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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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瞬间】特刊
《我们心中的科大》--建校60周年庆
科大的大胆改革
阮耀钟（5802）
教授治校在科大
管惟炎先生在苏联留过学，思想比较开放。也许出国留学回来的人，思想都比较开放，因为他们会横向比较。改革开放后，管先生在担任物理所所长期间，进行了不少大胆的改革，北京科技报曾以《渠道疏通水换活──物理所改革见闻》为题报道物理所的改革。
管先生到科大任校长不久，提名方励之任科大第一副校长，二位校长一起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科大实行的第一项改革，是废除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变成校长负责制。
1985年5月27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学校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有条件的学校要设立由校长主持的、人数不多的、有威信的校务委员会，作为审议机构。”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工厂要逐渐改为厂长负责制。根据以上二个文件的精神，管先生决定实行校长负责制，报到科学院、安徽省、教育部。安徽省委和科学院都明文同意了，但是教育部何东昌不同意。管校长知道教育部蒋南翔、何东昌一贯打压科大，所以管校长也不管何那一套，继续实行校长负责制。也许这下得罪了教育部蒋南翔、何东昌等人。但是管校长和方校长在科大实行校长负责制，完全是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精神进行的改革，决无削弱党的领导之意！
校长负责制对当时科大学校领导层来讲实际上关系不大，因为管校长本人又兼科大党委代理书记(当时科大没有党委书记)，本来党政就是他一个人，左手换右手而已。但是对每个系，原来是党总支委员会领导下的系主任负责制，改成系主任负责制，就有实质意义了。因为科大以前的系主任多是科学院研究所的所长兼任的，实权都在总支书记手中，实行系主任负责制，把总支书记的权削弱了。第二，原来每个系的总支书记都是由学校任命的。管校长提出，按照党章，党员都是平等的，总支书记由党员选，选上谁就是谁。第三条是，不设专职的党政干部。譬如说你是实验员选上了担任总支书记，但是你还是做实验员的工作，不脱产。对于管校长提出的这些改革，深受我们教师的欢迎。至今科大还是实行系主任负责制，总支书记的权远远没有以前那样大了。
实行校长负责制和系主任负责制，实际上是实行教授治校。教授治校自从1957年之后一直是遭批判的，至今我们还是强调党的领导，管校长与方校长当年把“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改为“校长负责制”，实行教授治校，这要有何等的勇气！但是教授治校在管、方二位校长任职其间切切实实地在科大实行了。当年科大有以教授为主的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和职称评定委员会，这些都不是听命于党委和校长的花瓶，而是有实在的权力的。科大实行的系主任负责制保障了系一级的独立、防止了校一级的权力的过份干预。科大实行校务公开化，校长办公会议对外公开，教职员可以去旁听。
连当年科大的工会和教职工代表大会，也都是化学系的马兴孝教授负责，不是花瓶，有监督校领导的实权，科大当年的教职工代表大会全国罕见。科大每年召开一次教职工代表大会。我参加过几次教职工代表大会，教职工代表大会的代表由各系民主选举，校教职工代表大会是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每年校长要向校教职工代表大会作“工作报告”，并经代表们审议。教代会有一个节目特别引人注目，叫“质询会”，显示了监督校领导的实权，成为当年科大的一道风景线。那时教代会，通常按排在下午，学校各级领导，包括管校长、方校长都必须到会。教代会代表可以面对面质询包括校长在内的各级领导，被质询的领导必须在会上当面回答问题，是整个教代会上最引人注目，最受欢迎的节目。
学生自治在科大管、方二位校长在科大实行的第三项改革是学生自治。反右前高校没有学生指导员，学生指导员的发明权属清华蒋南翔，胡锦涛的第一个职业即为学生指导员。反右后大学增设学生指导员，显然是为了加强对学生的管理。科大以前也有学生指导员。但自从管、方二位任校长后，便取消了学生指导员，实行学生自治。取消学生指导员可以说是管、方二位校长的创新之举。用方校长的话说：“对学生的管理也是贯彻一种自由精神，学生办小报多得很。我们倡导四个原则： ‘要创造、要自由、要民主、要发展。’口号跟‘四个坚持’ 完全不一样。我们认为在学校里，自由应该是第一位的。在欧洲历史上教皇专权的时候，大学里还是可以研究神学的，可以批判、可以争论。中国大学里也不应该有统一的意识形态。”
当年科大学生提出来，学生是不是可以自己办报纸，管、方二位校长欣然同意，并且允许学生集会结社及言论自由。而且如果要刻蜡板、铅印，学校答应可以为学生提供条件，可以补助经费、纸张，科大最多的时候出现五十几种小报。多年后，有科大学生怀着感激的心情说：“方老师真正帮助我们大家的是：他领导下的科大给了学生相当大的活动自由度和良好的政治环境，这使得本来就具备相当良好基础的科大人能够自己通过参加广泛社团活动，包括参加当时相当民主开明的学生会和团委活动得到锻炼和升华。”
二位校长在科大推行校长负责制和系主任负责制，实行教授治校；科大民主办学享誉全国；取消政治指导员，实行学生自治等等。二位校长在科大实行的一系列改革，深得民心，尤其是深受我们教师的欢迎。管、方二位校长是高校改革的先行者。
