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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路口的一枚拓片

(2022-12-01 11:16:43) 下一个

十字路口的一枚拓片

强力771

元至正八年（公元1348年）五月十五，成吉思汗的九世孙、西宁王速来蛮和亲属布施制作了一块石碣，立于敦煌莫高窟内，世称莫高窟六字真言碑。碑高75公分，宽55公分。碑文主体是以六种文字书写的佛教六字真言，是研究佛学传播、中西域文化交流和六种民族文字和书法的珍贵文物。碑的上端刻“莫高窟”三字，中央刻四臂观音坐像，其上左右三方各有两列刻文：上方第一行为梵文，第二行为藏文；右边外侧为汉文，内侧为西夏文；左边外侧为回鹘文，内侧为八思巴文。这六种文字都是汉字“唵嘛呢叭咪哞”的同音字。碑的两侧和下方，分别刻有功德主、官员、僧人、立碣人、石匠、尼姑之名以及立碣的时间。

莫高窟六字真言碑照片及碑文摹本（图片来自网络）

600年之后，1948年，南京。虽然一场天翻地覆的巨变即将到来，但刚刚结束了抗战流亡的诗人汪铭竹不会想到，一年后，他还会携妇将雏，再次踏上流亡之路，终身未再踏上故乡的土地。

除了写诗，汪先生一生酷爱书法。即使当年在逃亡路上，他也没有忘记去当地的旧货摊淘宝。这一回，在南京夫子庙的地摊上，他发现了一枚拓片。没有犹豫，他买了下来。吸引他的，除了拓片本身，还有拓片的来历。六字真言碑如今尚在，只是敦煌石窟收归国有后即不准再拓。拓片所牵涉到的两位人物都是学者，但不是社会名人。拓片虽然精美，也非存世孤本，然而汪先生珍藏了一生，一年后再次流亡也没有舍弃。汪先生于1989年去世后，汪夫人俞俊珠女士赴美依亲，仍然随身携带，只是余生未再展观。

笔者有幸一睹这枚拓片的真颜。79年过去，拓片依然清晰，但是装裱发脆，不能悬挂，只能徐徐展开，拍照分享。

这张拓片是何时何人所拓？在拓片的左上角的题跋里，向达教授有所交代。不妨抄录如下：

元至正八年，莫高窟碣在今敦煌城东南四十里千佛洞，上具梵、藏、汉、西夏、八思巴蒙古字及畏吾儿凡六体书，皆唵、嘛、呢、八、咪、吽六字真言之各种文字对音也。卅二年六月旅居敦煌打一墨本。奉贻

介眉先生卅二年九月十八日向达谨记

原来这就是文首所述莫高窟六字真言碑的一张原拓。向达是西北交通史和敦煌学家，战时为西南联大教授，1943年第二次率各方面专家学者赴敦煌考察文化和历史遗存，逗留逾月。当时敦煌碑碣还没有法规约束，故先生可以“打一墨本”，作为吉祥物，带回陪都赠送朋友。

莫高窟六字真言碑的意义自不待言，读者不妨上网检索。那么这一拓本何以从受赠者手中流入了夫子庙地摊呢？虽然受赠者游寿此时也在南京，向达先生却未深究，但感慨不已，由人生无常，到国家危亡，悲从中来。在右上角的第二次题跋上，他写道：

罗寄梅先生出示莫高窟六体字碑，则余卅二年在西川以贻游君介眉者，谓汪铭竹先生得之于夫子庙地摊上。卅二年去今曾几何时？一物迁转已易数手。信夫人生之无常矣！自西川以至于白门，卒复入于余目。茫茫宇宙又何其小也。危幕燕巢，枯槐蚁聚。悲夫！悲夫！卅六年南来，倏忽逾岁，即将北归回重违。寄梅意题数语归之。卅七年六月廿五日，向达谨记于白门之半山园。

汪铭竹先生购得这枚拓片后，托好友罗寄梅将拓片奉还向达教授。而向达按罗先生的建议，记下这段故事后又将拓片归还了汪先生。此后不久，向达即北上回归北大，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这张拓片的两次题跋涉及了四位学者：向达、游寿、罗寄梅和汪铭竹。向达的书法，传统功底深厚。未见过罗寄梅先生的书法，但游、汪二位都是书法高人，尤以游寿先生的书法成就远超诸人，晚年更成为名闻遐迩的著名书法家。他们的人生轨迹，因为一枚拓片产生了交集。四位学者如今都已驾鹤西去，渐渐地淡出了世人的视野。他们的人生在此前后都经历了什么呢？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和笔者一起来了解一下这四位学者。

（一）向达（1900-1966）

网上关于向达的学术成就介绍较多，比如他曾任馆长的北大图书馆，是这样介绍的：

向达(1900-1966)，字觉明、觉民，笔名觉明居士。土家族。湖南溆浦人。著名的历史学家、中西交通史和敦煌学专家。1924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历史系。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1934年到北京大学任讲师。1935年起，先后在英国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德国柏林和法国巴黎的博物馆、图书馆中，对流到国外的我国珍贵的敦煌莫高窟史料进行收集和研究，为研究祖国的文化遗产作出了贡献。1938年回国，在浙江大学任教。1939年起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西域史专任导师，兼任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历史系教授，后兼管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校务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学部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向达教授毕生治学严谨，对中西交通史、少数民族史、特别是对敦煌学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主要著作有《中西交通史》《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敦煌艺术概论》等。https://www.lib.pku.edu.cn/portal/cn/bggk/bgjs/lishiyange/xiangda

