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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留下柠檬，我只记得柠檬汁

(2022-08-09 20:28:14) 下一个

【科大瞬间】岁月留下柠檬，我只记得柠檬汁

第195期

岁月留下柠檬，我只记得柠檬汁

沈涛 822

编者按

本期发布822沈涛校友留学经历《初出国门的难忘经历》的续篇，不知这篇文章能否也让您回忆起当年初次出国领略异国风情的那种新鲜感觉？

【引子】人的记忆绝对是有选择性的，但它肯定不是以我们认定的“有用”或“没用”来界定。有些我觉得有点用的信息，如中学读过的中国各个朝代的年份、印度邻居家两个小孩的名字、还有某些人的生日，我死活都记不住。相反有些看似完全没用的旧事，比如上小学时跟小伙伴们闯的一个祸、大学时写过的一首朦胧诗、谈恋爱时跟对方讲过的一句谎话，却记得异常清楚，我对自己三年半英国留学生涯的记忆也是如此，无序、零散、被动，却记忆犹新。

伦敦找房

刚到伦敦，就面临找地方住的问题。那时我对伦敦分几个区都不清楚，自己出去找房子肯定不行。实验室一个刚认识两天的中国学生雪里送炭，介绍我认识了物理系博士后王有亮，他说有亮前段时间曾在留学生圈子里找房客。听说我刚到伦敦，急着找地方住，有亮立马答应把他租的三居室转租一个小间给我，租期半年，每月租金200镑，第二天就能入住。就这样，租房这么大的事，我不到一个小时就搞定了。

后来我才慢慢知道，有亮来自北京中科院理论物理所，比我早两年来到伦敦。他的英国导师把自己的一套空房租给他，当然，租金不菲。导师一手给有亮发工资，替他做研究，另一手又把工资的一半通过房租收回自己的口袋，算盘打得真不错。有亮明知自己付的房租比外面贵，而且他们夫妻二人也不需要住三个房间，但碍于导师的情面，他只好接受，然后就想着早点把那两个不用的房间分租出去，减轻点经济负担。我搬进去之前他已经找到了一个房客，是帝国理工学院航空系的博士后，叫乔治。乔治来自希腊，英俊挺拔，五官棱角分明，平时话不多，总是早出晚归的。

新居位于伦敦西区的瑞士花园(Swiss Cottage)，是一个中高阶层为主的住宅区，治安环境好，交通购物也很方便。大名鼎鼎的甲壳虫乐队(Beatles)的工作室Abbey Road Studios就在附近，那张著名的披头士四人走过斑马线上的照片就是在那里拍的。

Beatles乐队成员走过Abbey Road (图片来自网络)

三个房客中，有亮属于顾家型，一下班就回家陪太太，早早吃了晚饭，然后出去散步。我太太那时还没到伦敦，我每天在学校工作到很晚，回家路上顺便去超市买些打折的面包、牛奶和蔬菜，偶尔也会绕道伦敦中心的China Town买点中国食物解馋。我的晚餐通常是米饭配罐头沙丁鱼拌生菜或火腿肠炒黄瓜，有时也炒个蛋炒饭。乔治总是最后一个来厨房，他的晚餐几乎总是一成不变的意大利通心粉加一杯橙汁。

后来我太太也来伦敦，我找了个大点的房子搬了出去。不久就听说乔治也搬走了。再后来有亮太太生了个女儿，我和太太还专门去老地方看了他们一次。

作者（左）、乔治（中）、有亮（右）在出租房阳台上

一英镑的故事

有一天，我在学校调试程序，搞到很晚才回家。走进South Kensington地铁站时，感到肚子有点饿。想着还要在地铁上晃荡一个小时，才能回到家烧火做饭，不如先在车站里的自动贩售机上买样零食，垫垫肚子。看好了贩售机上的使用说明，我在投币口塞入一枚1英镑的硬币，选好零食，按了出货按钮。奇怪，没听到应有的响声，也没看到零食从机器下方出口掉出来。马上去按取消键，也没见硬币退出来，心想这个英镑要打水漂了。