遗憾的是二位校长在科大任职时间太短了，只有二年多时间，不过科大这二年多的教育改革是相当成功的！但是到 1987年一号文件下达后，科大的教育改革也终止了，令人遗憾。
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五日，蔡元培在他的《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里，提出中国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回想当年管、方二位校长在科大的改革正是按蔡元培的三项基本原则改的，相当成功。
过去我党提出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要“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等等，其实是意识形态干预教育。我记得我念中学时，生物课学的全是苏联的米丘林学说，而摩尔根的遗传学说是遭批判的。现已证明摩尔根的遗传学说是正确的，今天连人的遗传基因也搞清楚了。这可以说是意识形态干预教育的典型例子。至今中国的高等教育独立自主的问题仍未解决，没有改变大学在实质上依然是教育“行政部门”一个下属机构的性质。大学教育行政化，选择谁当科大的校长，科大的教授、老师毫无发言权，完全是上面任命的，无论你把学校办得多好，多么成功，多么受到广大师生的拥护，如果得不到上面的认可，全是常数的微商，大学校长说撤就撤，说免就免。大学毫无独立自主可言，1987年科大就是如此。1948年2月6日，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社论中有一段话：“大中学校长成为委任职的官员，是极坏的制度。大学校长更应是极荣誉的职位，只有教授与学生的公意才能决定其去留。”可是我们至今仍在坚持这种“极坏的制度”。
有人感叹“世上已无蔡元培”，一个世纪以前的蔡元培很多人都知道。然而，30多年前，中国有过两个在历史上和蔡元培相比决不逊色的教育家——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管惟炎和副校长方励之，却鲜为人知。因为他们的名字被掩盖得严严实实。
民主办学在科大
1984年秋天，管惟炎、方励之等五名教授组成了科大新的领导班子。这些饱经忧患的科学、教育专家广开言路，从善如流，开展了“分权制衡，校政公开，言者有功，共荣共生”为特征的民主办学改革。
他们认为，失言往往是嘉言的先导，明确提出“言者有功”、“保护失言者”，鼓励广大师生员工畅所欲言，以主人翁的姿态对学校和国家的各种事务发表意见，把自己的智慧贡献出来。学校的各种事务，谁有意见都可以大声地说。谁想作学术报告和开学术研讨会，用不着领导批准，只需自贴海报一张。作为学校的公共平台，校刊广泛地刊登各种言论，包括那些看上去有些“离经叛道”的逆耳之言。据统计，其中批评与建议一类的稿件约占八分之一。
为了避免“让司令员去做排长的事”，让广大师生真正享有参与校政管理的权利，他们探索了多种横向分权和纵向分权的路子。学校建立以教授为主体的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教师技术职务评定委员会。对于全校科研项目审定、科研经费分配、学生学位授予、教师技术职务评定等，这些委员会都有充分的发言权。不同的校领导和委员会，各有各的权力，各司其职，各行其权，相互制约，有条不紊。学校还建立了系主任负责制。系主任有权提名任免系副主任及以下的干部；有权确定初级技术职务，并推荐授予中、高级技术职务的人员名单；有权支配本系的教学、行政经费和国家投资的重点学科实验室建设项目经费等等……
学校实行校务活动公开化。开校长办公会议，教职工可以去旁听。一年举行一次教职工代表大会，由校领导向教职工报告当年工作，并公开今后若干年全校大政方针。教职工还会在会议期间提交数以百计的咨询校政的提案，校领导必须对此作出回答。而学生代表大会则是同学们了解校政、校领导征求民意的又一条渠道。对于学生们关心的各种问题，学校的有关领导必须给予解答；对于学生们的建设性意见，有关部门还被要求在一周之内把采纳情况直接反馈回去。除此之外，校领导及其他有关部门的领导还参加群众自发组织的青年教师俱乐部和中老年教师俱乐部，在那儿作为普通一员和大家平等交流。民主经常会导致不同的意见，在充分地试验之前，它们往往优劣难辨。怎么办？中科大并不要求大家统一到某一种认识中去，而是容忍异已、容忍不同意见，让不同意见兼容共进。
这些举措是符合中央简政放权、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的教育体制改革精神的，在短短的一两年时间内，就使得科大形成了锐意探究、纵智论争的风气，即便是年轻的本科生、研究生、助教，也无不意气风发，雄辩滔滔，独立意识、民主意识极强，进而令中科大科研成果叠出，成为了学术自由的“乐土”、全国最有活力的高校之一。1986年10月～11 月，《人民日报》连发五篇“民主办学在中国科技大学”，并配发编者点评(见附件)，给予报道称赞，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科大一时名满天下，“一时间洛阳纸贵，轰动全国。”【1】但是，却也遭到何东昌的臭骂：“怎么不表扬清华，表扬科大？”【2】何东昌是当时的教育部长，出身清华，科大是何东昌的眼中钉、肉中刺。科大实行校长负责制的报告，同时上报科学院、安徽省和教育部。科学院和安徽省都同意了，就是教育部不批。
1958年创办科大，对清华是个“威胁”，时任清华校长的蒋南翔就曾多次提出砍掉科大。因为当年有郭沫若和科学院作科大后盾，蒋南翔砍不动。1987年，何东昌就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之由，撤了管惟炎、方励之的科大校长和第一副校长职务，乘机把科大打翻在地，为清华出了口气，让清华稳居科大之前。
科大食堂的改革
