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瞬间
《科大瞬间》与您分享中国科大校友和教师校园内外真实、亲切的回忆以及多视觉、多维度的人生感悟。
【科大瞬间】|方励之专辑
作者|冯珑珑 790
浸弥於莫札特忧伤的安魂曲，他安卧在鲜花簇拥的棺木中，宁静，安详，脸上仿佛有一丝微笑，透着超然於尘世的满足。恍惚间我耳边响起他无拘无束的笑。时而开怀，清澈有力，穿透整个空间；时而轻声，渐行渐远，嫋嫋犹有馀音。我枯立在棺木前，长时间静静地凝视丶聆听，直到身後等待的吊唁者轻声提醒，我才缓缓移步……
先生离世已经整整一年，我所熟悉的Skype上的在线标志，只剩下淡淡的绿色轮廓线条。以往每日习惯在Skype上算算时差，静观身处大洋彼岸先生的起居作息，时而也相互道一声问候。当这种积淀的习惯已经自然融入你的生活时，刹那间的变故顿让你变得无可适从。那种怅然若失的悲戚之情久久不绝，遥远的记忆不时被勾起。
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先生是1982年的秋季，研究生刚入学不久的天体物理研究室（通常都简称天体组）的一次常规学术活动。地点在位於教学一楼二层的中心资料室，这也是天体组当时唯一的公共活动空间。其中一半被分割成资料室，大多摆放的是中文图书期刊，以及影印版的西文刊物，包括ApJ，MNRAS， A&A等等，还有几层书架是一些国际上天文研究机构寄来的论文预印本，这也是我们最频繁光顾的区域。爲数不多的原版图书由於价格昂贵，被供在最深处简单木板隔断的“内室”中。在我模糊的印象中，好像还存有一套微缩胶片阅读装置丶一台天体组早年购买的计算器和一台机械打字机，这都算是天体组最奢侈华丽的家当。在被分割的另一小半空间，放有几张实木的老式办公桌，需要时也常常拼成一个大桌。尽管几张长方桌形式上构不成一个圆桌，但围坐一圈头尾相连拓扑上是等价的，不经意间也体现了先生主张的无中心的学术平等自由。这也是先生常在科普报告中解释宇宙学原理的朴素范例。相信它没有特别的理由，仅仅因爲它的质朴和简单。这是物理学家对自然的信仰，简单的总是最美最和谐的。
我平生第一次参加的seminar应该从这次计起。 在方先生倡导和主持下，天体组自成立之日一直保持每周一次学术活动的习惯。 这次活动的学术报告人是刚从爱尔兰回国的程富华老师，具体的报告内容已经淡忘，印象中和类星体的统计有关。之後的精彩片段则是他介绍爱尔兰的工作剪影和旅行见闻。他用幻灯机播放了被他称爲“花絮”的反转片。期间，气氛愈发放松，笑声不断。讨论的话题也不仅仅限於学术，包括欧洲风情丶历史人文，学术界的趣闻轶事。
先生的笑声最让我们惊讶。似是从丹田勃然迸发，气息集中，浑然有力，足以压倒全场。你几乎不可能不被他的热情奔放所感染。临近结束，方老师也让我们刚入学的研究生各自做了自我介绍， 起初的忐忑不安和紧张在得到充分舒展调节後已经消失。从那天起，我们也渐渐融入天体组的特定角色中，携着年少的张狂，变得无拘无束。
记得1984年曾在北大举办第一届研究生天文夏令营，开幕式上邀请德高望重的一位老院士致辞演讲。演讲中他把太阳物理比作是画人，而宇宙学则是画鬼。画人是否像一眼便知，画鬼你可以想怎麽画就怎麽画，世人怎知鬼长什麽模样。此番讲话当即惹恼了成长中的一代。在随後的学术报告中，科大天体组的研究生硬是不买院士大神的账，不留情面地轮番一通数落，更引用鲁迅笔下的鬼气并辅以漫画讥讽，其犀利尖刻让在场的人面面相觑。先生事後听说并无怪罪之意，只是叮嘱公开场合注意说话方式，天体组的发展离不开天文界的支援。现在回头想想，这种不惧权威的气势倒也犯不上什麽大忌，但这番表演难免过於敏感和夸张，稍许对不住前辈老先生的一番语重心长。遥想思想禁锢的年代，先生引领中国的宇宙学研究，不惧鬼，不信邪，犯了皇权下卫道士们的大忌，这需要多麽惊人的勇气和开拓精神。今天蓬勃发展的宇宙学不仅勾勒出鬼的轮廓，更是精确描绘出鬼的多彩多姿，鬼演化成了神。