北大图书馆墙上的向达浮雕

除了他在1957年后的际遇只字未提，他的敦煌学研究中一段极其重要的经历也未提及。抗战期间，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西北史地考察团，向达出任团长，于1942年春到达敦煌，考察了莫高窟（千佛洞）和万佛峡。1943年，向达作为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组长，再赴河西。除对敦煌地区诸石窟留下了重要记述外，还写成了多篇有关敦煌和西域考古方面的论文。正是因为他的大声疾呼和不懈努力，1944年，敦煌千佛洞被收归国有，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

从百度资料看，从1949到1957年，向达延续着旺盛的研究势头，发表和出版了有关中西交通、南海交通、敦煌学方面论文和著作多种。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向达被划为“右派”，解除一切职务，一级教授降为二级教授；1959年摘去“右派”的帽子；1958年-1960年主持《中外交通史籍丛刊》；1964年南下广州中山大学会晤陈寅恪，并发表《敦煌学六十年》的讲演；1966年遭受严重迫害和凌辱，病重缺医，于11月24日不幸逝世，1980年获得平反昭雪。

（二）游介眉（1906-1994）

六字真言拓片的第二位主人游寿，字介眉、戒微，福建霞浦人。游先生的学术成就涉及考古、古文字、古音韵学、诗词和书法，曾与林徽因、冰心、庐隐等被誉为“闽东四才女”。她的书法与萧娴并称“南萧北游”。但她没有林徽因的美貌和萧娴的名气，很少进入大众的视野。网上可查到的资料不多，同样，她在新时代的经历也是语焉不详。

游寿于1928年考入中央大学，与曾昭燏（曾任南京博物院院长，1964年于南京灵谷寺跳塔自尽）一起师事国学大师胡小石（1888-1962）长达十几年，研习先秦文化、古文字、古音韵、古器物、考古学和书法，成为胡先生最得意的两名女弟子。1943年，游寿进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因不服傅斯年的苛刻管制，愤而出走重庆。她是最后一个进入李庄史语所这一国家学术重镇，也是第一个因不听话而被开除的年轻学者。游寿获赠这张拓片，是1943年去李庄前后。那么游寿又因何放弃了这一拓片呢？这恐怕会成为一个永久的迷。

游寿的书法师从胡小石，位列中国近代100位书画名家。游寿先生去世后，时任书法家协会主席沈鹏有诗赞曰：南有萧娴北有游，书无南北各千秋。九霄王母书翰会，席上嘉宾并蒂榴。

游寿晚年书法（图片选自网络）

（三）罗寄梅（1902-1987）

将汪铭竹购得的拓片带给向达，并建议题记后奉还的罗寄梅，湖南长沙人，时任中央通讯社摄影部主任。罗寄梅是完整拍摄敦煌壁画的第一人。1943年4月，罗寄梅偕夫人刘先（1920-）追随张大千来到敦煌。从此与敦煌，也与张大千结下了半世友谊。罗寄梅夫妇克服了种种今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比如胶卷匮乏和生活条件艰苦），根据张大千对石窟的编号，以非凡的毅力拍摄了莫高窟的309个洞窟，榆林窟的29个洞窟的全部壁画，获得了近3000张敦煌壁画照片。罗寄梅夫妇与张大千、傅抱石、李可染、凌淑华、黄苗子、沈从文、吴作人等中国近代文化名人往来密切，交谊深厚。几乎所有张大千在榆林窟时期的活动照片，均为罗寄梅拍摄。向达与罗寄梅是同日到达敦煌的。他们之间的友谊也是缘起敦煌。

罗寄梅、刘先夫妇与张大千在加州（图片来自网络）

1968年，普林斯顿大学购得罗寄梅在敦煌石窟拍摄的全部照片底片，现存于普林斯顿大学艺术与考古学系。普林斯顿大学唐氏东亚艺术研究中心历时十余年，悉心编辑整理出版了名为《观象敦煌：罗氏档案中的莫高与榆林石窟照片》的专辑。罗寄梅的敦煌照片对修复和保存敦煌壁画等文物有着无可替代的参考价值。

（四）汪铭竹（1906-1989）

徐悲鸿女弟子孙多慈绘汪铭竹像

六字真言拓片最后归属汪铭竹先生。先生名鸿（宏）勋，字铭竹，以字行，又字竹久，江苏南京人，1931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哲学系，与孙望、程千帆、沈紫曼（沈祖棻）、李白风、滕刚等人组织文学团体“土星笔会”，并编辑出版小型诗刊《诗帆》。其间写了不少新诗，载于《诗帆》及其它报刊上。1937年南京沦陷前，举家逃亡，在长沙与常任侠、孙望、徐仲年等人组织中国诗艺社，并编辑出版《中国诗艺》杂志和丛书。1940年8月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诗集《自画像》，列入徐仲年主编的“中国诗艺社丛书”。1941年6月与常任侠、徐仲年等人在重庆复刊《中国诗艺》。1944年10月由重庆诗文学社出版诗集《纪德与蝶》，列入邱晓崧等主编的“诗文学丛书”。1945年抗战胜利后，曾与孙望、林咏泉等人组织成立诗星火社，并编辑出版过诗刊。

得到这张六字真言拓片后不久，汪先生一家再次踏上流亡之路。与罗寄梅夫妇相仿，抛家弃产，汪铭竹、俞俊珠夫妇始终携带着这枚敦煌拓片。到达台湾后，汪先生大隐于市，闭门钻研书法，不再写诗。1970年，他将自己多年研究碑拓的成果，以工整的小楷，写进一本手写影印专著《校碑随笔》。他的两位好友，著名书法家，同时于书法理论造诣很深的庄严（1899-1980）和台静农（1903-1990）分别为这本精装本著作题写了封套和封面，足见他们对这一学术成就的高度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