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到肯尼亚 (含照片版)

那是1996年夏天，具体哪一段时间，从哪天到哪天，一下想不起来。但那期间有个时间坐标，却刻在历史上，就是比利时两女童，Julie et Mélissa，被劫致死案震惊了全世界。我们是在蒙巴萨一家旅馆里的电视上看见报道的，有两个孩子以及凶犯马克-杜图夫妇的照片。马克-杜图被判无期徒刑，至今还在监狱里。他老婆因是同谋，并直接造成两个孩子在她家地窖里被饿死，而被判30年，服刑15年。最近假释出狱，入住比利时南部一个修道院。其申请假释的过程，拖了三年。先是法国一家修道院答应收留她，因为比利时民众的抗议而取消。后来又是荷兰一家修道院答应收留，又因为民众的抗议而取消。这次比利时那个修道院顶住了正义的压力，维护了邪恶的利益，应该算是法律的一次胜利。

那次旅行，两个星期，包括机票，花了15万比郎，是我那时月净工资的两倍。那样大手笔的花钱跨洲旅游，后来再也没有了。因我一年后，辞职离开了公司，去了巴西读博士后。再后来，养了孩子，先是一个，后来又加一个，负担越来越重，钱却挣得越来越少。好在老婆比较争气，我这边的损失，她那边补上了，而且超过。所以我现在能三天打渔，两天晒网，并于晒网日，写一些从不曾换得一文钱的文字。世上很少人，男人，有我这条件，我得感谢老婆，是不是？

看上图赤道周围的模样，尤其那道路，就想起我和老婆，还有两个黑汉，三男一女，四个肉饼，贴胸搭背，摩肩接踵，挤在出租车后座，从内罗毕，直到那大牌所示的地名，南尤基，凡六个小时。那车行驶中，忽左忽右，因为道路上，忽右忽左，分布着大坑，车须绕坑而行。且经常与对面忽右忽左，飞驶来车，擦肩而过。一次一次的惊险，迎面扑来，掠窗而去。吾命那次未休，运气也。不应有怨，何事常像在肯尼亚拼车？

下图那帐篷内，有两张帆布行军床，一个洗脸盆，一个坐式便盆，质地倒都是白瓷，只是很脏，黄不拉叽的，看着恶心。有冷水，无热水。虽然到处是树木，茅草，蚊子并不多，不像我当年插队那里。可能是周围没有水面的缘故，空气干燥，凉爽。夜晚看天，很高，很深，布满星星，一层一层，密不透风。从未看见过那么多，那么亮的星星。

我和老婆在帐篷里住了三夜。该帐篷营地位于马萨伊马拉野生自然保护区中心某地。从内罗毕到那营地，我们两人，还有四个以色列人，加司机兼导游，一共7人，乘一辆小面包车，天蒙蒙亮出门，一路风尘，跑到快天黑才到。三夜四天，还有一天在纳库鲁，住了一夜旅馆，总计每人275美元。到今天，16年过去了，这价钱肯定要翻番的。

除去野生动物观光游那五天跟着导游外，其余时间里都是自己拿着地图乱跑。乘了蒙巴萨到内罗毕的夜车。电影《走出非洲》就是以这趟火车开始的。参观了小说《走出非洲》作者Karen Blixen (1885-1962)的故居庄园。到内罗毕郊区的Carnivore（食肉苑）吃烤肉，有斑马，角马，长颈鹿，野牛，鸵鸟等，没见狮子肉。所吃动物据说都是饲养的，不是真的野生动物。吃完烤肉，又去附近的一个土剧场，看了一群黑人，袒胸露背，散发着强烈的狐臭，跳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始部落舞。因为那天食肉苑没有鳄鱼肉，回到蒙巴萨后，又专程走了很远的路，中午时分，大太阳之下，到一个鳄鱼山庄补吃鳄鱼肉。那肉，雪白，口感似肉非肉，似鱼非鱼。吃时不能想，一想挺渗人。吃鳄鱼肉时，饭店已差不多打烊，店里就我和老婆两人，坐于凉亭靠窗位。窗外树下，一口浅塘，半个篮球场大小，横七竖八，趴着十多条巨大鳄鱼，个个披盔戴甲，丑到极点那种。那顿鳄鱼肉把我肚子弄坏了，后来的24小时里，我一口东西没吃，还老犯恶心，直到飞回比利时。

两星期自助游，花钱如流水，日子过得飞快，心情也像假释的囚犯离开监狱那样愉快着。记得刚到肯尼亚的第一天夜里，坐了一夜火车，从蒙巴萨到了内罗毕。第二天早上，在旅馆房间外的凉台上吃早餐，旁边有黑人侍者服务。我一边切甜瓜，一边跟老婆幽默了一句从比利时电视广告里听来的话，Riche, c'est mieux（有钱真好）。可是，好景不长，飞回比利时那天，犯了抑郁（但我当时并不知道那叫抑郁，要过好几年以后，才知道我当时已属严重抑郁患者）。飞机绕着布鲁塞尔机场，盘旋了一圈又一圈，就是降不下去，可能是起落架打不开。满满一飞机的人，全都紧张得不行。我肚子仍在万般难受——被那鳄鱼肉折腾的，但心情非常平静。因为我的脑子里，在盘旋着一个鳄鱼般冷血、残忍的念头：掉下去吧！掉下去，明天就不用见老板那张脸，那脸上的鹰钩鼻子！