自由探索的精神似乎更易於在远离皇城的乡土里生根，更孕育出不羁丶不驯和叛逆，这也是他曾深深影响科大，深植於这片土壤的不死灵魂。八十年代的科大给人的印象最爲刻骨铭心，看似没有太多的奢华，但却在宁静中透出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和力量，正是先生所倡导和推行的民主办学和自由学风成就了八十年代科大的鼎盛和辉煌。张树新校友在先生去世後在挽联中曾这样写道：“您从青年时代起就激励了我们一生的激情丶骄傲和勇气，感谢您的馈赠，这是我们一生的财富！”它再现了当年科大一代学子的真实内心体验。每每诵读於此，都会让我激动不已。
当年的学校没有太多的美景，图书馆前的广场当年是一片废墟，眼镜湖边也是杂草丛生，学生不管来自城里还是乡村，落到了合肥就脱不了浑身的土气 。当年的学校没有太多华丽宏伟的建筑，在我的印象中，最好的大楼除了图书馆，就是四牌楼丶化学楼和面朝学校大门的老教学楼（现在的教一楼）。图书馆是学校的标志，总得装潢得有些霸气。白色基调看上去颇具欧派。记得当年曾有人将学生蜂拥而入抢占座位的一幕缩影爲“攻打冬宫”的铅笔画，可以想象当时蔚爲壮观的场景。化学楼建於七十年代初期，建造该楼所用砖瓦均出自科大的制砖厂，烧制者中不乏包括先生在内的被专政者。2005年化学楼失火，先生爲此撰写的短文“爲化学楼烧砖的日子”生动记录了当年的烧砖历程。四牌楼是新建不久四幢学生宿舍的统称，每栋楼的一侧从下至上均是教室。科大的传统总是先行“伺候”好学生。先生时任副校长时，力推在学生宿舍安装暖气，温暖了数万寒窗学子的心。那番真切的殷勤和学潮後对学生小祖宗般的无奈供奉大相径庭。
科大的学生并不算好对付的，但日常表现出来的谦恭却也足以让你消受不起。当年学校的教职员工，不管是鼎鼎大名的教授，还是普通到食堂打饭卖菜的师傅，一概统称老师。这种称呼着实让我适应了好一段时间。记得当年李淼刚来科大时，还遵循北大的传统，尊称老师爲方先生，但还是抵不过科大的流行，只好入乡随俗。时至今日，这老师的称谓似乎已在世间泛滥。如此这般，回归传统也罢。
当年科大的莘莘学子是幸运的，即便没有直接聆听先生的课程，也至少有幸目睹先生在大型报告会上的风采。每逢此刻，就如节日般的盛典，那种宏大场景在今日的校园似乎已很难想象。当一教的阶梯教室早早爆棚，组织者只好临时变更报告地点；等蜂拥而至的人群刚刚在水上报告厅落座，先生走向讲台，仍有络绎不绝的学生不断涌入，直到所有立足之处包括走道丶窗台，甚至讲台上都满是听衆。拥挤之中，热情被再次点燃。不知所措的主持人只好在慌乱中来回奔走，草草落实最後的地点。紧接下来发生的一幕自然就是，先生在潮水般人流簇拥下浩浩荡荡开赴学校的最大的“圣殿”──礼堂。
作爲天体组的学生，我们有太多的得天独厚。这种场合我往往很少光顾，只是远远地欣赏这道科大独有的风景线。
先生的家当时位於科大的一幢L型教工住宅的东边角，这幢楼在科大也被称爲L楼。我们研究生入学时，恰逢师母李老师从北京到合肥临时居住半年照顾先生。经历了漫长文革的艰辛磨难，难得先生夫妇可以平静安宁地生活一段时间。当时先生担任科大副校长一职，公务繁忙。尽管如此，只要没有什麽难以脱身的事情，先生总是准时到天体组参加常规学术活动，有时甚至是在时间缝隙中插空而来。除此之外，先生更是立下规矩，每周五的晚上是天体研究生到他家里聊天的法定时间。在他的时间表里，除非有突如其来的重大事宜，他均精确恪守。每有不速之客前来，不管公务俗事，先生总是以没有预约爲由，将其拒之门外，其斩钉截铁的态度对不了解先生行事风格的人来说，近乎有些不近人情。但在先生眼里，时间不能湮没在无休止的繁杂琐事中，没有规矩，怎成方圆。
