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地书柬
两位曾经为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的同班同学通过疫情重新找到彼此，以两地书信的方式记录下她们这个时代的人生碎片。
第二十三封
Helen:
上封信说到生活给我们的教训，我想今年，生活通过新冠病毒给了我们所有人教训。
看新闻，知道香港疫情又抬头，而且听你说似乎有些失控。而当北京再一次把疫情扑下去不久，乌鲁木齐、大连等地又有了新发病例，我想你也知道了。犹记得春节时期大家都觉得新冠病毒一定会跟17年前的SARS一样，到了夏天就会销声匿迹。但是目前来看，这个狡猾的病毒远远超过了大家的认知，炎热的夏季并不能赶走它。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在平静地接受一个可能的现实，那就是新冠病毒要与人类共存相当长的时间。
生活中，大部分的人都具有一定的心理弹性。接受自己不曾想象的命运，在好运与厄运中来回调适自己的心态；当情绪风暴过去后，终于能够理性地明白自己可以掌控的事情并不多，唯有看待问题的视角才是自己能左右的。如果一个人失去了心理弹性，将会活得非常痛苦。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与其每日看到一个失常、扭曲、充满戾气与挣扎的世界以至于不由自主地陷入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不如不再打开任何新闻页面，只关心蔬菜水果与鲜肉。因为当你不停地为一些自己完全无能为力的事情忧心忡忡，那其实也是一种自恋，也是一种控制欲得不到满足的表现。我想就算是一个蝼蚁，也可以把自己塑造得正常和乐观一些，也应该让自己竭尽全力去对待每一天的每一个点滴。
你知道我最近在装修一套小房子，接近尾声的时候会有各种安装师傅上门。
安装空调的是两个东北的小伙子，我的新家在十一楼，安装空调室外机时他们需要拴好安全带全程高空作业。他们从早上6点就开始工作，一家接一家，要到晚上八九点钟回到宿舍才能吃上一口饭。我说你们喝点冰镇盐汽水吧，他们接过来咕咚咕咚地一饮而尽，把瓶子还给我时，瓶子上是黑乎乎的手印。
安装宜家家具的是一个60岁的老人，他说他从浙江湖州的一个小企业退休，退休工资2000出头。来到上海不愿意靠儿女，就接了宜家家具安装的活儿。我并没有买多少宜家的家具，但他还是一个螺丝、一个挂条、一块木板，一样一样地仔仔细细拼装了5个小时。中午，我陪他一起吃芭比馒头喝矿泉水。我说你太辛苦了，你吃四个大肉包子吧。他说我吃两个就够了，还有两个晚上回家吃。傍晚时分他收工回家，拎着中午剩下的两个肉包子离开我家，对我说谢谢你老板娘。
我想实在不用谢谢我，大家活在这个世界上各有各的得意、各有各的不容易。总体上说，得意毕竟少，失意则十有八九。
7月22日，中国大陆的电影院终于复工了。我认认真真地高兴了好几天，这之前每次去商场看到人声鼎沸的餐厅和悄无声息的影院，我都要问一句：都可以摘下口罩吃饭了，是不是戴着口罩看场电影的日子就要到了呢？终于，盼来了这一天。
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记住和不同的人看不同的电影所带来的不同感受。
我大概13岁那年和我爸去看了一场那个年代少有的引进电影《英俊少年》 。那是一部德国电影，我记得从电影院出来，月色正好，地面湿滑，空气里是初夏夜晚的潮湿和新鲜。我爸说我们走回家吧，顺便聊聊电影。我和我爸聊的什么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有积水的路面倒映出了我和爸爸的影子，我也记得他难得表扬我，说我对电影有自己独特的看法。这一辈子，我和父母的关系都很疏离甚至有过恨，直到他们做了外公外婆才有所有缓和。但是那个“英俊少年”的雨夜，却一直在我的记忆深处，因为对我而言这样的光景稀缺至极。
再后来我记得我和前任一起去看《霸王别姬》。电影散场，我们齐齐走出来。我挽着他的胳膊，而他一直不停地滔滔不绝地赞美蒋雯丽扮演的那个小豆子娘的那惊鸿一瞥。小豆子的娘是个妓女，蒋雯丽把那一眼的百转千回确实演绎的很到位。但是我想《霸王别姬》不是只有蒋雯丽的这一个眼神啊，我很想跟他讨论我认为更重要的元素，但他就是沉浸在那一个眼神里喋喋不休、不能自拔。我从挽着他的胳膊，到掐住他的胳膊指责他是个永远抓不住重点的蠢货也就用了过两条马路那么短的时间吧！