管先生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任校长，但他的太太仍留在北京，所以管校长在合肥是单身。那时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第一副校长方励之的太太也在北京，方励之在合肥也是单身。管校长和方校长都在学生食堂吃饭，每天两位校长拿着饭盒在学生食堂与学生一起排队买饭。他们买了饭，端个饭盒，一边吃饭，一边与学生聊天。这在中国高校中是独一无二的风景，现在回忆当年这般风景，真是太美了！这样的风景是科大独一无二的。
刘祖平教授是这样描述他第一次见到管先生的情景：“记得第一次见到这位校领导是在学生食堂，他买了一份饭菜，边吃边和同桌的学生聊天，回答学生提的问题，也谈一点看法，很亲切，很随便。看我是一个人在食堂就餐，管先生顺口问了几句我的情况，对我在美国的感受颇有兴趣。那时科大的食堂以率先改革、引进竞争、允许选择、价廉物美享誉全国高校，外校来客每每赞不绝口。恰值我国大学生追求民主的思潮初露萌芽，因食堂或其他生活问题管理不善引发高校学潮的事时有耳闻，科大的领导却完全不必为此操心。校长本人天天与学生一样拿着饭票和饭盒挨个食堂转，这个事实提供了问题的答案。”【3】
啸宙兄在我的“怀念管惟炎校长(二)——又红又专的典型”中留言：“大概是86、87年，我去合肥母校参加同步辐射实验室的一个会，在学校食堂打了饭与管先生坐在一起吃饭，管先生知道我原来也是物理所的，很高兴同我聊天，聊什么记不得了，但管先生的形象我一直记着，很怀念他。” 肯定是86年，因为87年1月份，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管校长被迫离开科大，从此，再也找不到一位大学校长在食堂与学生共餐了。“但管先生的形象我一直记着，很怀念他。”我写这些文章也完全是为了表达我的怀念之情。
正如刘祖平教授所说，当时科大食堂“价廉物美享誉全国高校”，一点都不夸张。科大食堂之所以办得这么好，一方面与当时管先生和方校长天天与学生一起拿着饭票和饭盒在食堂用餐有关。本来学校安排给管先生等校领导开小灶，被拒，管先生坚持在食堂与学生一起用餐，小灶只用来接待外宾。仅从这件小事，亦可见管先生在生活上是何等简朴！
当年科大食堂之所以办得这么好，另一个原因甚至是更重要的原因，是管先生到科大后对科大食堂实行了改革。管先生刚到科大上任不久，还住在专家楼，还没有搬到他的宿舍。关于住房问题，我再多说几句。管先生到科大后，学校给管先生安排了五间一套的房子，但管先生说，我不需要那么多房子，空着也没用，就改成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一直住到离开科大。现在这样清廉的校长哪里去找？
管校长刚来科大，学校曾发生了一次小小的食堂风波。因为学校食堂的卫生与口味问题，科大学生发起了罢吃活动，部分学生到校领导部门反映情况，甚至直接到管校长暂住的专家楼反映情况。827地球化学专业黄宪安校友回忆说：
“一天我在四食堂用餐，突然一位老师笑眯眯静悄悄在我们身旁坐下来。他饶有兴致地旁听我们聊，并没插话。有的同学将话题转入食堂，甚至挑战校长，他还是静静地聆听，从头到尾脸上都端着笑容，没一点责备我们的意思。听完，他又端着笑容到别桌去了。亊后我们才知道，他是管校长。” 校长驾到，竟没有一点架子。整个过程中，校长没有说教，没有假设前提，就是静静地听，脸上始终端着笑容。要是一般的校长，食堂这种小亊，会安排手下的人去调查处理，何必校长亲自出马。而管校长却亲自深入食堂，听取学生的意见，这样的校长少有！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了解情况后，能提出解决办法，对食堂进行切实有效的改革。在管校长来科大前，校领导也没少抓食堂，师生总有不少意见，后来只好用众口难调来解释。
科大有六个食堂，六个食堂的饭菜票不能通用，因为那时吃饭还要粮票，所以分为饭票和菜票。管校长用了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六个食堂的饭菜票通用，对科大的食堂进行改革。引入了竞争机制，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好像农村一实行包产到户，粮食问题立马解决一样，真是立竿见影。
食堂改革前的饭票和菜票（790冯珑珑提供）
为什么计划经济干不过市场经济，也是因为市场经济引入了竞争机制。我认为，其它方面也一样，如果是垄断，没有竞争，必然缺乏活力。我们不能垄断舆论，垄断真理，垄断权力，应该多一点自由，多一点竞争。
张维迎教授强调指出：“我今天要特别讲到一个垄断，我们必须反，这就是思想的垄断，也就是有一种思想要主导一切，要统治一切，使我们没有办法去跟它竞争，没有办法提出跟它不一样的思想。我认为这种思想的垄断对人类的损害是灾难性的，因为它阻碍了新的思想的出现，也就是阻碍了人类文明、人类进步的星火。”
管校长在科大实行的改革，如校长负责制、学生自治、民主办学等等都退回到原点，唯独食堂改革，饭票各食堂通用，至今未变。所以今日科大的食堂仍享誉全国高校！
怀念科大的鼎盛时期
管惟炎任校长，方励之任第一副校长的八十年代中后期，是科大最民主、最自由的时期，是科大的鼎盛时期，也是我这辈子心情最舒畅的时期。我永远怀念那个时期！
管校长到科大后，科大以“二次创业”为口号，上下一致，师生互勉，团结图强，在高校中独树一帜；教学质量誉满中外；科大的新生入学分数线远远领先其它高校，当年科大的录取分数线比清华、北大都高二、三十分，常见一班四状元，那时的科大真牛！ 1977─1994年科大连续18年保持本科生源全国第一；从 1979 年至 1989 年举办的中美联合招收物理学研究生（CUSPEA）考试中，科大在全国高校中一直遥遥领先；历年全国四级、六级英语考试，科大总体成绩稳居全国第一；……
管校长任科大校长期间是科大的鼎盛时期，也是科大学风最好的时期之一。当年科大学生学风之好全国闻名。我女儿是科大86级学生，她对我讲，她进了科大之后，看到同学们都仍然像高考前一样用功。有一天晚上，她在教二楼自习，中间突然停电，同学们又喊又叫地下楼。中途突然又来电了，人潮马上反向往回流动，三分钟之后，整座大楼便已鸦雀无声，同学们感慨地说：“科技大学真可怕！科技大学真可怕！” 那几年是科大学风最好的年代。
