，除了身上的衣服，啥都没了。他需要吃饭、坐车、坐船，才能回到香港。当时人们自顾不暇，仅仅依靠别人施舍，是行不通的。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大伯想到了自己镶嵌的两颗金牙。结果，靠着不时咬下一小块金子，以此换取一餐一饭，渡过一山一水，最后终于回到了家。大伯告诉A同学，哪怕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也不要轻易放弃。此外，随时随地要考虑得周到一些，为自己留条后路，千万别张扬浮夸，正是由于大伯低调，才保存下了金牙。总之，低调内敛不仅是做人之道，也是生意做大的关键因素。
大伯回到香港后，不久日军攻打香港，天下大乱，食品奇缺，大伯的南货店成了难民抢劫的首要目标。大伯当机立断，打开商铺，让一些难民住了进去，并承诺为他们提供食物。同时请他们帮个忙，守护好商铺。难民感激大伯危难时的救助，鼎力帮助大伯维护商铺。一旦有人企图抢劫偷盗，住在商铺里的难民英勇抗击，毕竟抢走的每一份食物都跟他们自己的利益有关。大伯语重心长，做生意不光光是钱的交易，更要学会维护人际关系。不能眼光短浅，不顾及他人，拼命赚赚赚，世界上没这等好事。生意要做大做久，也需要考虑商业伙伴的利益。
这也是宁波人行商处世的一个特点，重诺守信，看重契约、情义和互惠，不要轻易占人便宜。简言之，做人的格局要大一点，才能成大事。
A同学的职业生涯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在成为资本家的旅途上，每一步都至关重要。正好听到一首动听的英文歌《Every Step Counts》，希望你也喜欢。
带A同学回到了居住的小镇，第二天一起去海边散步，听他讲述人生故事，有点儿时空错乱的恍惚。当年校园里年轻学子的欢笑还萦绕在耳边，而眼前却是灰白头发的老人轻声细语叙述陈年往事。一步一步，一年一年，故事越来越多，越来越长，而我们面向神秘的远方继续在行走。
原创图片
最大的比我大10岁，最小的比我小5岁。
正常应届生应该只比我小三岁。但我们专业有好几个同学居然比我小5岁，或者是浙江某地（非杭州、宁波），或者是福建省的。。。
海风姐好高产，去德国之前会来你这里做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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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宁波帮属于广义上海人，他们事业都是在黄浦滩十里洋场成就的，老包老董老王们避秦南来香港后在实业航运贸易界继续发扬光大传统，而炒楼炒地皮主要还是老广们在主导，到了回归时特首的三个候选人全是上海人背景，最后是宁帮老董雀屏中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