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9 当代徐霞客”柴枫子： 用双脚丈量云南大地 确立红河源源头

当代徐霞客”柴枫子：
用双脚丈量云南大地 确立红河源源头

骆忠华

逝者柴枫子，原名吕松泉，1957 年出生于昆明，1982 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后分配至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从事天文工作。他多次深入并系统地徒步考察了云南全境六大水系干流全程及其流域大部，发现了“四江并流”、“天地之曲”等自然地理现象，被誉为“当代徐霞客”。2014 年 7 月 4 日柴枫子因
肝癌晚期去世，享年 57 岁。

柴枫子其人其事

自 1996 年 3 月 4 日起，至 2001 年 11 月 24 日，柴枫子从昆明出发，用将近六年的时间，独自一人徒步跨越云南全境的怒江、独龙江、澜沧江、红河、金沙江和南盘江六大水系流域大部以及干流全程，行走里程超过五万里，相当于两个长征的距离。
      在徒步跋涉六大水系干流全程中，柴枫子发现了云南自然地理中最大的规律——“天地之曲”：独龙江、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首先从西北部以“四江并流”的方式进入云南，然后与发源于云南腹地的红河，像张开的五个手指在云南大地上呈扇形展开。五条江的干流都一致地呈现“S”形曲动，似乎整个云南大地都随之而舞动，柴枫子因此将其命名为云南的“天地之曲”。
      柴枫子创造性地从地理、地质以及人类文化的角度，推进了对江河的研究，系统地确立了红河源的源头所在地——大理州巍山县永建镇红河源额骨阿宝。在他的努力下，1999 年 4 月 24 日，额骨阿宝竖立起一块两吨重的碑，他亲自书刻了“大红河源额骨阿宝”。

      得知柴枫子去世的消息已经是一个星期之后。那天雨很大，我没带伞，站在他家的楼下，那辆车静静地停在一边，雨点凝集在上面晶莹剔透，它的主人不可能再感受它的温热。
      2009 年的某一天，柴枫子开着它接我去他工作单位的宿舍选照片。看他认真开车的样子，坐在旁边的我很是感慨：一个连手机都不用的人到底还是要融入现代社会。这辆车是他妹妹去加拿大后留给他的，他从江河回来就考了驾照。我不知道对他来说，用六年时间徒步完成云南六大水系全境的考察，那双深植于云南大地的双脚，会怎样把今后的路走下去。
      当他还在路上的时候我曾问过他，六大江走完以后怎么办？他答不知道，也许把六大江再走一遍。我有些担忧，不知他还能不能回到我们意义上的社会里。他原本属于一个本真的世界，我们看到的如同堂吉诃德、西西弗斯的他。反观，其实是我们已回不去他的那个世界。
      现在他是不会再去走了，他已经把脚印留在了云南六大水系宽阔的流域，这已经足够！
他的妹妹讲述了他最后的一段时光。7 月 3 日家人去医院看他，有他一直喜爱的侄女小叶子陪着，他的精神状态很好。4 日凌晨 病情突然恶化，他安然逝去。肝癌！去年 12 月发现病情后，妹妹曾建议他去上海、北京治疗，他没答应。他不想给家里添麻烦，不给别人添麻烦。我甚至一直不知道他患病的消息。辗转联系到柴枫子的弟弟，此时，弟弟正带着他的骨灰前往虎跳峡、红河源，去看看在他生命里那些极具品质的地理标志。

 

       我们不是常联系，他不用手机，后来才用一个小灵通。记得有一次给他打电话，通话快结束的时候他说，这个电话是维生素。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后来才明白他其实很孤独，与外界交流极少，也许还不适应徒步回来后的生活。我尝试着邀请他参加一些朋友聚会，但每次都会因观念差异发生争辩。他在坚持他的“意义”时，不需要别人的理解，我怕伤害到他，这样的聚会之后就少了。去年，我担任《大观周刊》执行主编时，为他做了一篇专访。还是那样朴素的像一个从村子里来的人，拎一个黑色的包走进我的办公室。我安排记者到另外一个房间采访，其间去看了一眼。我知道如果是一个不熟悉他的人，很难进入他的世界，可能也很难理解他的世界，他和我们就不在一个星球上。

      最后一次见他，是去年的中秋节。差不多晚上十点，我已经到家，突然想起那天是中秋，也想起了他。打电话约他出来，见了面，我说去看月亮吧。他拎了个袋子，里面装了两个月饼。我们开车从黑龙潭往嵩明白邑的方向去。那晚大雾，始终没看见月亮。转到一个空旷的山脊，停下车，车灯一直亮着，我们就站在旷野里吃着月饼聊着天......中秋节对于我和他应该算个特殊的日子。1999 年第一次认识柴枫子时，他正在徒步于云南六大水系的红河。我向山东卫视一个栏目推荐了他，但和他联系很困难。我找到云南省社科院《山茶人文地理》杂志编辑部主任李向春老师，他曾写过一篇关于柴枫子的文章发表在杂志上。李老师告诉我柴枫子会定期给家里打电话，我们只有等，直到有一天他给家里打电话了我们才约好去玉溪见面。那天他到玉溪市宣传部办事，我们赶到玉溪已经是晚上。一身蓝色的中山装，一双军用胶鞋，卷着裤腿，还有身上背的那个大包，真实的他站在面前时我还是感到意外。当晚我们租了辆车前往新平县，第二天去了水塘乡，他的行程那时候到达水塘。