就这样，一部非常经典的、导演本人今生都无法超越的好电影，让我们两个年轻人不欢而散，也为几年后的分道扬镳埋下了伏笔。哈哈……
这之后是我如同电影《巴士奇遇结良缘》般的偶遇了老Z。我们像所有传统的恋人一样，接触过几次后不约而同觉得可以去看一场电影了。我们走到电影院门口，分别浏览片单，老Z主动说，就看《半生缘》吧。我说好，我刚好看完张爱玲所有的小说。
从《半生缘》出来，我们很快走进了“半生缘”。我记得那晚看完电影，我们没有什么话。老Z是个有点内向的理工男，我则独自找寻电影和小说的异同，一路上的沉默并不尴尬，就像我们这么多年的婚姻生活——总体上各司其职，局部区域各怀心事，在养娃的问题上是一个密切配合的团队。当然也有过争吵甚至叫嚣，但是这些年以来，我们更熟练地掌握了和彼此相处的策略，尤其是我，也在不断学习修整自己的脾气和性格。
曾经有那么些年，我也像很多中国内地的电影爱好者一样，看了一些盗版光碟，得到了一些营养和滋养，《天堂电影院》我就是在家里看的。有了孩子，目光就转向了各种动画片。其实除了一部国产动画片《大鱼海棠》和宫崎骏的《千与千寻》，几乎所有被引进的好莱坞的、迪士尼的动画大片我都看得昏昏欲睡。那个体验也很神奇，不论是《超能陆战队》还是《怪兽电力公司》、《玩具总动员》银幕上下都热闹非凡，但我的确一直迷迷糊糊傻傻分不清谁和谁都在干嘛，与此同时我还心情愉悦并满足，就像给孩子们做了一顿好吃的，看他们吃的无比开心我心里也像有一只小鸟在歌唱。
也不能都为了孩子们，所以这几年我也常常有自己一个人进电影院的时候。一个人在黑漆漆的影院里笑或者哭的感受，其实也很好。我在家里看过日本八十年代的黑白电影《忠犬八公的故事》，那真是一部特别耐看的电影。2017年中国大陆引进并上演瑞典籍导演的好莱坞新片《一条狗的使命》，那天电影播放厅里就我一个人，看到一条狗用生命轮回与主人重逢，我哭得乱七八糟也痛快淋漓，当然《一条狗的使命2》实在就有些狗尾续貂了。
电影是个好东西。我要想重温纯洁的初恋可以去看《怦然心动》；我要想知道人在临死前不用只是等死还可以洒脱浪漫就去看《遗愿清单》；而如果我想去憧憬一下自己不曾有过的青春可以再去复习一遍《死亡诗社》。其实我最喜欢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的电影，很喜欢他的《海街日记》。上一次去日本到了横滨没有再往前走一点去到镰仓，成了一个遗憾。因为以目前的情形看，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出去。
不过，天总要亮的。电影可以是黑夜里的一束光。
Jin
2020年7月26日
Jin：
收到信的时候，香港卫生署的滚动新闻刚刚又播报了确诊人数，每天不但都超过100，而且不断地在打破前一天的记录。同时，从老人院爆发后收治的老人开始死亡，虽然每次新闻中报道死亡个案时通常会加上“长者，长期基础病患”的字样，像是给人某种安慰，但其实确诊病例和死亡个案都在悄悄攀升，而引起港人焦虑的还并不单单是病毒本身。我们都看到，即使不幸染病，大多数人还是可以康复的。令人担心的是越来越多的病人被收治，医疗系统不堪重负，很多非紧急手术被推迟，很多正在治疗中的病人不敢去医院从而影响治疗，很多本来预约的复查也不得不改期至疫情缓和之后等一连串的次生灾害，同样令人揪心。病毒看情形是扎根地球，不会消失的了，抗疫的常态化让人疲惫，烦躁，失望。
屋漏偏遭连夜雨，瘟疫已经横行，人祸又接踵而至。两个大国之间虽然价值观南辕北辙，也眉来眼去了几十年，但说翻脸就翻脸。剑拔弩张的关系让很多人无所适从，真实的世界如此不堪，无处躲藏，随波逐流的我们只能在这个日趋黑暗的时代里尽量寻找亮光。
你说的对，电影可以是黑夜里的那一束光。
我现在想想可以整天没心没肺地看电影的时光应该就是大学的那些年了。你应该记得吧，我们每个星期有一个下午是到上影厂的文学俱乐部看电影，还有一个下午是到市区的星光电影院看电影。你记得正式开场前那个彼时还是满脸骨胶原的郑裕玲含情脉脉的“常用夏士莲，常保娇艳”的广告词吗？这两个地方都是不对外售票的，也就是所谓内部参考片的放映地。班上几个淘气的男生，还常常把自己的电影票卖给门口的“内参电影爱好者”，然后用舞美系同学手绘的电影票混入影院。
而在影视鉴赏课上我们是要分析电影的，课堂上分析的电影都是经典大片，像那几部老片《战舰波将金号》，《党同伐异》……只不过老师一讲到《魂断蓝桥》里“玛拉”的名字，我们就忍不住偷笑；到了上世界电影史的课，我们更要讨论电影。而电影史又总会讲到那些不朽的大师：柏格曼，费里尼，特吕弗，黑泽明，大岛渚……当然学校对面的文艺会堂也时不时地要放内部电影，我们在那里看过陈冲的《大班》。虽然那电影没什么好看，只是借着陈冲的裸露镜头吊胃口，但与电影相关的一切就是我们每个学生的日常。