自由的聊天没有规定节目，以学术爲主，天南海北爲辅，时而还有师母烹煮的咖啡浓香相佐。先生对研究生的指导，按他的说法，缺省培养选项就是放羊式，领域不限，课题自选。这对刚进入研究领域的我们来说，颇具挑战性。八十年代还没有今日便捷的网路，最快捷的研究传播方式不是传统的会议报告，就是航空传递的预印本。广泛的国际合作渠道已然使他成爲天体的资讯传播中心。先生会常常透过他的敏感直觉，提示时下值得关注的前沿课题，我们大多的论文选题都和先生这种看似不经意的引导有关，同时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工作模式在这种环境中也慢慢建立起来。记忆中，唯独一样东西先生似是刻意不让我们过多涉及，那就是敏感的政治议题。我们偶尔提及，先生总是点到即止，淡淡飘过，其中的良苦用心我们直到很晚才慢慢体会到。
氛围是宽松的，但在学术上先生也有其苛刻严厉的一面。八十年代初，正逢金庸小说在内地流传。闲暇之余，当年的我们乐於自封武林侠客，口舌上的比武论剑更是作爲一种调侃消遣。记忆犹新的是，当年天体组的衆弟子曾把先生比作桃花岛主黄药师，背地里皆称其爲方老邪。缘由之一莫不是景仰先生的超群绝伦的深厚功力，另一面就是寻常对先生或多或少有几分敬畏。这和我们心目中离经叛道，狂傲不羁，文武修爲出神入化的黄药师形象多少有些相吻。记得在我硕士论文後期，先生曾不定期地通知当时的每位学生接力式去汇报进展，而第一位打头阵的颇需勇气。每当返回，需要通报的资讯是当天的晴雨表。逢晴空万里必争先恐後，遇阴云密布则左顾右盼，如风云突变，只能寻思变换招数应对。
研究生期间，我不算用功的学生，临近答辩才花了两个星期草草赶出论文初稿。送交先生不到一个星期，被通知午饭後去先生家里汇报。这一路上心里就一直惶恐，不知今日是吉是凶。 一进家门不等落座，没有任何前奏，先生就开始逐章对我的论文进行点评。虽非疾风骤雨，但先生的言语中已是比往常多了几分严厉。八十年代还没有今天的电子版，论文都是手写。我的论文手写原稿在当年400格的稿纸上，大约有120页，被先生一通数落，有三分之二需要重写，馀下部分则重新组织。由於临近论文送审，时间紧迫，这大手术等於推倒原稿重做，更何况先生只给一周的修改时间，脑门顷刻就见了汗。临离开时，先生更是严肃地说道： “做学问不能凭小聪明，要踏踏实实做，来不得半点含糊。” 重压之下，闭关三日，这也算是我一生中经历的最长连续工作时间，两夜三天没有合眼。等最後一个句号落下，已是两眼发直，双手打颤。好在修改後的论文先生基本认同，顺利过关。
一个人的生活往往会受到各种变故而偏离设想中的轨迹，因果链的形成不仅仅取决於你的性格和所处的环境，更重要乃是它们之间的撞击。撞击有时是温性轻微的，有时却是激烈残酷的。八十年代末期是动荡不安的年代，它改变了很多人，信仰丶追求丶还有生存方式。那年，先生和我们已失去正常的联络，而我没有继续留在罗马而选择回国。当先生辗转数地到达沙漠中的城市图森时，我重回科大，但却因种种原因离开了学术界。经历了几年动荡不安的生活，已是疲乏不堪。我不断调整自己试图重返安逸的生活路线。1997年通过褚耀泉老师我开始涉足LAMOST望远镜相关的科学方面的研究，并逐渐找回久违的研究感觉。天体组的老师建议我和先生联系，能否到美国有更安定的科研环境热身。联络渠道是畅通的，没有太多的周折，先生很快帮我落实好到亚利桑那大学工作访问事宜，我也预订了1998年的11月到图森的航班，美国之行就此啓程。
到图森时已是傍晚，老远就见先生在机场行李领取处等我。最近一次在先生北京的家里见面，已是十多年前的一个大雨天。看上去先生没有太多的变化，衣着随意，已非我们习惯的正装，声音一如以往那样饱满，更添了几分平和。一声问候之後，先生看看我，微笑着说：“你比过去胖了”，我说：“先生您还是老样子，基本不变。”先生随後又道：“也长了。美国都是高热量的食物，盛産超级胖子，小心！”先生径直开车送我到之前帮我租下的棕榈树公寓，放下行李後看我已有几分倦意，步行到紧邻的麦当劳吃了份速食，随後回公寓从车上卸下带给我的日常生活用品。