这时，我注意到在贩卖机上方有张小贴纸，上面列了一个故障维修的免费电话。我把它记下来，利用地铁站里的公用电话打过去。那边马上传来一段录好的语音，大致意思是如果你遇到贩卖机出故障，请你把出故障的时间、地点、贩卖机的序号、损失金额、还有你的住址录在这个留言机上，我们会在核实了情况后把退款寄到府上。我反复听了几遍录音，确信完全理解后，就按要求把自己刚才的遭遇一五一十地录在对方的留言机上。

这件事我很快就忘了，主要是没抱太大的希望，想着贩卖机公司派人核查这种只有1英镑的小差错肯定不划算，提供一个免费电话可能是出于公司形象需要。不记得过了多长时间，有一天，我忽然收到一封从贩卖机公司寄来的信，里面夹了一枚1英镑硬币。以小见大，这下我不得不敬佩英国人做事的认真和守信。

一英镑硬币 (图片来自网络)

第一张信用卡

初到英国，去商店或市场买东西，总要带着现金或个人支票，这样做既不安全，也不方便。我一直想有张个人信用卡，可偏偏每次申请，都被银行拒绝，理由无外乎在英国居住时间太短，没积累足够的信用，系统打分过不了。问了问实验室里的其他外国学生，几乎人人初来时都被这个问题困扰过。我也就不再纠结，心想等过个半年，再去试试运气。

有一天，实验室里的博士生哈桑跑来告诉我，威斯敏斯特银行(National Westminster Bank)与帝国理工学院合作发行一款专门针对学生的信用卡，应该比较容易申请到，他已经寄了申请表，叫我也去碰碰运气。哈桑几个月前刚从塞浦路斯来这里读博士，拿到的奖学金只够付学费，周末还得去亲戚开的面包房打工，赚取生活费。我比较了一下我俩的各方面条件，感觉只要他能拿到这张信用卡，我也应该有戏，于是就填了一张申请表寄过去。

很快我就收到威斯敏斯特银行寄来的拒绝信，我也没太在意，心想哈桑肯定也没戏。又过了几天哈桑跑来找我，问我有没有收到银行寄来的信用卡，他的卡刚收到。我一听，心里马上凉了半截，紧接着又觉得这事不合理，我决定给威斯敏斯特银行打电话，要他们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电话打通后，我把心中的疑问和不满一股脑地倒向对方，心想大不了他们还是拒绝我，I got nothing to lose。电话那端的客服听了我的陈述，说要让经理来跟我谈。经理接了电话，我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讲了以下几点理由：

第一，我和同事哈桑来英国时间差不多，都是几个月。

第二，哈桑在读博士，身份是学生；而我是博士后，是研究助理(Research Associate)身份。

第三，哈桑拿奖学金，免交个人所得税；而我拿的是工资，缴各种各样的税。

我指出他们拒绝我的信用卡申请，却给哈桑发了卡，在我看来有种族歧视的嫌疑。听到我把问题上纲到种族歧视的高度，经理有点沉不住气了。他一方面跟我强调绝对没有这回事，一方面又向我保证，会重新审理我的申请，要我静候通知。

几天后，我收到了威斯敏斯特银行寄来的信用卡，加入了有卡一族。邪门的是自从那次事件后，别家银行的信用卡也开始向我敞开大门。到了美国以后，信用卡更是经常由银行主动送上门，泛滥成灾，这下轮到我要一次次拒绝银行了。

我用过的旧NatWest银行卡和卡夹

老常换锁

老常是我在的电子工程系计算机房的负责人，负责采购、安装和管理计算机房的软硬件设备，包括为上机的学生提供技术服务。听人说老常是系里唯一来自中国大陆的终身雇员，他来英国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

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系里的名教授鲍勃应邀到中国某大学讲学。在推导一个公式时鲍勃犯了一个低级错误，被来听课的当时还是本科生的老常识破。课间休息时，老常来向鲍勃请教问题，顺带指出那个推导错误。鲍勃非常欣赏眼前这个聪明而又谦虚的中国学生，当下决定收他到帝国理工，做了自己的研究生。

老常博士毕业后想留在英国，当时正赶上系里计算机房招聘管理员，他有意申请这个职位。由于自身条件过硬，再加上鲍勃教授和彼得讲师（后来我的指导老师）的大力推荐，老常很顺利就拿到这个令人羡慕的职位。虽然以他的学历和能力，管理个计算机房绝对是大材小用了，但他自己并不介意，把机房管理得井井有条，系里上下都对他满意。

