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年文革后首次高考前夕，青年时代的老公还是省歌舞团的一名小提琴演奏员，正随团在贵州山区做慰问演出。
得知这次高考不看成份，不查三代历史问题，人人有报考的权利，可以凭本事去竞争。他的父母马上设法通知远在山里的儿子。告诉他不能放弃这个报考音乐学院的机会。并把乐谱寄到了儿子要路过的村寨。老公自己开始还犹豫不决，在山里搞慰问演出很辛苦，特别是贵州山区，地势险要，常常一天才翻越一座山，到了目的地，腿都累得发软，因为村民们眼巴巴地等着，人累瘫了还得坚持演出。那种日子哪儿有练琴的功夫啊。可如果不参加这次考试，可能就永远失去上音乐学院的机会。他最后还是同意了去报考。
他的父母于是就为儿子忙开了，为他报名首先要单位出证明，虽然中央已经规定各单位领导必须支持高考，但是手上握有大权的某些领导还是不情愿合作。领导足足刁难了一番他的父母，最后实在找不到不出证明的理由，才不得不同意，拿取证明那天，领导摆足架子，背着他们躺在靠椅上，头都没转过来，让人递出了那张至关重要的证明。
慰问演出结束那天，随团归来的老公下了车，等在那儿的父母把一包装了干净衣物的行李交给他，找个地方换了身上的脏衣服，家都没回，就直接上了火车，奔赴中央音乐学院在设于成都的考场。
因为在山沟沟里穿乡走寨多日，一直没能好好练琴，可其他选手却个个有备而来的，为了争分夺秒练琴，上了火车，老公就拿着小提琴，到车门边没有座位的地方，背靠着车壁，微曲双腿，拿出他打太极的站功，保持好平衡，就开始练上了。琴声吸引了很多人，这场面令他们觉着稀罕新奇，不懂为何要这样练琴，当得知事由后，大家非常谅解敬佩。于是老公练了一路琴，没人抱怨吵闹，还有人围观，甚至要求他演奏几首中国作品，他就顺手就拉了几首“苗岭的早晨”“黎家代表上北京”这类当年的流行曲，获得了满车厢喝彩。车到达成都，大家下车时都对老公说：你一定会考上的！
托众人吉言，老公以成都考区第一名的成绩进了中央音乐学院。
77年高考的前几天我还要为领导写秋收总结。
好在皇天不负苦心人，
自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呵呵
不管是宏观的恢复高考、还是微观的领导批准信，怎么没人明白那都是“领导决定百姓之命运”呢？ 总觉得华人的史观是向“下”而非向“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