如果赶上艺术节或者电影节，我们上午两场，下午两场，整个一个星期都是停课看电影。这都还没算上导演系的同学借着他爸爸上影厂领导的关系搞来的原版英文录像。记得看《美国往事》，吴同学就在边上现场口译，听得懂的就翻译一句，听不懂的自己琢磨，3个多小时的电影我们也就似懂非懂地看完了。
那些年，我们究竟看了多少电影，恐怕谁都不会记得。一开始，我还有一个小本子把看过的每部电影的名字都记下来。后来，实在太多了，也就放弃了记录
那个年代我们何其幸运！各个国家的电影节或者艺术节也同样滋养着我们。大学第一年的西班牙电影节的其中两部《钻石广场》和《重新开始》，我仍然记得；瑞典电影节的《处女泉》，《秋天奏鸣曲》，《第七封印》，我亦不能忘怀。最近我还重新看了一遍《第七封印》呢。当年看时，只知道伯格曼是个大师，就算看不懂他的电影，我也要故作深沉地说几句他电影里的手法与技巧。而此次重温，才对他所运用的电影语言有了自己的感悟。
至今，我和W教授每看完一部电影，都会下意识地归类：《拯救大兵雷恩》——显而易见的好莱坞的主旋律大片；《海边的曼彻斯特》则是带着浓郁欧洲味道的美国电影；而那些集齐了打打杀杀、美女、暴力、情爱元素的则是“星光”级电影。90年代初出国之后，我们每个星期二晚上都是雷打不动的电影时光。美国和加拿大每周二所有的电影，全部半价。我们通常看完第一场后去洗手间，然后等其他放映室开始熄灯放预告片时再混入看另外一部。我也只能以“读书人偷书不算偷”来原谅自己混电影看了。
当年没出国之前，W教授跟着我们混了多少场电影，他也数不清楚了。有一次散场后被班主任撞见，叫他也要交观摩笔记。每次有电影，我都去红楼的团委办公室给他弄张票。法国电影节那次，实在搞不到票了，为了他心心念念的法国女神，我居然牺牲了自己就让他去看了！然后他回来描述电影中的情节与场景，我就这样写出了观摩笔记交作业。而且，电影还为我们未来的家做出了潜移默化的贡献，不是吗？至少W教授看了那么多的原版片，托福听力才能考个高分申请出国吧！
我想，那个年代，我们就是从这些少有公映的参考片去了解世界的吧？进大学前，我们看过的外国电影很有限，从我们小时候的《列宁在1918》、《第八个铜像》、《王子复仇记》到后来的《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追捕》、《佐罗》、《巴黎圣母院》等等，当然还有你提到的《英俊少年》。不得不说老一辈的配音演员真的无可替代，屏幕上金发碧眼，说着流利中文的外国人丝毫没有任何违和感。我想象着你们父女俩从电影院出来，在雨夜里讨论的情形。不过这种对你来说稀缺的场面我竟从来都不曾有过，不要说讨论，我都不记得跟父母一起看过电影。我的爸爸，除了他的科研和音乐，他似乎从来没对其他任何事情有过兴趣；我妈则热衷于织毛衣，她可以不分寒暑，把毛衣织了拆，拆了又织。而带我看电影、看戏的始终是我的小姨和舅舅。
或许是因为我没有跟父母看电影的经历，等自己有了孩子以后，我便不肯错过每一部孩子们看的电影。从迪斯尼的《小鹿班比》到他们长大后看的《悲惨世界》，我们一起在影院里哭得稀里哗啦。我每次看迪斯尼的电影，总被他们精良的制作所折服，迪斯尼的电影几乎全都是光明的结尾，惩恶扬善，满满的正能量。就连那个小美人鱼的故事也将原著里小美人鱼化作泡沫改成了有情人终成眷属。我想看迪斯尼长大的孩子应该心怀善意，因为他们在电影里看到的世界是美好的。
很多时候，浅显易懂的道理说出来抽象，让人不以为然，但是电影中的一个画面可以胜过千言万语，比如我推崇备至的《肖申克的救赎》。什么是自由？Andy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进入广播室看到了一张歌剧的唱片，他把麦克风对准留声机，歌剧史无前例地在监狱上空回荡，他又把自己反锁在广播室，陶醉在自己的世界里。等待他的是一顿毒打和禁闭，但他面带从容淡定的微笑中你能够感受到，虽然他身陷囹圄，但是他的心灵是自由的，就像那优雅的歌声不羁地飞翔。
电影的确是个好东西，无论我们是谁，身处何地，是顺风顺水，还是艰难窘迫，亦或平平淡淡，总能在某个电影里找到一个角落被温柔以待。尤其现实的世界越来越不可理喻，电影里的虚拟世界愈发弥足珍贵了。
Helen
2020-7-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