起初，老常与我们几位大陆来的博士后关系不错，有事找他总愿意帮忙，但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让他开始疏远起我们。

可能是为了方便工作，当时系里所有人员的办公室都装了同样的锁，教职人员（包括博士后）人手一把钥匙。偶尔也听说有人钻空子，利用办公室的电话偷打私人国际长途，虽然那是被系里三令五申明确禁止的。有一天，老常收到一张系里转来的电话账单，显示有一通从他办公室电话打出的国际长途，花掉系里二十多英镑经费。如果老常不能证明电话是用于公干，他就得自己掏腰包付账。帐单上显示那个电话是打往中国的，老常自己没打过那个电话，碍于情面他又不能一个一个地去问（问也未必问得出），于是他就怀疑是我们几个老中里面有人偷打了他的电话，开始刻意疏远我们。没过几天，又听说他把办公室的锁给换了。

精神食粮

留学时间一长，很多人都会感受到精神上的饥渴和孤独。工作生活的压力，气候与食物的不服，语言文化的隔阂，包括朋友社交圈的萎缩，都会引发这种不适感，那种感觉有时候是铺天盖地、无法自拔的。解决这个难题我主要依靠两个方法：看电影和读中文电子刊物。

伦敦的市中心的Prince Charles Cinema (图片来自网上)

上世纪90年代，在伦敦正规点的电影院看场电影大概要6、7英镑，对靠每月几百镑奖学金过活的留学生家庭而言，还是有点奢侈。一次我偶然发现China Town附近的查尔斯王子剧院（ Prince Charles Cinema）经常会放些老电影，一张门票只收50便士。于是我就经常会去那里碰碰运气，记得我在那里看了《公民凯恩》（Citizen Kane），《巴顿将军》（General Patton），《野战排》（Platoon），这几部以前没看过的电影。

《公民凯恩》（Citizen Kane）剧照（图片来自网络）

还有一次留学生中疯传一个消息：只要买某一期某大牌时尚杂志，就可以免费无限量去影院看最新电影。后来弄清楚那是一家时尚杂志搞的一次促销活动，买一期价值十几英镑的杂志，附送一张电影卡，凭卡可以在市区十几家影院中选一家免费领取一张当日电影票，每卡每两天限领一张票，周末除外，活动有效期3个月。即使附加了各种限制，这无吝还是个可以省钱看电影的Good Deal。我立马去报摊买了两本那期杂志，剪下里面的电影卡，又让太太找来伦敦各家影院的免费广告，仔细筹划我们的观影计划。记得那段日子里我们看了《肖申克的救赎》（The Shawshank Redemption），《黑色追緝令》（Pulp Fiction），《鸟笼》（The Birdcage），《变脸》（Face-Off），还有国产片《阳光灿烂的日子》。

《肖申克的救赎》（The Shawshank Redemption）

我的另一个解压方式是阅读中文电子期刊，主要是《华夏文摘》（China News Digest）。那是一份以海外中国留学生为主体的电子周刊，每期二十多页，内容包罗万象，当时《华夏文摘》在海外中国留学生甚至海外华人群体中流传之广，影响之大，是现在很多人无法想象的。

上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没有现在这么便捷，那时《华夏文摘》好像还没有自己的网页，读者要通过远程登陆（FTP）的方式到刊物设在全球各地的几个服务器下载所需格式的文件，遇到服务器宕机或者网路塞车，就只有耐心等待，反复下载。文件拿到后还要解压缩，用特定的中文软件才能打开阅读。那时我自己没有电脑，在实验室公用的UNIX机器上折腾了半天（还请教了老常），才最终搞定它的显示和打印。每个星期五下班之前，我在学校拿到最新一期《华夏文摘》，先用打印机把它打印出来，在回家的地铁上一字不漏地看完，再把它交给太太看。太太看完后，再把它传给和她一起打工的其他中国人看。有时候留学生在一起聚会，大家会讨论从《华夏文摘》上看来的故事和热门话题。我还记得有段时间《华夏文摘》上连载一部长篇小说，名叫《白雪红尘》，讲的是作者人到中年离开中国，到加拿大“洋插队“经历的各种生活磨难和感情波折。故事情节离奇曲折，感情描写刻骨铭心，经常让人读完一章还欲罢不能，眼巴巴地盼着读下一章。很多年后我才了解《白雪红尘》的作者阎真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出国前是一名大学教师，是个专业练家子。

