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瞬间
《科大瞬间》与您分享中国科大校友和教师校园内外真实、亲切的回忆以及多视觉、多维度的人生感悟。
我的“非典型”文革经历
刘祖平（624）
前言
本文是读我的朋友忻鼎亮《我在“一打三反”的风雨中——一个文革中的大学生“思想犯”的自述》（以下简称 “风雨中”）一文而激发的回忆与感想。好像是时候了，应该把我们这代人关于文革的记忆留下来，以免某一天太晚，想这么做却做不到了。
用众人的回忆描摹文革这一场整个中国社会的大动荡，有点像“盲人摸象”，毕竟每个人只接触过它的某个局部；但这些局部可作为现在和将来的文革研究的素材，只要都基本真实，把它们拼起来，就构成文革的全景。人们的视角、感受、记忆清晰度有所不同，这并不要紧。但至少，不要让我们的后代被有些人刻意误导，以为文革是毛泽东偶尔心血来潮犯的一次错误，社会上则由一群痞子流氓式的人组成 “红卫兵”或“造反派”横行霸道，本来勤勤恳恳一心为公的干部无端受到迫害，而广大群众对此从一开始便反感和抵制，直到“四人帮”垮台，“拨乱反正”。事实不是这样的。
许多人对文革的回忆有个大体相似的模式，前面有他比较得意的阶段，可能率领或参加过某个组织，造过反，称过雄，一度轰轰烈烈，可能知道某些事件的所谓内幕，后面是他如何受到整肃。当然也有运动开始不久就以“走资派”，“假劳模”，“反动权威”等罪名受迫害的。共同点是比较强调被动性，即使是前期的积极作为，也基本是为当时的宣传所惑，或为形势所裹挟，身不由己，属于“集体的无意识”，所以虽然做过整人，抄家之类的事，应算情有可原，对自己纯属被动的挨整则痛心疾首，甚至怨恨至今难消。
从这些回忆可以看出，有条黑线贯穿于文革始终，就是 “整人”。漫漫十年，多数人往往不是在参与整人，就是在挨整。今天的年青人很难理解“整人”这个曾经每隔几年就在中华大地上肆虐一番的怪物，好好的人突然被定为“阶级敌人”或者“帽子被群众拿在手上”的“准敌人”，失去自由，所有言论、行为、信件、笔记、草稿都遭到以“鸡蛋里挑骨头”和“无限上纲”的方式审查，而他做人的起码尊严和包括辩解在内的一切权利皆被剥夺，只能被批判和凌辱，甚至被毒打，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认罪，同样的压力也施于他的亲人和朋友，要求与他“划清界限”并揭发他的“罪行”……而且这种状态似乎永无尽期，许多被整的人因此精神崩溃，甚至自杀。“整人”对人的戕害比一般意义的“冤狱”残酷得多。“整人”并不始于文革，它可以上溯到江西和鄂豫皖的苏区，解放后则在所谓历次政治运动中大行其道，中共党外和党内都有许许多多人被整（本文不详述）；但是文革可谓“整人”的巅峰，不仅历时长，受害者多，而且随着运动的进程，像一张翻来覆去的大网，今天整你，明天整他，每次都有一大批人以新的罪名落网或再次落网。
文革刚开始时，各地党委和工作组重施1957年反右“引蛇出洞”的故技，狠整给他们提意见的或他们看不顺眼的人；想不到，利用人民对“整人”的不满，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毛泽东突然出来支持造反与“夺权”，于是第一批挨整者成为造反派的核心甚至新的当权者，也用整人的伎俩对付他们看不顺眼的人和整过他们的人，包括大批连声惊呼“不理解”、“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的各级干部；更想不到，目的基本达到后，毛泽东掉转枪口，因各地情势不同，造反派们或分而治之式（先利用这派整那派，再反过来整这派）、或一网打尽式，纷纷又受到更惨痛的整肃。而且，整人的名目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比如批封资修，批反动学术权威，清算17年（从1949算起）黑帮黑线及代表人物，清查叛徒特务，清理阶级队伍，清查“516”、各地的某些发明如“内人党”和“里通外国”的分子，一打三反（重点是打击称为现行反革命的文革活跃分子），加上与高层人事异动有关的，如打倒“变色龙”、揪出“小爬虫”，清算某某在某地的代理人，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批回潮，批宋江式的投降派，批右倾翻案风，总之，不要说亲身经历那个时代的人说起来还心有余悸，没经过的人只要看看这些名目，就能想象：远至几十年前投身抗战或参加革命的爱国者，近到刚刚响应毛泽东号召积极参加运动的青年学生，广及从事学问、艺术乃至平凡劳动有成就的各行各业人士，凡是表现有点突出的中国人，除了四人帮的亲信之类和极少数“保护对象”以外，差不多“总有一款适合你”，落网挨整，在劫难逃。
我自己的文革经历大致也分两段：前期相对自由，有所作为。后期挨整，听候发落。但我称之为“非典型”的经历，主要是因为：一，我做的事都是自觉的，或主动的，经过了自己的思考，希望推动形势向我认为好的方向转变；二，除了游行时跟着喊喊“打倒刘少奇”之类的口号，我从未参加 “整人”，我的作为都是对挨整者的（往往不合时宜的）同情或声援，直到后来自己也被整；三，我在文革期间的言行当然不能说都是对的，有些在今天看来甚至荒唐可笑，但我对所有言行负责，没有什么可向外界推卸，而且无怨无悔。这么说有个前提，文革是毛泽东加到全国人民头上的一场特大灾难，一定程度上是文革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与整人之风盛行的必然结果，我已把它看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不当作“怨”的对象。当这场灾难势如狂风暴雨般来到我们身边时，表现为影响国家未来命运的大动荡，从小就崇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我，不能想象自己怎么可能不投身进去，就算因此而淋湿，而摔倒，也无可懊悔。事后回顾，自文革初期批判工作组“整人”并称之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我一直不满形形色色的“整人”，认为是反动路线的“借尸还魂”，如果有可能，我会和它斗争。可庆幸的是，正因为有这么一点与“整人”斗争的意识和迟早会整到我头上的预感，才能在挨整前注意“自我保护”，挨整时保持清醒，尽量正确应对，甚至如当年狱中的地下工作者一样与“狱外”建立了联系（这一点我相信很少见）。正因此，挨整后的我在精神上虽受伤但没有重伤致残，好比虽在战场上受挫，仍然最大限度地保存了“有生力量”—— 我在这里指保留了能用学到的知识做工作的机会，和我基本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写这篇回忆的时候，我最感欣慰的是，那种大规模（据说会定下各单位要整够百分之几的指标）的“整人”已经被中国人民唾弃，不可逆地走进历史。尽管还有“因言获罪”，尽管还会有冤假错案，但即使刑事犯罪的嫌疑人，也要保障其为自己辩护的基本人权，不仅写进了法律，而且深入人心。我希望，以后撰写中国近代史的人，除了颂扬共和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光荣征程，也能用些篇幅记录建国后历次“整人”运动造成的悲剧，包括“整人”如何在文革达到顶点，然后走向灭亡，剖析从中应汲取的教训，评述主要领导人的功过。例如现在人们谈到邓小平，常说到的只是他开创了改革开放的伟业；而我觉得，从他开始，确定阶级斗争不再是中国社会的“主旋律”，即便高层有变动，也不搞“批倒批臭”，不到基层抓追随者，直到此后几届中共领导逐步将“整人”摒弃，也是件了不起的功绩。
该言归正传了。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刘祖平，1945年生于上海，1962年从南京的南师附中考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当时在北京）近代物理系，学制五年，文革开始时在四年级。仿照忻鼎亮“风雨中”的路子，先从家庭背景和文革前说起。
一、我的家庭和少年时期
我的祖父和外公为我的家庭奠定了基础。祖父名叫刘骥，字菊村，湖北武昌人，生于1888年，是我从小最敬重也很亲近的人。外公名叫周作民，江苏淮安人，比祖父稍年长，性格较寡言而有威严，我对他大抵算“敬而远之”。 祖父和外公都有资格进入“民国名人传”。祖父是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曾任第二集团军（冯玉祥部）总参谋长。外公是银行家，创建金城银行并任总经理，后来同时任董事长，兼任过上海“北四行”等联营银行，永久化工公司，民生航运公司等企业的董事长。 两人性格相异，文武殊途，但他们的经历却有些共同点：都生于民族忧患最深重的年代（稍晚于蒋介石，早于毛泽东），都出身相对清贫，都从幼年起矢志救国，都从追随孙中山先生的反清革命起步，以不同的方式有所作为，既尽最大可能为国家出力（有时很冒险），也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最后，他们都从爱国与“反蒋”过渡为中国共产党的友人，外公还为新中国的成立做过贡献（帮助李济深等民主人士在“十一”前由港抵津），并终生受到中共政府的礼遇。
从他们和我其他亲属的叙述，我相信，中共用三年多时间打败蒋介石，国民党的几百万军队，靠的是全国人民的支持，或者说是因为蒋介石彻底失掉了民心。解放后，祖父先后任职湖北、江苏省政府参事，一直对国家的建设成就、积弊治理、国际地位提高持赞颂态度，是真诚的。外公率先实现银行公私合营，又留下遗愿，1955年病逝后将遗产全部捐献给国家（如将许多收藏捐给故宫博物院）而不留给子女，也是真诚的。
父亲名叫刘宅仁，是祖父的独生子，无兄弟姐妹，中学毕业后赴德留学，抗战期间回国，主要在高校任教，因为第一次求职的关系成为海港工程学著名教授，1952年从上海同济到南京华东水利学院（河海大学）。母亲名叫周芳远，有兄弟姐妹各一人，以前帮外公打理社会交际（因为外婆文化低），解放后才（主要凭借自学）先后在中学和大学教外语，先教俄语，后改教英语，到退休仍是中级职称。 我们家兄妹五人，大哥相貌俊秀，但不太自信，二哥才思敏捷，四弟倔强而自立，最小的妹妹最受宠，有点娇气。他们四人的名字分别是桓、伟、弘、芳（弟妹不用祖字排行），似乎都比我的“平”字更“高大上”。我从小在家地位不高，第三个男孩，从小笨手笨脚（学不会正确地用筷子，用毛笔，跳绳，踢毽子，什么球都玩不好），与别的孩子闹矛盾永远被父母批评（如果与弟妹——大的不知道让小的！如果与哥哥，尽管动手吃了亏——都是大的，一个也不懂事！），但书柜里有几乎无穷多的书，这种环境使我在家尽量多看书，少做其他活动，一般沉默寡言；但在学校，因看书多而似乎博古通今的我很受同学欢迎，面对人群高谈阔论，获得喝彩是我的一大乐趣。这促成了我“能内向，也能外向”的双重性格，我自己颇为欣赏并有意加强，形容为“喜欢热闹，享受孤独”。当然，考上科大后，我在家的地位有所改观，闲谈中父母常会说，“小三的话蛮有道理”。
我也有青春叛逆期，加上学校教育鼓励我这种“出身不好”的人摆脱家庭影响，当学生时我颇不以父母的意见为然，常有意反其道而行，比如他们一向出言谨慎，怕沾政治的边，我却非常关心政治时事，好发议论。但是，多年后愕然醒悟，父母亲才是对我性格影响最大，常使我有意无意在模仿的人。父亲和他的朋友圈都是留过洋的知识分子，当时算为数甚少的精英，他们真心相信自己学到的科学知识并以此为报国之途，对有迷信封建色彩的种种陈规陋习坚决不认同。只要不合道理，越有人说这是风俗，是习惯成自然，越说明不随波逐流，进而改变之是他们的责任。父亲一生做事认真细致，不论事大小，力求每一件都做得科学合理，写书或译书每个字都用得准确精当，至于对自己有无好处，旁人如何评价，他不很在意。母亲最令我敬佩的是她永远平等待人的态度，不管什么情况，她总是满面春风，不卑不亢，在真诚尊重他人，处处为他人着想的同时散发着她自己的尊严和教养。
与在家里相比，我在学校的地位有些怪异。小学和初中浑浑噩噩，高中开始，我才逐渐有感觉。一方面，我学习成绩优秀（也是到高中才意识到），积极参加集体活动，同学关系极好，而且要求进步，早就交了加入共青团的申请书；另一方面，偏偏入不了团。老师大多对我的印象不错，但团干部不喜欢我，其中原因我后来才懂。一般人靠拢组织，汇报思想时姿态很低，总是好些事想不通，很苦闷，渴求帮助，团干稍加点拨，于是茅塞顿开；我却从不需要谁指点迷津，所谈的问题我都知道答案，往往还引经据典，言之成理，虽与流行观点或上级意志不完全一致，也不准备轻易改变看法（其中包括当时未完全公开的中苏论战，祖父视力不好，我为他读《参考消息》，所以比那些团干多了解些背景情况）。事后回想，我那些看法其实谈不上正确，有些也“左”得很荒谬，但是总要讲出点道理来，不肯人云亦云，不肯当“驯服工具”。对我讲的道理，团干既不愿接受，又反驳不动，别扭之余，结论是我“骄傲”，居然没有思想问题，让他们无法帮助。我各方面越努力做，甚至做得越好，越证明我骄傲。“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当时算个毛病，不是什么大事，但他们认为正是骄傲的根源。偏偏还有些同学信服我的道理，高三时的团支书曾因此说，我们班最大的问题是“对刘某某的个人崇拜”。这种情况从高中延续到大学，我一直游离在团组织之外，直到全年级50多人只剩下两三个人没入团。经过思考，大三时，我曾对校文工团一位积极开朗，但也入不了团的朋友说过：世上与我有关的事无非两类，第一类取决于我的努力；第二类由他人决定，比如入团。我只想集中精力做好第一类，并相信人生的意义全在其中，我可以活得快乐充实，有尊严，有价值。第二类嘛，随它去了，该有的，会有的。
以上种种因素，铸成我的性格，大概也决定了我的人生，包括文革中和其后的遭遇。 曾想过这种性格用什么话描述。小时听大人说，有种孩子当大人训斥时并不反驳，但基本不听，我行我素，称为“蔫犟”，似较接近（我头顶有两个“旋”，常有人说这表明我很“犟”）。青年时酷爱读书，所幸封、资、修还都不禁，我都喜欢，尤爱论语，孟子，古文观止等古籍，很欣赏孔二先生所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我的性格有对这种“只求内心满意，不求他人理解”的境界的向往。文革中批判电影《早春二月》，说萧涧秋是“追求道德自我完善” 的个人主义者，我不理解也不喜欢萧先生拒绝陶岚女士爱情的行为，却不反感这个称谓，好像可以用来说我。最后一种说法有个故事。本来，受父亲影响，我们兄妹从小都不信甚至鄙视占卜算卦，求神问佛、风水看相之类；但1958年我一个人到武汉看望病重的祖母，祖父的朋友带我到汉阳归元寺玩，说那里求签很灵，怂恿我去求一根，我大步上前，既没有像别人那样下跪磕头或合十施礼，也没有先叨念一下有何疑难向佛请教，便抽了根签。签是“上上吉”，有四句诗，后两句是“青白黑黄君自觉，何劳问我决融通”。这两句说的似乎就是后来的我。一切事该不该做，全靠自己判断，服从良心呼唤，无论神佛，长辈，老师，上级还是众人议论，一概事先不问，事后也不在意反响如何，觉得对，就做了。“至于成败利钝”，连诸葛亮都说“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我怎么能预料。好在这个签说，尽管持“何劳问佛”的态度，佛并不计较，结果将基本“融通”，放心吧。这当然是个笑话，呵呵。
二、参加四清运动
我一直庆幸，在文革前参加过一年四清，否则我的命运大概将截然不同。 1965年暑假，大三结束，我们624（近代物理系62级）学生先把宿舍从玉泉路搬到中关村（靠近蓝旗营）的一个小院，然后到北京市顺义县马坊公社，成为市委领导下的四清工作队队员，我被分配到大胡营村第一生产队。