科大办得如此之好，我决不是黄婆卖瓜，自卖自夸。须知，科大刚刚经历过从北京下迁合肥的致命打击，大伤元气。先说师资队伍，1977年底，科大全校只有8位教授，10位副教授。直到1982年科大物理系还沒有一位教授，后来过了好几年，物理系才开始有教授，当年就靠我们这些年轻人顽强拼搏。再讲讲科大当年在合肥的办学条件，科大在北京时有24万平方米的房子，而合肥师范学院只有6万平方米房子，并且合肥师范学院原是文科学校，电、水、煤气等条件远远不能满足科大的需要。科大到合肥后盖的第一幢楼是化学楼，但盖化学楼的砖还要靠方励之他们去烧，这在世界教育史上破天荒、绝无仅有！仅从这二点，大家就可以理解，当年科大在合肥办学是何等地困难！管、方二位校长当年能把科大办得如此出色，应该说是创造了奇迹！当时连北大和浙大的校长都觉得不可思议。
参考文献
[一] “民主办学在科大”的由来
附件：
分权制衡──民主办学在中国科技大学（之一）
人民日报记者 鹿舫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采访，处处呼吸到民主的空气。临别，我同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该校第一副校长方励之教授有一段对话：
“科大的民主办学，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哪些？”
“四句话：分权制衡，校政公开，言者有功，共荣共生。”
在科大，不分资历皆可发表自己的见解，不同学派也能同台唱戏相互切磋。初次采访的人总是问：为什么这里成了学术自由的“乐土”？方励之说：学术自由源于政治民主，而政治民主又得益于分权制衡──权力合理划分，互相制约平衡。
1984年秋，由于中组部、原教育部、中国科学院和安徽省委精心指导，科大产生了由五名教授为主组成的校的领导班子。这些饱经“反右”扩大化、“反右倾”、“文革”等重重忧患，长期活跃在教学、科研第一线同广大教职员工息息相关的有识之士，痛感权力过分集中是滋生许多弊端的病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校长管惟炎教授说：“政治权力的垄断往往走向腐化，权力一旦集中到个别人手里，就意味着人民民主权利的丧失。”近两年来，他们一直在探索横向分权和纵向分权的路子。
建立以教授为主体的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教师技术职务评定委员会，是科大实行横向分权的重要途径。这些委员会对全校科研项目的审定、科研经费的分配、各种学位的评授、教师技术职务的评定，都有充分的发言权。副校长龚升教授对记者说：我们是各有各的权力，各司其职，各行其权，相互制约，有条不紊。说谁个人有权就有一切，在科大是行不通的。比方，我们同日本东京大学签有协议，每年都要互派科研人员。在校领导中我分管这项工作，但我个人却不能指定谁去东京大学，上什么项目。我们是先让各系给校学术委员会“讲演”，说明要上什么项目，为什么要上这个项目，怎么上，再由校学术委员会无记名投票表决。我对投票结果虽有否决权，但行使否决权又必须有能公开说服人们的充足理由。正是这样做，保证了教师出国搞科研和进修工作的顺利进行。
建立系主任责任制，是科大实行纵向分权的重要途径。近代化学系常务副主任俞书勤副教授告诉记者：在高等院校，权力不能过分集中在校一级而捆住系一级的手脚。各级都有一个放权问题。科大的系主任有权提名任免系副主任和任免系副主任以下的干部；有权聘用校内外人员，下达工作任务和决定本系人员的内部调动，并将不适合工作要求的人员提请学校另行分配工作；有权确定初级技术职务，并推荐授予高中级技术职务的人员名单；有权为本单位成绩优异、贡献突出的教职工申请晋级和增加工资等级；有权决定本系的教学计划、研究生培养方案；有权支配本系包干的教学、行政经费和国家投资的重点学科实验室建设项目经费；有权支配对外协作科研收益所得的发展基金和本系的集体福利基金；有权从本系创收所得的经费中提取一定比例的经费用作奖金、酬金，并决定奖金分配方案；有权提名推荐本单位人员参加国际会议、出国考察和进修。
长期以来，我们有些同志认为一个地区或部门的一切问题，他都可以拍板，而不懂得上级虽然可以否决下级的决策，但不能代替下级决策；一说加强领导，就出现“司令员做排长的事”。科大纵向分权的情景，也许能促进我们思考如何改变这种现象。
[编余短论]
为民主建设添砖加瓦
叶伴
中国科技大学实行民主办学、民主治校，有一些新做法，本报将陆续介绍。读了开篇，也许有人会提问：在大学里搞“分权制衡”，有没有搬用西方资产阶级一套的嫌疑？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来学习一下《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其中明确提出：“高度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之一，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体现。”中国科大的做法，符合中央关于“切实推进整个社会生活民主化”的方向，符合宪法关于实行学术自由的原则，并不是什么“旁门左道”，应无歧义。至于在具体做法上，是不是某一两点与西方某些大学相类似，也不必避嫌。欧洲从文艺复兴开始，大学的管理就有民主的传统。对于人家的管理经验，也不妨实行“拿来主义”，结合我们的国情，用作民主建设的砖瓦。
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是一项伟大而复杂的事业。在这项事业中，需要在中央正确方针指导下的创造，需要开拓，需要从每个基层单位一点一滴的改革做起，坐等上面统一规定不是好办法，而应当象中国科大那样，主动添砖加瓦。
原载：1986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第三版
校政公开──民主办学在中国科技大学（之二）
