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四封

Jin：

 

上封信写的是与病毒擦肩而过，望月楼”以新病毒的首个爆发点载入史册。之后的日子里，香港的卫生署每天都通报每一个可以追踪到的病例。那时候尚能清晰找到的传播链只有两条：一条是违反防疫规定在自我居家隔离期间跨区聚会吃喝的空少；另外一条传播链是空姐母女。说起第二条传播链，不得不提政府匪夷所思的防疫政策：空姐其实并没有违反防疫规定。她完成飞行任务之后便回到社区居家隔离，她老老实实并没有出去聚餐。但是，她的居家隔离同内地的居家隔离完全是不同的标准。她是同家人同住的，而她的家人是没有隔离要求的。于是，她的母亲自由出入，和朋友约饭，打牌，广场舞，这一条传播链便一代接一代地传了下去，其中有一条分支便传到了把政府高官也都一网打尽的“洪门宴”。

 

全世界都饱受Omicron暴击，按说空服人员的风险很高，而他们的居家隔离政策一直都是如此。难道这不是个漏洞吗？当然是，但是香港寸土寸金，普通市民不可能有条件闲置一套空房专门为隔离用。这个政策沿用了这么长时间，也并非万无一失，中间有过也是空服人员隔离期间进入社区。幸运的是那时候不是Omicron，传播力没有那么强大，每次也都及时追踪到确诊病例而没有扩散开去。

 

然而运气不是每一次都如影相随，尤其Omicron的到来根本不允许有任何侥幸机会。

从“望月楼”到“洪门宴”，政府卫生署每天例行发布会上的数据，渐渐令人不安：开始出现了没有源头的个案，起初一两个直到越来越多；正当卫生署抽丝剥茧，顺藤摸瓜时，一个从巴基斯坦返港妇人成了压垮靠运气支撑的防疫系统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个妇人如何感染Omicron至今成谜，她入境后在指定的隔离酒店隔离了21天后，做了多次核酸检测均是阴性。按照规定，她必须在回家后的第三天和第七天再提交两次深喉唾液样品。这一次，结果却是阳性。卫生署大惊失色，这位妇人的家狭小拥挤，人口众多，而且在社区已经有四天之久。于是，密接者全部都被要求核酸检测。这一测不得了，一家人七八口人全都是阳性，无一幸免。这时候，大家都知道大祸临头了，这七八口人潜伏期间天天都活跃在社区。

 

果然短短几天后，一个大型的公屋不断地发现确诊病例，发现一例围封一栋楼。结果几乎每栋楼里都发现了零星病例，楼也就越封越多。如何会同时冒出这么多病例呢？追本溯源是这个巴基斯坦妇人的丈夫，他在潜伏期间曾经涉足每一栋楼的垃圾房搜罗可以变卖的旧货。他从事这个行当应该有不短的时间，因此每栋楼的清洁工他都熟识，可能有过短暂的除去口罩的攀谈。而这些清洁工又在每一层楼工作，疫情就这样如泄洪决堤一般咆哮着奔腾到四面八方。

屋漏偏逢连夜雨，这边厢Omicron爆发，原本安安静静的Delta老病毒也借着仓鼠袭击社区。尽管政府当机立断人道处理了所有仓鼠，但是疫情还是扩散了。至此，社区的传播链已经无法追踪，疫情开始全面失控，乱象重生。

 

政府的安心出行软件不停地提示你到过的地方有确诊病例要求你去做核酸检测。Omicron在“望月楼”初露狰狞之时，我和W教授被要求做了5次核酸检测。前四次完全不用排队，工作人员比被检测的人多。到了第五次检测时，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但是等候时间也不过10分钟而已。两个星期以后，香港所有的检疫站都人满为患，队伍一眼望不到头。那几天，正值香港农历年之后少有的春寒料峭，寒风夹杂着蒙蒙细雨，湿冷阴郁。等候时间动辄都是两三个小时，尤其令那些行动不便，身体欠佳的老人们苦不堪言。

 

白车（救护车）不断地将病人送进公立医院的急诊室，医护们冒着风险，疲于奔命。病房已经满额，候诊区也安置不下，病人们就只能在医院门外等候。帐篷都来不及搭，有些病人就睡在露天。你若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这些景象，并不是第三世界，也不是有人别有用心抹黑香港，全都是事实。你在香港生的你家弟弟，你可以想象吗？这是国际大都市香港，这是距武汉疫情爆发至今已三周年的香港，这是由世界上薪水最高公务员团队管理下的香港！

欧美被Omicron重创之时，香港的马照跑，舞照跳，完全没有未雨绸缪，为传染力极大的Omicron制定不同应急措施。当社区的确诊病例开始几何式增长，政府根本没有一套明确的指引。比如被要求检测后的市民在检测结果出来前是否应该自我隔离，毕竟这些市民都存在感染风险，而检测结果通常滞后两三天；大规模检测开始后，甚至严重滞后一个星期。比如得知阳性之后是等政府通知派车来接送到隔离营，还是自行去隔离营报到。而防疫团队已经焦头烂额，无力运送暴增的阳性病人时政府又建议在家检测后确诊阳性的病人自行去医院。于是，无论是强检的还是自测的都齐齐奔向了公立医院的急诊室。一位在急诊室工作了十余年的护士接受访问时大骂政府信息混乱令医疗系统迅速崩溃，情况恶劣到急诊室放满病人和逝者。病人等候上病房期间过身的多不胜数，医护不眠不休仍难以无法招架。