第二天上午，先生就安排他来自台湾的学生李沃龙引导我熟悉学校的布局和路线。从棕榈树公寓到物理系是在可步行的范围内，大约十几分钟的路程。我的临时办公室就安排在先生的正对面。到系里时，先生过来给我一些文具，因上午有课，闲谈几句後就匆匆离开。下午到先生办公室询问研究课题的事，先生建议的第一项工作是利用小波空间的尺度-尺度相关统计去比较检验N体数值模拟样本和APM巡天样本。由於到图森前和先生已有一些交流，对开展工作的理论背景已有一些准备，上手还算迅速。只是初到两个星期，时差效应不时发作，常常昏昏欲睡，或多或少影响了一点进度。计算似乎没有太多的难度，但模型核对总和分析却耗费了相当多的精力和时间。先生对研究工作的紧迫感，以及对结论的谨慎和挑剔几乎快把我逼疯。一个很深的印象是，在这项工作中，我从各种样本生成了统计图前前後後不下几百幅。每次先生总是让我列印出来，并铺满他办公室的所有工作台面，然後和我一起逐张去分析比较。这是我在图森所完成的技术难度最低，但耗时最长的一项工作，从着手计算到撰稿投稿花了接近半年时间。但最好的收获是，我多年荒废的基本功已开始恢复，更多领悟了先生在物理上的直觉和工作方式， 同时我和先生的合作研究也经历了最佳的磨合。
图森的一年是奏鸣曲式的快板。之後的半年我和先生一同完成了两项研究工作，其一是关於Lyα吸收线森林的非高斯统计特徵和物质场的重构，另一项则是系统发展了基於离散小波分析的宇宙密度场的统计方法。在此期间，由於我的大多数计算，甚至包括200万个粒子的N体模拟，都是在我携带的笔记本电脑上完成，这个可怜的家夥几乎昼夜不停地超负荷运转，其工作密度已赶上一台超级伺服器。当我在图森的访问临近结束前不到一个月，我的笔记本电脑主板彻底烧毁，基本报废，无可奈何地结束其光荣使命。我颇爲沮丧，也向先生叫屈，先生倒是爽直“馀下的时间你就自己看看书，读读文献吧，放松放松”。到准备预订回国机票时，先生告诉我国内的LAMOST代表团要到图森的国家光学天文台（NOAO）来访问，都是熟悉的同行，先生说你再多留一些日子，等他们离开你再回国。先生对国内的同行，总是兴致很高， 特别对过去一同工作过的老朋友，更是乐於热情款待。既然先生已经开口，我也没有理由推脱，遂将返程推迟了半个月。由於我的租房协定也已接近期满，先生让我直接搬到他家里住。
先生总是在7点之前就早早赶到学校，晚6点以後才返回家里。 若非上课时间，办公室的门大多时间总是敞开的。即使你没有预约，先生似乎也不会太介意你的突然造访。 到中午时间， 房门会短暂地关闭。这时，先生会首先享用师母做的可口午餐，然後就地铺上被褥，做一个短暂的午休。尽管没有请勿打扰的提示，但对在先生身边熟悉他工作习惯的人来说，没有人会冒冒失失地叩开他办公室的门。先生早7至晚6的办公室时间在他到图森之後，几乎常年不变。直到爱子方哲车祸遭遇不幸之後，爲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安抚极度伤心的师母，在学校的工作时间才做了一定程度的缩减。
回国後的若干年，我和先生一直保持紧密并卓有成效的研究合作，和先生的联系更是频繁到几乎每天都有邮件来往。学术上的默契已使我们的合作走出一条流畅自然的轨迹。先生的每一个灵感只需轻轻点到，我均可以很快领会和实现，而我的每一个想法，在先生那里也总能得到雕琢和发挥。让我深感遗憾的是，近几年我的大多时间投入到推动国内的南极天文事业，和先生的互动交流和合作也受到相当程度的影响。相对我个人能力的优势方面，我在工程项目上投入不无浮躁的冲动，自己也常有莫名的不安。先生深知我的性格中的弱点，对我的学术方向转移有所保留，但他对国内时下的学术环境和氛围已有所耳闻，也充分尊重我的选择。直到在先生离世之後，师母才向我提到，先生对我关爱有加，在听说我退出南极项目并重拾我的老本行时，甚爲欣喜。想到先生对我学术的鼓励丶支援和期望，常有一种难於言表的歉意和内疚。
佩斯卡拉（Pescara）位於意大利中部，濒临亚德里亚海，是一座充满诗意的海滨度假城市，据说它的最终演变和定型和一位意大利诗人有关。从图森回国以後的每一个夏季，我几乎都会来到这里与先生和师母相聚。当然，还有更多先生至亲至密的昔日朋友和学生都会同期前来。选择此处的缘由，一是十多年前赴美签证的申请远非今日容易，到欧洲旅行则相对无需太多的周折；再者就是雷莫?鲁菲尼（Remo Ruffini）的刻意安排。早在上世纪70年代，他就多次访问中国，并和先生相识，开啓了中意天文学家之间持久的学术交流和合作。尽管80年代末因非学术原因夭折的利玛窦-徐光啓天体物理中心让Remo颇爲沮丧纠结，但他维系和中国天文界交流合作的愿望并未就此终结，尤其对先生的旧部更是情有独锺，甘愿提供这样一块风水宝地让已点燃的香火延续不断。
