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封

第十二封

Helen:

 

       第十一封回信收到时，北京刮起了大风。要不是疫情，我已经有五六年的春天没有生活在北京了（平时都是寒暑假才回来）。这几天我倒是一点点重拾了北京春天的记忆。风很大，吹得天发蓝；窗前的树，绿得比阳光还耀眼。我看着绿树要被风吹弯了腰，手在窗台上一摸，是极细的沙土。我便奋力打扫卫生，结果，水和吹进家里的沙土混合起来竟然有一种雨水浇透了泥土的味道，我好像并不是在家里拖地板而是在院子里浇花浇草呢！

再说说你看到我写表哥联想到张艺谋这事儿，如果我们现在是微信聊天，我一定会连续给你发送好几个大笑脸。因为，在我的感受里，他们的确没有任何的关联。表哥于我，是个多才多艺的亲人，是我生活里一个温柔的存在。而张艺谋，则完全是个陌生人。我当然记得《红高粱》的首映，但我不太记得从表演系女生的宿舍楼里发出的对他的叫唤声，但其实不用专门去记忆，这种叫唤我相信肯定是有的。因为女演员看到导演就会各种兴奋，这个是演员的自觉、也是演员的本能吧。演员就是这样一种职业吧，别说是给他们一盏聚光灯，就是在他们面前点亮一只手电筒他们也会立刻兴奋起来吧。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用了好几个“吧”，显得不太确定的样子。我的确对什么样的演员是好演员一点儿也不确定。我唯一能确定的是，我并不喜欢见了导演和灯光就兴奋的演员，就好像我从来没有喜欢过见了领导、权威、在自己之上的人就情不自禁会亢奋起来的人。但我理解，尤其是为了生存必须这样做的时候我更加理解。只不过，我一直觉得，好演员更可以是内敛的，是可以抗拒立刻进入状态的，是可以试图通过自己的专业来把握命运的人。

 

       相比较张艺谋这个陌生人，崔健这个陌生人似乎离我个人的感受更贴近一些。原因是，除了1989年夏天的外滩我和S结识了来自北京的刘，而刘进入我们俩的生活主要是翻译崔健含混不清的歌词以外，更因为1991年（抑或是1992年）的夏天，S把他请到了上海。上海终于得以作为崔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的最后一站。

 

       为此，我专门离开武汉前往上海去看他的演唱会。但整个过程，在我的记忆里极其深刻又生动的，只剩下了一个片段。

 很奇怪，我是去看演唱会的，但我记忆中的片段却和演唱会无关。在那个片段里，我还能清晰地看到S带着崔健去看在上海的演出场地。我还能清晰地看到崔健在剧场里上下左右来回走着，那是因为他要考量乐队演出的音效。而S正在剧场里和乐队正沟通着什么，我一个人则坐在空荡荡的剧场里的一把椅子上，像空气一样。崔健那时候很矫健，步履飞快。我沉默地在黑暗中看了他半天，没有兴奋，也没有太多的好奇，更没有想过要为他做一期什么节目带回电台的想法，要知道这对于很多在电台工作的人来说应该是个极其难得的机会。但我似乎只是觉得，哦，这个一直唱着含混不清的歌词，却始终被他莫名打动的人，原来是这个模样。

 

       然后，我还能清晰地看到我自己把脸转向一边时，一眼望见一个个子高挑、金发碧眼的女人在剧场一隅。我看到她的脖子上拴着一个育儿袋，育儿袋里是个特别小的婴儿。彼时崔健的乐队正在调试音响，迸发出节奏激烈的乐声，那女人便踩着节奏连同自己怀里的小婴儿一起摇摆身体，不停摇摆……

 

       我看着看着，觉得非常美妙。无论是当时还是三十年后的今天，这个片段都让我感受到一种难以名状的美妙。据说，那是崔健的法国女友和他们的孩子。

 

       说来也巧，昨天微博里流出一段4分多钟的视频。那是90年代初期一个冬日里的北京，崔健穿过狭长局促的胡同，纠集他的乐队成员们去演唱。这些成员里有臧天朔。那时候，臧天朔和他所有的伙伴们一样年轻得不知天高地厚，那时候没有人会预知2018年的初秋，才54岁的他罹患肝癌撒手人寰。那段视频非常粗糙，看得出来只有简单粗暴的剪辑，几乎没有任何后期的修饰与加工，但是那种满是颗粒感的、热气腾腾的、野蛮生长的味道让我觉得非常过瘾，我觉得只有这样的影像才是有生命的，也因此我一直不太会欣赏那些过于精致的画面，美则美，却了无生气。