许多人谈到当年的支农劳动、上山下乡、向贫下中农学习等十分不屑，斥之为浪费青春。四清运动的内涵或许不怎么样，但对于我这样一直住在城市、只进出家门和校门的学生，这却是我接触普通而朴实的中国农民、了解真实的中国社会细胞的第一个机会。这一年我学了很多，成熟了很多。比如说（这和本文主题关系不大），大胡营一队有三位农民被我看作让我受益一生的老师，尽管他们各有各的缺点，几乎都是文盲：一位是工作方法机智、有古大将风范、既能应付上级、也颇受群众拥护的生产队长，我后来负点责任时，有难处常想起他；一位是小时被炸伤、右手只有一根半手指头却凡事自立要强、年年冬天出工修水库必当劳动模范、小家庭很幸福的残疾青年，是我励志的榜样；第三位是我的房东李大爷，一个鳏居的木匠，日子过得滋润，爱喝两盅，乐于助人，村里大事小情爱帮着张罗，半夜下雨了，他总最先跑到场上去遮盖粮食，工作队有意培养他入党，要我跟他谈谈。他说，“我一把年纪了，儿子不在一起住，没人要我养活，人一辈子图什么？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只要我蹬腿以后，有一天，有一件事，有一个人说，要是老李头还在，这事他准给大伙办了，我这辈子就不算白活”。他入党的事后来没有下文，但我常在各种境遇下想起他这番话。回到正题吧。搞过四清的人几乎都有这样的体会：动员农民忆苦思甜，一定要小心引导，否则农民忆苦时很容易把话题拐到60年以后的挨饿和58年的干部作风粗暴、强迫命令上。先以为这是因为农民政治素质低，当笑话传说。后来从也参加四清的亲属、中学同学、同学的同学那里不断听到，类似的故事竟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我忽然意识到这并不可笑。这是场全国性的灾难。忆苦者往往明确说，这场灾难比过去的天灾、地主老财剥削压迫更厉害。更糟的是，除了没文化的农民，谁都不这么说。从农民口里，我听到58年大跃进深耕、密植、高产田、炼钢铁、吃食堂不要钱是怎样的闹剧，听到农民对公社化后“一平二调”有多么反感，也知道了“三年自然灾害”是个弥天大谎。总之，我知道了报纸、广播、政治课讲的不全是真的，为了安全，作为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有些真话不能说。
四清期间，全国开展学习好县委书记焦裕禄，我们奉命给农民读报，引导学习。读到一半，有的大婶大叔哭了。他们说，我们县崔书记（或县长？名叫崔旭东？）就是焦书记这样的人，他自己打过长工，了解我们农民，和我们可贴心了。在场的人相互补充，都抹眼泪。说下去我才知道，因为不赞成58年的胡闹作法，这位崔书记59年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职了。从科大同学处听说，这样的场景在全顺义县各村都有发生。这位能在离职六年后让全县农民为他落泪的干部赢得我极大的敬仰。大跃进和随之的反右倾在我心里的颜色完全改变，从此我对彭德怀元帅和所有“右倾分子” 怀有好感。
生活赐给我一个更深入地了解农村的机会。上级忽然下令，每个村必须写一部围绕土改、合作化、公社化直到四清的“村史”，否则运动不能“验收”。部分是因为在该如何民主选举生产队干部的问题上与工作队负责人有过争论（这事不细说了），我奉命退出日常工作，专门写村史。因此我获得特权，可随意“采访”任何村民，特别是当年的土改或合作化的积极分子。有些此时作为“四不清干部”、正遭受打击的“阶下囚”有机会大谈“当年勇”，他们和我聊了很多。从解放前算起，至少对大胡营村，我基本看清了近二十年来历史发展的脉络：土改确实为共产党赢得了农民对解放战争的支持，虽然很多违反政策的劣行令人难以接受；早期的互助组与初级社基本贯彻自愿原则，与不入组入社的人相比，也确实表现了优越性；从很快转为高级社并突然宣布入社的土地牲畜不再分红（似为首次严重失信于农民）开始，上级意志越来越强，农民积极性急转直下；公社化则根本谈不上农民拥护。那些曾经的功臣说起互助组和初级社时眉飞色舞，讲到后来则摇头叹息，有人坦承曾在强迫命令成风时毒打群众致伤致残，但又诉说处于上级压力之下，实属不得已。我从不打断被采访者。我相信这些口述历史基本真实，而且这个真实是不难发现的。我想起，小时候学过党中央某决议，说要用十五年时间完成农业合作化、公私合营等社会主义改造，后来却只用两三年就完成了；人们曾惊叹工作推进神速，似乎共产主义已近在眼前。当然，也想起了毛泽东对“小脚女人”式干部的批评和对人民公社的赞扬。那时的我不可能怀疑毛泽东的伟大，只是隐约觉得这里似乎有些下情未能上达。我知道这个村史不好交差，要在不说假话和不惹麻烦之间找平衡。好在后来四清被文革打断，这个任务不了了之。
感谢四清给我了解中国真实国情的机会，给我一把判断是非的客观标尺。等到文革中叙述毛泽东与刘少奇（及彭德怀等人）“两条路线斗争史”的材料抛洒得铺天盖地时，我不会再信那些把毛的主张如大跃进、人民公社之类吹得天花乱坠的鬼话。另一件要感谢四清的是它也给了我一个机会，从幕布后面看看“整人”的戏法是怎么回事，当它那可怕的魔爪向我伸来时，我不至于惊慌失措，俯首就擒。
工作队有责任调查“四不清干部”的经济问题和一些人的历史问题。有经验的干部教我们这些学生怎么审讯“犯人”，无非几招：一是“诈”（你的问题我们已经掌握了，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二是“挑拨”（某某已经交代了，还揭发你…），三是“攻心”（要是从严，你的妻儿会…），目的就一个，诱迫被整对象争取“坦白从宽”。说穿了，要是被审者这几招都不吃，整他的人弄不到新材料，往往黔驴技穷。
当时马坊公社的工作队由三群人组成，科大学生之外，还有音乐出版社和北京市东城区委的干部。出版社的知识分子比较文弱，在大胡营的头是位社级领导，在延安鲁艺工作过的老革命，据说因为思想比较“右”屡屡挨整，有位刚进社的大学毕业生和我们很好，说过这位老干部被整的故事。这从另一侧面告诉我，假如挨整，书生气、秀才遇见兵是不行的。东城区的人政策水平不高，道德底线很低，整人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常常说得吐沫横飞。教会我怎么对付“整人”，主要归功于他们。记得他们的头在跟我争论该如何安排选举时，大叫：你懂不懂，民主不过是一种手段！潜台词分明是，骗骗人就可以了，不是真做的。我有时想，浮夸吹牛、欺上压下、强迫命令等之所以成风，大约与这样的干部人数很多有关。
四清还在进行，文革的风已吹起来了。批判邓拓的《燕山夜话》和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还有上海姚文元批吴晗的《海瑞罢官》，陆续见于报端，可能因为彭真的干预，也登过被批判者检讨、解释的文字。类似的批判见得多了，当时我没太当回事。但在感情上，我不大喜欢气势汹汹“打棍子”的文章，对被批判者（貌似几位比较有学问、有修养的领导干部）并无恶感。 1966年6月1日风云突变，主要媒体高分贝播发聂元梓大字报和人民日报社论，点燃了人们心中为革命冲锋陷阵的火焰，把整个国家带进一场特大灾难的深渊。很快听说，北京城里，特别各高校，全乱了。 焦躁地等到6月中旬某一天，我们告别大胡营村牵手依依的村民和洒泪涟涟的青年，回到玉泉路科大校本部，暂住在教学大楼五层的教室里。
三、我在文革中的活动
这些活动以我成为挨整对象结束。在批我的会上，一位同学说：“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要用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你刘某某在文革中所做的一切，就是想用你的世界观改造世界！” 这种上纲的话不用辩解。我低着头，面无表情，心里说：小子，你说对了。 刚从四清前线回来时，科大已面貌大变。中科院以与 “彭真黑帮”有关系为名停了校党委书记刘达的职，派出以院秘书长、前任校党委书记郁文为首的工作组进校掌权。我们连忙去看大字报，批刘达的有一些，似乎不痛不痒，反而是对工作组表达不满的比较尖锐。 刘达到科大任职时间不长，比郁文短得多。对于学生，刘达做的事主要是教育改革，虽然不少举措在我们四清时才实施，我们听说过，如试行“学分制”，允许学生自主选课、单科升级，很多人包括我有好感。文化大革命显然不该只整彭真或与他共过事的人的问题。我们马上想起关于四清工作队的一个文件，其中说在某地任过职的人要“回避”，不回该地去当工作队员。被大学生都应积极参加运动的号召驱动，稍作交流，意见统一，于是一张大字报贴了出去，声称郁文不宜担任驻科大工作组组长，我班团支书领衔，我和很多人签了名。这张大字报其实没产生什么影响。
科大学生对工作组的反感与怀疑日渐上升，6 月下旬，也刚结束四清回校的626（无线电系62级）学生组织了反工作组的游行。几天后风向陡变，在李雪峰担任书记的北京新市委领导下，工作组发起反击，许多人被“抓游鱼”，在各系被批判，被斗争，我们第一次亲眼看到什么叫整人的群众运动。昨天还在一起聊天说笑的同学，转眼失去自由，成为 “反革命”，变成批斗的箭靶子。有人跳楼致残。恐怖笼罩着科大和北京市所有高校。
在那张大字报上签了名的人都受到压力。几乎所有人立刻转变立场，承认“客观上帮助了阶级敌人”（既然不是主观上，似无大碍），深表悔恨，大概谁也没料到，当初并非领头人的我却是例外。我无意收回观点。因为工作组要组织同学“帮助”我，我写了个书面意见让转交工作组，大意是：我并没说郁文有问题或工作组有错误，只认为他应该回避； “回避”写在党的文件里，是一条原则，并不是说应回避的人在原单位必有问题；如果中科院党组认为郁文不必回避，我服从工作组的领导，参加运动，但保留个人意见。因为被问到如何看待正进行的批斗活动，我回答：被批判者中，物理系贾志斌是教员，情况恐较复杂；那些学生，特别是我认识的634（我们系63级）王国政和626一些同学，尽管观点有错误，应该不是反革命。意见交上去，没人再来找我，大概在工作组看来 624 的大字报本是小 case，不值得大动干戈，或者我说的话符合组织原则，没有明显的辫子好抓。
恐怖气氛还是有的，有些人与我保持距离。后来知道，工作组要给群众划分“左中右”，624共50多学生，管我们的人比较慈悲，只有二人算“右”（5%的比例？），我占其一。看文化大革命竟变成以整学生为主的运动，我十分不满，对被整的人很同情，但就个人来说，大概因为从来就不是领导眼中的“左派”或红人，我安之若素，并没觉得受到迫害或者这将严重影响前途。那时有“三过主义”一说，“业务过得硬，政治过得去，生活过得好”，与我对未来的希冀大体相符，在这样的问题上保留点不同的声音，不受领导待见，好像并没越过“政治过得去”的底线。想不到的是，这种状态只维持了一个月左右。 7 月底，先是听人传说中央文革小组在北大的讲话，然后中央领导突然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高校学生代表（我班有 “左派”同学参加），工作组撤走了，整学生的活动戛然而止。随后，毛泽东《炮打司令部》，“造反有理”和“镇压学生运动没有好下场”，中央《十六条》，运动以出人意外的方式突然转身并加大马力，更大的动荡席卷全国。
科大没人管了，曾经的“游鱼”组成造反派，和声称要专心批斗刘达的“筹委会”对立，其他人一盘散沙。我不大关心校内运动，因为找到了更值得做的事。 我们成立了“北京市大专院校批判李雪峰联络站”，为首的是我的同班同学纪世瀛，他善于看准时机、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政治才能得到展现。四清中断后，他曾联络若干高校的一些人共同批判旧市委在四清中的作为，此时正好转身，将矛头指向新市委及其派往各校的工作组，批判整学生的恶行。这时，北京各高校党委靠边，工作组撤离，一批自称造反派的组织群雄竞起，有的人数众多；共有二三十所高校的组织参加我们的联络站，其中表现积极的有北大、政法学院、人大、北京工大等。联络站的主要业绩是组织了两次李雪峰本人到场的全市性批判会，一次在8月下旬，北京展览馆剧场，场内满座（各组织分票），应该有几千人；第二次大概在9月份，北京工人体育场，据说超过十万人。
那一个多月我很兴奋，有时很忙，第一次批判会前曾因会议准备工作彻夜未眠。科大只有十几人参加联络站工作，没有组织的名号和声势，不客气地说，却牢牢掌握着联络站的领导权，靠的是我们的思想素养，团结不同人群与严密组织的能力，还有勤奋的工作。虽然后来的事实表明，我们的努力在文革的疯狂浪潮中几乎没留下痕迹，但当时的我曾付出极大的热情，希望把工作组整人的罪恶路线彻底批倒，学生整学生的惨景不再重演。另一方面，那时的运动犹如野马脱缰，无法无天的体罚、虐待、人格污辱像传染病一样流行，我们的努力的另一个侧重点是提倡理性，强调政策。两次组织批判会都与北京市委（此时由刘建勋等人负责）有协调，比如由我另一位同学张建通与市公交公司一起安排大量与会人员的车辆交通，李雪峰的安全交接更是重中之重。每次批判会，李雪峰都在主席台侧前方（与主席团的坐席稍分开）专设的小桌后就座，备有纸笔、热水瓶和水杯，让他听批判和控诉，愿意的话可以记录；进出会场时，有十多名强壮的小伙子保证没有一根手指头触碰到他。
周恩来总理注意到有这么一个联络站，曾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来看望，并表示嘉许。另一个注意到我们的人物是正红极一时的大左派聂元梓，曾邀我们去北大夜谈，我也去了。聂暗示她背后有来头，希望我们关心中央上层斗争，扩大批判面，特别把矛头指向当时尚未被点名的邓小平。事后讨论，我们不信任聂，觉得她是想利用我们，没有再联系。
这段工作对我的思想很有影响。我享受到积极有为的价值感。更多地了解一些可说是沾满血泪的事实，我对整人路线更加憎恨。记得看过一张小报，好像说的是西安某大学，一位品学兼优的女生被工作组整成反革命，过去似众星捧月一样待她的人突然都恶脸相向，秽言相加，她从高楼跃下，香消玉殒。小报的一段话触动了我：假如曾听到一句同情的话语，看到一个温暖的眼神，她或许还有生的愿望。我后来常想起这段话。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引发了全国大串连。北京的学生往外走，各高校几乎走空，到处拥挤着外地来京的学生。《红旗》 10月初发社论，工作组整人路线被定名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运动打击的重点，代表人物显然不是区区的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批李不再吸引人了，留在北京已无事可做。我对挂着“首都红卫兵”的名号跑到全国各地“炮轰”、 “火烧”省市委的做法兴趣不高，不是“红五类”出身，我当不了红卫兵，如此自称有冒充之嫌，何况那时各地已轰得差不多了。10月，响应中央“步行串连”的号召，我们五个科大学生历时60天，行程2000多华里，背着行李，从北京一步步走到延安。我珍视这次锻炼体能和毅力、饱览祖国河山、接触普通民众的机会。途中，我们拜访了耿长锁、王玉坤、陈永贵等农民劳动模范，看望了刘胡兰烈士的继母、当时正受红卫兵冲击的胡文秀和她们全家；在向管理者充分说明我们对文化古迹的崇敬保护之情后，获准瞻仰了因怕遭受冲击而封门的晋祠；还到处听老乡讲革命故事，比如在窑洞的炕头上讲青化砭伏击战，讲老乡对从陕北出去的许多干部如习仲勋后来的遭遇的惋惜与同情。当然这些与我在文革中的其他活动没有关联。
中央又号召“回校闹革命”。67年1月，我坐火车回到北京，仍满怀积极投身文革运动的雄心。科大形势再次大变，以贾志斌为首的“东方红公社”（以下简称东社）声称已经夺权。工作组时期未见有何表现的几个人自称是我班的造反派，正批判政治辅导员，批判团干部。我不屑于其所为，无意与他们为伍。
一件轰动消息是科大“雄师”战斗队给中央文革贴了大字报。详情可见忻鼎亮写的《中国科大的雄师和井冈山》（以下简称“雄师和…”），我刚回校时好像还看到过这张大字报。第一感觉是略有同感，中央文革到处支持炮轰火烧、却容不得别人批评半句的“手电筒”主义明显不合逻辑，更不合我们对“大民主”、“放手发动群众”的理想式解读，江青不时的撒泼与顺嘴胡说尤其离谱；但那个时间点，炮打中央文革的声音大多来自曾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行不法、恶迹昭彰而此时只稍受惩戒的“联动红卫兵”，雄师大字报要求“正确对待”他们，这令我不喜欢。当时没觉得此事与我有多大关系。
若干天后，雄师被抓。共抓5人：周平、冯正永、朱栋培（文革时改名朱军）、江明德（文革时改名江晓东）、黄晓光。“雄师和…”对此有描述。我印象中，此事的性质属于东社扭送，可能是应东社强烈要求，公安部门派了警车来，不是公安部门主动要到科大来抓人；另外，江、黄二人与雄师并无关系，不过是各自暴露过某种“反动观点”，被东社的“镇反组”报材料时捎带上的。几人中，朱、冯与我同系而且熟识，朱本是60级学长，因学习特别好，曾来我班介绍学习经验，此时已是教员，冯是64级学弟，所在的小班与我们班有过联谊活动；周、冯、朱在运动前期都有过造反的“功绩”。我理解和同情他们为什么想“劝说（不应该叫炮打）中央文革”，对学生挨整的事以这样的方式变本加厉，尤其东社向昔日战友背后捅刀子的行为深感愤怒。这个时候，我觉得该做点什么了。