 

这时政府又开始呼吁轻症的病人居家自测自愈，重症才去急诊室。问题是居家的病人没有任何支援，网上出现的“香港人好难”并不是笑话：自己到处搜罗核酸测试盒；自己给自己定期做核酸检测；检测结果阳性要自己做登记；登记后要自己在家隔离；隔离期间要自己找药医好自己；隔离期间要自己想办法搞定三餐；隔离多少天由自己决定……

我朋友的亲戚居住在天水围的公屋，老夫妻俩都年过八十。第五波Omicron疫情爆发以来，两人深居简出，即便必须出门都做足了防疫措施。但是，老先生仍然不幸感染，至今仍然无法确定感染途径。自己推测是去过一趟拥挤的街市。香港的街市绝大多数仍然使用现金交易，或许是纸币上的病毒亦或大声吆喝的菜贩们没有好好戴口罩。老先生开始喉咙痛，头疼乏力时知道不妙，用自备的核酸检测盒测了之后果然阳性。看到新闻里播出的急诊室惨况，决定自行在家观察。当时老太太自测还是阴性，但是也明白变成阳性也是分分钟的事。家里空间局促，没有囤积太多的食品，老太太不得不在必要的时候外出购物。果然，没多久老太太也转阳了。两人居家隔离数日，冰箱空了。我朋友给他们网上购物，结果送货上门的排到三个星期之后，老太太只得再次出门购物。

 

这碰巧是我朋友的家人，而像这样孤立无援，连自救都如此艰难的情况，就是市民的日常，比比皆是。有的本来五口之家只有一人感染，但是密集的居住环境无法做到严格的隔离，硬生生地传染了一家子。

 

卫生署每天都例行召开新闻发布会，我非常好奇这些官员们面对排山倒海而束手无策的疫情，信誓旦旦地坚持动态清零，拒绝躺平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在心里笑自己痴人说梦？

 

市民们每天翘首以待政府的措施，但是等来的是：正在找合适的地方安排病人，正在考虑兴建方舱医院，正在向内地专家组咨询经验，已经推出了各类防疫网站，支援热线电话，……这时候才发现，原来政府还不知道如何安置数量不断翻倍的病人，方舱医院还没有影子；有记者问政府为何不启用关闭了多时的体育馆，那个貌似很有学问的署长说因为病床进不了电梯，原来到现在才刚刚知道电梯不够大；原来热线电话是永远打不通的。有一个朋友不信邪，拨了近百次总算接通，对方竟然一样的满腹疑惑。原来欧美比香港早那么多时间经历Omicron，政府竟然有那么大的底气坚信香港不会重蹈覆辙，气定神闲，静等花开。

病人数目惊心动魄地攀升，政府的动作无外乎考虑，商榷，研究，只有一条明确的消息，也是被CNN等国外知名媒体特别关注的一条：发廊必须关闭到四月底。是个地球人都会发出灵魂拷问：堂食可以摘下口罩允许两人一张台吃喝；巴士地铁等公共交通更不限人数，禁止发廊营业是什么梗？想象一下，一个月后香港满大街的男人秀发飘扬的风采。这两天，这条规定又收回了，发廊重开，有些有意改行的师傅们又惊又喜继续重操旧业，计划赶不上变化，能挣一天算一天。

 

政策的无所适从，朝令夕改，专家们各执一词给了小道消息极大的市场，封城，禁足的消息不胫而走，市民们开始疯狂地抢购。虽然政府一再辟谣供应链稳定，不需要囤货，极度失望的市民已经不信了。至今，超市货架上仍然是七零八落，补货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抢购的速度。我上个星期去了校外的商场购物，货架都是空的。一间我平时经常去的药房外门口排起了长龙，原来是几箱卫生纸刚刚到货，店员刚刚开箱，还没放上货架，几秒钟箱子全空了。

 

看到抢到卫生纸的人如释重负，没抢到的人百般失落。这样的抢购潮两年前疫情初期发生过一次，有人拍到居民家实在太小，把卫生纸堆在床上的奇景。没想到，疫情进入第三个年头，抢购还在重演。媒体上嘲笑市民抢购的段子层出不穷，可是我实在笑不出来。作为升斗小民，在危机四伏之时，有多少人能放下柴米油盐，淡定地憧憬诗和远方呢！

 