      从昆明出发的时候，我买了一瓶葡萄酒，叫“红河红”。当时想，恰逢中秋，他正走在红河上，“红河红”应该对他更有意义。那个中秋节的晚上，在水塘乡保护所的露台上，我把那瓶酒拿出来，说老柴，过节了送你一瓶酒。他笑着接过去，突然凝重地端详起来，整个人静止如一尊雕塑。半晌，伸出手，握住我的
手，如同从大地的深处说出：“忠华，谢谢你！”我们的交情也许就是从这瓶叫“红河红”的酒开始了。

 

      不停留下来，他也许就无法享受他对云南大地的深爱。随后的几天，我们与保护所的员工一起进哀牢山采访、拍摄，然后攀登哀牢山的主峰大雪锅山。哀牢山是距昆明最近的原始森林，风景秀丽，我和柴枫子的第一次争吵也发生在主峰宿营的那个晚上。我们走了两天到达主峰。主峰山头上植被完好，平地极少。勉强把帐篷搭起来，保护所的朋友埋锅做饭。由于海拔高，米饭不熟，背上去的两只羊腿也根本煮不熟、嚼不烂，只能喝点汤。还好有人带了一瓶腐乳，勉强填饱肚子。这时候，柴枫子说计划在主峰上待两天，我觉得条件这么艰苦，希望第二天就下山，于是和他吵了起来。半夜山上下起雨，他随身带的一个小帐篷根本不挡雨，他就围在篝火旁坐了一夜。第二天早晨，看到他被火熏黑的脸，红红
的眼睛布满血丝，我不理解他在坚持什么。有了隔膜，接下来的交流也少了许多。后来为了拍摄他的故事，我们到达了巍山乌栖村的红河源头，在红河源额骨阿宝露营了一个晚上。看到他立的红河源碑，我和他又回到了最初的交流。

      我们又一起徒步从红河源走到永建乡，在龙玗图山野地里宿营。我逐渐明白，不停留下来，他也许就无法享受他对云南大地的深爱。拍摄结束，我回到了昆明，柴枫子又返回水塘，按计划沿红河继续他的行程，直到红河出境的河口。几个月后，突然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说他走完了红河全境，已回到昆明，去看看父母，下一个目标是南盘江。我邀请他到家里吃饭，特意下楼买了一瓶“红河红”葡萄酒，做了几个菜。他端详着酒杯，再次深沉地说:“来，忠华，干了！”送他到门口，转身告别的时候，他似乎想拥抱我，我没有回
应。看他消失在楼道里，我就后悔了。

      他渴望被媒体关注，他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解他的地理发现。柴枫子真正意义上走进公众视野应该是 2003 年，《新周刊》做了一期关于云南的专辑，里面说到云南的十七个奇人，包括宣科、杨丽萍、于坚等等，其中就有柴枫子。此后，他经常受邀参加一些关于江河、水利的学术会议。他对我说在会议上常常发生争吵，以后不想再参加。我清楚那是不
可避免的。一个诗性的人的田野考察结果，是不会被专业人士在情感上认同的，纵然他也是一个严谨的科学研究者。云南电视台曾经有一档嘉宾访谈节目，叫《选择》，有一期
节目邀请柴枫子做嘉宾。录制开始的时候一派祥和，主持人与柴枫子交流得很顺利。慢慢地，主持人想带着柴枫子按她的思路走，但我发现主持人之前的功课做得不够，对柴枫子不太了解，在交流上与柴枫子不在一个层面上，无法掌控话题。挫败的主持人跑下讲台对着导演生气说不录了。那是一个有点搞笑的插曲。我一直记得那个画面，柴枫子一个人孤独地坐在聚光灯下，一脸淡然，甚至是茫然，那边是女主持与导演又哭又闹。

      那时候，他渴望被媒体关注，他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解他的地理发现——关乎云南大地诗意律动的“天地之曲”；让公众明白云南“三江并流”其实应该是“四江并流”。他甚至自己出资在近日隧道西出口旁的大楼广告牌上做广告。那天我去了，他指给我看，那也许是昆明广告界的一个奇葩，用商业广告位置来宣传一个学术的理念。那段时间他近乎偏执，他只想让大家知道，在云南这片土地上，从地理意义的角度，还有更辉煌的价值。这事他一直没有放弃，一直在坚持，只是让时间磨砺出无奈。

      我不知道，他这一去，这些用脚步踩踏出的理念是不是也随他一起去了。当然，我希望如同他发现了红河源头正确的地理位置一样，他的科学发现最终能成为永久、历史的存在。在柴枫子家的茶几上，摆放着一本他的诗集——《在大地的某处》，九十年代出版的很简单的一本小册子。在追忆他的某个晚上，我打开他的博客、他的个人网站以及我电脑里所有关于他的照片，我没有看到他被病痛折磨的样子，照片里依然是那双雄鹰一样明亮、婴儿一般纯净的眼睛。再次读他的诗集，那首写于 1988 年的《死亡，生命和爱》的
诗歌里，对于生命与死亡他已经释然，留给我们的是

“太阳开满了红玫瑰，我心中开满了你”。

      我无法面对柴枫子 81 岁的老母亲，她没有眼泪，反而安慰我要注意身体。她蹒跚着从里屋拿出我们做的那期《大观周刊》，说谢谢我们的支持。
      我记得柴枫子徒步红河期间回了一趟家，与母亲告别的时候，拥抱了妈妈，轻轻抱起，轻轻放下。我握住柴妈妈的手，忍不住揽入怀中。扭头出门，已是大雨磅礴。（骆忠华）
来源：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