然后有了科大“井冈山”。这是个完全因思想一致而聚到一起的团体，625（近代力学系62级）有个7人的“红炮班”战斗队基本上集体加入，其他人是不同系不同年级的 “散兵游勇”。除我之外，主要成员有625的陈玉龙、倪诗茂、范雪玲等，645的何毓宁，636的赵婉如，631（数学系）的肖杰，643（化学系）的陆宗伟和陈孝原等，陆是周平的同班同学和好友，但没参加雄师，应该是不很赞同雄师贴那张大字报。“雄师和…”对井冈山也有介绍。这些人结识的详细过程记不清了，大体上是两三个人先谈得投机，说起某系还有某人似也持这种观点，于是有一两人去找他，从文革开始谈到当下，常常谈得终日不倦，大有知音难得、相见恨晚之感。科大井冈山存在的时间虽短，我们之间的友谊延续了很长。“雄师和…”把我的名字写在最前面，实际上，陈玉龙无疑是井冈山的一号召集人；组织小，不存在“领导班子” 或者第二三位的排序，但我承认，我在井冈山里很积极，也有些影响。 科大井冈山的命名有明知身陷重围、我自岿然不动的寓意，对将受到压力有精神准备，它没有功利性的目的，要说宗旨，就是四个字：“不平则鸣”。成立之初，我们用大字报宣布了井冈山的主要观点，其中最扎眼的一条是（大意）：“雄师有错误，但不是反革命。” 关于这一条，我跟不少主要成员说过，如遇到争辩，可以从很多角度阐述后半句，前半句则决不展开来讨论，决不正面回答“雄师错在哪里”或“哪些意见是合理的”之类的挑衅性问题，以免被人家套出来你与雄师观点类似。这对保护自己很有必要。不管他们怎么给雄师的行为上纲，我们的罪名至多叫做“为雄师鸣冤叫屈”，定不成“暗藏的雄师分子”。在更小的范围里，我曾说，关于雄师错在哪里，各人见仁见智，心里有数，不必讨论，时间不合适、对象不合适，都是错误。弦外之音是，他们错就错在居然给肯定不接受意见的人提意见。对这一点，记得陆宗伟曾报以会心的微笑。这时候的学生已不可能像文革开始时那么天真。正如与雄师一起被抓去的江、黄二人，各大学甚至中学都有些学生因为思想特异、被称为观点反动而受到残酷打击，甚至被捕判刑。我所在的624，同学边贺泉在别人的大字报上加批注，勾起他几年前向团干部汇报的骇人的“活思想”被人透露，遭到全校批斗，扭送公安局；同学吴庭芳66年10月写过一张大字报，质疑运动方向是否犯了根本性的“左倾”错误，又收藏刘少奇的绣像和著作，受到批判并限制自由。在酝酿成立井冈山的时候，我们曾访问也不大以东社为然的数学系总支书记吕竞，他关于“延安整风”其实怎么回事的一番话令人毛骨悚然，原来整人之风不是近期才有的现象，自我保护是做人必备的本领。
除了雄师问题，井冈山批评东社其他种种唯我独革、践踏民主、压制群众的行为，特别是对干部、对所谓保守派的无休止的排斥，这也是“不平则鸣”。我执笔写过一篇大字报，名为“贾志斌纲领批判”，讥讽东社掌权者是“我革命了，不准你革命”的假洋鬼子，“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 的得志小人。后来与东社分庭抗礼的科大“延安”中有人与我说起，曾觉得井冈山的观点很为他们出气。
遗憾的是，作为一个组织，井冈山没走多远。当时我们正与东社大字报论战，一般群众总觉得我们与雄师沾边，不敢靠近，部分出自我们对群众组织该如何行事的理想主义观念和自以为“有理走遍天下”，我们想搞一次面对面的回答疑问或观点交锋，起名为“开门整风”。为保安全，我们在事先的内部会上相互问过，有没有什么辫子被人抓在手上，尤其是陈玉龙，他有点口没遮拦，东社攻击的矛头似乎也针对他。回答都是没问题。事实说明，我们太幼稚了，低估了对手“镇反”的能力。
3月底或4月初，一间大教室，我、何毓宁、赵婉如三个人坐在讲台上准备回答询问或批评，井冈山主要成员都在，到场群众不算少，东社头头之一、626 的陈思轩带着一帮人显然有备而来。我们刚答复了几个很一般的问题，这帮人就对着陈玉龙发难。具体什么事记不得了，好像是陈玉龙跟一位女生（他的女朋友？不是井冈山成员，名字不说了）说过很犯忌讳、我们也不赞同的观点，那位女生对外扩散了，糟糕的是人家证据确凿，陈玉龙只好嗫嚅着认罪，灰头土脸地坐在上面的我们措手不及，无法帮他辩解，东社很容易就控制了会场，好像还押走了陈玉龙，抄了井冈山的日常活动地点。 此后，不再有以科大井冈山为名义的言论或活动。相当一部分“井冈山人”仍频繁交往，保持友情，什么都谈，包括文革运动。陈玉龙是个例外，虽然并未被长期关押，可能因政治压力或愧对大家，基本没再与我们往来。5 月，大概收集的罪证实在够不上按“反革命罪”论处，“雄师”从公安局放回来了。我们分别组合，当天去看望了周平、冯正永、朱栋培等人，让他们知道在科大他们不缺少同情和理解，有人为他们鸣冤叫屈。还有件小事，范雪玲用不少心血编辑了《鲁迅语录》，我们（出劳动力）帮她实现了印刷出版的愿望。
今天看来，科大井冈山垮台的原因还是在内部，以思想会友听来美好，组织力太脆弱了，纯属“秀才造反”；何况那时候思想越活跃，危险越大，好像聚一群人走钢丝，走的人多了，难免有人摔下去。有一点我不同意“雄师和…”，井冈山大多数主要成员后来并没被整肃，陈玉龙被弄成“反动学生”和我挨整与井冈山没有直接关系。它实现了我们向被整的人表达同情的初衷，付出的代价不大，毕竟“雄师不是反革命”这个看似有风险的观点后来根本构不成罪名。要是愿付这点代价的人都没有，世界一定变得更坏。
文革在继续。东社的短视政策自食其果，4 月下旬，由几位有造反光荣史的人率领，反对东社的各种人组成“延安公社”（延社），科大从一家独大变为两派对立。在外地，随着军队“支左”，对群众组织有打有拉，两派争斗成了各省市和许多部门的运动的通用模式。北京高校最有势力的几个造反派组织之间也矛盾不断，天、地两大派逐渐成形。
既然还能活动，能讲话，我没打算袖手旁观。在科大有件值得做的事：保刘达。前文提到，运动初期刘达就被中科院“抛”出来，但他文革前推行的教育改革似在科大颇得人心，尤其得好学生与好教师之心。而让我开始真心钦佩和想进一步了解刘达的，是工作组刚撤走时，“筹委会”组织的刘达批斗会。面对主持者喝问，“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你在家这些天都干了什么？”刘达不慌不忙掏出一个小日记本，每天几点到几点，读毛选哪篇文章、报纸哪个社论，逐条道来；无奈的主持者打断他，宣布禁闭刘达并“勒令劳改，打扫厕所”，话音刚落，刘达一步抢上前来，靠近话筒，大声说道：“让我劳动可以，但把劳动作为惩罚人的手段是错误的！”那种“士可杀不可辱”的气概令我肃然起敬。
此后我更关心刘达，两种信息使我对他的好感有增无已。其一是刘达在禁闭劳改期间写的“思想汇报”，它经过有些 “看守”之手，在同学中当笑话流传。他毫无卑躬屈膝之媚态，而是结合具体事例，谈自己深入基层、参加打扫厕所劳动的“收获”，比如一楼厕所总是最脏，越往上越干净，他建议设计楼房时应该底层的厕所最大，高层可以减小。“虎倒不失威”，他保留着做人的尊严。其二是一些人去黑龙江“外调”后写的大字报，揭发刘达 1959 年在该省任职时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我对“三年自然灾害”和“反右倾” 的看法已如前述，刘达当年怒斥“大炼钢铁”、“浮夸风” 的生动语言极有个性，引起我强烈的共鸣和敬佩。我一直喜欢韩愈的话，得谤者“名亦随之”，认为符合辩证法，这些批判材料在我身上产生的效果是个例证。
1967年春，正无事可做时，有人（肖杰？）建议去卫生所楼上看看仍关在那里的刘达，几个井冈山的人和他连聊了几晚上。我们对刘达的了解越来越多，关系从彼此略有戒心到友好亲近，对他的敬爱之情与日俱增。此时，《红旗》社论已有“解放干部”的说法，校园里出现了呼吁解放刘达的大字报，为表明立场，这样的大字报都有点刺眼地称刘达为 “刘达同志”；我们参加了这个行列，记得我写的一张大字报署名为“欢喜漫天雪”。同时，我们开始积极串联这些“刘达的同志”，626的张腊狗等人就是那时结交的朋友。愿意站出来保刘达的人心很齐。一番策划后，大约67年 6 月，“干部问题联络站”正式登场。“雄师和…”说，雄师和井冈山代表了科大的一小段“背离文革主旋律”、“不应被忘记”的历史，我认为干联站也是。正如后来批干联站的人所言，它所说的干部问题其实只有一个中心任务：联络所有志同道合者，保刘达。而且这个“保”不是“革命小将解放犯错误、被罢官的干部，让他们工作”，不是一种施舍或利用，在其核心成员心目中，刘达是所有干部的楷模，也是自己愿一生效法的榜样。后来干联站受到很大压力时我说过一番话，可能是有代表性的：“刘达不是一般可保可不保的干部。为了保他，付什么代价都值。即使你我今后别无所成，有幸认识这样的人，曾在这场风浪中与他站在一起，我们这一辈子不算白过。”正当“造反有理”的时候，没听说别的高校有这种以铁杆保某位干部为宗旨的组织。科大之所以有干联站，当然有刘达的人格魅力因素，也反映了组织者追求真理、不图功利的品格。当时科大东延两社对立，干联站从成立之初就明确不与任何一派挂钩，固然因为想保刘达的人两派都有，更因为不愿沦为某一派争权夺利的工具。客观上，干联站的普通学生里曾反对过工作组、抵制过“筹委会”的人偏多，他们大多属于东社，这为后来延社猛攻刘达的种种“问题”，并力图将干联站抹上东社色彩埋下了伏笔。其实，东社主要头目如贾志斌从来没表态保刘达，他的亲信一直将干联站视为异类；这与延社头目决定对刘达死攻不舍一样，都是出于“策略”的考虑，而这种考虑正是我鄙视他们的地方。
干联站的一号召集人是张腊狗，井冈山的赵婉如、陆宗伟等是“班子”成员并发挥了重要作用。我积极参加了干联站策划过程，包括最早的与各战斗队分别接洽，参加联席筹备会，以及对王震的一次访问。刘达与王震的友谊始于在晋北的抗战，因为性格相投，历久弥坚，那年“五一”毛泽东上天安门，据传讲了一句话：“王大胡子是好同志”，使王震刚刚摆脱了农口造反派组织的围攻，我们带了一张刘达写的条子，到王震在麟阁路的家去拜访他，受到诚挚的欢迎。王震对刘达的评价，还有他谈及刘达的“右倾错误”时痛斥黑龙江、河南等地“大跃进”诸多恶迹的快人快语，更坚定了我们保刘达的信心。但是，在干联站正式成立后，我基本没有参加它的运作，原因主要是：这边的事已经有人做了，而在校外，更具体地说在北京大学，我又发现了值得努力去做的事。
我们的宿舍在四清前已搬到中关村，在玉泉路的教学楼里只是栖身之地。科大井冈山垮台后，我有时回中关村，以那里为据点，到北京各高校看大字报，了解文革动态。我最常去的是北大，因为离我住处近，消息比较多，又有些当年一起批判李雪峰的战友可拜访。我很快就觉得，北大的运动落入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境地。
北大最特殊之处是那里有毛泽东“钦定”的大左派聂元梓，党委靠边后，以聂为首的“新北大公社”掌权，一手遮天。聂一方面自称秉承（其实是她揣测）毛泽东的旨意，变本加厉地整老知识分子、特别是堪称学界泰斗的一批文科老教授；另一方面，与社会上的“反逆流”、“抓反革命” 相呼应，在北大搞了以所谓“三忠于四无限”为名的校内整治运动，大整思想比较解放的师生，甚至凡是曾批评聂或其亲信的人，都扣上“否定毛主席亲自树立的红旗”的帽子，严加打击。整人的规模与力度比去年的工作组更有过之，被整成反革命的多名师生含恨自杀，有人向我讲过一位女生自觉走投无路，服农药自尽的悲惨故事。而聂依仗与中央文革小组有“通天”的关系，有恃无恐，将自杀者一律斥为“自绝于人民”追加挞伐。如果让这样的恶婆横行，天理何在？这时的北大校园里，虽然多数人敢怒而不敢言，还是有五个相互独立的小组织发出不同的声音，人们按反聂的言词激烈程度排序，依次称为“团零飘井红”：“北大团派”（从新北大公社分离出来的“造反团”）和“零派”（又称“北京公社”）比较温和，人数稍多；另三个都只有一个战斗队的规模，“红旗飘”由原先的红卫兵组织蜕变而来，内部团结，较敢说话，有战斗力；“井冈山”和“东方红”则思想稍有些“离经叛道”，一般群众不太敢接近。通过一位批李雪峰的战友介绍，我认识了红旗飘的头头牛辉林、牛泰升和骨干成员屈长江等人，感觉很谈得来，对牛辉林尤其有好感，认为他敢做敢当，头脑清楚且不走极端，有组织能力，演说特有煽动性，我称之为有“领袖气质”。与“零派”一些人我也有过接触。我希望北大的这些派别能联合起来，共同反聂，而挑头者似非红旗飘莫属。有这想法的人显然不止我一个，既然聂元梓掌权的北大是“天派”坚固堡垒之一，各高校“地派”组织有些人员在北大鼓动游说反聂，我在红旗飘的活动场所结识了他们中的一些人，与我交往最多最深的是地质学院“东方红”作战部的头头郑文卿（后来，正是他跟我讲了他们一群“小将”如何奉中央文革小组之命到四川押解彭德怀元帅回京，却与他们的总头头朱成昭一样，都变成保彭分子的故事，使我对彭元帅的人格魅力更崇敬备至）。从此，我以尽力在北大帮助组成反聂阵线为己任，常与牛辉林等人一起分析北大校内外的形势，探讨斗争或联合或争取群众的策略，有时谈得太晚，就在北大学生宿舍休息。牛辉林对我也很信任，这个阶段具体讨论过什么事和我说过什么意见记不清了，但我觉得有点“知遇”的味道，红旗飘的人告诉我牛曾对他们说，“老刘岁数不大，阅历却很深”。
与此差不多同时，我开始关心军事院校、军队文艺团体的造反派，不过投入的精力少得多。这些造反派与自称“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组织对立，后者得到空军吴法宪、海军李作鹏等（时称“李王张”）、总后勤部邱会作等领导干部及机关的支持；5月13日，在多个地方造反派组织的声援下，军内造反派冲击了“无革派”组织的一场演出，不料，若干天后林彪却亲自出席观看了同样的演出，于是这些造反派被称为“冲派”，惨遭打压。经郑文卿介绍，我多次拜访军事测绘学院某冲派组织，有过几次长谈（后来为保安全，我把有关联系方式、来往记录都销毁了，故早已忘记接触较多者的姓名）。当时军队各总部首长中，总参杨成武和总政肖华的态度似较公允，对冲派的言词较缓和，冲派对他们抱有期望，军测是总参下属院校，受到的压力稍轻，眼下似尚无危险。但他们告诉我，空军、海军、总后各单位整人的情况惨烈得多，许多人作为反革命被批斗，自杀事件时有发生；民愤最大的是总后邱会作，此人有与高衙内类似的毛病，文革前曾因非礼下属医院的多名护士被举报，“作风问题”有案可查，文革开始后便受到医院、军医大的造反派冲击，不得不藏匿起来，在“5.13事件”后乘机反攻倒算，当初揭发、批判他的人，甚至曾遭他非礼的受害者，皆被扣以“攻击污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的罪名，含冤挨整，生不如死。听得我义愤填膺。但是，对这些军内造反派的朋友，除了建议他们在“低潮”时期适当收缩，注意保护自己之外，我出不了什么好主意。这些活动的一个重要影响是，我对林彪的印象逐渐变坏，用我当时的话说，这个人似乎“过分重视干部与他历史上的部属关系”。
科大东社属于地派，应该是通过郑文卿的推介，东社作战部的人主动找我，我和他们建立了一种微妙的关系。一方面，作战部的部长陶荣甲、副部长何埜熙、“北京站”站长陈应天和我接触甚多，成为朋友，我常参加他们的会议，貌似该部的一名骨干成员；另一方面，我从未参加东社或其任何基层组织，对东社及贾志斌等人仍有很负面的看法。我相信有些人的说法，贾的“镇反组”还在搜集我的“黑材料”。
我藐视贾及其亲信这种渗透到骨子里的整人习性，颇为不与他们为伍却能影响东社的“外交政策”自傲，并由此发展出长期左右我的一套观念：保持独立性，不参加任何组织，永远不要让别人替我做决定或者表态，我为而且只为自己的言论和行为负责。
但是，挨整的可能性必须重视。特别是，我奔走于科大、北大，有时还到军测、地院，常面对一群未必都很熟悉的人纵论古今，分析点评，虽然“言多有失”，但这正是我自认为能发挥作用的强项，如何自我保护，我有过认真思考。说来有点幽默，我总结的“八字方针”取自《毛泽东选集》，所谓军人战术要领不外两条，“隐蔽身体，发扬火力”，据毛的解释，不努力做第二条是右倾逃跑，做不好第一条是左倾冒险。身为战士，正在战斗，不可不牢记隐蔽身体是发扬火力的前提。以为真理在手，“舍得一身剐”，不管对象场合，咣咣地把观点和盘托出，无异于端着枪跳出战壕，看似雄壮，早让人家一枪撂倒了。其实这八个字在科大井冈山已有雏形，我主张大讲雄师不是反革命，属于发扬火力范畴；不讨论雄师观点的对与错，是隐蔽身体的要义。此后进一步发展，比如有些话只意会不言传，点到、窗户纸不点破即止，你有了这个印象，但这句话我没说；在人较多（人越多，将来越容易有人被迫交代揭发，也越容易坐实罪名）的场合，可以谈得神采飞扬，但不得意忘形，决不透露最“尖端”的观点或不为一般人所知的事情。同样为了隐蔽身体，我可以和别人详细讨论各种具体问题该怎么讲，怎么才既有效又安全，但文革中我从不对人说起这八个字，以免在挨整时被当作狡猾的对手重点整治，或者被人说成是对抗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某种程度上，我在文革中虽然受伤，还能保存元气，全身而退，与这段思考有很大关系。