 

        还是昨天，也就是北京时间2020年4月19日的凌晨2点，One World together at home全球在线演唱会开始。中国观众只能通过网络观看这场没有内地歌手参加的活动，于是，老狼在朋友圈里号召大家也来唱歌。他希望Together At Home也能有属于内地歌手的声音，于是当晚有近百位歌手响应了老狼。

 

       老狼就是在上封信里，我对你提到过90年代风靡良久的校园民谣的代表人物之一。我从朋友圈里看到流出的演唱视频并不多，而且有许多的面孔根本就不认得。只有那几张老脸唱的老歌的确很容易把我带回到我们的青春岁月。老脸之一，有小柯。小柯已是满头白发，但是白发没能阻挡他无比饱满地在琴键上行云流水地划出《我把我唱给你听》的旋律

        ——

        我把我唱给你听

        趁现在年少如花

        花儿尽情的开吧

        装点你的岁月我的枝芽

        谁能够代替你呢

        趁年轻尽情地爱吧

        最最亲爱的人啊

        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

 

        我把我唱给你听

        把你纯真无邪的笑容给我吧

        我们应该有快乐的幸福的

        晴朗的时光

 

        我把我唱给你听

        用我炙热的感情感动你好吗

         ……

 

       这是《我把我唱给你听》的部分歌词，如果没有在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里年轻过、热烈过、迷茫过，这样的歌词现在看来实在稀松平常甚至有些空洞。但是当满头白发的小柯在琴键上划出这首歌的时候，我竟然觉得他把曾经的青春和忧伤弹奏得十分庄重。我无法想象现在的顶流小鲜肉来演绎这首歌。这首老歌，只能配那几张老脸，配那些老去的岁月。

 

      是啊，上封信我站在秋风里跟表哥说我想结婚。后来我真的就结婚了，但不是跟表哥啊。反正，那么年轻，当秋风吹过来又吹过去的时候，我抱着一腔的炙热要去感动对方。再后来，我失败了。嗯，好像光说失败还不够，应该是惨败吧。我记得真正惨败的那天晚上是圣诞夜，我站在大街上，满耳朵都是圣诞音乐，满眼都是快乐的人群。

 

Jin

2020-4-20

 

 

Jin：

       给你写回信的时候，正好你我都先后退了群。这个群本来是三观接近的大学同学大家自愿加入的，分享信息，探讨时事；但是疫情以来，这个群已经越来越缺少理性讨论。我不能理解我们都是人文学科出身的，为何不能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思考，而一定要立场先行，非黑即白。如果要有鲜明的Yes或者No立场，那么是否允许一个沉默的立场？就好比，在香港问题上我支持和平的诉求，坚决反对以任何高尚的理由进行的暴力；就好比我支持方方日记，不能认同把反映武汉情况的描述政治化，给她扣上一顶反革命、叛国的大帽子；但是我也不能认同美国的民主制度在处理疫情的问题上就是优越的，事实和数据是最好的判断。至今，我还是认为某个国家还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如果世界上只有一颗原子弹，我还是愿意这颗核弹由这个国家来管控。但是，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的，尤其碰到重大灾难时就能看到制度的短板。这次疫情的确是专制的效果更好，这是显而易见的。在生存和死亡，民主和自由间作出取舍，当然是生存优先。只有先活下来才能留着口气继续民主和自由，难道不是吗？

 

       这场疫情引起的次生灾害岂止是经济低迷，还有同学之间的疏离，不过，正如你所说：“同学情谊是什么？三观一致，有同理心有善意，比同学名分更重要。”

我并没有刻意想起张艺谋，只是你提到表哥的凝聚力，我突然就想到了那个秋天的午后。我不知道他后来选角时，有没有考虑过表演系的女孩子们。我只能想表演系年年都招生，有几个能进入“谋女郎”的外圈都是个巨大的问号。就拿我们这一届来说，最美的，当年最早接触大银幕的要算陈红了吧？不知道有没有记错，她演过电影版《红楼梦》的丫鬟紫娟。可是她留给大众的印象并不是她的角色，而是陈导演夫人的身份。

 

