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6 在充满荆棘的道路上艰难前行

【科大瞬间】特刊
《我们心中的科大》建校60周年庆

在充满荆棘的道路上艰难前行 
王裕群（5806） 

在大跃进的声浪中，中国科技大学应运而生。这所大学仅经过五个月的筹备，于1958年9月就正式开学了，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1958年8月，我收到科大录取通知书，要求北京同学于9月2日到玉泉路20号报到，比一般同学提前半个月。 

被录取的北京同学大约一百多人，从9月2号报到后，开始整理校园和准备迎接新同学的各项工作。最主要的任务也是最繁重的劳动——修建大操场。那时校园的北侧是长满齐胸野草的荒地。我们首先要铲除这些杂草，然后翻整土地，最后碾压成平整的操场。我们从早到晚不停劳动，中午冒着火热的太阳，拔草、锄草，很多同学的手磨起血泡，有的伤痕累累。在最后平整操场的时候，大家徒手用肩膀拉大石碾，或用木夯砸实，一面使劲一面高唱打夯号子，场面十分壮观。那时正值大跃进的风潮骤起，同学们干劲十足，比赛之声此起彼伏，休息时则歌声不断。
 
仅仅半个月功夫，面积宽阔的大操场修建完工，有四百米跑道加足球场，以及四个篮球场和其他活动场地。待到大批外地同学到达，这个大操场已经可以举行全校大会和进行各项体育活动。他们不知道，这是来自北京的同学们辛勤劳动的成果。
 
此后，我们又帮助整理宿舍和教室，分批到火车站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新同学，俨然是学校的主人。 

这是我们北京同学对学校最初的贡献。 

当年贯彻阶级路线，进科大的同学均是经过政审合格的。58届学生来自农村贫困家庭的学生为数不少。许多同学是赤脚或穿草鞋、仅穿褡裢短裤、带一张凉席就来学校。这些同学享受到国家给予的助学金，天凉之后，学校发放了解放军退役的黄色棉衣棉裤。所以，凡在首都大学生集会或游行的时候，科大的队伍一看便知，我们学校学生是最俭朴的。 

9月20日开学典礼在政治学院大礼堂举行。此情况有官方记载，不必多言。
 
各系的编制是半军事化的，我们的作风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系行政主任均由各部队选派优秀校级军官担任。一系主任李友林是长征老红军，我系主任刘宏来自海军。系为连级编制，有连长和指导员。早晨6时吹号起床，集合跑步喊口号；吃饭列队去食堂，途中高唱革命歌曲；晚上连长训话，指出各种应当注意改正的问题；按时就寝。
 
开学不久，有一次去中关村参加全科学院大会。全校同学排成长阵，自带食堂发的干粮，步行30余里，仅中途在万寿寺小歇一会。到中关村大操场（此地现在已经成为北四环的道路）席地而坐，听张劲夫书记讲话。下午照样步行返回玉泉路校园。 

开学后，并未立即上课，而是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开展 “红专大辩论”。我系的教室位于教二楼，同学们每天进行关于“是否能够红专并进”的辩论，又开展自我检查和大批判，到处贴满大字报。
 
当年，学校认真地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每年约有近一个月参加农村劳动，并在校内外开展科研活动。
 
1958年10月中旬，全体同学赴密云农村劳动。我们亲历了大丰收的喜悦，也见到许多白薯、花生被撂在地里没有 “颗粒回仓”，感到十分可惜。我班有的同学晚上到地里捡花生回来烤着吃，不知被何人举报，第二天晚训时，被带队的吴侬政委公开批评。 

1959年秋天，又去密云参加密云水库的植树劳动约一个月。首都各个大学学生齐聚密云水库边，展开劳动竞赛。行军中互相问候和挑战，一派热火朝天景象。 

我们每天往返上山，步行即花三个小时多。爬上高高的山顶，在陡峭的山坡上抡起镐头清除石块和杂草，挖成固定尺寸、平整的“水平条”“鱼鳞坑”（皆为种树的规范规格），中午就在山上吃送来的馒头和咸菜。我系最高纪录是由王乃富同学创下，一天挖21个水平条，有一天中午他竟吃下21 个（一两多一个）馒头，得个外号“大呼拉”。我也一天能刨出八九个水平条，最多一次吃下七个馒头。我是团总支宣传委员，带领大家唱歌，说快板，号召大家边劳动边注意好人好事，休息时写报导；宣传员用大喇叭筒念宣传稿，喊着口号鼓舞劳动热情。如今，密云水库的周边山坡，长满高大的树木，森林密布，那是我们这些首都大学生劳动的成果。
 