1967 年这个夏天我很忙，有时睡得很少，而心情很好，精力充沛。有一次与科大井冈山的朋友交谈时我说过，我对科大东、延之间（其主要头头是一丘之貉），或北京天、地之间（我曾讥为“惜蒯富王宾，略输文采，聂婆谭妇，稍过风骚”）两派纠缠的多数话题皆无兴趣，认为没多大的是非，派性而已，只有三个愿望，并愿为之奋斗：在科大，解放刘达；在北京高校，清算聂元梓的罪行；在军内，使邱会作之流受到应有的惩罚。那段不长的时间，虽然看来很难，我这三个愿望似乎都在向前推进。
科大，干联站步入正轨，保刘活动颇有声势，不仅许多学生热情高涨，敢于肯定刘达来校后政绩的中层干部也不乏其人，扎实的调查取证等工作正在展开。许多人相信，因为刘达从未被敌人抓捕，不可能是（当时正抓得天昏地暗、鸡飞狗跳的）“叛徒”、“特务”，没有致命伤，他的解放和恢复职务只是时间问题。
北大的形势更好。“团零飘井红”联合如愿实现，反聂师生中弥漫着兴奋的情绪。新组织定名“北大井冈山”。在筹备会上，我见过两位值得敬佩的人。一位是北大副校长、老科学家周培源先生，他对聂迫害师生的恶行愤慨已久，此时欣然允诺出任井冈山的一把手，说明聂已到“天怒人怨” 的地步。可惜的是，据说周总理出面劝周先生，为了更好地保护他，他不宜参加群众组织，周先生不久后退出了井冈山的活动；而且直到文革后，周先生的传记等各种褒扬文字都有意略掉这一段，因为官方可能觉得与造反派有勾连不光彩，其实这正表现了周先生为人最可贵的品德：嫉恶如仇、不畏强暴的正义感和舍我其谁的社会责任感。另一位是有传奇色彩的哲学系青年教师郭罗基，他曾是聂元梓反陆平时坚定的同志，后来批评聂而被打压，索性站出来，以他极具鼓动力与启发性的演说成为反聂师生崇拜的心灵导师。我印象中他不属于任何小组织，是位真正的独立战士，在“隐蔽身体” 和“发扬火力”两方面都堪称楷模。从这时直到80年代末，他努力推动国人思想解放和社会走向公平进步，影响很大，从陆平到聂元梓、孙蓬一，后来的迟群、谢静宜，再到邓力群等人都想整或整过他，但他穿越多重枪林弹雨，至多挂点小彩，战士雄姿依然挺拔，从没被整倒。
8月下旬，北大井冈山正式成立。大操场上搭起主席台，周培源的讲话慷慨激昂，牛辉林（这时是二把手，今天的话叫 CEO）的讲话则振奋人心，挖苦“老佛爷”（那时放映批判影片《清宫秘史》，聂元梓因作风类似片中的慈禧而得此绰号）的话犀利诙谐，各小组织头头的表态斗志盎然，台下的听众一扫昔日重压下万马齐喑的阴霾，喜笑颜开，欢呼不断；地派各大组织皆有热情洋溢的贺辞，连与聂同属天派的清华井冈山（曾是挨整学生的蒯大富据说一直不以聂为然）也写来贺信；文艺团体各组织送来了精彩的节目，包括胡松华的独唱。我坐在主席台后排听大会发言，后来坐在草地上欣赏演出，同时一直与身旁的红旗飘战友低声交谈，沉浸在人生有为的价值感中。那是我在文革中最难忘的一天。
放眼全国，那段时间里，各地支左、军管的军方与造反派组织的矛盾加剧，7.20武汉事件更把中央文革小组牵扯进去，可能像去年炮轰地方党委一样“揪出军内一小撮”的说法不胫而走。三军冲派对再把造反的矛头指向无革派的那几个后台暗抱希望。
但形势变化的方向和速度都出人意料。就在 8 月下旬，
肖力（毛泽东与江青的女儿李讷）贴出攻击解放军报社负责人赵易亚的大字报，想不到的是，这股邪火突然烧向总政的肖华。这导致又一个科大独有、别校均无的事件：“东方红” 作战部的“保肖声明”。
声明似由陈应天起草，经陶荣甲、何埜熙与我修改定稿，宣称：肖华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不应该被打倒。发声明的动机，感情占第一位，肖在军内两派问题上的表态总比吴、李、邱等的调门低几阶，是为冲派落实政策的希望所在，而他作词的《长征组歌》是许多同辈人最爱唱的歌曲（北大井冈山的人演出过，“红旗飘”是组歌的第一句歌词）；理性方面，则认为肖以“红小鬼”出身著称，与被打倒的党内军内大人物并无特殊关系，运动前期毛泽东似很信任他，周总理带着感情保他的话流传甚广，我还有个分析，军队里只由关系铁板一块的一伙人掌权是治国的大忌，毛不会不清楚，所以肖应该打不倒；不过也有功利甚至投机性的因素，希望高层很快出来保肖，东社作战部将因独具慧眼而声名大振。事实上，肖华很快在三军无革派等掀起的阵阵浪潮中淹没，这个声明在科大以外的反响很小。唯一可慰藉的是，声明的自我保护很到位，全文高调正面评价肖华，并不批评贬斥倒肖的势力和可能的后台，所以我们发出了想发的声音（还做了去政治学院拜访莫文骅将军这种有点犯忌的事），并没在事后招来麻烦。科大一定有人曾想追查此事，却失望地发现这个字斟句酌的声明没有大辫子可抓。肖华被冲击后，我没有再去过军测。
同样意外的是，中央文革小组站在台前到处亮相表态的王力、关锋突然被打倒，曾被他们支持的群众组织蒙头转向，江青却更活跃，而她正是聂元梓声称的靠山。一次接见北大两派的会上，江青当面批评道，“牛辉林（此时已是井冈山的一把手）你并不高明”。这比她动不动说某某“是坏人” 当然好一点，但也足以对井冈山和牛本人形成巨大的压力。这时的新北大公社已承受住井冈山刚成立时的震撼，凭借聂头顶的左派光环和手中掌控的资源站稳了脚跟，多数职工和不少一贯听话的学生还在它的旗下，于是乘势猛烈进攻，井冈山虽然写手们的斗志和笔锋依然强劲，时而发动反击，但基本以防御为主，在校园内处于守势。与以前相比，好处主要是已非几个人孤军奋斗，对手不可能为所欲为，暂无人身安全之虞。客观形势如此，扳倒老佛爷的前景毕竟渺茫，记得井冈山有过一篇大文章起名为“总为浮云能蔽日，我唤东风扫长天”，借用李白诗的前七个字充分表达了骨干成员的某种悲愤和无奈。牛辉林等曾与我谈起，他们设想的最好结果是坚持到实现“大联合”（此提法开始在报刊中出现），作为两家联合者中的一家，似应能为全体成员的政治安全提供保障。
科大校内的形势也诡谲莫测。延社视刘达问题为东社的软肋，他们能量很大，调动种种关系，搞来了杨成武、戚本禹（这两人后来被打倒）、康生等人对刘达不利的定调表态。保刘最积极的中层干部李侠，因为多年前曾闲谈她参加革命初期的经历遭延社干部卑鄙的揭发，以“攻击江青”的罪名被正式逮捕。干联站也在压力下苦苦坚持。
折腾一番之后，到1967年深秋，除了偶尔还去北大，我又回到基本无事可做的状态。这是读书和思考的时候。我读了几篇马克思、列宁的著作，更多的时间用于读史书，差不多通读了《资治通鉴》，记得是西单有家旧书店低价处理“四旧书籍”，倪诗茂与我合买了《通鉴》，全套，线装，有胡三省的注，当时如获至宝。读通鉴的目的，我本来就对史学、特别中国史有兴趣，读古知今，可以增加阅历，也是好的谈资；更主要的是总听说毛泽东最爱读史书，尤其常读通鉴，想由此窥测他那既要人民“紧跟”、又让人民难以预料的 “伟大战略部署”究竟玄机何在。思考的对象主要是文革整个过程，上溯到运动的起因和建国以来的政治斗争。这些使我对很多问题有了更深的认识。与我有思想交流或切磋的，主要是倪诗茂等井冈山的朋友和（通过倪介绍认识的）忻鼎亮等“齐卫东”战斗队的朋友（参见“风雨中”）。对于基调逐渐从“你不讲理，我更不讲理”向全面武斗过渡的现实的运动，我基本上置身事外，随它去吧。顺便说，68年春节前后，我在（四清及）文革中唯一的一次回到在南京的家，看望饱受运动冲击（但有些大磨难还在后面）的父母亲，意外地为八十高龄而肺病忽然恶化的祖父送终，还应倪诗茂之邀去上海住了一些天。值得一说的是，在南京我和许多中学同学过年期间一起去逐个看望慰问从前的老师，特别是文革初期曾惨遭中学“红卫兵”毒打和凌辱、这时还算“有政治问题”的几位老教师，这在那个时期并不多见，从老师们喜出望外、满含热泪的眼中，我再次看到对挨整者的同情与尊重有多么可贵。
这段时间，我的行径像一个“逍遥派”，但我没忘记我做过的事。有一点我很清醒，66 年的《十六条》有个伏笔，真正有问题的学生“留待运动后期处理”。历史知识也告诉我，人不管做了什么，总有一天要面对它的后果。有个例子表现了我的理念：应倪诗茂等相约，我在中关村见过“教师周进聪被打致死事件”后刚逃离科大的一名东社头头（名字不说了），我劝他尽快自首，记得还讲了战国时蔺相如劝得罪赵王的缪贤不可逃亡燕国的故事，千万不要幻想可以投奔他在外地结交、暂时似颇有力量的“朋友”。后来在多少有些被迫的情势下，他到公安局自首了，事实证明那是他最好的出路。
另一个例子是我为牛辉林出的最后一个、应该也算最明智的主意。北大两派间的攻防态势延续到 68 年由文斗转为武斗，该时段我已很少去北大，聂派向某学生宿舍楼发动突然袭击以致武斗扩大那天晚上，我恰好在另一幢楼里。当晚，牛辉林问我对如何反击的意见，我的建议是只守不攻，实在撑不住哪怕全体逃离学校，决不主动策划攻击行动，决不下令死守；运动总有结束时，一切会秋后算账，两派群众不是你死我活关系，你不应为任何人的死亡负责，不管他属于新北大还是井冈山。为了强调，记得我向牛辉林讲了南京的“P 派”在武斗逐渐升温之际突然全师撤出城区、退往挹江门外下关区的例子，这个行动避免了南京市内的大流血，赢得民众的广泛赞扬。后来井冈山相应决策的详细过程我并不清楚，但他们果然把还在校的所有本派学生收缩到北大东南角的六幢楼里，从不主动出击，楼与楼之间和一幢楼到校门之间搭起帐篷样的走廊，以防对方从临近楼上瞄准下面走的人扔石块，直到军宣队进校。我也不清楚牛辉林个人后来的全部遭遇，但作为文革中有一定影响的学生领袖，虽受过整治，他是少有的未受牢狱之灾、也不必受良心谴责的人。
1968年夏天，刹不住车的武斗招来了进驻各高校的军工宣队，已经自由放纵两年的学生再次受到管束，经常在中关村住的我也被召回玉泉路，参加政治学习。显然，处理问题学生的“运动后期”已近在眼前。虽然一直注意自我保护，虽然不能说没有侥幸心理，我“在劫难逃”的感觉很强烈，老是同情挨整者，自己挨整的时候快到了。毕竟，负面的消息不断传来，我的“三个愿望”这时都进入可怕的低谷：科大，不知是相信某些高级人物的断言，还是被刘达桀骜不驯、藐视其权威的态度激怒，军工宣队宣布刘达是“三反分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强迫干联站负责人认错检查（只有张腊狗等少数人顶住）；北大，军宣队根本无意公平对待两派，而是与聂派沆瀣一气，听到传闻说，井冈山各级头头大多进了挨整的“学习班”；军内更不必说，有副统帅林彪罩着，黄（黄永胜代替杨成武入主总参）吴李邱等人气焰熏天。既然如此，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我的应对措施是“坚壁清野”，销毁（撕碎，从下水道冲掉）一切与文革有关的带字迹的纸张，如信件、文章底稿，特别是外校人员的姓名住所电话；当时最舍不得、也不好处理的是从四清回校开始记的几本日记，详细记录了我每天的行踪和见闻，包括重要消息或看到的大字报的要点，虽然为了安全，我记实而已，没有一字写我的感想或褒贬态度，但还是决不能让它落在整人者手里，成为追查线索或上纲批判几乎无穷尽的弹药源。借口要与下乡插队的表妹道别，我晚间请假（那时离校要请假，但管得不严）把日记带到表哥家，嘱他代为保存，不行就毁掉。可惜的是，后来我被“专政”，表哥担心自己也被抄家，他将它们付之一炬，要是保留到现在，就有史料价值了。我仔细回想自己前一段的言行，特别是“话酣耳热”时有没有一时兴起，说了什么过头话，考虑应对之策。顺便说，这种时候，最不该做的是“订攻守同盟”，值得信任的人用不着订，不值得信任的订了也靠不住，一旦订立同盟这个事被供出去，不但增加你很难赖掉的罪状，还让人家确认你“一定是条大鱼”。
该来的总会来的。1968年12月上旬的一天，4系、5系、 6 系三个系开联合会时，工宣队一声令下，我被两个人从身后抓住，双臂反扭，以“喷气式”的姿势押上台，与先前揪出的专政对象站成一排。我在文革中的历史不得不翻开新的一页。
直到这时，我对“三愿”并不后悔。我相信人是有善恶的，而谁善谁恶并不由那些自称某司令部的人说了算；读史让我相信“善恶有报”，尤其相信恶人“多行不义必自斃”；我相信“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不过善者或恶者本人未必能亲眼见到一切都报的“时候”。我已经不能再做任何事促进“时候”到来，但历史规律仍在起作用，我等得到它，看得见它。
也许1968年最想不到的，是三愿的结果如此“经不起” 等待： 聂元梓最先恶贯满盈。几年后我才听说，似因“清理阶级队伍”中有太多的北大师生被迫自杀，聂又与高层为此派来代替原军宣队的迟群、谢静宜对立，她这自认为毛泽东亲手树立的“不倒的红旗”大约在 1970 年被毛亲手砍倒，最终送进监狱，长期服刑。与此对比，绝大多数被她整过的井冈山派学生虽有身心创伤，还能毕业和工作，此后为国为民多有建树，包括牛辉林。
林彪集团 1971 年的下场最令老百姓惊讶。随着在温都尔汗“叶落林凋天有眼（我后来回忆文革的一句诗）”，黄吴李邱从权力的峰顶几乎垂直跌落，直到判刑入狱。
刘达问题反而最晚解决。科大迁到安徽，当地对这位老资格干部似有点不知如何是好，约在1972年，据说王震到合肥做工作后，刘达解放，官复原职。此后短暂地在科大（“回炉班”是享誉至今的德政）、改革开放时期在清华大学和人大常委会，刘达为中国走向复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遗憾的是政治运动虚耗了他那么多宝贵的年华。
三愿皆实现后，虽然到举国欢庆“四人帮”覆灭、“江翻海倒地重辉”（前一句的对句）还有四五年，我挨整的阶段基本结束了。
四、我在文革中的“尖端”思想
学生在文革中挨整虽与行动有关，但大多如“风雨中”所写，属于“思想犯”，因为他们有些言论被人抓住辫子，说成“恶毒攻击”或“思想反动”。那时，对毛泽东、江青、林彪的某些“不敬”议论(例如“江青有小资产阶级情调”) 和喊口号口误、写大字报笔误是多发病，而“毛泽东思想能否一分为二”、“是否赞成(马克思说的)‘怀疑一切’”，是让人回答时稍有不慎便掉下去的常见陷阱。犯忌讳的观点常被称为“尖端”思想，突出表明其与众不同和充满危险。所以，在回忆挨整过程之前，有必要先把我的尖端思想梳理一下。
文革前，我像所有中国青年一样对毛泽东极为崇拜，对他的英明伟大坚信不疑，学习毛的著作像学功课一样认真，希望也能比多数人学得更好。我熟读《毛选》一到四卷，有些重要文章做过心得笔记，深入思考过如何用书中的哲理指导自己的生活和学习，毛的《诗词》及后来常用的《语录》更滚瓜烂熟。有点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学习心得让我在文革中更不容易轻信毛绝对正确，在挨整时又成为帮我加强防卫、抵御攻击的武器。
那么，文革以前，毛泽东有没有什么话让我觉得不理解，或不舒服呢？回答是有。 四卷毛选，只有一处我难以接受，那是毛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引用了朱熹(我一直不喜欢这个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人)的话：“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反动派之所以被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推翻，问题不在其人而在其道，怎么能推翻其人，却沿用其道呢？何况就算“治其人”，怎么会还用反动派迫害革命者的罪恶之道呢？中共不是一直讲优待俘虏、改造罪犯做得多么好吗？那时我觉得这仅是引用朱熹的话（毕竟不是毛自己的话）不当，后来才感到，这句暗藏血腥味的话与建国后残酷的整人运动联系紧密，只要指某人为敌人，“治其人之道”便多么凶狠歹毒都无所顾忌，换言之，这句话不仅使无数挨整者死于非命或伤痕累累，也浇灭了许多参与整人者尚存的天良，将他们引入不归的歧途。