盛夏的Pescara骄阳似火，每当海风轻轻拂过，时而一阵温热，时而又一丝清凉。白天我们都会齐聚在Remo旗下的国际相对论天体物理中心，进行爲期一周的学术会议。虽说按规则这仅仅是一个规模不大的年度中意双边会议，但来自ICRA研究网路中的各国学者也常在好客的Remo邀请之列。每年的会议组织和日程安排，先生都会和Remo共同策划，甚至连会议的海报也常由先生亲自操刀设计。他还爲会议赋予一个充满诗意和想象的中文名字──“天问”。
ICRA是一座四层楼高完全由石料砌成的小楼，位於Pescara火车站广场的中央位置，正对一条道路笔直地通向海边。按最初的改造方案，完成後的建筑像是一座古堡，一座城中之城。不知因何原因，一直未能按原计划施工。在ICRA开张的很长时间，常驻的固定人员不多，往往只在暑期因举办各类学术活动，这里的人气才因陆续到达的访问者而得到提升。在我的数次访问期间，ICRA的整幢楼在大多时间几乎成爲我们独享的场所。工作讨论之馀，你尽可以在此无拘无束地说笑聊天，特别和先生久别重逢，所有的人都欣喜不已，一如节日般的热闹。
ICRA的顶楼配有一个简易的厨房。虽然意大利的美味佳肴在国际享有盛名，但对中国人而言，中式餐点似乎更具舌尖上的诱惑。随着我们的到来，这里的厨房功能也被极大地得到发挥。由於烹饪所需调味缺乏，厨具有限，可以施展的厨艺受到很大的制约，最方便上手的仅是简单的川味面条。但这丝毫不减大家的兴致，夏晓阳老师总是不可或缺的掌勺大厨。每逢此时，大家都异常兴奋，四溢的美味醇香更激起对往事生活点点滴滴的记忆。这岂止舌尖上的酸甜苦辣，是久违的浓浓乡情。
按中国“过九不过十”的传统习俗，我们衆多弟子策划在2005年中意会议期间爲先生庆贺七十华诞。那年，昔日的弟子陆续到了，亲近的朋友和家人也来了，其中还有先生的爱子方哲。我们提前预订了亚德里亚海边的一家中国餐馆，也订制了一个精致的蛋糕。
之前一天的下午，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夏晓阳老师比先生整小十岁，那年也是她的六十虚岁。对夏老师的生日，我们学生辈的并不知晓。下午会议中场休息的咖啡茶时间，先生悄悄地把我和高煜支到一边，叫我们快速去蛋糕店买一个生日蛋糕，先生则要在电脑上制作了一个简短的幻灯。之外，先生更是对现场程式一一做了交待。先生童心未泯，当时的神情犹如导演一出恶作剧般兴奋。当一切准备就绪，我们熄灭了会场所有的灯光。可以想象之後发生的一幕。当夏老师走入会场，微暗中感觉场面有些怪异，嘴里还不停嘀咕怎麽回事，这时大萤幕上闪亮跳出生日快乐的画面，我们全体站立，掌声响起。惊喜之馀，这温馨一刻让如入迷津的夏老师感动不已。
先生的生日晚宴更像是一场家庭式的私人聚会。没有华丽做作的贺辞，没有满目琳琅的礼物，在先生的心里，有最亲近的人围坐在身边就已足矣。而在我们眼里，岁月的磨砺没有改变先生往日的风采，声音还是那麽强劲，笑声依旧爽朗开怀。依稀记得先生五十生日的1986年初，先生正被中央书记处发难。天体组爲先生举办一个小型的生日晚会，也算爲先生送行，爲此还特别定做了一个大大的方形生日蛋糕（敏感时期，那天的生日晚会也被称爲“蛋糕事件”）。那晚，所有人都心事重重，先生脸上也难掩一脸愁云。晚会中我即兴表演一个模仿车站送别的哑剧，短暂的笑声之後竟是无言的沉默。今晚，或许如烟往事也在每个人心头飘过，但先生笑了，师母笑了，所有人都发自内心地开心大笑。
在意大利的时光是轻松惬意的。我们曾在亚奎拉的古老乡村做客，在失落的古城庞贝漫步，也曾重游风情万种的魅力小镇苏伦托，还有蓝宝石般晶莹的卡普里岛。在意大利的日子让人流连，但我们更寄托一个愿望，共同守候拨开云雾丶一轮太阳重新升起的日子，能够在故土爲先生举办一场八十寿辰的盛宴。