1960年秋，仍然是赴牛栏山公社劳动。这时目睹食堂制普及，粮食欠收，农民劳动积极性受到伤害。每天夜晚评工分，闹得矛盾重重，疲惫不堪。我们被要求下工要带回野菜，吃的是野菜稀糊糊，许多男同学已经饥饿难忍。但领导仍然让大家吃“忆苦饭”，也就是那难以下咽的糠菜团。
 
1961年夏，在衙门口公社劳动，因为饮食不洁，百分之八十的同学得了急性痢疾。有的同学耽误了治疗，转为慢性痢疾，常年未愈。
 
在校期间，全校同学积极投入大跃进的运动中，白天上课，晚上炼钢。在校门内外，建起座座小高炉。为了寻找小高炉建材，我与党小组长高森曾漫步大街小巷，看有无适合当耐火砖的材料，发现东西交民巷的铺地砖材质上乘，终未敢造次。我又从国家计委行政处借得一台几十公斤重的鼓风机，自己肩扛乘公共汽车加徒步带回学校。这台打了借条的鼓风机后来去向不明，我也未能如约归还。大家把能够拆除和找到的铁器当原料，煤块木柴当燃料，虽然炉火熊熊，可是炉温上不去，炼出来的铁渣当成“钢”上报，经常有锣鼓喧天的报喜队伍宣告“放卫星”。 

同时，还进行“科研大跃进”，我们曾到处试用“超声波”发现奇迹，也彻夜不眠搞科研项目，比如我曾参加“蒸馏法用白薯制酒精”，自行“设计制作电子管放大器”， “无线寻呼器”，“电流互感器”等。雷蓉同学的父亲时任外贸部部长，通过她请求外贸部支援，为我们从香港采购了不少电子器材，各种电子管及元器件。所用资金也全部在部里报销了。
 
此外，还有“文艺大跃进”，要求人人晚自习前后大唱革命歌曲，写革命诗歌。凡全校集合大会，会前各系互相拉歌，歌声此伏彼起。体育也要跃进，晨起和傍晚跑步几千米，我系目标是“跑到井冈山”。大家年轻，有使不完的干劲，以疯狂的热情，拥护党的三面红旗。 

有的宿舍办起名目繁多的“公社”，实行共产主义，东西不分你我，一切共用。
 
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我们的课业学习紧张进行。科大的学科安排完全配合研制“两弹一星”，教学方针是：“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理工结合”，课程要求“重、紧、深，少而精”，目标是“向科学进军，攻克科技尖端！”各系的业务主任均由各所所长兼任，来校讲课的全是各所的资深顶级科学家。当时中科院的技术骨干多为从欧美归国的专家教授，他们带回来西方最先进的学术成果和观念，所以从一开始，科大的教学方式就区别于其他院校，不是沿袭苏式教育体系，而是师从欧美。这是我们科大无可比拟的优势，专家教授们以他们的真才实学、严谨治学、简明扼要、既见树木又见森林、由薄到厚由厚到薄、平等开放的治学精神、理念熏陶着我们，为科大树立起传承至今的学风。 

我系“自动化系”编为六系。业务主任是陆元九教授，专业委员会主任是屠善澄先生和杨家墀先生。我们系由于是理工并进的专业，功课“重紧深”名列前茅。例如，数学和物理课持续三年，制图、机械设计、电工等课程也一样不拉。数理化基础课程也是由高级研究员们来讲课，比如，教微积分的是秦元勋教授，物理中的声学是马大猷先生，化学是胡先生，等等。 

此时，大跃进干扰教学，大家各种活动占用学习时间，功课太累了！所以当时北京流传顺口溜：“穷清华，富北大，不要命的上科大”。在这样的情况下，难怪有的同学上课打瞌睡，有的跟不上进度，听不懂。但即使是速成中学来的老大哥们也锲而不舍地拼命努力，同学间开展“一帮一，一对红”，互学互教，共克难关！
 