人民日报记者 鹿舫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有许多新鲜事令人振奋：开校长办公会议，教职工可以去旁听。搞新校区工程规划，师生们可以在草图上添进自认为理想的一笔。教学、科研设备大多是国内外八十年代第一流的，而党政机关的办公楼还是五十年代盖的，全校没有一部高级进口小汽车……来参观访问的人称赞科大校领导开明，而科大的同志却说：“再开明的领导，要是没有制度保证，也可能走向反面。”的确，记者在这里看到的新鲜事，无不直接或间接同民主办学的标志之一──校政公开有关系。
第一副校长方励之教授说得好：既然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确立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地位，既然我们共产党人信奉唯物史观并要打破“君贵民贱”、“上智下愚”、“为圣者隐”等封建观念，那么实行校务活动公开化，主张教职工对校政有了解权、参与权、监督权，就是应有之义。公开是前提，公开了，大家知政，才能参政，也才能监督。
科大一年一度的教职工代表大会，是校领导向教职工报告当年工作，并公开今后若干年全校大政方针的第一条渠道，也是教职工参与学校决策和对校领导实行民主监督的主要形式。去年7 月召开的首届教职工代表大会，一共征集到四百多份咨询校政的提案。为使广大教职工了解本校如何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五十七岁的校长管惟炎在历时两天的会议上，先后七次上台回答代表的提问，尽管他已经腰酸腿痛，但心里甜丝丝的。连续召开了十一次的学生代表大会，是同学们了解校政、校领导征求民意的又一条渠道。记者与学生会干部黎彦修、肖强等同学座谈后得知：在最近一届学代会上，围绕必修课与选修课的比例、学分制等问题，校长、党委书记、教务长、总务长既向同学们一一说明想法与做法，又认真听取同学们的建设性意见。管惟炎还要求有关部门把如何采纳学生建议的信息，在一周之内直接反馈到学生中去。
近年来由群众自发组织的青年教师俱乐部、中老年教师俱乐部是科大实行校政公开的第三条渠道，人们称之为“民间渠道”。记者在采访近代化学系孙繁熬副教授时了解到，有三百多名教授、讲师自愿参加的中老年教师俱乐部每两周聚会一次。管惟炎、方励之、龚升等校领导在俱乐部里，也只是普通会员而不是校长。音乐声中，品茶之余，他们无拘无束地向其他会员说其欢乐，谈其苦恼。由于他们的喜忧往往同校政相关联，其他会员也就自然而然地了解到一些校务活动并随之参谋一番……
校政公开起码有两大好处：
其一，有助于弥补校领导个人才智和经验的不足。
管惟炎说：“改革把象我这样的几个书生推上了科大的领导岗位。我们对教育理论并不精到，也缺乏管理高校的经验。”更何况当今世界面临着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大学校长需要决策的问题，是任何个别能人单凭一己智慧和经验难以应付的。而一旦校政公开，就能发挥全体教工、学生的群体效应，以弥补校长、书记的个体缺陷。
其二，有助于克服调节过程的非连续性。
和记者一起在科大采访的安徽省委宣传部干部王杰说：当我们冷静分析“文革”的社会历史原因，那就会发现中国社会调节机制的弱点之一──不是经常不断地调节，而是等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调节。而校政公开能使科大决策层及时得到并依据反馈信息，经常不断地制止大的失误。在校领导中，方励之分管财务。他不当那种谁买把螺丝刀也得找他批条子的“财政大臣”。今年初他先向大家说明全校本年度共有多少钱，让各系提自己预算、各教研组提本课题可行性研究报告，再由校长办公会议、校学术委员会讨论，然后按审议结果一次把全年经费分到各系、各科研。财务彻底公开，经费一次分配，一可防止花钱不当，二可减少报销手续，三可避免各单位私下报怨别人占用了他的资金，但也带来一个麻烦──几乎每个科研组都要派人外出购买器材。在今年 9 月 29 日的中老年教师俱乐部聚会上，方励之了解到教师们跑器材的难处。10 月 9 日，他便召集各试验室负责人商议。大家说：可否对一年经费一次分配到各系、各科研组的决策做一点修正，全校统筹解决各单位急需的器材？
[编余短论]
对“主人”不保密
叶伴
中国科技大学开校长办公会议，教职工可以进去旁听。在某些同志眼里，可能会充满惊讶疑惑：这是不是违反组织原则？会不会泄密？
在革命战争年代，召开军事会议当然不能随便往里闯，但那时也实行了种种军事民主的办法。真正把决策会议搞得神秘而又神秘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那时开会常常议“敌情”，分析“阶级斗争新动向”，布置整谁斗谁，当然天机不可外泄，嘴上说相信群众，其实是处处防范群众的。现在工作中心是搞建设，尤其是象大学这样的文教单位，召开校长办公会议无非是商量怎样办好学校，对学校的主人──师生员工，有什么值得保密的呢？
如今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要当家作主就得了解各种情况。党中央倡导决策民主化科学化，不了解情况也就无从出谋献策。这就要改变一些传统的观念和做法。本报介绍中国科大校政公开的具体做法，并非意在普遍推广，但这确是一种很启发人的尝试。当然，讨论干部人事问题，涉及国家机密的问题，该保密还要遵守保密纪律，是不待言的。
原载：1986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第三版。
言无禁忌──民主办学在中国科技大学（之三）
从“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到“言者有功，闻者受益”，这是对民主化认识的一个飞跃。还有谁比致力于科学者更懂得为什么要破除言禁，以造成言者有功的局面？科大的师生说：科学的发展，不仅需要“外在的自由”──人们不会因为发表意见而遭受损害，而且需要“内心的自由”──思想上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的束缚。如果我们相互告诫“祸从口出”，力避“以言获罪”，那还怎么为中国科技现代化作贡献呢？
