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瞬间】特刊
《我们心中的科大》--建校60周年庆
从物理学生到音乐教授
韩晓波(8504/8515)
1985年,我考入了中国科大近代物理系,也开启我“不务正业”的生涯。
都说科大男生有三大爱好:围棋、古典音乐、追求女生。这三大爱好是一届传一届,有出息的男生是“进得去、出得来”,不会沉沦其中,而我则不同,受了爱好古典音乐的师兄影响,便不能自拔。后来转到15系,功课比4系轻松了一点,更加变本加厉。那时候,我经常干这种事:给校刊写一篇关于音乐的小稿子,挣5元稿费,再拿这5元钱去合肥外文书店买一盒音乐磁带,听许多遍,写一篇感受小稿,再挣5元稿费,依此循环。到毕业时,竟攒下十几盘音乐磁带,这也可以算是我从事音乐评论工作的启蒙阶段。关于这段故事,我在1997年出版第一本音乐短评集《卖掉文章买音乐》的时候,把它写成了书的序言。
毕业便改行学新闻(没有学音乐,因为学音乐养不了家糊不了口),当了一年多公务员和二十年的新闻记者,但对音乐的爱好始终不减,且兴趣越来越浓。我不会吹拉弹唱,只会写评论音乐的文章,写来写去,结交了一帮音乐界的朋友。其中,著名作曲家、天津音乐学院教授鲍元恺先生是第一个对我有知遇之恩的人。我和鲍元恺先生的相识很偶然。一次,我路过天津音乐学院,发现墙上有张海报,讲的是在电教馆有一个电脑作曲的研讨会,那是九十年代初,电脑作曲还是个比较新鲜的事情,我就混进去听完,回来以后写了一篇几百字的小稿,发表在当地报纸上。鲍先生看到了这篇小稿,大概是觉得和他以前看过的文章味道都不大一样,就把电话打到报社,点名要见我,就这样成了忘年交。鲍先生的名作《炎黄风情——二十四首中国民歌主题随想曲》,现在已是中国新音乐的经典,首演时,他特意邀请我去听,还让我第二天参加专题研讨会。我在那会上以无知者无畏的胆子,胡乱放了一通炮,想想肯定是丢人不小,但让很多人记住了我。
2002年秋天的某一日,天津音乐学院姚盛昌院长的夫人、音乐史家周小静教授和我聊天,说起音乐学院新成立了一个系叫艺术管理系,以培养音乐的幕后人才,缺师资,尤其是缺少既喜欢音乐、又懂媒体的教师,问我有没有兴趣去当个兼职老师,一想到音乐学院美女如云,我满口答应。11月19日,我走上音乐学院的讲台,讲了第一次课,并且当场锁定了一男一女两个表现比较令我满意的学生,后来都成了学霸,留校任教,变成了我的同事。
我在报社从编辑升到主任编辑再升到高级编辑,兼职教师的课时费标准则同步从讲师变成副教授再变成教授标准,十分地顺畅。一天,系主任突然问我:“怎么样?你在报社当不上总编了吧?”我很惭愧地说:“是,没戏了。”“没戏了就到我们这儿来当教授吧,怎么样?考虑考虑?”职场上有个说法,叫“跳槽穷半年,改行穷三年”,而我这是既跳槽又改行,至少得穷三年半,不得不慎重考虑。经过一个多星期考虑,我决定:改行!跳槽!办完各种手续,正式成为了一名音乐学院的全职教授,大概也是整个音乐学院(连同后勤人员在内)最不善于吹拉弹唱的一个。那是2013年的春天,我已经46岁。
一晃四年多过去了,我完全融入了新的教师职业,在音乐学院里从音乐评论、媒体传播一直到高等数学,开讲过十来门课程,深受学生们,尤其是女生们的爱戴。还在社会上开设过歌剧赏析、新闻写作直到量子力学等讲座。虽然挣钱不多,但心里很满足。
回想起来,自己心态浮躁,兴趣经常转移,缺少那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并不是一个科大的好学生,只能算是个异类。然而,事实证明,真正成全了我的,是科大那种自由而包容的“大学精神”,是那种宽广而又扎实的通识教育模式。严格的数理基础训练,虽然表面上看与后来的职业生涯关系不大,但它对思维方式的打造,能让人终生受用不尽,这才是真正的素质教育。感恩母校,感恩科大,如果有来世,还当科大人!
《科大瞬间》文学城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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