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岩声
小说，随笔，游记，杂文
退休前的65年间，我从未当过官。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单位，我从来只是一介布衣，打工族，每天做着别人要我做的事情，并且也没觉得有什么窝囊的， 因为我相信，自己不是当官的料。当然，若仔细回想，我还是有过一个带“长”的称号的 : 室长。那是1978年初-1982年初，四年大学期间。我住的大学宿舍，10平米，中间一走道，两侧头尾顺接，各放两张双层单人床。室友最多时8个（四张双层单人床，上下全睡满），最少时6个（空一张床，放大家的饭盒、脸盆、牙缸牙刷，各种杂物）。不知何故，刚进大学，班主任就宣布我为室长。虽然在班上，我年龄排第五，算高龄，但在我宿舍，我年龄算中等，因为有两个室友是老高三，年长我5、6岁。那一室之内，怎么就轮到我这样一个年龄和学习成绩都中不溜的人当室长？我至今不明白。此外，身为那个拥挤不堪，汗臭、鞋臭经常不可闻的寝室的室长，我有什么职权？要管些什么？我现在一点印象没有了。有印象的，就是连饭票都不是经我手发给室友。发饭票是生活委员的事情。所以，那个所谓的室长，完全是个虚职，类似于我高中两年当过的所谓学习委员。我之所以还记得，是因为当时睡我下铺的同学，是我安徽老乡，言必称我室长，40年后的今天，微信里，还叫我室长。
然而，生死由命，当官在天，一辈子没当过官的我，退休后竟无端当起了比利时列日中文学校校长。无端，因为不是我要当，是时任校长的老朋友请我当。我俩虽然相识30多年，但很多年里没联系。她能想起我，请我换她当校长，是因为我偶然想起她。我当时在考虑买一台意大利产的Delonghi全自动磨豆咖啡机。我知道她家用过这个牌子的咖啡机，便在我最早的电话号码簿里，找到她的宅电号码，打电话过去，问她那咖啡机好用不好用？20年前，我和她，还有另外三人，开过学校创办会，因此我也算创始人。只是创始之后，我其实没做过什么。因为这些历史原因，后来老校长开口相求，我自然难却。而且，退休后，我也确实感到寂寞，便答应了。于是，每逢周六上课日，我便忙碌整整一天，从早上6点起床，到傍晚6、7点离开学校，12、3小时内，每一分钟的心思，都在学校的事情上，真可谓心无旁骛。每次如此劳累一天，筋疲力尽，回到家时，心里都有些感叹，有些欣慰：一个奔七的老人，心智和体力竟然还能承受这样高强度的付出! 以前在工作单位，可是从未这样劳累过。
能这么忙的列日中文学校校长，当然就不是我当过的“室长”那种虚“长”，而是名副其实的“长”。该校现有一百多学生，二十多老师（包括代课老师）。我接手校长的两年半里，学校成功脱离了因新冠疫情严重，而面临散伙的险境，有序运转了五个学期，总计300学时。自2021年9月恢复实体课以来，学生人数每学期都在增长；老师们教课都充满热情，认真负责；我与所有老师相处融洽和谐；学校财务收支平衡。两年半的实践结果说明，我还是可以当官的。这令我自己感到惊讶。前面说过，我一直认为，我不适合当官。因为当官是要得罪人的，比如提职、涨薪而名额有限时，而我特别怕得罪人(我超级敏感，会比被得罪的人还要难受)，不管是谁，上司还是下属，同学或同事，更不要说要我下令开坦克上街碾杀路人。
虽然我怕得罪人，但当校长的两年多里，我还是不得不做了几件得罪人的事情。驱赶过一个比利时老赖。他不但上了三次课，还没交学费，还有事没事纠缠我们的老师，还硬要陪着他女儿在课堂里坐，这直接违反了我校规定，便和他理论，吵将起来，吵到最后，他拉起女儿，摔门而去。这事令我心里难过了好几天，主要为他那无辜的女儿，次要为他。据说他是个另类艺术家，靠低保生活，不让女儿上学，自己在家里教她各门功课。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现代教育制度下，竟然还有这样的边缘人。据说比利时教育部设有专门机构，让私教的孩子通过特殊考试，获得同等学历——这是题外话。
我还和一个自称比利时列日大学的物理博士者吵过架。他看上去有50多岁，秃顶，占用一间他没有租约的教室办补习班，到了我们按租约该用那教室的时段，他赖着不走，耽误了我校学生上课。僵持20分钟后，他终于走了，因为他的学生都早已识趣地走了。事后，我没感到难过。可能是因为得罪人的事情，做上几次，人就麻木不仁。而且，在其位，谋其政。身为校长，我不入地狱，谁入？总得有人当恶人，不然我们学校就会受人欺负，不是吗？
催学生家长交学费，有时也要硬着头皮，不怕得罪人。有两个学生的家长，去年下学期快结束了，还没交学费。我打电话询问，她说，上学期交了学费，孩子没来上几次课，因为疫情。她的意思是，上学期的学费抵这学期的，所以她没再交。我反复考虑后，没同意。因为我们的实体课在开，她孩子不来上课，没跟我们打招呼，等于旷课。这学期不交学费，也没跟我们商量。子曰：以德报怨，何以报德 ? 如果给她减免学费，我们如何面对其他学生家长，疫情期间，规规矩矩交了学费的？为官之道，最基本的就是一碗水端平，不然的话，何以服众？ 以上这些，算是令我挠头的大事，两年半里没出几件。