科大科研处长余翔林的小本本上写着：1978至1985年，全校共完成并通过鉴定的主要科研成果达二百四十一项。其中，获国家发明奖一项、自然科学奖三项，获中国科学院和国家各部委科技成果奖一百一十八项……才思泉涌与言路大开紧密相联。今天在科大，不论是国事、校事，谁有意见都可以尽情地说，大声地“吵”。谁想作学术报告和开学术研讨会，用不着校领导批准，只用自贴海报一张。倘若科大的师生象“文革”中那样被逼得“三缄其口”，何谈科研成果灿烂！
也许因为这里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吧，据副校长辛厚文教授介绍：全校已派出九百多名师生赴十八个国家进修、讲学、短期访问、合作研究以及攻读博士学位，已有二百名师生学成回校，其中三分之一成了校系领导成员。科大目前与美国、日本、英国、法国等许多著名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近三年来，平均每年有二百多名外籍专家来校访问、讲学和开展合作研究。著名美籍华人学者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以及今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李远哲等，均是科大名誉教授。显然，党的对外开放政策已经使科大初步形成开放系统。它不可能在封闭中发展，而只能通过不断地与外界交流才能前进。如果说封闭系统要靠“一言堂”来维持的话，那么开放系统则是须臾也离不开“群言堂”的。科大为什么能够出现言无禁忌的气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
那么科大是怎样破除言禁的呢？可否表述为：校领导开一种新风──言者受到尊重，失言不受追究；师生们奔一个目标── 有民主政治之意识，无仰人鼻息之忧患。
应用化学系教授温元凯上书中央，力陈科技教育体制改革。校领导全力支持，任命他担任系主任。对敢于直言的同志，即使说话“走火”，校党委也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副书记王学保说：谁能要求一个自然科学家连发发牢骚也得精心选择政治上安全的字眼！
两年的校长担子挑下来，管惟炎教授迸发出这样的心声：多一种由深刻思维构成的观点，不论其本身还存在多少不足，只要说出来，学校决策层的活动空间就大一分，可供选择的途径就多一条。去年春，近代物理系学生李垣辰说：科大要是继续强调培养科研人才，必将日益失去对青年学生的吸引力。──这对于有 “科学家摇篮”之誉的科大来说，似乎是一种“离经叛道”，但校刊却全文发表了他的谈话。如今，当人们谈到科大将适当培养一点政府工作人员时，仍不能不念叨李垣辰那篇虽不甚严谨，但却为有关方面提供了思想营养的谈话。和记者一起在科大采访的安徽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王传寿扼腕叹息：“反右”一扩大化，许多人就不愿说话了，无数好主张深埋腹中自生自灭，这是多大的智力浪费啊！如果我们今天不明确提出“保护失言者”，也难免还有人以“一辈子不写文章、不亮观点”为信条。当然，我们是着眼于失言往往是嘉言的先导而保护之，而不等于不要批评与自我批评。
科大师生由衷称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人们带来了精神上的解放、观念上的更新。他们说：新中国诞生给了我们不再仰人鼻息的主人地位，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了我们锐意探究、纵智论争的勇气。即使是年轻的本科生、研究生、助教，也无不意气风发、雄辩滔滔，以主人翁的姿态对国事、校事发表意见的民主意识极强。校领导设意见箱和校长接待日，以听取教职员工意见。师生们不认为这是“清官”对小民的“恩赐”，而认为校领导如不全心全意为广大师生服务，就将被抛弃。自1984 年秋以来，校刊上批评与建议一类的稿件约占八分之一。师生们不认为这是管惟炎、方励之等“从谏如流”，而认为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参差必然导致舆论的不一律，运用舆论的力量监督校领导行之有效而且理所应当。
[编余短论]
培养民主意识
叶伴
谁想做学术报告，用不着领导批准，只消自贴一张海报；谁对校领导有意见，用不着背地议论，可以争取发表在校刊上。这些做法，不是海外奇谈，而是中国科技大学校园里的现实。
也许有人认为，这是科大的领导开明。其实，言论自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公民民主权利，而不是谁的恩赐。只是因为有一个时期，党内和党外的民主生活都不那么正常，一些单位的领导脑子里不大有宪法的概念，搞惯了“一言堂”，这才使得开放言禁的做法变得新奇起来。搞“一言堂”，不民主的领导固然要负主要责任，但“堂”下的公民缺乏民主意识，不敢乃至不知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遇到压力就噤若寒蝉，也是在客观上助长了“一言堂”的。所以实行言论自由，不光靠本单位的领导开“禁”，更需广大群众无“忌”。在学校里首先造成民主的环境，对于培养具有民主意识的一代新人尤其有深远意义。
当然，说“言无禁忌”并非可以不负责任地乱说。宪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这也是不能忘记的。
原载：1986年10月31日《人民日报》第三版。
兼容共进──民主办学在中国科技大学（之四）
教育体制改革的热流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园中奔涌。同一座化学楼里，温元凯副教授等主张强化教研室，扩大室主任的权限，实行人事、工作、财政三位一体。俞书勤副教授等则主张撤销教研室，全系教师的教学工作由系主任统一安排，带有强制性，而科研工作则本着“爱好一致、志趣相投”的原则组成课题组自愿进行。
