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 我遭遇的“反标事件”

我遭遇的“反标事件”

谢文梁(6566)

1966 年开启的文革运动，是“触及灵魂的大革命”，也 触及到了我的灵魂。至少在运动初期，我也跟多数同学一样， 主观上是想紧跟形势，做个积极分子的。工作组进来以后， 我们 656 年级也要成立“文革小组”，每班推选一个人，我 被选中成为“年级文革小组”的成员。

按理说，作为年级文革小组成员，在旁人眼里可算是工作组的“亲信”了吧，不料到七月二十日左右，内部传达了原华北局第一书记、时任北京市委代理书记的李雪峰对工作组的一个讲话，把当时高校形势说成了五七年反右时的形势，使我感受到了政治气氛的严峻。紧接着又发生一件事情，工作组召集我们年级文革小组的人开会，不知他们用什么办法，竟然已经排出了一个名单，把每个班的全班人员都排出了左中右，会上就这个名单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班是个相对温和的集体，虽然包括我在内，同学们也在议论工作组，有些事情也同外边大字报所表达的意见那样，认为工作组做得不妥，但总归只是议论一下，没有感觉到什么出格的言行和事情。但名单上，我们班竟然有一个列为了“右派”，一个列为了“中右”。我那时的心目中，认为右派分子是十恶不赦的坏人，想不到这两个同学居然也是“右派分子”或接近“右派”了，吃惊之余，我在会上尽管并未反对，但对他们两人有没有那么“坏”，多少表示了一点不理解。

七月底，毛回到北京，批评了刘邓派工作组的事，随后， 工作组就撤走了，再不久，左中右名单被公开出来，我获知， 我的名字从“中左”变成了“中右”。我自问自己没有任何 “反工作组”的言行，想不到凭我的表情就从中左变到了中右，真是第一次切实感受到了政治运动中言行的风险。好在工作组已经撤走，“中右”帽子已经过时了。

这以后，看到过“破四旧”的疯狂，看到过到处停产的萧条，看到过许多“大人物”被游斗的场景，看到过“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搞笑。如果说，这些还不关乎我的直接切身利害的话，那么，下面说到的事情是我终生的记忆。

12 月中旬，我跟本年级几个同学步行串联去了延安回来， 学校里空荡荡的，我与班上的徐明贵讨论学校形势，一致认为刘达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并决定要去找刘达谈谈，问问他在晋察冀时跟彭真到底是什么关系。经过连续几天的竟日长谈，又在刘达指点下访问了他的老战友王震同志(时任农垦部部长、文革后任国家副主席)、钟子云同志(时任煤炭工业部部长)，从此详细了解了刘达的身世和革命经历。我们确信刘达是好干部，但随后学校形成两派，导致对干部的解放成为完全不可能的事(详见拙作:《听刘达谈往事——五十年前的访谈》)。

1968年，高校武斗蜂起，科大虽未发生大规模械斗，却也磨刀霍霍，两派之间视如寇仇。我所尊敬并共同参与“保刘达”活动的学校党办主任李侠，仅仅因为提到过认识江青， 说江青抱过她的小孩，就突然被捕。在这样的政治空气下， 我完全不想参与学校的运动，选择了回老家绍兴。而回绍兴 的结果，并未找到避风港，反而受到更大的打击——我亲历了父亲被抓起来的那一幕。当时，父亲在税务局工作，每天清晨上山打太极拳。一起打拳的有本单位的一位名叫章严的同事，是马来西亚归侨。章严在文革运动中并不积极，不过 因为归侨身份，免不了被指责为“里通外国”分子，终于他忍受不了此类子虚乌有的打击迫害，上吊自杀了。而他一旦自杀，我父亲就被抓起来，要他交待与章严共同搞“反革命 集团”的罪行。当然，那次回绍兴的经历还远不止这些，我的亲戚上辈，也都没有躲过被斗被关的命运，他们中有共产党的干部，也有基层企业的领导，也有曾经被尊为上宾的民 主人士，被游街的游街、被批斗的批斗，名目不一样，被斗都一样，总之是一片风声鹤唳之中。