到1960年秋天，粮食定量已经下调几次。我的定量从1958年的每月33斤下降到每月26斤，即使如此，我还经常节约五六斤粮票赠送给饭量大的男同学。食堂基本没有副食供应，常常佐以下饭的东西是一勺黄酱。学校号召我们到八宝山上去采野菜，搜集树叶做什么“植物蛋白”以充饥。党委书记郁文语重心长地对同学们说：“饭已经吃不饱了，你们下课不要再去打篮球，尽量上床躺下休息！”从1960年至1962年上半年，由于基本营养的严重缺乏，大多数同学患 “浮肿”，对于情况严重的学生，发放一些“康复粉”补贴营养。每年暑假结束，要求同学们报道家乡的“大好形势”，有的同学如实反映农村欠收的情况以及大跃进负面情况的，则受到严厉批判，扣以“给三面红旗抹黑”的帽子。例如我系2班万家荣同学，家在四川万县，他家几口人全部饿死，只有一个两岁多的小妹妹尚存。他不愿开口说话，在追问下说出实情，结果遭到严厉批判，此后他一直精神不振。
 
1960年冬，暖气停烧，老师伸不出手写板书，教学效果下降。比如我系“电子学”课程期末考试，竟有约2/3的同学不及格。由于物质缺乏，发生一些小偷小摸现象，此时又搞一次“反不良倾向”运动，不少班级学生中的生活委员掌管粮票等供应券的发放而遭到怀疑和审查，我系1959级一位女同学向阳因此服剧毒氰化钾身亡。
 
1961年下学期，我们搬到中关村，以便下所参加科研活动，并分专业。即使在十分困难的经济形势下，各所领导还是尽力让我们尽早接触科研实际。我系同学分别入所按课题小组进行科技实践，我被分配的课题是“光学放大器的应用”。
 
1962年，严峻的形势有所缓解，周总理发表了重视知识分子的讲话。在大学和科研单位，纠正过左的倾向，由党组织对受到不公正对待的知识分子进行甄别，党的负责干部向他们赔礼道歉。我系的党员干部也对如万家荣等同学公开道歉。这时，由于以前执行政策较左的学生干部的积极性受到挫折，他们也情绪低落。 

1963年上半年进行毕业设计。这是对我们五年学业的总结，大家非常认真努力。我的课题是“飞行器的姿态控制模拟”。此时正逢全国的学习雷锋同志活动蓬勃展开，我们积极响应。 

毕业前夕，进行一次严格的思想检查。每人自我鉴定，再由同学们评议。主要是检查政治立场和对历次运动的态度。听说个别系里有人被定为“反动学生”。
 
周总理亲自在人民大会堂对北京市的大学毕业生发表重要讲话。我校同学是在宴会厅席地而坐，聆听总理近三个小时的谆谆教导。 

毕业分配，我系约有七八个同学留校任教，我是其中之一。许多同学分配在所里，更多同学走向三线的国防单位，许多人后来均成为业务骨干。“科大学生有后劲”是各单位对我校毕业生的一致良好评价。刘达书记是1963年调来科大。在1963年下学期开学典礼上，他鼓励我们留校人员“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并为我们立下“五年副教授，十年教授”的目标。 

我第一年担任“运动物体控制”课的助教，主讲老师是屠善澄教授。他刚刚于今年（2017）5月6日去世，享年93岁。他是我的恩师。他仅为1958、1959两个年级任教，1960级的这门课就由我来讲授了。我们正当年富力强，智力也处于最佳状态，对学业的追求不遗余力，像水绵吸收水分一样渴望精进。同时我还担任政治辅导员的任务，尽我所能地抓紧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又相继带领1959、1960级学生到宝鸡、兰州三线工厂实习。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新大学毕业生，独立担当的能力受到学生和组织的赞赏。
 
正在意气风发地向科学进军，“四清运动”终止了我们业务发展的进程，这一停就达十多年之久。我们最宝贵的青春年华被其后的“文化大革命”消耗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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