2012年的除夕夜，央视的联欢晚会搞得红红火火，但我总觉得闹腾，没有心情加入这全民狂欢。年夜饭後我一如往年独自钻进书房，看看书，上上网，听听音乐。开啓电脑萤幕後的流程总是习惯性地看看Skype上的远方在线好友。正巧，先生在线。我赶紧爲先生夫妇制作了一张新春祝福贺卡，不等细细修饰就通过E-mail给先生和师母送去。接近午夜，先生通过Skype回复 “Thanks for your card, see an article just for fun”，附送过来的就是先生刚刚完成的即兴短文“童年趣事：京剧大师程砚秋和我”。文中充满了童趣，机灵和智慧，恍然又穿越回到童年。我静静地读着，时不时开心地笑。不一会，我就和先生半黑色地调侃“按成绩优劣画线你紧贴一条线，‘反右’时你也紧贴一条线啊”。我和先生就此聊起国内某工程院院士对大爆炸宇宙学的批判，其中一个重要论点是不可能“无中生有”，这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相违背。先生听後大笑。是啊，连咱的道祖爷爷都认爲“天下万物生於有，有生於无”，这老院士真的是彻底唯物。当年那制造了多少人间悲剧的一道道红线，难道就不是无中生有！
方先生的这篇短文很快在当年科大的研究生圈内悄然无息地流传。随着正月十五的烟花爆竹消散，除夕夜的那份心境已经退去，更多读出的却是几分透着悲凉的思乡。老郭（继贤）算是道地的老北京，他发自内心地感慨到：
“想念方师！在咱们这帮同学中，我是见方师最早的。时间是1978年春天，永远记得听方先生的第一堂物理课……最近两年，快退休了，看了章诒和女士的《伶人往事》，喜欢上京剧了。爲退休生活做点准备，居然还有点儿进步，能唱马连良《借东风》了。看了方先生的文章，倍感亲切，京剧是北京的魂，方先生的儿时，那时北京的每个四合院里都能传出京胡声和皮黄吟唱……北京城毁了，北京魂也毁了。满城全是西洋建筑上戴个琉璃瓦帽子，要多丑有多丑！骑车在长安街上唱一个月，居然听不到一个好！方先生想京剧了，方先生想家了。即便诸位不喜欢京剧，也要听一听程砚秋先生的《锁麟囊》，体会一下方师想家的感觉……”
读着读着，我忍不住哭了，想必昔日的老哥老弟也都伤心地落泪了。唉，老郭呀老郭，你的京腔京韵怎就一点没变。三十年了，当年的一班兄弟如今两鬓都已落霜，先生却还在遥远的国度。故国何止在梦中，天地悠悠，这梦又何时能圆！
三月恰逢有一个“宇宙结构形成中的湍流（Turbulence in Cosmic Structure Formation）”会议在亚利桑那首府凤凰城召开，我和益鹏都已早早报名参加。按我的旅行计划，8日下午会议结束後，会合家声，即刻驾车奔赴图森看望先生。当我的行程和入住酒店地址在Skype上告知先生後，他显得非常兴奋，要我一到图森立即给他电话。
从凤凰城到图森近两小时的车程。等我们抵达Broadway上的Hilton酒店已是下午5点。当我办完入住手续後进入房间，不等放下行李，电话铃声戛然响起。让我倍感意外的是，竟是先生的电话追至宾馆，告诉我他即刻出发，不一会就可赶到。从我们落脚的酒店到先生家全程贯穿整个图森，距离并不是十分近，况且接近傍晚，天色也渐渐灰暗。我们颇有点担心，真不知先生的身体状况是否适合在夜间驾车。想到这，我开始焦躁起来。好在光景不长，先生和师母一同出现在我们面前。师生相逢自然少不了一番寒暄。然而，经历了山谷热造成的数次凶险，先生比过去消瘦很多，动作也明显缓慢。相逢不知是喜是悲，交织中不禁黯然神伤。
晚上我们在附近的中餐馆吃饭。席间，我们都不停劝说先生尽早考虑退休，从他的力不从心中似乎看出会有一些松动。然而，先生并不是一个能轻易说服的人，我们清楚地知道退休选项仍不在先生的现时计划之中。只要自我身体感觉良好，他最大的内心愉悦和满足仍是教教书，做做研究，这也是他一生最真挚的追求。不仅於此，先生还仔细询问我是否有合适的学生送到这里学习，我允诺回国後一定尽快安排。先生甚是兴奋，笑着说“我现在还有很多想法。国内不是要SCI吗，送来的学生只要不是太愚钝，基础尚可，我可以保证一年出两篇ApJ的文章。”先生的声音已没有我们熟悉的那样强劲，但气息中依旧透着坚毅和自信。