当校长令我忙碌的，除了经常要找老师代课，还有许多鸡毛蒜皮事，例如帮老师们复印、打印，放学后把打印机，三个投影仪搬到楼上柜子里放好，收拾有六张球台的乒乓球厅。此外，我还教一个学生二胡，还带着一个班，教中文程度最好的几个孩子写作文，给他们讲中国历史，从四万年前智人离开非洲谈起，假期里带他们出游，看北京猿人，一战中国劳工墓。 可以说，退休后当列日中文学校校长，让我发现了我还是有一点儿当官的潜质的，和我以前对自己的成见不同。当然，这里的官必须要加个定语：列日中文学校校长这种“官”。换做其它的官，例如国内单位里的科长、处长、局长，我肯定还是不适合，即使到了65岁。因为列日中文学校校长，与世人趋之若鹜的官相比，有相同点—— 要考虑相同的问题 : 何事需做？何人能做？但特别是，还有两个不同点：做事多于下属，升官不发财。
先说相同点。到了校长的位置，我没有分身术，不可能同时教十多个班的课，包揽所有需要做的事情，必须依靠别人也就是老师们做事。因此我必须转变一辈子当打工族形成的思维定势，遇事不能先想我自己去做，而是先想到别人，谁可以上？就像韩信奉承刘邦那样 ， “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若把学生看作韩信说的兵，把老师看作将，当校长的工作，就是要善于将老师，发挥老师的特长，而避免事必亲躬，否则不但会累死自己，还会把事情搞得一团糟。
再说不同点，升官不发财。列日中文学校是非盈利组织，工作人员包括我，都是义工，其年收入，按比利时法律规定，不得超过1473欧元/人。按一学年上课十个月计算，平均也就是约150欧元/月。这点钱，只够一家3、4口人，到中餐馆吃上一顿中等档次的饭。那么，能不能私下里给老师们多发点儿钱呢？不能。因为收入就那么多，付了课时费和房租，买些必要的文具，就没钱了。列日中文学校是个真正的清水衙门，所以适合当校长者，须不爱财，须有些公益心。试想，如果当校长的，但凡为学校做一点儿事，就从财务支取相应报酬，那学校只能破产。
当然，不是所有的海外中文学校都像列日中文学校这样寒酸。我听说，在德国和西班牙，有的中文学校拥有自己的教学楼，与老师们签的是工作合同，按月发工资，缴纳所得税。我希望，有一天，列日中文学校也能达到这个境界，从而有稳定的师资队伍。但怎样达到？我不知道。在比利时，中小学生的中文教育，没有纳入政府资助的教育体系，因此23年来，列日中文学校主要靠学费维持，一直在温饱生存线上挣扎，没有自己的固定资产。所幸的是，一方面，多数老师把中文教育当作一个神圣的事业，非常敬业，不在乎报酬微薄，另一方面，列日地区华人的生育率保持在人口正常更替水平，我认识的华人家庭一般都有2、3个孩子，个别的有4个孩子，从而保证了生源。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列日中文学校一定能存在下去。
当列日中文学校校长以来，每逢周六上课日，我都观察到老师们教中文的认真和敬业，家长们送孩子来学中文的执着和耐心。我经常为此感动，想其中的原因。我从未观察到，听说过，其它语种有这个现象，例如越南语（在比利时的越南人不比华人少）、土耳其语、阿拉伯语。列日有没有越南语学校？土耳其语学校 ? 阿拉伯语学校？我没听说过。为什么只有中文有专门的学校？为什么我认识的所有华人都认为孩子应该识汉字？是为了使用吗？列日中文学校开办23年来，总数上千的孩子曾来校学习，其中有几个孩子，17、8岁“毕业”离开学校之后，能够用所学汉字，获得什么实际用处的？特别是用来挣饭吃的？不能说完全没有，但绝对是凤毛麟角。这类似于学音乐：一千个孩子学音乐，其中后来能当饭吃的不会超过千分之一。绝大多数孩子学音乐，最终不过是得一些音乐素养而已。不仅这些华二代、华三代孩子们，就以我这个改革开放后出国的华一代为例，在国外工作和生活的40多年里，我在中国学习和使用了27年的中文，何曾给我带来过值得一提的收入？或什么世俗的好处？那我为什么也坚持认为，也希望，孩子会中文 ? 我想，最根本的原因，是中文所承载的悠久文化，老子孔子、唐诗宋词、李白杜甫、周瑜孔明、晁盖宋江、孙悟空林黛玉、丝绸之路、万里长城、二泉映月、赛马听松、高山流水、春江花月夜、孔乙己、阿Q正传、黄金时代、潘先生在难中 ……一定是老师和家长们都认为，这个文化值得传承下去，孩子们能从其中吸取一些营养，西方文化里所没有的。我想，这也就是海外中文学校能够办下去的最根本的动力。
以下图片展示列日中文学校2023年6月10日学年结束典礼的部分活动
注 : 部分学生缺席
我们学校一个老师，以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最近谈了她亲身经历，喜欢-不喜欢-又因喜欢而来教中文。“又因喜欢”，是她自己做了妈妈后，忽然想跟她妈妈亲近，才发现她不懂她妈妈关心的问题，于是又拿起了中文，看中文视频，历史频道。她的经历，启发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