两种意见如此相左，怎么办？校领导认为并不难办，兼容共进。1984年至今，这两种方案都在试行，而且都结出了硕果……
1953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的科大校长管惟炎教授，能忘记蔡元培先生是把“民主自由”、“兼容并包”联在一起作为北大办学原则的吗？管惟炎说──要民主办学，就要兼容共进。大学里懂科学又知民主者何其多！他们难道不了解真理的发现可以是多途径的吗？不明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许多方面，多元化比强求一律好得多吗？不清楚起之于“反右”扩大化、而登峰造极于“文化大革命”的那种虚假统一是可悲的吗？既然如此，治理高校不讲兼容共进又怎么行呢？
再说，随着国家对外开放的步伐日益加快，大陆炎黄子孙近年来终于懂得：各民族科学文化都不可能在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下发展。必须把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具有普遍适应性的经济行政管理经验和其它有益文化学到手，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发展。这难道不叫兼容共进？科大每年有那么多外国专家来讲学，又有那么多师生出国学习，我们要是采取“独尊一家”的态度又怎么行呢？所以，要对外开放，就要兼容共进。还有科大的十三个系、四十一个专业，大都富有多学科互相渗透的特色，它本身就是兼容共进的产物。教职员工不从属政府机关。书生议论和官方声明是两回事。校领导认为容纳各种民间意见，包括容忍“异端邪说”，造成的负作用是有限的。所以，兼容共进是科大是应该也可以行得通的。
由第一副校长方励之教授兼主任的科大天体物理研究中心，
现是国内外天体物理学界引人注目的队伍。在有关“宇宙大尺度结构”的研究中，一些年轻人提出了和方励之不同的见解。方励之说：好！有不同观点的撞击，才有可能迸发出真理的火花。这个中心的十多名成员，既同室争锋，又“和平共处”，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近年来，他们在国内外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二百多篇。去年方励之与日本京都大学佐藤文隆教授合作的论文，获 1985 年度国际引力研究基金会论文一等奖。
科大党委宣传部长华伟范说：我们学校的党政领导成员大多能象方励之教授那样，重视活跃周围同志的思想，鼓励大家对各类问题提出不同看法；另一方面，当出现不同意见后，又不急于做结论，而要看实践。从领导这一头看，科大是这样兼容共进的。
“热爱自己的专业，尊重别人的专业”、“要团队精神，不要同行相残”，诸如此类的口号，在科大教职工中深入人心。每次评定教师技术职务，据实直书的上告信全校约出现十来封，但互相拆台、互告刁状的事还从未见过。凡在科大工作十年以上的教职工调离科大，有关部门总要请他吃一顿便饭，一面感谢他为科大付出了辛勤劳动，一面征求他对办好科大的意见。今年10月 4日上午，记者在访问分管科大人事工作的副校长龚升教授时，见到一位已经调离科大的教师要求再调回来。龚升拉着他的手说：“欢迎！”
科大的学生可以跳级，在升入二年级前还可以转系，可以选修功课，只要考试合格，还可以免修某些课。这里有少年班、本科生、研究生、博士后，还有夜大学和定向培养的成人大专班。这里有师生共用的改革论坛，有关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各种见解都能一吐为快，只要你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里有座水榭式的学术报告厅，厅外红红绿绿的海报，令人目不暇接，厅内你讲
“米丘林”，我讲“摩尔根”，流派纷呈，各展所长……
一句话，科大的师生在直接间接地陶冶自己容忍异己、容忍不同意见的气质。这也许能从群众这一头回答──科大是怎样兼容共进的。
[编余短论]
要不要兼容“杂草”
叶伴
兼容各种流派，并包不同意见，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无论搞政治的、做学问的，除了投机者外，没有一个不认为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与自己不同的意见，从“自己”这一面看来，自然会认为是“错误”的。所以容纳不同观点，实质上是能否容纳看来“错误”的观点，也就是怎样对待过去我们常说的“毒草”的问题。
唐人有诗云：“花下一禾生，去之如恶草。”百花齐放当然好得很，但疑似杂草的花下禾苗要不要急急忙忙地锄掉呢？锄掉禾苗又哪来的“十里稻花香”呢？一部科学史早就表明：新发现、新学说在它们刚刚诞生的时候，是常常被看作“异端邪说”的。当然，科学上也确有谬误，但鉴别真理与谬误的唯一办法是实践。当实践证实花下确有“恶草”，人们自然会抛弃它们。因此，能不能容纳“异端邪说”，直接关系到民主的建设和学术的繁荣。
中国科技大学从上到下倡导兼容共进，是民主治校的一个良
好开端。但它毕竟不是光靠一些开明人士就能做到的开明之举。根本的办法还是要象《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强调的那样：“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
原载：1986年11月4日《人民日报》第三版。
关键是信任知识分子
──民主办学在中国科技大学（之五）
人民日报记者 鹿舫