1969年初，我们班一位名叫贾树国的同学突然出走，几 天之后才在崇文区的一个环卫站的草垛里被找到。原来他的家庭出身是富农，但他填写个人档案一直登记中农。在文革的大背景下，此事就越来越成为贾树国的心病。“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以后，工宣队举办了一个“教工学习班”。 因为相对于学生队伍来说，教工队伍的家庭成分当然是比较复杂的，所以安排了少数学生“掺沙子”，参加这个学习班， 贾树国是被选中的我班两个学生之一。在学习班上，针对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老师，工宣队师傅言辞激烈地要求他们老实交待。跟 656 学生们关系较亲密但出身于地主的张作生， 就是重点被点名的老师。历史的误会就是如此，贾树国因 “出身好”被选中参加教工学习班，却因为隐瞒真实出身， 身临其境，“心病”发作，所谓杯弓蛇影、坐立不安，在“学 习班”开张的第二天，就慌慌张张逃出科大。两天后虽回来一次，却无法也不敢解释出逃因由。于是再次离校出走，他不知该游荡到什么地方为好。转来转去，转到晚上，冬夜难熬，直至找到这个环卫站的草垛，赶快躲了进去。

工宣队师傅和我们班的同学忙碌了几天找不到他，结果 、得知贾树国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出走，不论是同情他也好， 看不起他也好，总的情况，是恻隐之心占了主流。他被接回学校之后，大家争相护理和安慰他，有人帮他打饭，有人帮他洗脚，我也帮他洗过一次脚。贾树国后来在学校搬迁安徽以后，因为此次出走留下的案底，于“一打三反”运动中再次受到隔离审查，并在淮南再次出走，于 1970年4月24日晚卧轨自杀。此是后话，这里不细说。

此时的文革运动已经进入了第三年，三年来的桩桩件件， 我对文革运动变得越来越不理解，越来越抵触，这种思想观点越来越溢于言表，终于在1969年秋，我没有能控制自己的 心绪，有了一次彻底的暴露。

一天晚上，我去王培红同学的宿舍找他理发(当时班上都是同学之间互相理发)，等候之际，信手拿着毛笔在报纸上乱写，一个姓陈的同学讲笑话，讲完以后，众人皆笑，说: “真是天大的笑话”。此后，我理完发睡觉，一夜无语。不料次日早上，有人在走廊上喊:“谢文梁写了反动标语”。 我闻声跑去一看，果然见到我写在报纸上的毛笔字“天大的笑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我心里明白，自己对于文革运动中这样大规模地整人， 早已是看不惯又不敢说，不料今日竟然言由心生，落下了把柄。

我的问题明摆着要比贾树国严重，当然跟贾树国一样， 也免不了需要做检讨，包括工宣队师傅和周边同学在内，也没有人敢于公开为我辩护。我想起了66年底刘达跟我谈到59年反右倾运动的体会所说的话。他亲口告诉我，被批判时帽子可以扣得很大，事实不能随便承认，否则后患无穷。我牢记他的教诲，说反标事件“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我很痛心”，但我一口咬定那是笔误。我真是很庆幸，“人之初， 心本善”，也许是大家都跟我一样，已经厌恶了没完没了地整人，也许是贾树国一事的后续影响和恻隐之心，也许是大家从来没见我做过什么坏事，没整过什么人。总之，感觉不到对我的“阶级仇恨”，检讨之后没人发言说我不深刻，没人继续深究。对我的处罚，亦仅限于不能参加学跳“忠字舞”。我明白，风吹过，水面自然成纹，风过后，水面恢复平静。班上的同学实际上是以“放水”的形式保护了我。对文革的态度问题，一直被认为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在这个问题面前，我的同学们选择了维护良心。

1970年7月，我们终于迎来了毕业分配。在毕业前的鉴定期间，也有个别同学又把“反标”问题翻了出来意图追究， 遭到一致抵制，最后，鉴定意见中含糊其辞地写上:“由于阶级斗争觉悟不高，犯有一般性缺点错误”，终于不了了之。

来源:作者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