有一个当时觉得很小的疑点。文革前发表的《九评》论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条件，引用了毛泽东的话，“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为了再现那时的情境，我特意抄录全文，请问读者，读了这段话有何感觉？有毛病吗？这段话在逻辑学上属于列举“不完备”，它漏掉了一种人，“反对过自己而实践证明其正确”的人。为什么毛泽东没提也要团结这种人？因为这种人非常容易团结，所以不必提了？这个疑问那时只在脑子里闪了一下，后来却久久不忘，直到多年后我找到答案。到下文再细说吧。
前文说过，参加四清使我对一系列农村政策产生了负面看法，但当时并没有与毛泽东个人的作用联系起来，只隐约觉得报刊的宣传与实际不完全一致，大跃进并没造福人民，虽然毛提倡实事求是，真正实事求是的人往往倒霉。
轰轰烈烈的文革开始了。很快，随着毛泽东畅游长江，撤工作组，支持“造反有理”，在天安门城楼上戴红卫兵袖章，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文革进行到底，喧嚣一时的整人路线被毛没费吹灰之力就打得片甲不存，我像周围所有人一样精神亢奋，头脑火热，对似乎既高瞻远瞩又深明民意的毛敬佩得五体投地，唯恐对他的继续革命理论理解不够深，跟他的战略部署跟得不够紧。
但是，只要脑子还在动，产生疑问是不可避免的。像“风雨中”作者一样，我曾以为毛放手发动群众到处“炮轰火烧” 各单位党委的内在逻辑是“真金不怕火烧”，好的领导者欢迎批评，于是和群众一起闹革命；坏的压制批评，反而暴露了。但事实如何呢？全国所有省市党委百分之百被轰垮，能与调门高得可怕的造反群众达成妥协的一个也没有；自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中央文革小组一面支持炮轰火烧，一面压制批评比谁都狠，老虎屁股摸不得。这不能不使人迷茫。多数负责干部不管怎么做都逃不脱被打倒，少数人则为所欲为，依然红光罩体，刀枪不入。运动的真谛到底是什么？
关于“怀疑一切”的争论是文革的一个点缀。我上中学时就知道并喜欢马克思的《自白》，那是他对女儿燕妮的二十问的回答，包括他喜爱的座右铭是“怀疑一切”；我相信这表明了马克思独立思考、绝不迷信、绝不盲从的科学精神，当然他不是没有信仰，正因为经过质疑和论证，他的信仰更坚定。马翁这句话理应得到尊重和提倡。想不到有人把“怀疑”曲解为否定，于是形成争论，更想不到，此时官方居然公开指责怀疑一切是无政府主义反动思潮，而且连一点对马翁原意或何种情况下不该妄用的解释都没有。再加上林彪大说特说“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无异于主张盲从，使我迷茫之外还有些愤懑，连马列主义老祖宗说的也不买账？从此，问人是否赞同这四个字成为入人以罪的陷阱。顺便说，我对这一问有个“标准答案”：“我认为，马克思说‘怀疑一切’与毛主席说‘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是同样的意思”，我不多加一字发挥，你能给我扣什么帽子？还有件事显得诡异。66年，随着一群中学红卫兵狂热鼓噪，文革前常说的“毛主席像太阳”变成“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有时还加上‘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而且喊遍写遍、谱成歌曲唱遍了中国大地，我忽然看到一张批判某中学生 “反动言论”的传抄大字报，他说“红太阳是快落山的太阳”。这句话很刺眼，但平心而论，说话人本意是反对“红太阳”的称呼，并不是恶毒攻击。他说的不过是个符合科学的常识。从此我忘不了他的话，称毛为“红太阳”似乎很像中国历史中常见、先在民间传说而后来应验的“谶语”：当官方、包括毛本人允许甚至鼓励这个称谓到处传扬之日，就是这轮光芒万丈的太阳走向西山之时。它是毛泽东时代盛极而衰、行将结束的标志。当然，这个想法我从不和别人交流，太尖端了。
运动在继续，我的疑问在增加。毛的“伟大战略部署” 来回反复，神秘莫测，叫人怎么紧跟？那时对各地领导有 “是群众运动，还是运动群众”的责问，毛岂止是运动群众，简直在“耍弄群众”，有些群众在高层出尔反尔的表态后付出血的代价。开足马力狂奔的运动真有一套理论指导吗？为什么老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官方在宣传，因为毛以前正确，所以将永远正确下去，所以人们不理解也要紧跟，我当然知道，这种推理在逻辑上根本不成立，更不能算理论。群众间不断用看似互相矛盾的主席语录“打嘴仗”，这些“最高指示”连起码的“自洽”都做不到，怎么能拼成一套像样的理论？
为了帮人理解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吧，不少长篇大字报论述毛发动文革的起因——远因从毛在庐山反彭德怀的右倾说起，到七千人大会的“翻案风”和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近因从《海瑞罢官》和三家村说起，到《二月提纲》和彭真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更大的问题来了。如果我秉持自己的良心，相信四清时了解的事实，毛泽东在这些事件中的观点真对人民有利吗？是我更愿意接受的吗？被毛反对、打倒的真是坏人(顺便说，我表姐请的阿姨曾在邓拓家服务，她对我说，自杀的邓先生是大好人)吗？毛在 66 年是不是已决心打倒刘少奇？是不是只是因为当他故意离开北京时，刘少奇派的工作组并没有像刘和王光美在桃园四清时那样折腾当权的小干部，却操起从反右以来最得心应手的“整人”凶器向学生开刀，他才高调反对“整人”？他真的喜欢“大民主”吗？
67年秋到68年春，带着这些疑问，我一面学马列、读史，一面思考。体会很多，这里只说比较尖端的。在一本《马恩列斯论中国革命》里读到列宁评论辛亥革命，赞扬之外，他说要警惕中国将像 19 世纪末的俄国一样产生许多“民粹主义者”，比如孙中山就是。我发现，列宁对民粹主义特征的分析几乎可算为毛泽东画像，特别是崇尚自然经济、抵制社会分工的那一段，与毛的“五七指示”简直丝丝入扣。看来，毛满脑子典型的农民意识，在马列主义二号掌门人面前连入门考试都通不过。不再对毛迷信，我结合实际回想毛的著作，越来越觉得，至少对文革运动来说，有两篇的危害特别大。
一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全文对法外暴力的极度赞颂和红极一时的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运动中武斗、打砸抢等数不清的祸乱之源。和平时期，即使搞运动，绝不纵容目无法纪本该是政府最低限度的责任。毛却是先放纵，后收拾。每当说到所谓过火行为，他轻松表态，
“大方向是好的”，“群众会自己逐渐提高认识”，而当他说这话时许多受害者已遍体鳞伤、家破人亡，加害者则以后将被惩治。就算回到该文发表的1927年初，湖南农运如火如荼，毛作为中共中央委员去考察，固然他可以称赞“好得很”，但明明看到不少(他说有 15%)“不良分子”掌了农会的权，听到“踏上小姐少奶奶的牙床去滚一滚”等越轨行为，他不指出农运有哪些问题(就算是支流问题)，该如何妥善解决，却大说什么“矫枉必须过正”，能叫称职吗？国共还在合作北伐，“好些革命军军官家里的年尊老太爷”(他的话) 却被农运冲击，他这个考察对革命发展的全局起了什么作用？二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文章名字有迷惑性，谁看见都很放心，相信自己肯定是人民一员，有什么事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一切好说。但是，“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违背法律公平性原则，实质上是主张未审判先定性和法律因人而异，是一把带毒的杀人暗器，是整人之道横行多年的理论基础。不管你是谁，一旦说成是敌我矛盾，就“只准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连辩解申述或别人帮你说句话的机会都没有，哪怕你比窦娥还冤，哪怕你曾为革命身经百战，哪怕你曾与中共风雨同舟，连共和国主席都可从“人民”中踢出去，何况是你？许多人自认属于人民，相信挨整者是少数用心歹毒的敌人，跟着喊整人口号唯恐不积极，当厄运落到自己头上才明白，这种“必杀技”放之任何人而皆准。为什么有些人自杀？尽管一时的皮肉痛苦和尊严扫地确实难以承受，我认为，真正逼使自杀者迈出那一步的是意识到已被定为敌我矛盾对象，他的后半生将是做不完的噩梦。该文出台与反右同步，直到文革，它的“两类矛盾区分法”造成了多少冤案？
其实，毛泽东不是理论家，建国后重于控制政治斗争，没有系统的理论研究，他爱读书不假，平时只爱读史书和别的古籍，不读哲学或经济学著作，也不读马列，想引用马列语录要手下的“秀才”去找以撑门面，发表文章要“秀才” 把关以免出错。要理解毛，与其琢磨他未必存在的“思想体系”，不如结合读史与现实，分析他的行事风格。毛最爱读《资治通鉴》和《汉书》，最感兴趣的是帝王治国之术(不是儒家讲的治国之道)，最欣赏的一类人物是秦始皇、隋炀帝、武则天这样的暴君型帝王和曹操这样的奸雄型权臣(《红楼梦》的王熙凤也算)，而对中国史书推崇的唐太宗等愿纳谏的明君、魏征等爱进谏的贤相、杜甫等忧国忧民的文人和各朝代有过的仁政从无赞扬之辞。一位自称依靠人民反暴政、闹革命起家的共产党领袖，爱读史无可厚非，这种偏爱算正常合理吗？
他欣赏的这类人有何共性？很显然，独裁，比一般帝王将相更独裁。这类人爱听的奉承是“天纵英明”、“圣衷独断”，爱炫的把戏是将莫测其高深的群臣玩于股掌之上。自从对毛的个人崇拜确定了他一人至高无上的地位后，特别是 “退居二线”后，毛超脱出繁忙的日常工作，喜欢以“你们谁都想不到”的方式发出左右政局的指令，往往不惜推翻中央集体原来的决定，却必定得到集体里多数成员立刻的响应。
这完全背离集体领导应遵循的原则。从突然加快社会主义改造并痛骂按原计划办事的干部为“小脚女人”起，大跃进，人民公社，好不容易靠着别人从三年困难中缓过来之后(不顾八大决议)重提大讲阶级斗争，直到发动文革并在运动中不断呼风唤雨，这成为他的癖好。毛提出并要求立即照办的主意一定是独出心裁的，别人越吃惊他越得意，你们不理解不要紧，慢慢理解吧，要是别人先提出来，他就不提了，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他关于59年反右倾的一段话（大意）是很好的例子：“上庐山本来想反左的，彭德怀跳出来攻击我们，只好反右了……”这是什么逻辑？如果从国家和人民利益出发，反左是因为“左”给工作造成损失，必须纠正，有人积极反左，不是很好吗？毛的逻辑不是这样，你“跳出来”，反左喊得那么响，我要是也反左，不是跟着你跑，变成你领导党了吗？我偏反右！打你个措手不及。如此反右倾之后，毛的领导地位是更巩固了，下面呢？左风更厉害，一大批好干部被整，老百姓陷入灾难，有多少人饿死至今没做过统计，毛计算得失时不需要这个数字。这是专制帝王权臣的逻辑，不是共产党人应有的逻辑。无怪乎毛从不认为“从谏如流” 是君主的优点，而“为民请命”几乎可看作臣子的死罪。
这类人的性格特征呢？《三国演义》有很好的概括：“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为引入这两句话，罗贯中讲了个曹操杀吕伯奢的故事，请注意，杀吕不是因为吕负了曹(那叫报复心太强)，而仅因为曹认为吕有负曹的可能性。故事是为塑造人物性格而编的，所以有人为曹操叫屈，但这种性格并非虚构，性格的典型性是文学作品成功的要素，读者相信有这种性格的人确实存在，例如奸雄和暴君。中华历史悠久，卓越人物众多，毛偏偏只欣赏这类人，他自己如何行事就不足为奇了。且不说毛确实有负于字面意义上的“天下人”——那么拥护他、热爱他，却被他带进饥荒苦海、推下动乱深渊的全国平民百姓，毕竟他平日并不接触民众；只看他如何对待一起出生入死几十年的高干战友吧，从建国到文革，多少人莫名其妙地被打倒甚至整死，他“负人”总那么轻松随意、心安理得，而且他很清楚这些人并不“负我”，挨整者检讨时诉说多年来如何忠于他，他已经听惯甚至听腻了，他打倒他们只是为了不留下类似吕伯奢“负我”的机会。彭德怀、张闻天 59 年反左，刘少奇等人 62 年批评浮夸风、共产风，都没把责任推给毛，反而尽力维护毛，并没减轻毛打倒他们的决心，因为毛视他们为潜在的威胁：有一天你们改口，说责任是我的，或者我死后“鞭尸”，怎么办？干脆先除掉你们。再如在毛身边服务多年，按中央决议、为准确完整记录保存毛的讲话而在中南海安装录音设备(毛称为窃听器)的杨尚昆，打倒杨不是因为此举已有“负我”的结果，而是有“负我”的可能。还有些人连这都谈不上，打倒他们只是毛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如争取盟友林彪而付出的一点牺牲，如罗瑞卿（毛自己说，罗为了保护他，总陪着他下江河游泳）和杨成武。对于毛，“我负天下人”真的不算什么事。
有些宣传说，毛是很宽宏大量的。看对谁。回到前文毛关于接班人应该团结别人的话，看出问题了吗？在“反对过自己”的人当中，毛要团结的是“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他做得很到位，对左倾路线当家人王明、李立三，毛提名他们为中央委员，对曾跟着张国焘反他的红四方面军将领，对被俘的国民党军将帅，毛都可海纳百川，既往不咎，可以想见，提起这些人“反对过自己”，是毛很愉快的时刻。但是，如果反对过毛，而实践证明其正确呢？这种可能性不能说没有吧？毛绝不团结，甚至不能容忍这样的人。他们的存在就是对毛“一贯正确”的神话的挑战。这方面毛不像曹操，倒像曹孟德最看不起的袁绍。记得力劝袁不要伐曹而被下狱的田丰吗？袁在官渡惨败，证明田的反对意见有理，田丰告诉来贺喜的狱吏，要是袁绍取胜他还有活路，前方兵败正是他的死期。彭德怀的命运也是如此。假如59年反右倾之后粮食连获丰收，证明大跃进那一套胡搞并无大过，毛会宽容地将他这位直率的湘潭老乡训诫一番，不要对自己擅长的打仗以外的事乱发议论，然后从轻发落。然而事实与此相反， “吹”出来的高产粮不能填饱人民的肚子，亿万民众陷入史上未闻前例的“人造”大饥荒，彭元帅的死期就不远了。再举一例，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有两位前线总指挥对毛的战略指令有不同意见，东北的林彪和华东的粟裕。毛下令出奇兵袭取锦州，林彪不愿冒这个险，犹豫再三后打了，大获全胜，事实说明林的顾虑多余，或者说林不如毛胆子大；林彪此后在党内的升迁不受影响。毛下令率精兵南下“跳”过长江，粟裕觉得无必要，组织淮海战役，也大获全胜，将国民党军精锐皆歼于江北，事实说明粟在这件事上棋高一着；建国后，粟裕令全军将士大跌眼镜地没当上元帅，而且几次被指为军内错误路线的代表而受批判，后半生基本闲置。毛泽东团结什么人、不团结什么人是很分明的。
有些宣传说，毛愿意倾听批评意见。看批评什么。一般的批评，针对的是他不太了解的、别人负责的或者他确信自己做得对的事，尤其出自小老百姓，毛平易近人，虚怀若谷，很有领袖风度。有一类事例外：毛一手促成(可能曾力排众议)、自己又感觉八成做错了的事，绝不许别人批评，尤其出自党内高级干部或党外有影响的人士。这和上一条是一致的。
韩非子说，君主像龙，喉下有“逆鳞”不能碰，碰了就会被杀。这类事就是毛的逆鳞，一被碰到，他就神经紧绷，反应激烈，关键是他已意识到这事做得有问题，将来可能不好向历史交代，但眼下保住领导地位要紧。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是他的逆鳞，彭德怀59年在庐山碰了；62年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和一大批奉命畅所欲言的各级干部又碰了。66年以后呢？显然，文革成为毛一生最大的逆鳞。68年，毛忽然发出 “最新最高指示”，说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叫人有点不明所以：整个国家卷进文革里折腾两年多了，其他一切几乎停摆，还说这干嘛？这段话提醒我，毛不得不面对运动造成的巨大损失(尽管报刊可以不说)，想到后人可能对文革的质疑，他心虚了。他写这么几句话，势必写进党的各种决议，作为对未来的批评的预防，给自己壮胆。但这给不了他安全感。他的余生将在自己死后别人可能批评、否定文革的担心和怀疑中度过。