当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阐述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时，当胡耀邦同志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着重说明应当如何看待知识和知识分子时，中国科大校园中，白发教授喜泪纷飞，少年大学生笑弯了眉毛……校长兼党委副书记管惟炎教授说：科大民主办学是打这儿开始的。民主办学不就是指广大师生在政治上、学术上享有的自由发表意见并参与校政管理的权利吗？政治上、学术上自由发表意见，就得思想解放；而任何一次思想解放，无不以知识分子为先锋，参与校政管理，就得有科学文化知识；而科学文化知识，目前相对集中在知识分子身上。
就拿第一副校长方励之来说吧，这位因“反右”扩大化而被错误地开除党籍达二十年之久的党员教授，曾大声疾呼：“知识分子要作党的诤友，但又不能只限于当诤友。因为，我们所处的现代社会，科学技术所占的比重非常大，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没有科学方面的背景和文化方面的素养往往看不清。同时，知识分子也意识到自己的社会作用不仅仅在技术方面，而要对整个社会进步负责。”1980年，共有一百二十名教职工的物理教研室由全体人员民主选举室主任，方励之以93%的多数票当选。他充分运用自己的学识，实行室务活动公开化，完善权力制约制度，提倡学术自由，鼓励竞争淘汰。没过多久，物理教研室教学、科研便蒸蒸日上，全校上下刮目相看。
校党委副书记王学保说：民主办学必须依靠知识分子。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相信知识分子是能够依靠的，他们懂得搞民主办学不能不受社会主义法制制约，不能不受党和国家文教科技政策制约。
也许有人问：为什么科大党委这样信任“老九”呢？据记者了解，原因有三：一是他们有尊重和依靠知识分子的传统，二是科大师生的现实表现无愧于党的信任，三是有一定的组织措施保证。
1958 年秋，中国科学院只给过短短四个月的筹备就办起了科技大学，如此神速的原因之一是，科大的教师全部由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兼任。“短期这样干可以，长期这样干，岂不等于一个国家没有常备军吗？”校党委第一、二任书记郁文、刘达在一起商量开了，进而勇敢地决定：把项志遴、曾肯成、朱兆辉、陈希孺、殷涌泉、方励之等三十多位当时已被错误地打成“右派”或遭受批判的人士请到科大来任教。后来，他们都成了各系科的学术带头人。
在拨乱反正、纠正冤假错案的过程中，校党委书记杨海波指示人事部门到市井小巷、荒漠边塞以至劳改就业人员中发掘因搞人为的“阶级斗争”而蒙受冤屈的人才。科大教师队伍中又因此增加了张景中、杨陆、王仁川等十多名副教授……
这几年，科大到国外访问、讲学和开展合作研究的教师有三百多名，人人一到期就回国。生物系龚立三副教授在美国从事基因工程研究喜获突破。有的国家要高价购买他的成果，也有人劝他在美国申请专利，但他均婉言谢绝，毅然把成果带回祖国。自 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科大既有60%以至80%本科毕业生考取国内外研究生的纪录，也有顾卓成、俞江等同学主动要求去新疆、西藏工作的光荣。今年5月，校党委举办业余党校，准备在学生中招收二百名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谁知有五百多学生踊跃报名。
在科大，人们尊重知识超过尊重官阶，要得官阶先得有知识。全校最高决策机构──校务会议的七名参加者都是知识分子，其中五人是党员教授。总支副书记、副处长以上的党政干部都是大学毕业生，其中60%以上既当官又教书。要提拨系主任，则一律在教授中挑选。正是这些组织措施，从政治上保证了知识分子是科大的主人，使“从政谋特权”的做法失去了旧日的诱惑力，防止了由于尊重官阶超过尊重知识而可能导致的科学技术方面的萎缩。
[编余短论]
民主建设的依靠力量
叶伴
中国科技大学探索民主办学，实行“分权制衡、校政公开、言无禁忌、兼容共进”。这些原则和办法，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就是真正信任知识分子。
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有忧国忧民的传统。他们知识较多，思想活跃，不那么容易盲从，其中有相当一批人执著地追求真理。所以近代的每一次民主潮流，都是首先由知识分子推动的。特别是当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这种民主精神成为一种可贵的革命力量。但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知识分子的民主呼声曾被当成大逆不道，“以言获罪”的革命同志中，主要是知识分子。这些失误，曾经延缓了民主的历史进程。
如今，党中央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其实质也是尊重知识分子的民主权利。在社会主义民主进程中，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是依靠力量，而决不是异己力量。一个单位，尤其是一个文教单位，民主空气怎么样？只要看那里的领导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如果对知识分子总是疑神疑鬼、防这防那，那么，无论民主的调子唱多高，也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
原载：1986 年 11 月 14 日《人民日报》第三版。
【1】 寒山：蔡元培和方励之
【2】 萧象：管惟炎被免科大校长的前后
【3】 刘祖平《悼管惟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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