这个罪恶的念头，我从未对外人讲过。十六年后的今天，因为看见那两张照片，又想起来了，赶紧记下，并值某网刊“本月特别推荐江岩声文集”，告白天下，以免有人看了那文集，误以为我是好人，善良人。

后记：

从肯尼亚回来后，思绪万千，如梗在喉，不吐不快，便用“中文之星”输入汉字，写下一篇游记，满满四页纸，投给《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辑王志光先生将之剪辑，取了大约四分之一的文字，以《生态链的有趣环节》为题，发表于1996年11月2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8版（下图）。

首次投稿便得发表，给我很大鼓舞，并从编辑的剪辑悟出一个写作技巧：一篇文章只谈一件事情。据此，我把原稿中所述肯尼亚赤道之行抽出，单独写成一篇，再投稿，又中（见附录）。于是，就一直写了下来，从未中断，迄今已25年，四分之一个世纪！

那年我到肯尼亚，开启了我的写作之门，是我到肯尼亚时完全没想到的。

附录：

肯尼亚赤道行

江岩声

肯尼亚最高峰肯尼亚山的西麓，有一个小镇叫南尤基。赤道在镇南二公里处横穿而过。一位到过该镇的比利时朋友对我说，那里有人用水向游客演示地球的自转，因为水在赤道南北的旋转方向是相反的。出于好奇，今夏我到肯尼亚旅行时，专程去了南尤基。到达时，已是傍晚六点钟，天空飘着似有若无的毛毛雨。找了一个小客栈安顿下来后，看看表，知道离七点半天黑还有约一个小时，便决定顺着来时的公路步行去看赤道。那条公路是南北向的，正好与赤道垂直相交。乘车来的时候，看到公路旁边竖着一面底色为黄色的大牌子，上写一行大字，“ＥＱＵＡＴＯＲ”，字体厚实遒劲。

走了一会儿，就来到大牌子下面。只见牌子上还画着一个非洲地图，黑色，一条红线横贯那地图。牌子下方的水泥地基上，漆着一条白线，是赤道的位置。附近有许多铁皮盖的小店铺，都已打烊。我在牌子南北各照了一张相。正待离开时，从一个铁皮店铺里走出来一个黑人小伙儿，问我愿不愿意看他演示地球自转，价钱是２００肯尼亚先令（合２５元人民币）。我一听，正中下怀。花了半天的时间，从内罗毕乘车来此，那车上两人的座位，坐了四个人，差点没被挤成肉饼。受这些洋罪，不就是为了这事儿吗？！看天色已暗，且就他一人，不讨价还价了。我略略思忖，便表示同意。小伙儿面露喜色，回到店里拿来一个碗，一只桶，一个水壶。碗的底部中心钻有一孔。他先走到牌子南边２０米处，将那碗置于桶上，然后站起身，取立正姿态，面朝着我，朗声说道：

先生，您一定知道，地球每天都在转动。地球引力和自转向心力叠加会产生第三种力，称为科氏力。这些，您在物理学中一定都学过，不是吗？科氏力在南北半球的指向相反，造成水在南北半球的旋转方向相反。我将向您演示这一现象，从而证明地球的自转。现在我们站在南半球上，您将会看到，水是沿着逆时针方向旋转的。

他把壶中的水徐徐注入碗内，然后放上一个小草棍。果然如他所说，水在碗中形成了一个漩涡，草棍浮在水面上，随着漩涡缓缓地转动。从上往下看，其方向确实是逆时针。等碗里的水漏光了，小伙儿把桶里的水倒回水壶，又带我走到牌子北边２０米处，重复了一遍刚才的演示。这次，那草棍沿顺时针方向旋转，和他跟我预报的一样。

真是有趣！如此简单，就证明了地球的自转，当年傅科怎么就没想到呢？他伤了一夜脑筋，才想出了傅科摆，用来证明科氏力的存在和地球自转。我在北京天文馆见过，有几十米高，是个庞然大物，和这个小伙子的一桶一碗相比，显得小题大做！我兴犹未尽，问道，如果将碗正好值于赤道之上，会如何？答曰，那就不会转。一试，草棍果然纹丝不动。我更来劲了，想，如果我此时将水碗平端到赤道北２０米处，应能观察到草棍由静止而逐渐沿顺时针方向转动起来。如是做了，结果令我失望的是，草棍纹丝不动。我捧着水碗，又向北走了２０米，草棍仍然不动。我心生怀疑，是不是他注水时玩了把戏，视在赤道南北，将水沿碗边相反切向注入？而在赤道上，我注意到他十分小心地对准碗的中心注水。于是，我亦在赤道北２０米处，将水对准碗的中心注入，待水满了，再放上草棍。这下，直到水漏光了，也没见那草棍转动一丝一毫！

我问小伙儿如何解释。他嘿嘿地笑了起来。我明白了，他是在变戏法。实际上，科氏力的作用非常微弱，在地球的大尺度上才有影响，比如台风，海洋流的旋转方向在南北半球之不同。但对这小碗里的水，不应该有什么肉眼可以观察到的效应。不然的话，那些乘飞机的，跳伞的，不都得晕头转向吗？

尽管是场骗局，２００先令还是要付的。付完钱，我和小伙子道声再见，挥挥手，祝他今后好运，然后就顺着来路往客栈走。天已黑透，毛毛雨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了。我边走边想，虽然上了一当，今天来赤道还是不虚此行，至少，那黑人小伙儿明天有饭吃了，不是吗？（原载1997年1月1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