毛泽东发指示时喜欢讲个历史故事，这是他的古为今用，而且是他的特权，没人敢仿效。故事常用封建君臣关系类比他与高级干部的党内同志关系，令人不禁摇头。读《通鉴》，最震撼我的是初唐的一段历史。武则天刚接触最高权力时，遭到朝中多数高官和李唐贵族的反对；她搞了一场广泛鼓励草民检举百官违法行为的“群众运动”，到处设检举箱，派专人收举报信并护送告密者进京，给予赏赐封官，然后重用几个后来以“酷吏”闻名的低级官员如周兴、来俊臣，授权他们严查举报的问题；酷吏们以严刑逼供为手段，审查百发百中，一时权倾天下，一大批官员以“谋反罪”或杀或贬，剩下的人人自危；等武则天的权力地位已经巩固，她找了几个理由将人们痛恨的酷吏逐个清除，于是朝野一片感恩戴德声……我至今难忘读到这段史实时先是惊愕，继而恍然的感觉。毛泽东不会不熟悉以武则天为主角的这个故事，虽然他不给别人讲。当官阶不高的中央文革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打谁谁倒、捧谁谁红，似乎法力无边之时，他们大概想不到，自己的狼狈倒台不过是时间问题。
总之，到68年夏秋之际，我觉得自己似乎终于看清了毛泽东这个人。此后，只要毛又做出某种出人意外的举动，我大体能猜到他想干什么，比如奇怪的人事任命(九大的叶剑英、李德生等，十大的王洪文，此后的邓小平，再后的华国锋)都反映毛对已在位的某些人的不信任或失望，以最高指示干预政治运动走向(如“林彪不是极左，而是极右”)大多是毛保住“文革成果”的最后挣扎式的努力，当然也有些话很荒唐，不合逻辑，如“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只表现毛似已丧失了对他哪些话该当“指示”发表的控制力，或毛的脑力正在衰竭……总的趋势是他越来越感到人心已难挽回，谁都不可相信，自己大限将近，力不从心。这种情况延续到
1976年。这些内容对于本文是题外话，提一下而已，不讨论。
对毛泽东的负面看法是尖端的尖端。虽然与朋友们时常切磋，我曾经提醒他们别把高层的用意与运动的结局想得太好，但前文这些话是不能明说的；我讲过许多《通鉴》里的故事，也有些借古喻今，赢得不少喝彩，但武则天与酷吏的故事决不能讲。这些可不像大家都传、听完就忘的流言，假如我说了，听者一定记住，而且记得是我说的。当时形势下，暴露这么尖端的观点等于“找死”。68年，我庆幸自己觉醒较早，没有找死。
另一个顶级尖端是我越来越痛恨整个文革运动。理由不必说了。68年，人们已厌烦完全不说理的“大批判”、赤裸裸的武斗和各种文革乱象，“逍遥派”越来越多。运动翻来覆去，太多的人被直接或间接伤害，以我们 624 的 50 多学生为例，三分之二的人因“政治条件变差”(这一般表明学生有近亲属在运动中挨整)不能到科研单位工作，只能“待分配”(我当然也是)。于是，民众曾因派性斗争而极度分裂的思想走向新的统一，对文革有切肤之痛的反感在无声或指桑骂槐的抱怨声中萌芽生长。军工宣队进科大后，为配合政治教育，校园里挂起好多大喇叭，滚动播放一些极无聊的文章，老重复一段话：走资派妄想复辟万恶的旧社会，假如没有文革，人民将“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听着广播，我心中萦绕的声音却是：人民一定不会让“万恶的文化大革命” 重演，那才叫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文章播完，大喇叭接着放歌颂“红太阳”的歌曲。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五、我挨整的经过
回过头来，从我被揪出来那一天说起。几天前我本来得到了“预警”，曾发起批判李雪峰联络站的同班同学纪世瀛不久前在科大发起组织“促进大联合联络站”，很快成为东延两社之后的第三大群众组织及军工宣队的依靠对象，在食堂吃饭时我听见纪在邻桌说，“咱们班要出大事了，有人的问题比吴庭芳（参见前文）还严重，”我闻声望去，发现纪也瞟了我一眼。这叫做给我“通风报信”，是有风险的。我在这之后再次检查了自己的“坚壁清野”是否彻底。但真到那天，一个有点可笑的偶然因素让我猝不及防，工宣队在大会上声色俱厉地宣称有个学生思想反动，他的父亲还是国民党军的上校，正在想这肯定与我无关，今天又躲过去了，没想到“啪”的一声，我已被架着胳膊押上台去，心里还在纳闷。后来才从家里知道，说父亲曾服务于军界是“乌龙”材料，华东水利学院整他时搞错了。
被揪出来之后，宿舍里有文字的东西全被抄走（这倒不怕），人则关进科大“群众专政队”，4、5、6三个系的专政队在教学主楼西侧地下室，有学生（专政队员）日夜值班看守。到了指定的床位，放下铺盖，稍微收拾一下，该静下心来好好想一想了。
当定下“隐蔽身体，发扬火力”的八字方针时，我已把在文革中的一切活动定义为战斗。挨整也是战斗，或叫战斗的继续，当然以隐蔽身体为主，首先思想上不能投降。整人者虽然不能称为敌人，但他们都戴着有色而扭曲的眼镜，必将错误地看待和利用我说的一切，我有正当理由不向他们老实交代或检举揭发，不必有理亏的压力或负罪感。
这时候，围绕这场战斗，我认真地想了些问题，如：
1，战斗的意义：前文说过，我不后悔文革中、特别是67 年以来所做的事，我相信“善恶有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我应付挨整的战斗并不影响“时候”何时到来，仅仅影响我将以什么身份看到那“时候”，或者说在等待它时我能做什么。由于家庭出身，反正已是待分配，做科研不必想了，战斗是为了做普通劳动者的权利。
2，争取目标：四清的经验，运动后期处理人的问题有个 “宽严大会”，大多数“从宽”，极少数“从严”。我要争取列入可从宽的多数，不必是“最宽”的那一两个，因为他们交代得太多，先把自己放在砧板上，再祈望人家不砍下来，而且对“认罪态度”要求苛刻，恐怕我难以承受；关键是不当从严的典型，不要硬顶，不要为维护自己的观点跟人家辩论，不要逞一时之勇，这不是表现我辩才高超或信仰坚定的场合。
3，最不利情况：人家把科大井冈山和我的“三愿”联系起来，同情雄师，干联站保刘达，北大反聂元梓和支持被聂整的人，东社作战部保肖华和同情冲派，不难给我扣上“一贯对抗无产阶级专政”的罪名，甚至认定我和几个朋友是科大的“黑风源”。
4，有利条件：我在运动中基本是“自由战士”，行踪飘忽，全面了解我的人为数极少
在科大从没参加派性争斗，没整过人，没有仇恨。
5，当务之急：弄清他们已掌握我的什么问题，哪方面的，到何程度？
至于总的应对策略，首先是调动全部智力，保持清醒。从小听惯了别人说我“聪明”，这是考验真聪明还是假聪明的时候，而聪明的高境界是让对手低估自己，自己却丝毫不懈怠。态度要诚恳，似有些惧怕，表示很想老实交代，但有些事记不准确，怕说岔了不好。批判我的话要细听，抓住他们不得不暴露的信息，但注意眼神别“忽然一亮”，让人家窥见我的心机；遇调查者“诈”我时不妨口气较僵硬地表示真想不起什么来，诱使他放出些“弹药”，或看出他无弹可发，我称为“火力侦察”。适度交代问题是从宽的必要条件，问题“性质”要有分寸，事实细节可含糊，用空话“上纲”，检讨尽量沉痛。涉及他人，只说尽人皆知的事，如公开的活动、贴出的大字报等，决不靠检举私下谈话“立功”，哪怕人家再三说“他都交代了，还揭发了你…”，也只回以“他可能记得我说了什么，我真不记得他怎么说的”，交叉揭发是整人者最希望看到的，这种揭发只会使他们对你的兴趣更高，施加的压力更大。真该感谢四清时那些北京东城区的干部，他们告诉我整人都有什么招数，使我能预作防范，战斗中多少能“知己知彼”，一个基本推理是，假如他们掌握的材料已足以（而且证人证言很充分）给你定案，他们不会再花时间跟你磨牙。另有三条我常提醒自己注意的总则，是从某围棋《棋经》上看来的（逍遥无事那阶段我学习下围棋，可惜没学好，但特别喜欢这段话）：“善阵者不战，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乱。”应对人生各种考验包括挨整，与弈棋相似，这十五字棋经很有用，第一别轻易挑起或迎击并无胜算的交战，第二如果交战，别因误算而失利，第三就算一时失利，更不要心慌意乱，导致一败涂地。
该说到我怎么建立对外联系了。观察了两三天，我发现有机可乘：机会因素一，似因冬季水管受冻（那年头煤产量不高，暖气不足），教学主楼的厕所只能小解，大解必须到别的楼，看守一般带我们去10号楼一层公厕解决，而且他的任务只是防止我们逃跑，站在厕所门外等候就行了。因素二，和因历史问题、里通外国问题被审查的干部教师不同，我算有“恶毒攻击”问题的现行犯，严格规定看守不准看我写的交代材料，以免中了反动观点的毒（据说无药可解，所以看守们没人敢违纪），我在纸上写什么完全没人管，写几行就涂掉、团起来扔了也没人管，而且纸张总数并无控制。因素三，一般每天有半天让我们“劳动改造”，到服务楼锅炉房大煤堆去“倒煤”，几个看守管一群人，大白天不太怕专政对象跑了，若要上厕所，自己到附近11号或10号楼一层去，及时回来即可。因素一和二使我能想出并详细写下“联系计划”，因素三让我能把计划送出去，交给最值得我信赖的朋友、堪称生死之交的倪诗茂。机缘凑巧的是，忘了因为什么，他那时住在11号楼一层某办公室。我推开门，把一张纸交给正一人在室、满脸愕然的诗茂，一言不发，转身便走。桥搭好了。从这天起，每隔一天（约定，如有突发的必要，也可提前一天）晚上8点左右，诗茂和我在10号楼一层公厕相会。他先去，我按时到来（人出恭时间基本固定不是毛病），看守在门外，我打开小隔离间的门，见有人，再开隔壁的门并进去（这也不是毛病），蹲下来，确信无危险之后，从隔板下方与他交换一张纸（即使看守进了厕所，也看不到），我问些问题，他告诉我（上次我问以后）他了解的情况，看完立即撕碎，从下水道冲走，然后一般我先离开。
这样联系了两次，我就得到了最想收到的消息。我的问题在科大是“个案”，科大井冈山的以及干联站的、东社作战部的、齐卫东的朋友无一人受牵连而也被专政，也没人向他们调查我的问题。前面说的“最不利情况”没有发生。事情限于北大井冈山，看来红旗飘的朋友受到的压力太大，有人被“攻破”了，可能广泛告发以图“将功折罪”，可能把我说成某些观点的源头，想稍减轻自己的罪责。总之，战斗的情势相对单纯。那时，专政对象也在学生食堂用餐，由看守监督着，和普通学生一起排队，这天我看到机会，稍调整一下步伐，正好排在许小昆（655学生，齐卫东的核心成员）身后，一面跟着打饭的队伍缓缓移动，一面轻声哼着样板戏《红灯记》里李玉和的著名唱段：“王连举他和我单线联系，因此上不怕他乱咬乱攀”，这两句连唱两遍。我“出来”后询问，许说他听懂了我传递的信息。最终我知道，我的罪名是“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具体说是“攻击”林彪和江青，基本源于1967年7到10月与北大井冈山的若干人一起分析运动形势时我的言论，幸运的是没有涉及关于毛泽东的尖端思想，我不清楚、也不想弄清楚到底谁揭发了我。关于林彪，最有恶意的话是“林彪拉帮结派，打击异己”，其实这么直白的话我肯定没说过，我只是根据军史知识讲述林与不同干部曾有或没有的上下级关系，至多暗示这种关系很重要，所以这话是听者的意会而已，麻烦在于如此意会的恐不止一两人；我的辩解是这非我原话，也非我原意，我只是试图理解林副统帅的意图，猜测军内运动的走向，因为自己的世界观没改造好，理解出现偏差，造成恶劣影响。关于江青的话是“江青也不高明”，场合是江当面批牛辉林“不高明”后一群人的议论，有人（我？）说牛“你也别委屈，你是不太高明，王力、关锋出事你就没预见到嘛”，有人接着说“那江青还是文革小组副组长呢，她就预见到了？”话赶话，所谓江青也不高明成了一个推论；辩解是这番议论确实有，记不清这句话我是否说过，检讨重点是对江的阶级感情不深。总之，这两条主要罪名，我估计对手掌握的证据较“硬”，我都没“抗拒”，而是“有条件认罪”，希望有利于从宽。同样为了从宽，在专案组要求下，我写了不少材料交代与北大的人还议论过哪些事件，我都说了什么，虽然我注意分寸，当时应不犯大忌，事后觉得这有点不智，过于软弱，可能给将来埋下祸端。
有些事是不能承认或哪怕含糊接受的，那只好“战”了，并力争“不败”。一例是，北大的大好形势转入“低潮”时我们多人同去郊游，我曾借辛弃疾的词《摸鱼儿》抒发深感失落的心情：“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当时颇得共鸣。关键是词中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专案组荒唐地指责这是影射江青。我坚称，下半阕中词人自拟为宫中怨妇，“玉环飞燕”代指与作者相似、曾经荣光而风头不再的人，当然不是女性；我向北大井冈山诸人引述此词，相当于我们以辛弃疾自比，“玉环飞燕”及词中其他人、事不必皆有对现实生活的影射，即使有，影射的也是与井冈山相似的群众组织人物；假如当时听我诵读此词的真有人认为我是指江青（他们如此强调），只说明该人“望文生义”，其古典诗词素养太差。争辩当时无结果，我始终不认罪，并注意到对方（很多是624同学）除了个别人在胡搅蛮缠，多数已露出索然无味的表情。后来此罪状不再提起，这一战我胜了。
另一战例更有意思。似为查实牛辉林的罪状，有北大人员在场，专案组说我们在王力关锋倒台后议论时政，牛（或别人）曾说“自古伴君如伴虎”。略加思考，我回答说，这话有，但话题不对。那天说到北大将来必走向大联合，有人说可能聂元梓任北大革委会主任，牛辉林当副主任，牛说，我才不干呢，由此才生出“伴君如伴虎，牛若伴聂，恐无好下场”的议论。这话有攻击毛泽东的嫌疑，本是枚重磅炸弹，将“君”指向聂元梓，等于拆掉了它的引信。北大的人由期待到失望，大为不满，硬说“君”就是指中央高层，我也坚持，议论主题是为牛辉林的将来筹划，他与高层有何关系。科大专案人员不很重视此事，似在旁观。到最后，按惯例要我签字，北大的一人竟怫然说，这证词还签它干嘛！我在心中暗笑。
这次在科大被专政不是意外，其时间之短却很意外，只有约15天。12月20日左右，有中央文件下达，中心内容是大学生分配，面向工厂、农村、基层、边疆的“四个面向” 似即来自该文件，对犯错误的学生，文件有“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一类的话。专政队开会传达文件的前一天晚上，诗茂已把这个好消息传递给我，我当晚即将已写而尚未上交的交代材料毁掉，等待形势变化。果然，会上突然宣布为大多数被专政的学生“落实政策”，毕业班的参加分配，命令包括我的几个“态度较好、认识深刻”的人作为“从宽典型”，在随后召开的师生大会上发言。大会后我们就被“解放”，624 开了个批判我和欢迎我“改过自新”的会，我算回到本班同学中间了。政治运动带来的波折给我一个感知同学情谊冷暖的机会。在因待分配尚未离校的 30 多位 624 同学中，我永远铭记姚志元、郑乃萱在我归来后与我毫无芥蒂的友情，永远感谢纪世瀛和据说曾为我向工宣队说情的有些人给过我的帮助；因派性摩擦引发对立情绪，那时已无法照一张全体同学离校前的纪念照，感谢东社战斗队的头头，通知我与东社同学一起到天安门广场合影留念。不过坦率地说，有以后在东北挨整的经历对比，整体而言，作为小知识分子的中国大学生这方面比普通工人农民差多了。
与科大井冈山、齐卫东等曾并肩探求真理的朋友“劫后余生”型的会面百感交集，十分温馨。我们都很清醒，危险并未过去，会面是低调的，虽不算“地下活动”，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许多话不可明言。例如，与齐卫东会面时来为我 “压惊”的人较多，有些我并不熟悉，有人说曾看到我站在被专政者的队伍里，低着头向前走，面容抑郁，好像很服帖的样子，我并没说他的印象正是我希望得到的效果，只笑了笑，说了两句话，二十个字：“人在矮檐下，岂可不低头”，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诗茂在危急时刻义无反顾，挺身救我，有中华文化最可贵的古侠士之风，令我确有“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之感。我们有默契，建立联系的事不宜外泄，将成为两人之间终生的秘密，不但当时如此（因为我被禁闭期间诗茂曾向何毓宁打听一些情况，毓宁猜想他有某一渠道可转告我，我们都坚决否认），而且此后保持多年，甚至校庆时校友聚会，仍完全不提此事，不久前我才第一次向忻鼎亮披露这个“狱内外联系”的详情。我想，如果本文还不说，不仅埋没了挚友之义举，对中国政治改革的进步也表现得太没信心了。