当年与《华夏文摘》类似的海外中文电子刊物还有一些，象《枫华园》、《橄榄树》、《新语丝》等等，但它们都不具备《华夏文摘》所具有的容量、品质、知名度。我很感激《华夏文摘》在那段特殊日子里给我带来的心灵慰籍和精神享受。

1995年12月的一期《华夏文摘》首页 (图片来自网络)

伦敦地铁

去过伦敦的人都知道，这座城市拥有全世界最繁忙，最复杂、最老旧的地下铁路系统，伦敦人都习惯称它Tube（管道），既顺口，又形象。伦敦市内的公共交通主要依靠地铁，每天上下班高峰时市内几条主干地铁线路总是人满为患，再加上一年四季络绎不绝的观光客，经常把地标景点附近的地铁站堵得水泄不通。

伦敦地铁最早于1863年开始运行，至今大多数线路还没有空调，夏天高峰时段车厢内的热度和混杂气味可想而知。有的换乘站设计不合理，乘客需要先上三层、再下三层才能换乘不同线路，遇到车站内的电梯或自动扶梯出故障，就只能辛苦两条腿了。

此外由于设备老化，列车未到站就熄火的事也时有发生。我就碰到过一回，列车车头刚进站就趴窝了，大部分车厢还停留在黑暗的隧道里。车厢里的广播一遍遍地通知大家，往最前面一节车厢走。所有的乘客都听从指挥，在黑暗中依序摸索着往前走，直到最后一个乘客安全上到站台上。

伦敦地铁还有一件让人头痛的事，那就是地铁工人的集体罢工，严重时整个地铁系统会关闭几天。当然这种事会提早通知，那几天我就骑自行车上下班。

日复一日地乘地铁上下班，让我学会了一些简单凭外貌判断乘客身份的本事。比如穿风衣、系领带、皮鞋擦得锃亮、携长柄黑雨伞的男士，很可能是大学教师或金融人士。不过，别以为他手提的公文包里装的是论文或机密文件，那里面装的很可能是一份当日报纸、一瓶水和一个三明治。还有那些妆容精致、衣着得体、戴Burberry围巾、拎Marks & Spencer手提袋的女士，极有可能是办公室秘书或家庭主妇。那些穿着随意、目无一切、说话大声的一定是美国游客。

从South Kensington地铁站出来，到帝国理工学院要走一段大约500米长的地下通道，地下通道里经常会看到几个街头艺人在那里表演。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身材瘦小、披肩发、深眼窝、看上去像东欧人的女孩，她总是站在一个转弯处，弹着吉它，唱一些曲调很高、带点忧伤又很温情的老歌，像是Amazing Grace，You Raise Me Up，Scarborough Fair之类的。她的嗓音在长长的、空荡荡的地下通道里显得格外孤单，有时候会让我听得莫名感动。

地铁通道经常看到街头艺人在表演

乘过伦敦地铁的人，都会记得每次地铁到站、车门打开的一瞬间听到的一句语音提示：Mind The Gap! （请注意脚下间隙）。如果有人提议把这句话作为伦敦地铁的标签，估计没有人会反对。可是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语音提示的背后藏着一个感人的故事。

伦敦地铁北方线最初使用的“Mind The Gap”的录音，来自英国戏剧演员奥斯瓦德·劳伦斯（Oswald Laurence）。2007年劳伦斯去世后，他的孀居妻子玛格丽特（Margaret McCollum）经常来到Embankment地铁站重温丈夫的声音。“他死后，我会经常待在站台上，静静地坐着听他的声音，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安慰。” 有一天，玛格丽特在车站没有听到那个熟悉的声音，原来那一天伦敦地铁站更换了数字播报系统，不再使用劳伦斯的录音，这让玛格丽特感到非常震惊和失落。她找到地铁站的工作人员，跟他讲述了发生过的一切，希望得到一份她已故丈夫录音的拷贝。伦敦交管部门被玛格丽特的故事深深感动了，他们不仅为她制作了一张刻有劳伦斯录音的CD，并且决定在Embankment地铁站恢复使用劳伦斯“Mind The Gap”的录音。很多年以有人根据这个真实故事拍了一部短片，片名就叫Mind The Gap，片子在2015年伦敦短电影节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