饭後，我们在酒店目送先生夫妇离去。惯例还是先生驾车，我们不无担忧地叮嘱先生一路小心慢开，但一个小小的插曲让我们平添一份不安。酒店前停车场的空间非常之大，倒车转向都相对容易。然而，当先生从停车位发动退出时，我们都屏神凝息关注，总感觉有一点不对劲。恰在此时，本该回转方向的车直挺挺地继续後退，直到和对面的汽车发生轻微的碰撞。对驾车敏感的人，那丝响声已足以触发你的听觉神经。然而此时，意想不到的是，先生几乎没有任何察觉，不管是金属的撞击声，还是我们轻声的惊叫。汽车继续按着出口的路线驶出，消失在远处的黑夜中。
先生驾车行进的速度不算慢，加速丶刹车丶线路均是棱角分明，先生似乎在暗示我们闭关数月，他的功力已基本恢复，无须担忧。我和益鹏，家声相互对视，没有言语，只有一声叹息。我们略带不安地快步走到这辆“幸运”的车前，借着酒店前厅透出的暗淡灯光，查看受损情况。所幸是直线碰撞，几乎没有擦痕，所留下淡淡的印迹我们用手轻轻地拂去。没有大城市的喧嚣，图森的夜晚很静，微凉的夜风拂过，清澈的天空没有一丝污染，但岁月留下的确是永远抹不去的痕迹。
相约第二天上午在先生的办公室见面，我们早早地驱车奔赴学校。 每次重回先生的办公室，即使相隔不太长的时间，都有一种久违的亲切。 先生的办公室一直保留原来的格局。摆放电脑的办公桌侧向对门，背後是几乎整面的书架。及闸同侧的墙上则是一块黑板，平行还放置一张宽大的工作台。一旦需要动笔推演，先生就会端坐这里铺开稿纸，大有在一片空旷之处搏杀的阵势。先生不仅在物理上有敏锐的直觉，在理论的推演上更具深厚的功底，再复杂的计算在先生手中往往都是一气呵成，很难找出破绽。
闲聊片刻，不巧先生上午还有电磁学课程，我们只好匆匆告辞。临离开前，我和益鹏分别和先生在办公桌前合影，同时相约中午在Gee’s Garden（朱家园）一起午餐。朱家园是先生最爲偏爱丶光顾最多的一家中餐馆。每逢朋友聚会，此处似乎已成爲必选之地。先生对食物其实并不十分挑剔，但更多选择此处的原因一是其中餐的特点是dim-sum， 也就是粤式早茶， 其风格颇爲接近国内，在美国的中餐馆中算是最优先偏向华人口味；另一背後的原因则是师母尤爲偏爱这家餐馆独有广东风味的凤爪。按我们的日程安排，下午我们要离开图森往盐湖城方向行进。相逢虽有说不完的话题，接近下午四点时分，我们不得不和先生和师母依依作别。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这次短暂的相聚竟成爲最後的诀别。
2012年3月18日，从美国回来不到三天，先生通过Skype传给我他当年和Brown大学舒其望教授提交给NSF的项目申请书，并询问我爲什麽发给我gmail邮箱的信件总是退回，并粘贴邮箱地址让我核实。我告诉先生错把gmail.com拼成gmail.cm。4月3日美国西部时间19:17分，先生在Skype上再次询问我邮箱地址有误，并把他发给我的电子邮件直接通过Skype粘贴给我，有关星系形成中冷流吸积模型的一些想法。当时我遗漏了先生的在线资讯，直到4月4日下午16:51分才注意到，当即回复先生“你又犯了上次同样的拼写错误”，先生回信“知道了”。我有点纳闷，这不应该呀，先生从来都是做事心细的人，怎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不可思议。4月5日上午7:12分，先生再次发Skype短信“我验证了你的邮箱，xxx@gmail.cm，还是不工作”，并同时发给我有关解释星系分布中双峰结构的湍流反馈机制的工作大纲。啊，这是怎麽了，“o”再次被遗漏。极爲蹊跷的是先生的短信当时并未及时送达，直到第二天上午。