战斗的结局是我如愿得到中国科技大学正常毕业生的身份。这时分配方案已定，我自然没什么可讨价还价（有的同学的去处比我更偏僻和艰苦，说是政治不可靠的人不宜分往边疆或民族地区），按照要求，于年底前匆忙离京。行前工宣队对我说，整我的“材料不入档案”；我觉得所说属实
（材料留在科大），不排除有不良评语，至少写得不算吓人。
先到县组织部报到再由该部派遣，1969年元旦前，我正式分配到吉林省梨树县农机修造厂，该厂生产农机配件，有 200 多工人，厂址在该县通火车（梨树不通）且工厂较多的郭家店镇。此后约一年半，我难得地“平安无事”，从吉凶未卜的低谷走出，新地方新单位的好多方面令我喜出望外，周围都是开朗豪爽、眼界相对开阔、对外地人尤其热情友好的东北人，工作中可学习的知识无穷多，让我既有兴趣，也有慢慢丰满羽翼、施展才能的机会…如果用四个字形容那一年半我在农机厂的感觉，那便是：“如鱼得水”，何况是一条曾在干涸的沟渠里挣扎的鱼。
又一次挨整随着 70 年的“一打三反”运动（参见“风雨中”）到来，没有预警；后来又随全国“清查516”加码，一度阵势不小。其时间跨度比科大那一次长得多，但强度、危险性和给我的精神压力小得多。有意思的是，我与“整人” 路线打交道从同情被整者开始，即使冒风险，也要送出我的同情；到我在郭家店挨整结束，我在这个塞北小镇收获了无法计数、非常暖人心田的同情和爱护。这算一种“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吧。
1970年，我突然又被“群众专政”，还是失去自由，这次叫做“进学习班”。周围的人惊讶，我心里有数，“老毛病” 又犯了。从“提审”知道，此时已迁往安徽的中科大来过人或调查函，我的“问题”已惊动当地，在这个说县革委会主任或武装部长几句重话就可能有大麻烦的小县里，涉及林彪、江青的案情太吓人了；还知道，齐卫东已被“攻破”，有人揭发了我“出来”后与他们会面时说的“矮檐”、“青山” 那两句话。我的回应是：我在文革中确实犯了错误，经过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面旗子举得越高越好）的教育和落实政策，问题已有结论，准予按时分配，材料不入档案，对我的要求是在实践中认真改造思想，与过去的错误决裂，我正是这么做的。对我的说法，提审者似无可辩驳。至于齐卫东出事，详情无从得知，但我并不紧张，在科大与他们的交流不算深入，我最尖端的思想没向他们透露，他们在上海到底做过什么及内部的最尖端观点我也不知道，而那两句话虽然让整人者听着感觉不爽，怎么上纲也算不了多大的事；反过来，这说明我当时的谨慎，尤其是秘密联系没有外泄，是明智的。提审后，那些人不再找我，除了和另几个 “学习班学员”关在一起、每天参加些打杂型的劳动之外，没有加压措施；而我的未婚妻、科大井冈山的战友赵婉如从黑龙江调动到梨树县来的事（疑因不同部门间沟通不畅）并没因我被关而中止，还在她调来（到郭家店镇淀粉厂上班）后允许她和我见面，当然，少不了有人在场监视。
正在我觉得这次挨整似乎虎头蛇尾时，情况变了。县里派了工作组来抓农机厂的运动，由县工业局、粮食局的两位一把手分别任正副组长，很快向我宣布，我的案子是县委直接抓的全县第一要案，自然是本厂工作重点；要求我老老实实重新交代问题，不得隐瞒。我实在不解，这么折腾我干嘛？这时真后悔上次交代材料写得太多，都写过哪些事、我自己原话是什么，记不清了。稍推托几句，无效，又想两次的交代即使有几处对不上茬，总有理由可说，没什么大不了，为这点麻烦不值得“抗拒”，便不争了。回到“牢房”，很无奈又窝火地花了几天时间，凭回忆大致再写一遍，为充篇幅，空话更多，用现在的话叫“灌水”，记得每写一页，必用一句毛泽东语录和一段堂而皇之的论述引领下文，真正的“问题”多少有所淡化和减轻。写完，交上去了。然后大张旗鼓地开过对我的两次厂内批判会。第一次会前，厂区的大喇叭在造声势，气氛有些紧张，学习班的看守的头、一位老党员后来告诉我，他曾叮嘱别的看守，万一有
“愤怒的群众”冲上来动手动脚，一定要保护我别被打伤。开会了，我低头站在台上，领导讲话，几个事先准备的发言，口径都是斥责我“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却无具体内容，显然还是因为不敢触犯“反动言论不可扩散”的禁令，或者说我又沾了这条禁令的光，听众没有受到刺激，不会有多大的反响。稍微冷场一会儿，忽然有人找到新话题，带头揭发我来厂后“伪装进步”，于是不少人跟上，举出许多事实，集中揭发我、或不如说表扬我如何“伪装工作积极”和 “伪装团结群众”，比如有人说我经常延迟下班，有人补充道还不止此，某次因为什么我曾连续工作24小时。也许有的人只是为发言而发言，但我从过去关系好的有些师傅此刻的眼神知道，他们是故意乘此机会为我说好话，希望我将受的处罚或许减轻一点。会场的气氛变了。
第二次批判会基本上整个变成这种变相评功摆好会，发言的人更多，与我很熟或不太熟的都有，似乎若知道我某个优点或得到过我某种帮助（比如我回南方探亲时为他在北京、南京代买过东西），一定该在这个会上说一下。会后，工作组的态度也有微妙变化。一天晚上，工业局李吉昌局长（一位颇有威望的老干部）到牢房来，我正在写希望维持工宣队原处理意见的申诉信，一面抽着两毛钱一盒的“蝶花”牌香烟。他问了问旁边的人，确认我的工资（每月53.5元，那时对单身的人不算少）照发以后，扳着脸对我说：“少抽点烟，实在要抽，买好一点的，别舍不得花钱！”
批判会不再开了，慢慢地又让我参加打杂型劳动，仍无自由，看管越来越松。71年夏，放出学习班，回原车间工作（车间主任要求的，我是生产线上一道关键工序的高产纪录保持者），但向我宣布一条纪律，不得擅自离开本县。我要求审查结论，答曰梨树县做不了，正与科大联系。同年约11 月 9.13 林彪事件向下传达（我与赵婉如曾买一瓶红葡萄酒庆祝）后，实际已无人管我。直到刘达在合肥复职，72 年，科大派党办干部、以前的645学生司有和到东北为多名仍因运动中的“问题”被纠缠的毕业生解困，到梨树县时帮组织部门做了一份官方和我都能接受的结论。我的挨整经历方告正式了结。
一位参加专案的人后来对我说，他佩服我“早就看出林彪有问题”，并告诉我两件事：一，我在科大的所有材料，被梨树县派去取的人在归途稀里糊涂弄丢了（原来如此！），所以目前我的材料只剩刚写的、并无旁证的这套“孤本”；二，当初重视我的案子，是因为有个神秘人（自称是科大的？）参加过北京钢铁学院张建旗等“正版516小集团”活动，至今无下落，曾疑是我，所以案件为“中央督办”，经初步查证，已排除。对第二点，尤其那人后来找到没有，到底是谁，我一直很好奇。说实在话，此人在文革中活动的风格与我真有些相似，他长得大概也有几分像我，不过我确实从没去过钢院，更绝不可能参加“516”炮打周总理的恶行，我早已视总理为中国政坛理性尚存的象征和未来走回正轨的希望。
总体上，郭家店永远是我美好的记忆，我看到了国人善良宽厚的一面。说来惭愧，与这段挨整不无关系，在郭家店的几年，只要我有难处开口求人，总得到格外热情、毫不讲条件的帮助，有时还加上一句：“那时候我想帮你的忙也帮不上，这件事就交给我好了，你放心，”我一直享有厂里极好的人缘和局、厂领导的好感。1980 年前后，张贤亮原创、谢晋执导的电影《牧马人》感动全国，朱时茂饰演的男主角划成右派后到荒凉的大西北牧场劳改，周围朴实的民众给了他刻骨铭心的温暖。电影引起我强烈的共鸣。在那个东北的小工厂里，久经沧桑的师傅也好，涉世未深的徒工（我被禁闭时，有两位“楞头青”型小伙子先后偷偷对我说，愿帮我给“赵姐”“送信”，我当然都谢绝了）也好，把我的遭遇看作“好人落难”，给我那么多同情和爱护，有的语言都和《牧马人》的台词相似。我对生活在基层的中国老百姓怀有感恩之心。多位也是刚分配来厂的大学生与我的友谊则有 “同是天涯沦落人”和“相知贵知心”的味道，同样令人感动和难忘。回顾在东北挨整的经历，当然还应感谢我的前妻赵婉如，
她在最困难的时候来到我身边。我们 1972 年 3 月结婚，73 年春节夫妻同享受县工业局（因为我婚前申请探家未被批准，在李局长许诺并安排下）“还给我们”的探亲假到南方，顺路到合肥看望了刘达同志。虽然在多年后产生分歧，我们两人终于各奔前程，我对她始终抱有最善意的祝愿。
卸下政治包袱，作为一名大学毕业生，我在郭家店剩下的日子平凡、愉快，也怀有希望。因为落实相关政策成为技术员，随着工厂产品升级、规模扩大曾几次出差学习，后来被派到另一个厂负责技术改造，多少算受到“重用”，虽然格局不大，虽然当年科技强国的抱负和“有心报国，无力回天”的遗憾还在心底深处燃烧。旧习难改，我们仍然密切关注政局的动态，虽然扭转“极左”倾向的期望一次次被毛泽东顽固地以“继续批右”的浊水浇灭，我们看到了令人鼓舞的积极趋势——全国人民，地无分南北，人无分阶层，对文革那一套的厌倦与反感在一次次反复中走向一致，在 76 年清明“天安门事件”和随后对镇压的抵制中公开表现出来。尽管出言仍须谨慎，尽管可能只是萍水相逢，对时局看法相似的人到处都是，与文革中曾属于哪派无关。挡在这洪流前面的，只有毛泽东和国人皆曰可杀的那“一小撮”，而毛在林彪事件的强烈精神打击（毕竟，这是他在党内占领导地位后唯一的一次，整倒对手后才得知他亲自封的这位“亲密战友”真的在算计他）后健康迅速恶化、呈“日薄西山”之老态已是遮掩不了的秘密。中国在等待的，只是在他身后，出现一位或几位真相信“得人心者得天下”这句古训的人物，即使毛泽东挑选他们走上高层时曾费尽心机。
毛泽东离世和四人帮垮台改变了无数人生活的轨迹。 1977年12月，与我来到东北相同的季节，我们调回科大。我很快就投入了筹建我国第一个国家实验室——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的科研工作，要充实自己，又要以世界水平为目标奋斗攻关，一个字：忙。“残梦十冬未忍抛，请缨谁料许今朝”（我的两句诗），忙得不可开交，忙得心情舒畅。
我记不准彻底平反、清理档案是哪年，也记不准清出来的东西上写了些什么。与正在忙的事相比，过去那点挫折和伤痛，不重要了。
六、小结和一些思考
对文革经历的小结，应该放在对迄今为止一生的全面小结，乃至对整个中国这六七十年的发展史的回顾的大框架下。
还是应该以本文第一章，我的前辈和他们那一两代人曾为之心系魂牵、咬牙苦斗的梦想为起点，看过来。
不要说百年前，五十年前、三十年前也没几个人能想到，中国的和平崛起今天能走到这样的程度。中国人离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从来没有如此接近，走过的路并不平坦。如鲁迅先生所说，“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人民为国家繁荣富强付出了重大惨痛的牺牲，包括文革的磨难。
我喜欢用“生逢鸿变世”形容我们成长的时代，鸿变是巨大的正面变化，不说“乱世”，也不简单地说是“盛世”。因为鸿变，我们在变化前吃过后人吃不到的苦，变化后更体会到后人不易感受的甜，这是一种幸运。更幸运的是，我们不是鸿变的旁观者或单纯的受益者。假如在梦中见到逝去多年的前辈，或面对天真烂漫的孩童，他们问，中国发生鸿变的这些年，你在干什么？我能坦然地说，在我的岗位上，尽绵薄之力，我做了点有意义的事。为了这个回答，有过的坎坷和艰辛，都是值得的。我在前言里说的“无怨无悔”，是我到退休年龄时对生命历程的小结的一个侧面，当然涵盖了文革十年，包括挨整前后。
文革是我们风华正茂的大学时期忽然面临的史无前例的大灾难。没人知道它将把国家引向何方，每个人必须自行选择该做什么。虽然受到“家庭出身不好”的严酷限制，凡事务必谨慎，我的选择让自己无怨无悔，可以用这十个字小结：“曾尽匹夫责，不负少年时”。
再谈几点读“风雨中”和回忆文革之后的思考吧。
1. 我们当学生时，接受了许多政治教条的灌输；现在常看到，许多很讨厌教条的人，却难改换由灌输而成的习惯思维方式。一个例子是看是否符合马克思或什么人在某经典里说的话来判断观点的正确性，或发动批评，比如“风雨中” 作者通过《矛盾论》和《实践论》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批判。参加四清给我的一大收获是，判断某人或他的思想是否伟大，是否值得紧跟，不能只看文字，只考究他的话是否符合某种教义，要看实践效果，看亿万普通老百姓的感受遭遇。顺便说，我一直觉得“两论”并不是毛的行文风格，所以相信一种说法，它们是别人（艾思奇，可能还有张闻天？）撰写的哲学课讲义，毛只是讲课时使用过，后来经胡乔木在文字上把关和润色，收入《毛选》以加重毛思想的理论份量。
2. 第二个例子是总觉得“改良不如革命”，若对一些现象不满，则其根子是什么什么，非有个“革命”性变动不可，做别的努力都是“改良主义”，修修补补，不解决问题。大谬。社会的进步都是在改良中取得的，也许缓慢，但是坚实，与人的观念同步前进，才是真的进步，不会因“城头变幻大王旗”倒退。有时阻力太大，实在改不成，只好革命，这是革命的意义；革完了，能改了，还是要逐步改。革命不仅产生破坏，死人，还有后遗症（如加深了人群中的裂痕，产生了一批“功臣”），而且社会与民众观念其实还在原地，不可逆转的进步尚未发生。回顾中国近代史，若非满清贵族昏聩到极点，改良主义、君主立宪未必不可行；曾想辅佐清皇室或袁世凯或黎元洪或蒋介石治国的人士，不都是坏人。今天的中国走在基本正确的道路上。与文革结束时相比，伟大成就不仅表现于国力、GDP、经济基础和居民物质消费水平的提高，还有教育普及、法治、人权和民众的许多观念的进步，这些成就来自近四十年的改良。
3. 维护国家稳定是改良的最重要的条件。内外因素决定，两党制、国家领导人自由竞选、直接选举等等不适合于今天的中国，那是致乱取败之道。 所谓内部因素，主要指中国人习惯的思想认同和道德取向，讲忠义，而不讲人人应独立思考、“择善而从”；讲抗争，而不讲“承认这次失败，下次再来”；还有家族、地域等因素的影响。一旦直选，不论谁赢谁输，必定两派对立，无止无休，从“无理搅三分”到不惜动武，最坏便是内战。文革中这一幕曾频频上演，台湾亦有此病的痕迹。观念当然可以改进，但需要时间，要从基层农村街道选举做起，慢慢培养民主习惯。就算回忆文革应汲取的一条教训吧，仅看内部因素，轻率直选犹如放猛兽出笼，后果难以预料。 所谓外部因素，主要指外国必定干涉，所用招数已屡见不鲜，花钱扶植反对派（尽管在其本国，竞选者接受外国资金绝对非法），没事造事（不只是“找事”，包括用狙击手制造流血），颜色革命，西方媒体拉偏架，舆论一边倒，其他制裁、恫吓、许诺援助（一般不兑现）等手段跟进，直到当事国内乱，他们坐收渔利。期望外国势力如君子般行事是不现实的，以美国为例，总有些政客对中国走向富强怀有永恒的戒心与敌意，一旦碰上不如意的事，第一反应是把矛头指向中国。他们相信的逻辑是，你居然发展比我还快，那… 要么你如昙花一现，将很快崩溃，要么你的办法邪恶（破坏环境、挥霍资源，剥夺人权，或造成人民生活困苦），要么你一定偷了我的技术机密（所以这类案子层出不穷）…他们决不肯承认中国人的聪明和勤劳，中国治国之道有可供学习的长处。每当我们国力稍有增强，他们就说你“打破平衡” 了，让他们不安心，不舒服，好像中国任人宰割杀掠、“豺狼来了”也没有“猎枪”的年代他们曾觉得很平衡，很舒服。对曾经的对手，就算完全接受他们的政治制度，如南斯拉夫和俄罗斯，他们仍不会拿你当“自己人”，必搞乱你、削弱你、围堵你、分裂你、把你整趴下而后快，认为符合他们的国家利益。仅看外部因素，轻率直选叫做“太阿之剑，以柄授人”。俄国人有够强的定力，目前为止抗住了，中国行吗？有人说民主程度总归高一点好，有点像当年毛式思维推进农业改造，“一大二公”，公有制成分总归高一点好。不顾客观实际，只用一把尺度量，算一种新的教条主义吧。