       说到崔健，我在香港看过他的一个小型演唱会。每年香港都有一个由诗人北岛举办的国际诗歌节。前年，我们港科大的人文系也作为协办单位拿到了一些音乐会的入场券。音乐会在浸会大学的礼堂里进行，效果并不好，倒不如游吟诗人周云蓬一把吉他的自弹自唱。或许是场地太小，摇滚的乐器太膨胀，坐在礼堂里的观众又正襟危坐被鼓点敲得胸闷气短，坐不住又没人站起来，有点不伦不类的。最后唱到《花房姑娘》气氛高涨，大家总算都站了起来，但是崔健又很省力气就不肯再唱了，感觉刚费劲点起一把火，又被迅速扑灭了。

崔健自然是优秀的，但是似乎在南方就完全没有北方一呼百应的号召力。我知道S当年把崔健请到上海，据说剧场都坐不满，我们班有同学自掏腰包，预支了当年微薄的工资买了30张VIP的票还拉了一条巨大的横幅去支持。那个年代的热血可以跟现在的年轻人卖肾去换苹果手机有得一拼吧？

 

       不，应该不能相比并论。那还是一个物质匮乏，却理想丰满的时代。很可惜，我在地球那一端偏远的大学城，错过了崔健，错过了很多文化盛事，错过了整个校园民谣。你说的这些歌手，除了高晓松我一个人都不知道。而且高晓松我知道他，也不是因为听了他的歌，而是他的酒驾八卦，显赫家世以及他那张能说会道的嘴巴。

 

       90年代的我听了些什么呢，其实有很多啊！每周上榜的歌我几乎都爱听，但是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两个歌手，爱尔兰歌手Sinead O’Connor，她唱过一首“Nothing compares 2 U”。那一则MTV就她一个人的特写，她长得非常漂亮，剃着光头，轮廓分明，就像一尊活动的石膏像。声线也很特别，我不知道究竟是爱她的歌还是爱她的形象，在我们还在听Richard Marx的情歌 Right here waiting的阶段，出现这样一位女歌手还是很有冲击力的。

 

       还有就是Michael Bolton了，他原本是写歌的，他写的歌都很好听，我不知道他是舍不得让别人来唱呢，还是真觉得自己的声线有魅力，他唱着唱着就一路唱下去了。他每次唱得声嘶力竭，歌词都是爱来爱去，给人一种非常强烈的老男人叫春的感觉。我很喜欢他的音乐，但是实在不喜欢他的声音，所以每次都听得很纠结。

 

       自从大使馆每年让学生会会长去多伦多复制春晚的录像带后，就能听到一些中国歌了。只是春晚的录像带从母带复制到子带，再由子带复制到更多的子孙，等有一带在手打开看时，人像重叠，独唱都成合唱了。记得有一年，我在宿舍区路过陈博士家，他家传出中国歌曲，很有磁性的女中音，但是并不是我熟悉的歌手。我好奇去他家看，发现是他回国探亲时带回来的一盒卡带，歌手是个高颜值女孩，叫周冰倩。没想到，过些年我自己回国探亲，见到她和S，她当时正准备出演S执导的音乐剧《阿米的故事》，结果我们成为好朋友直到今天。我当时问她要了她的一张烈焰红唇的签名照带回加拿大送给了陈博士，后来，你还记得吗？你我都为她的一首专辑写过一两首歌的歌词。

 

       我真的觉得有点遗憾，你有一段可以动情回忆的民谣岁月，我却没有。那段时间我好像正在积极地加入加拿大当地的工会。我当时并不知道工会有多厉害，我只知道咖啡店的经理特别不愿意员工加入工会，因为一旦加入工会就意味着工资待遇会提高，还有一些配眼镜、或是可以报销一双运动鞋之类的员工福利。于是，经理安排给我的工作时间总是恰好不超过能够加入工会的上限。所以，我们在中学课本里学到的剥削员工的资本家我的确是遭遇过的。

 

       不过我的领班却很帮忙，看到我个头瘦小（比加拿大本地人的确尺寸小很多），埋头苦干（因为初来乍到，还不敢开口说英文），就悄悄地给我加了时间。我分开两个工作时段，下午班结束后，我在图书馆休息2个小时，再回去上晚班的时段。我就这样加入了工会，时薪也提高到11块加元一小时。

 

       我后来才知道加拿大的工会是非常强大的组织，他们一旦组织罢工可以让整个城市的运作瘫痪掉。前几年，多伦多的收垃圾工人罢工，整个城市臭气熏天；教师工会则经常性罢工，让工薪阶层的家长们抓狂。总之，我虽然错过了民谣，但却有过同资本家斗智斗勇的经历，哈哈。

 

Helen

2020-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