2012年4月7日，星期六，北京时间上午11点，闪烁的Skype图示提醒我有新的资讯到来，是二十小时前发自先生的资讯。我没仔细关注发送时间，Skype上亮起的图示显示先生在线，我当即准备回复。与此同时，邮箱也提示我有新邮件到来，这是一封发自夏晓阳老师转发蔡峥的邮件，很长，第一句写到 “Prof. Fang passed away yesterday”。 只看了一行，有些诧异，莫不是我的英文理解出了问题，我正和先生在线聊天呢。似有一丝不安掠过，当即在Skype上询问夏老师，我怎麽收到一封奇怪的邮件，得到的回复竟然也是“方老师走了，在线的是李老师”；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邓老师正在和李老师通话，已经半个小时了”。我这才注意到看错了短信发送时间，急忙细细去读蔡峥的邮件。即刻间我彻底懵了，脑子里一片空白 ……. 。片刻我方才起身告诉太太“方老师走了”，声音微微颤抖。太太也感大出意外，无言以对，悄悄关上我书房的门。
这是漫长煎熬的一天，我双眼湿润，没有离开书房。
2012年4月12日，我再度登上赴美的班机，经洛杉矶转机後下午5时抵达离别不过一月的图森。一下飞机，恍然坠入迷雾之中，待远处轮廓尽现，顿百感交集，千般滋味涌上心头。傍晚时分，沃龙从台湾过来，我们在酒店相遇。酒店就在机场的步行距离内，没有太多的客人。夜晚出奇的静，酒店的餐厅灯光暗淡，除一位酒吧的侍者，空无一人。我和沃龙在吧台各喝了一大杯黑啤，很苦！
2012年4月13日上午，我和沃龙驱车去先生家。树军已从达拉斯飞来，和方克已在客厅等候。师母坐在先生的书桌前，我禁不住上前跪倒抱住师母，泪水止不住流淌。师母显得异常憔悴，泣述先生离世前的一幕。一切都是来得那麽突然，没有人可以接受这突来的变故。
书桌上是先生多年使用的一台笔记本电脑，一副眼镜，还有走时手上攥着的两件文稿，一是雷莫给先生的参加斯德哥尔摩格罗斯曼会议的邀请信，还有一份有关湍流统计的参考文献“Statistical Tools of Interstellar Turbulence: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Numerics and Observations”。先生离世前，正和他的好友雷莫Skype通话，讨论夏日的瑞典之行。而在一阵剧烈的咳嗽之後，生命就此戛然而止，上天竟如此不公！
下午重回先生物理系的办公室，房门紧闭，只能联系系里的秘书打开。我们缓缓进入，静静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书桌上最先吸引我目光的是，我当年的基金申请材料放置在文献的最上方。先生曾细细阅读了我的项目材料，而Skype上最後发给我的短信恰是与此相关的一项工作大纲。书桌侧前方的角落是卷成一团的被褥。最让所有人惊讶的是，满黑板的公式中竟奇异地埋着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文字“But fire burned beneath the ashes”。似是先生的笔迹，又非完全相近。衆人百思不得其解，四处询问，无人知晓何时何人何故所爲，这难道是冥冥之中的某种暗示。
先生的葬礼定在次日举行。当夜图森突起大风，温度骤降，雨丝淅淅沥沥漫天飘落。
一年悄然无声地过去，先生已长眠於遥远的沙漠绿洲之中。他没有孤独，陪伴他的有他挚爱的母亲和哲儿；他不会失望，他执着一生的梦想绝不会破碎於广袤的太空，它已深深根植於故国的土壤里，艰难地破土发芽。
“春秋亭外风雨暴，何处悲声破寂寥……” 这京罗敲破了夜，也敲落满树的梨花。冰冷的午夜，窗外细雨霏霏，星光不再灿烂，迷失在黑夜中的城市已是一片苍茫。我点上了一炷蜡烛，双手合十，对着遥远的天际默默地爲先生祈祷，魂兮归来！
来源：《方励之纪念文集·科学卷》2014年4月明镜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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