4. “少谈点主义，多研究些问题”，胡适先生的至理名言，值得对现状不满的仁兄们借鉴。研究问题是社会愿意接受的最大公约数，解决问题是标志社会实际进步的刻度。涉及主义，“不争论”有时是上策。要是邓小平等争论清楚特区姓社还是姓资再决策，到他去世大概还没争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邓务实精神的旗帜，“与时俱进” 这口号也有大智慧，两种提法的功能都是避免争论，为“研究问题”松绑。请设想，同样的话题，如果以“某某主义或思想已经过时”开篇，没等你讲完就吵起来了，但“与时俱进”，至少可以讲下去。我第一次听到这四个字，就觉得它有与“替天行道”异曲同工之妙，不过换个说法，却成功地减小了人们条件反射型的反对声。 同理，若有人提出要批判毛的“区分两类矛盾”论，必定争论不休，旷日无功；但近年的法制建设，具体问题逐个解决，陈年冤假错案获昭雪，嫌疑人和律师的权利得保障，已达到很好的效果和人民的认可，还在继续前进。先辩清理论、后研究实际问题的思路至少有些不智，不对吗？又如，若你觉得西方或某国解决某问题的办法好，值得学，具体介绍它就是了，确实好有可能采用。假如先戴个“全盘某化” 的大帽子，不是挑争论吗？ 为了不争论，有时舆论自由要付点代价。你说，人家也说，就是争论了。当然，这种限制应该只针对“谈主义”，“研究问题”是无禁区的，每个人有表达意见的自由。
5. 对于中国近年的多位领导人，虽然都可以批评甚至指责，我基本持赞赏态度，就大局观之，做到这一步，不容易。这些人入选其位，我为国家庆幸。 从邓小平说起。经过文革“横扫”式的大面积恶整和反复，那么多老资格的中共高干或死或臭或元气大伤，虽“几起几落”而保存下来并且威望最高、能统率全局的一人，恰恰是既有眼光、也有魄力实行改革开放的邓小平，不能不说有相当大的偶然性，或者说是中国人的幸运。要不是邓，恐怕连“恢复高考”这道小题目都得拖泥带水地做两三年，别的就不必说了。邓有他的大功劳，也有他不可推卸的责任，将受到历史和后人的评判。传闻 73 年邓刚获准重新工作时毛泽东曾对他说，“现在对你三七开（指‘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不错了，我将来能不能三七开还不一定。”这话也许是编的，但我觉得像毛说话的风格和他当时的心态，而且真有点“一语泄露天机”、多年后应验的味道。 顺便说个看法。一讲到邓小平，很多人会轻佻地提起他曾向毛保证“永不翻案”，似乎是他的权宜之计，或干脆说是骗术。这错看他了。邓的不翻案有明确的界定，指他在67 年向中央写的检讨，邓承认文革初派工作组搞运动是错误的，还涉及以前有几件事没向毛汇报或执行毛的指示不力，我们见过传抄件。他以后没有翻案。任何情况下，包括他一言九鼎时，邓小平从来没说“我是在压力下违心做的检查”，没说派工作组不是错误。但是，承认我错了，并不自动表明你撤掉我的职之后做什么都对，不认可你正确不是翻案。事实上，毛后来下决心批邓、罢邓，正是因为邓虽在政治局会议上被反复催逼，仍坚持不肯说那几年文革搞得“就是好”，降格到承认“成绩是主要的”也行，还是不说，只用他呆在江西，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来搪塞。为此邓不惜再次被打倒，也不惜在华国锋当政时推迟再出山，表明邓的原则性。在这个问题上，邓是无愧的。
穿过重重险境而保存下来的还有朱镕基。朱主管经济几年，中国经济步入稳定高速发展的正轨，摆脱了原先忽热忽冷的“打摆子”模式（热则百业亢进，通货膨胀吓死人，冷则到处下马，一片萧条，似源于邓系和陈云系两派经济观点的拉锯战）。传说朱年青时几次因言论太“右”险遭不测（看他的才气和性格，似可信），都被“爱才”的领导保护下来，不然他哪有为国家“闯地雷阵”的机会。这是中国人民之福。朱的一些具体举措（如某项目暂缓上马）今天会有人批评，但他“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宏观把控绝对是正确和必要的。朱镕基经济政策成功当然离不开江泽民的信任和支持，江在政治上树起“与时俱进”实行改革的旗帜，抵挡住和化解了来自内部的很大的阻力，虽然有些化解之道有后遗症，比如让许多高干子弟下海经商，其中很多人利用“双轨制”等政策漏洞大肆渔利。胡锦涛、温家宝比我们“老五届”大学生稍年长，很多方面与我们相似，可以想见，他们文革前都曾品学兼优，壮志凌云，文革中从力图紧跟到迷茫和无奈，然后到最基层，与普通百姓朝夕相处，同时力争有所作为。假如76年“天安门事件”前后遇见他们，相信有许多共同语言。文革结束后，他们都是最热情的改革家胡耀邦看中并带出来的政坛新人。无怪乎他们执政的十年，除了经济维持高增长外，胡、温的领导风格稳健、包容、亲民，在“非典”猖獗、汶川地震等严峻考验来临时敢迎难而上，并不失时机地强调（作为对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的补充），发展必须有科学性。他们还及时清除了薄熙来这个言论行事带有“联动红卫兵”色彩、对国家政治走向形成潜在威胁的病变细胞。
现任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比我们年青，学业遭文革打断，以下乡知青的身份开始自己的人生。我认识不少这个年龄段的知青朋友。与胡、温相似，习、李得到了后世极难得的深入接触社会底层，并在前路茫茫时不甘沉沦、脱颖而出的机会（这可不是所谓内定提拔、下放锻炼）。更难得的是习近平的“红与黑”双重家庭出身，幼年时，父亲就横遭不公正的对待，他没有机会染上某些高干子弟的流行病，却在逆境锤炼和人民的呵护下继承了父亲的品格，而且不管打掉多少大贪巨腐，他对中共的感情无人可以置疑。他最终走上今天的位置，因素当然很多，但我不能不庆幸，类似背景和经历的人以后不会再有了。 有人说，不管选了谁，中国的领导人选拔制度不好。从另一个角度说，不管设计了多好的制度，未必能保证选拔得人。在美国生活过，我知道一心只想多得选票的执政者行事未必合理，正如一心只为高收视率而制作的电视节目未必好看，更未必是精品。
为了完整，行文至此，为中共建国后“第一代”最重要、也最容易引发争议的两位领导人毛和周再说几句话，尽管我的看法前文差不多表达过了。我不尝试做所谓科学的全面评价，不分析客观因素，而偏重（我相信的）主观层面。
我同意一种说法，假如毛泽东在上世纪 50 年代前半期退休或辞世，他应是中华民族彪炳千秋的大伟人。可惜不是这样。57年反右，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再加59年反右倾和随后的大饥荒，66年开始的十年文革，多少有些在前为因、在后为果，三场大灾难严重毁伤了我们民族的根基和精英，直接受害者至少数以百万计。若还硬把对毛泽东的评价抬到天上，无疑在撕裂民族的感情；对已发生的事实加以掩盖或粉饰，效果只能是适得其反。有人强调认识上存在许多客观限制因素，或者毛不该算唯一责任人，我只想说两点：一， 1949 年以前，关于建国和施政的设想，毛说过许多很正确、很好听的话，有些还写在《共同纲领》里，有的反映在党的文件里，假如这些话得到稍有点真诚的尊重，三场大灾难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减轻或避免。毛的“不断革命论”就是不断撕破脸皮、推翻承诺、将不赞成这么做的昔日战友斥为“资产阶级代言人”或“走资派”严加打击的理论。期待一个人说过的话“算话”，哪怕是不太情愿的表面上的维持，不该算过分的要求。二，特别对后两场灾难，三年饥荒和十年浩劫，如前文所述，毛是知道自己的主张的恶果的，并且为此惴惴不安；他却坚持不改，对曾劝诫他或敢说几句真话的党内同志加重打击，使国家在灾难中越陷越深，这种情况下，一大批附和他的论调、帮他掩盖真相的人是他制造出来的，不能减轻他的责任。这不能称为“好心办坏事”，客观效果与他的主观动机有内在联系。毛泽东主席有他的历史功绩，但是人品有严重瑕疵，他对不起曾对他“无限热爱、无限信仰”的亿万中国人民。
与此对比，我们这一代人对周恩来有深厚的敬爱之情。本文也不展开来讨论，只针对性地说两点。一，有人说周对毛是“愚忠”，是封建道德，这种贴标签式的批评完全不顾周多年的革命生涯，纯属想当然。周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他进入中共高层、参与军事调度指挥比毛早得多，在战役战术层面，周总是尽其所能做到最好，但苦于找不到正确的战略方向，从南昌起义到与李立三、王明博古、共产国际或其委派的专家共事，逃不脱屡战屡败；遵义会议，毛参加军委三人领导小组以后，情况根本性改观，不仅当时跳出险境，而且从胜利走向胜利。文革初期，我在中科院亲耳听到过周的讲话，与林彪等人动不动自吹“一贯紧跟、一贯正确”不同，周说自己犯过“追随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后来幸亏“毛主席拨正航向，挽救了中国革命”，态度坦率真诚，令人感动。以周的智慧，他深知自己长于具体部署、细节筹划而弱于战略决策，所以从那时以后，尽管有过疑惑，有过委屈，他在大方向上唯毛的马首是瞻，相信这有利于他热爱并决心为之献身的事业。这是种“思维定势”，或可批评为 “迷信”，但与封建文人对“主公”的依附不是一回事。二，有人说，1967年初，当渐渐觉察到文革运动有点“不大对劲” 的时候，周有多项选择：与几位老帅一起直言抗争，或拂袖而去，或称病不出，或消极怠工……也许不至于使自己的名字与那场浩劫联系得如此紧密，比如被指派为某些“专案组” 的组长。平心而论，这些选项都有合理性，但周最终选的是忍辱负重，是不与毛在大问题上正面冲突，是积极发挥作用，是尽最大可能减小运动的破坏性。不管当初他经历了什么样的思想斗争，我只能说，对他本人，这个选项最艰辛，最劳累，有最多的危险，他的寿命因此缩短；而对我们民族，这个选项是最有利的，不仅当时国民经济没有崩溃，民生领域没有形成严重的“次生灾害”，而且拨乱反正之后，各行各业要起飞，还有虽薄弱但基本配套的基础，还有虽受打击但大部保留的人才（有的没能保住）。1976年清明节，中国人民用史诗般的集体英雄行为表达了对周总理所做选择的感恩，同时点燃了国家凤凰涅槃的希望。周恩来总理的形象和天安门广场上那令人热血沸腾的一幕，将永远存活在我们民族的记忆中。
说来有些怪，文革时期，批评当局和最高领导人有生命危险，如本文所述，我是个勇敢但知道自我保护的尖锐批评者；此后直到九十年代初，我也常发出这种批评，伴以该如何治国的种种意见，有点像一名“持不同政见者”；今天，当这种批评很安全、甚至颇“时尚”的时候，我却变得很少附和别人的批评，往往还为当局辩护。也许是有点“既得利益”，也许是暮气随年龄增长，我自己认为，第一是因为宏观上满意国家这些年的施政成就，综合国力不必说了，说人民生活吧，记得我80年代出国时，得到许多外国友人多少夹杂着同情的善待，既感谢也惭愧，谁能想到，现在这么多普通中国人在国外竟以“购买力超强”出名（与他们比，我不算“有钱人”）；第二是因为一直想做事，也在单位负过点责，我知道把计划的好事做成做好，很不容易的。极言之，假如三十年前真把国家权力交给“持不同政见者”，他们做不到这样。这当然不是说今天的中国万事大吉，问题、毛病、让人不满意或有待改进的事多得很。就说中国人出国吧，钱是有了，关于文明素质的爆料却常令人赧颜，确实好多工作该做，然而说到底，这与来自战乱国家、在外国“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难民不是一个类型的问题。还有人觉得维护国家稳定不重要吗？
记得59年反右倾刚开始时，报刊曾登载（后来听说是康生组织的）大块文章，指责彭德怀元帅不是革命家，而是“中国共产党的同路人”，好像一戴上这顶帽子，彭元帅几十年金戈铁马、卫国安民的百战功勋就可以一笔勾销了。还是中学生的我总觉得心里有个疙瘩，就算是“同路人”吧，曾经同舟共济，同越激流险滩，甚至曾奋不顾身，力挽狂澜，有什么不好吗？当你扩大革命阵营、呼吁加强团结的时候，打算过胜利后把“同路人”清除掉吗？这顶帽子当然是对革命家彭元帅的诬蔑，但这个词一直留在我心里，而且不是贬义。在我看来，许多我毕生敬重和友爱的人（包括我的祖父和外公），若不是共产党员，就是或最终是中共的同路人。回顾过往，文革之后我个人并不信仰共产主义，但做成并引以自豪的事一定程度上都是中共的事业的一部分，也算和中共在同一条路上走到今天，或者用身居宝岛台湾的自由战士李敖先生的成语新解，这些年来我基本上“休戚与共”—— “休戚”仍指喜悦和忧愁，“共”变为名词，“与”则解为
“和…一样”。这条路很宽，也很长，文革是我们身后曾走过的一段低暗的旅程，2021年和2049年两个“一百年梦想”实现的日子是前面高处依稀可见的两座里程碑。
1976年底，我在郭家店写过一首长诗，写阅读范文澜先生《中国通史简编》和回味文革十年动荡的感想，或者说在文革终于落幕之际，面对浩瀚的历史，记下一个爱读史书的理工科学生的心声。本文的题目是文革经历，就用那首诗中的几段收束全篇吧：
“…忆昔曾过黄河岸，水下千崖天地颤。壮气喷薄似当年，群雄跃马各争先。…
群雄灿灿今安在？风卷浊流声澎湃。群雄事业青史中，群雄名姓青史外。…
休言善恶必有报。英雄遭遇或可悲。尝为国家筹百策，一身未辨几安危。奔波奋战何所有？肯效诸公拥轻肥！… 休言善恶能无报！千秋爱憎尽是谁？东洲争道神京美，
英雄功业口皆碑。精神永在高何拟？万古凌霄振羽飞。岂如狗苟蝇营者，惨淡钻爬赖鼓吹，有朝叶落疾风扫，满天仇恨自栽培！…
古来二事君勿疑，青史民心不可欺。民心恰似火山浆，
默默之时任主张，一旦洪流愤然起，地裂天倾谁敢当。民口一如黄河涛，疏之渐平堵愈高，君不见决堤狂啸日，巨石亦作鹅毛飘。… 寄言后世著书者，千古文章在今朝。雄词俊笔托君手，
奇志丰功见我曹。青史敢向前贤比，江山留与后人骄。水流千里归大海，一江雪浪乐滔滔！”
2016 年 9 月，于合肥
来源：网刊《文革博物馆通讯》883—885期，
2016年10月24日—11月7日
关于“小结和一些思考”的作者自注：
本节(和全文一起)于 2016 年成稿，说的都是我的心里话，我相信有道理。但是，到今天，我怀疑了：这一节的很多内容，站得住脚吗？
为什么怀疑？因为两年来事情的发展，与我的乐观估计 (良好愿望？)不一样。比如，我曾以为，对文化大革命及其发动者的唾弃是全国人民从苦难中获得、不可能轻易忘却的共识；没想到，那些已非“粉饰文革”四字所能概括(甚至称文革为“艰辛探索”！)的荒唐论调在线上线下大放厥词，竟颇有市场，还得到明显的纵容！又比如，我欣赏改良主义，无非希望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逐步推行，为了稳定，慢一点不要紧；没想到，讲了多少年的政治改革的目标现在不提了，不是慢，而是停滞，甚至倒退。对言论自由、信息流通的箝制没有随着改革逐渐放松，反而越收越紧！连批判文革的帖子都删掉！想过重写这一节。不大好写。原来写的是多年的积淀，
新的想法不够成熟，何况事态还在发展，我不敢说完全看清楚了。干脆删掉？也不必吧。写回忆，是为了记录史实。我这样的一类人，2016年有过那样的思考，抱着“休戚与共” 的愿望，是真实的。将来研究本世纪各种思潮演变的历史，这可算一个参考点。所以，决定一字不改，保持历史真实，但加上这段“自注”，表明现在的态度。
这两年与“新时代”对应的发展变化头绪繁多，该怎么看？刚好赶上马克思诞生200周年，纪念可谓隆重至极。一般，我不喜欢把马翁说的话当经典引用，好像句句都对，毕竟他说话都有特定背景而时代在变迁，假如他活到现在，作为科学家，他大概不会老用说过的话“以不变应万变”。但在这个当口，一边翻阅记述文革的回忆文字，一边看着社会大舞台上那些既新鲜热闹又似曾相识的表演，我不禁想起马克思的名言：“历史上任何重大事件都会出现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笑剧”。他说的对吗？
央视一套正在播一个我听来颇乏味的新节目，换台前我留意了一下节目的名称，叫做：“马克思是对的”。
——刘祖平，2018 年 5 月记
《科大瞬间》文学城编辑部
许赞华 803 | 陶李 8112
刘扬 815 | 黄剑辉 815
滕春晖 8111 | 陈锦雄812 | 余明强 9115
陈风雷 786 | 沈涛 822 | Jay Sun 836
吴钧 856 | 王 9015 | 林菁 8616
投稿邮箱：kedashunjian@163.com
公众微信号：USTCMoment2
刘宅仁(1915～1986)，男，教授，湖北武汉人。
1938年毕业于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曾任重庆中山大学、重庆大学、上海光华大学、上海同济大学教授，华东水利学院水港系主任。
毕生从事港口及航道结构工程方面的教学工作。著有《渠工学》、《港口工程学》。参加编著《水工程辞典》、《辞海》、《大百科全书》等。译有《海港工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