香港是一直与欧美紧密接轨的城市，我相信欧美选择躺平的开放政策让领导层甚至市民看到了疫情的另一条出路。毕竟Omicron在欧美并没有引起严重的医疗挤兑，很多家庭在欧美求学工作的孩子感染后都康复。再加上两年多的抗疫疲劳，躺平的想法或许在很多人心中已经呼之欲出了。然而事实是，香港第五波疫情来临之前不曾具备过躺平的条件——疫苗接种率。而且欧美即使也有一部分抵制疫苗人士不接种，他们也有足够的配套设施保证自己不被感染。比如，我有朋友是川普的死忠粉，即使川普都号召大家打疫苗，他还是坚决不打，只相信他的家庭医生给他提供的，号称百毒不侵的保健品。这个朋友至今没有被感染，他一个人独居明尼苏达州郊外的一栋大别墅，在家工作，平时网购。他完全可以做到不与任何人近距离接触，而这样奢侈的条件弹丸之地的香港根本不具备。

欧美躺平的先决条件是高接种率，而且全部都是从老人，病人最易感染的免疫力低下的虚弱人群接种起。吊诡的是，一贯紧跟欧美的香港，打疫苗时又选择不跟了。香港的老年人和儿童的疫苗接种率非常低，5-12岁的儿童很晚才放宽接种年龄。中间的年轻人和中年人又有相当一部分人则因政治原因凡是政府提倡的就抵制，所以抵制疫苗；不但自己不接种，还不断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得了新冠不会死，打了疫苗直接死”的疫苗阴谋论。如果不是大学以及政府机构要求不接种疫苗必须定期提供自费的核酸检测证明，否则不允许进入工作场所，疫苗接种率还会更低。我们大学里的很多秘书、实验员所谓黄色阵营的绝大多数都是抵制疫苗。第五波疫情从望月楼的空少和国泰的空姐刚刚开始时，有几乎一半的病人没有打任何疫苗，另外一半的也只是打了一针最多两针。政府提倡鼓励打疫苗，但很显然，政府的宣传远不及民间的自媒体对疫苗的否定。我一直都是看一个本地的尚属中立的“香港01”媒体，但是所有的媒体其实都有自己的偏见，无法真正做到不偏不倚的，这个媒体对疫苗所持的立场也是显而易见。

 

“全世界只有中国站着，其他都躺平了，唯有香港最辛苦一直在做仰卧起坐”的评价极其形象，香港就是在清零和躺平之间纠结，成就了现在的模样。

 

疫苗接种率低的恶果是惨痛的，老人和幼童首当其冲。每天高居不下的死亡数字终于让许多拒绝疫苗的人们回心转意，疫苗接种率在短时间内达到了90%以上。同时，政府也在几个星期的踌躇不决中终于有了行动：比如将伊丽莎白医院作为收治新冠重症病人的指定医院，征用酒店专门提供给医护，以免医护下班后把病毒带入社区等等。你可能会问，疫情已经进入第三年，这些难道是什么新措施？这些你我都能想到的办法需要几个星期的讨论，现在才做决定？是的，这也是我的困惑，但事实确实如此。

我一位很熟的朋友，退休前是专为他所供职的大学募集资金，因为自身的家世背景在香港的政界、商界颇有人脉。他告诉我，香港的高管很大一部分是本地成长起来的精英。他们中间多数都是当年全港会考的前几名，傲骄地进入香港大学。毕业后，进入公务员系统，他们非常努力，自律勤勉，谨慎细致。只要不犯错，恪守准则，就能按部就班一路升迁。他们最大的优点是兢兢业业，做好份内的工作；但是碰到重大危机，需要决策时，他们又瞻前顾后，怕犯错而拿不出应有的魄力。这位朋友是在香港长大的，比我更了解香港，他说的或许有一定的道理。我想，中央政府公开表态要求特区政府“负责任，有担当”恐怕也是这个意思。

 

这几天，香港的确诊病例仍然维持在三万左右，死亡人数也是近三百，恐慌则有所改善，或许无论是不合理还是不周全，政府总算是有了明确的说法；或许连续不断地抢购，家里再也腾不出地方储备。罗斯福说过：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 （我们唯一值得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亦或许已经渐渐习惯了每天的日常。

 

前两年相互拜年时，多半都是“疫情早日结束，早日团聚，相信明天会更好之类”的祝福。今年，很多朋友的祝福已经变成了“希望今年不要比去年更糟糕”了。然而，刚进入虎年，近而爆发了第五波疫情，至今还没有受控的迹象更不知道何时才会结束；远的，爆发了战争，也没有缓和的迹象，也不知道和平何时才能到来，我们身处怎样一个糟心的时代。

 

今天我听到NBC的两则消息，一则是：据统计，疫情以来美国申请医学院和护士专业的人数增加了18%，有个别地区甚至增加了50%以上。许多人看到疫情中白衣天使们的付出，立志投身于医护行业，治病救人，服务社会。另一则消息是：美国的通货膨胀已经达到了40年来的最高值，对俄罗斯的制裁后导致油价上涨更令通胀雪上加霜，然而民调显示：很多美国人乐意承受，一位受访的普通市民说：我们现在有饭吃，有房子住，如果我们不能阻止战争，至少我还能为制裁尽一点绵薄之力。

 

听到这两条消息，我非常感动。我们仿佛行走在昏暗的隧道中，前途未卜之时，看到尽头的些许光明，知道未来仍然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