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4 从报考科大说起

从报考科大说起

林钟光(6262)

1962 年中，我高中毕业，面临高考和填写报考志愿。我 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十分幸运的是，中国 科大录取了我，圆了我的大学梦!

在众多高等院校中，我为何选择报考科大?要回答这个问题，还要提到一个人，那就是我的哥哥林钟声。

科大创建于“大跃进”的 1958 年。我哥哥是科大 58 级 首批 1634 名新生之一，他就读于高分子化学系。从那时起，哥哥每次寄信回家，都随附科大的校刊。校刊中介绍， 科大由中国科学院“全院办学，所系结合”;“郭沫若任校 长”;“钱学森、华罗庚、严济慈......”一批新中国著名的 科学家、数学家、学者在科大任职、任教;由郭沫若作词的 《科大校歌》高唱着“迎接着永恒的东风，把红旗高高举起 来，插上科学的高峰......”。这些校刊内容都给我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从此，一个还是初中三年级学生的我，开始了解 科大，逐步认识科大，并进而喜爱科大。我多么盼望自已也能跟哥哥一样，进入这所大学，将来成为一名新中国的科学家。

因此，在初中三年级的一篇作文《我的志愿》中，我满怀梦想和天真地写上:我要当一名科学家。我至今还很清晰地记得，尽管语文老师在作文的评语中，肯定了“这个志愿很好”，但是，仍然适时、中肯地告诫我:“首先应当努力学习科技知识，刻苦钻研，进而脚踏实地从当好一名科技工作者做起”。老师的语重心长，使我受益匪浅。

在随后的三年高中学习中，我也进入了我哥哥曾经就读 的重点中学——福建师大附中。像哥哥一样成为科大的一名 学生，始终激励着我。那时，社会上的传言“清华是工程师 的摇篮，科大是科学家的摇篮”已经耳有所闻，它更坚定了 我对科大的热切期盼和向往。尽管，我已经不再像三年前的 幼稚和天真，然而，对科学技术的追求和探索的欲望却更加 强烈。因此，在填写报考志愿时，我情有独钟地将第一、第 二志愿都写上了科大(无线电电子学系，还有一个什么系， 忘了)。

我没有使自已失望，科大录取了我!我高兴、也由衷地感激科大。应该说，我在学生时代，始终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小学到初中，我是免试保送入学;初中到高中，我还

是免试保送入学。高考是我首次经历的升学考试。遵循老师“努力学习”、“刻苦钻研”的教诲，我顺利地实现了自已“上科大”的梦想。记得那时，尽管考上了，但是对于自已的高考成绩，心中仍然免不了想知道究竟考了多少分的冲动。 于是，我们几个福建的新生，找熟人到了校教务处去查。查 的结果，有两点出乎我的意料: 一是，居然只有数、理、化、 外语的成绩，没有政治、语文的成绩(足见科大的务实精 神?); 二是，在查到的成绩中，没有满分的，最高分竟然 是外语(俄语得了 99.9 分)。那年头是向前苏联一边倒，大 学一外还继续学俄语;二外才学英语(到了 70 年代，中央广 播电台播发日语课程，我又初学了日语)。至于学了 5 年的 俄语，现在，早就归还给老师啦。

后来，我才知道，刚刚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造成 的“三年困难时期”的阴影中走出来，1962 年是文革前历届高考录取率最低的一年! 但是，这一年，科大 500 名新生的录取平均分数，四年来，首次超过了清华和北大。据说， 这空前的“突破”，当年在科大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人才出在 62 级”充满赞赏和期待的声音，在校园里不胫 而走(文革中，这个口号很快就遭到大批判)。

因此，在高考录取率最低，也就是竞争最激烈的年头， 能考上科大，实属不易，理应好好珍惜。我们如饥似渴地学 习、钻研......

我和哥哥一起，在科大待了他毕业前的最后一年。当时， 他在中关村实习和准备毕业论文。但是，我们几乎每个周末 和星期天都见面相聚。1963 年，他毕业分配到国防科委 14 院 20 所(西安); 第二年，他寄来了“转正”后身着中尉军 装的照片。由于“文革”的原因，七年后，1970 年(原本应 该是 1967 年)，我终于踏进了国防科委 14 院 16 所(后归口 电子工业部 23 所)的大门(上海)。我没有如愿盼到一身军 装，因为，原来的“南字 825 部队”单位早已“集体复员” 了。

在 23 所，我终于成为一名“为尖端武器配套”的科技 工作者!在上海的七年工作中，我参加的科研项目中，有两项获得“电子工业部优秀成果二等奖”。1977 年，为解决分 居两地实际问题，我调回老家“福建省电子技术研究所”， 并开始了辗转工作六个单位，以高级工程师和退休公务员结 束工作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