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封

第十四封

Helen:

      肠套叠这事儿，听说过没见过。想不到的是，你女儿小时候有过这么惊心动魄的一次肠套叠经历。想想一个孩子平安长大真心不容易，每一次孩子们生病我都暗下决心：等孩子病好了我一定不在学习上求全责备，只要他们身体健康。可是孩子身体好了没两天，我又一定会像很多父母那样，开始关注他们的学习。如此周而往复。

 

      周而往复中，孩子们一天天的也就大了。尽管我们在书信往来时总是忍不住地回忆青春，但青春毕竟离我们越来越远，而那种叫做“大妈”的物种似乎就要触手可及。据说中国大妈现在在世界范围内都很有名气，可到底有多大名气又多是因为什么出名，我想你应该是很有发言权的。

 

       还好，目前的大妈们应该是多指出生在50年代的女人，这让我觉得自己还能跟她们保持珍贵的社交距离。说到中国大妈就一定少不了争奇斗艳的纱巾和千姿百态的广场舞，而且颇多贬义与讥讽，但实际上，我对她们的纱巾和广场舞情结很理解。理解的原因当然首先跟年龄有关。我虽比她们年轻但毕竟年轻不了太多，我早就没有了年轻女孩子傲视众大妈的资本。我对竭尽全力想挽留住青春和美貌的想法与行为变得十分宽容，对老去、对不断接近人生终点的恐惧让大妈们产生了极强的求生欲，求生欲本身是应该得到理解与尊重的吧。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看到过2月中旬从武汉市武展方舱医院里流出的广场舞视频，那些跳舞的已经不是大妈而是患者。我想她们患病前可能就在江汉路一带、就在各色"过早摊子"的烟火气中兴奋地舞动，她们和炸面窝和热干面一起叫醒了这座城市。方舱的视频在当时看起来多少是鼓舞人心的，我想有很多人都期待着她们从广场舞患者早日做回广场舞大妈。

 

       疫情以前我乘坐地铁，看到年轻的女孩子们在车厢里叽叽喳喳围在一起说笑，看她们的脸像花儿一样绽放，就会想，我要是有这样的女儿该多好；又亦或在大街上迎面遇到一个帅极了男生，会想，好可惜啊！我家"哥哥"和"弟弟'大概都没法长到这么英俊迷人。而在若干年前，我完全不是这样的心态——那时候看到年轻的姑娘张扬我会觉得谁没有年轻过呢？我会想，那时候我们不整容、不美颜、不P图，那种自然而然的青春你们有吗？又如果路遇帅男虽然还是遗憾，但遗憾的却是，我怎么没个这样的男朋友或者老公呢？哈哈，这种心态的变化还是挺正常的吧，我觉得我现在慈祥了。

 

       嗯，关于理解大妈们的纱巾与广场舞情结的第二个原因，来自我的小姨。我的小姨现在正是大妈的年纪。我从小和她生活在一起，感情笃深。她原本和我的姨夫都是武汉市的中学老师，但是因为学校对老师们住房分配的不公和收入过低，夫妻双双于1992年从武汉去到深圳。1992年的深圳，不知道你是否了解，那正是中国内地改革开放最火热的地方、最沸腾的时刻。深圳市教育局对内地有经验的中学老师如饥似渴，我的小姨和姨夫分别去到深圳的两所中学当老师，无论是工资待遇还是住房，他们都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只是求职的过程异常艰辛，我记得我小姨拿着家里所有的积蓄，一共700元钱交给了我姨夫，叫他先去深圳求职，他自己带着上小学的儿子留守武汉。我姨夫就怀揣着这700元钱，在地形狭长的深圳市里由东往西，一个学校、一个学校的自荐，连脚上的一双皮鞋都走得裂开了口子。

 

      等到夫妻双方都在深圳市找到了理想的学校并且把户口从武汉迁移到深圳，他们的儿子已经小学毕业到了上中学的年龄。儿子很争气，考上了深圳市最好的中学——深圳中学。于是一路作为学霸，由深圳读到北京读到香港最后成为西澳大学的教授。前不久从西澳大学辞职，成为美国亚马逊在澳大利亚的项目牵头人。

 

      我的小姨和姨夫便一直客居深圳直到退休，虽然夫妻俩在家说着一口标准的武汉话，可已经是把他乡当做了故乡。只是他们自始至终不肯接受儿子的邀请去澳大利亚生活，尽管儿子早已经入籍，结婚生女事业有成，但老夫妻就是不肯在澳大利亚定居，不肯再给自己找一个新的家。

 

       语言不通、文化不融、儿媳难以相处自然是很重要的原因，而更主要的原因，则是他们退休后在深圳有了特别丰富的生活内容。我姨夫一直坚持运动，是社区的老年乒乓球队常年的卫冕冠军；小姨则非常喜欢跳舞，除了粗犷的广场舞更有端庄的交际舞，甚至连肚皮舞她也跳得炉火纯青。后来，小姨又成功进驻老年模特队，每每涂脂抹粉、花枝招展，旗袍上披着一袭纱巾袅袅娜娜。醉人的掌声一次又一次在她们模特队面前响起，我心里其实是感动的。我感动于她终于可以在人生的暮年重拾青春的念想。

小姨最好最美的年龄，中国内地正在经历十年浩劫。她只能穿着军装或者列宁装，在腰间束一根皮带；她很爱跳舞，特别爱跳，可那个年代只有革命舞蹈可以跳。再加上小姨的出身不好，最后连跳革命舞蹈的资格都被剥夺。那些黑白的照片上，小姨满脸的胶原蛋白，两条麻花辫子粗壮有力，却无法展现女性的柔媚；如今彩色的照片上，再多的脂粉也无法抹去岁月留给小姨的所有烙印，但是她的身形却被一身又一身的旗袍衬托的娇媚可人。有时候觉得这很错位，也有些荒唐。但这就是岁月的痕迹、时代的烙印。

 

       我在北京和上海的家都临近社区公园，所以我附近的大妈们倒没有在窗户底下跳广场舞扰民的。很多时候我去公园晨练，也会尽量绕开她们，毕竟队伍庞大，音响洪亮。有时候锻炼累了，我也会远观一下她们，毕竟不是太多的大妈都能把广场舞跳到我小姨那样的境界。还是有很多大妈手脚不协调，乐感不好跟不上节奏。有时候看着、看着我也会忍俊不禁，但想想，她们也是平常的日子里叫人心安的一种存在，因为有她们在，说明一切如常。

 

      就像好久我没有看到跳广场舞的大妈了，疫情管控时期不适合聚集舞蹈。本来今天不想再提疫情，可是，绕不过去啊。

                                                  Jin

                                                  2020年4月27日

Jin：

真的，疫情以来不能聚众起舞了，我想恐怕很多人都在心里默默期盼广场舞的强势回归吧！

 

过去的这些年，说起大妈多少带着点不敬。尤其是自媒体流行以来，大妈们成了可以被肆无忌惮地开涮而不需要有任何歉意的群体。无非是她们声音嘹亮、举止豪迈、着装艳俗，而且盛名已经远播全球，成为一张中国的特色名片。

 

几年前，我在多伦多的列治文住了半年。列治文英文为Richmond Hill，刚开发时，还是个没有太多人气的社区。过去的20年，中国移民大量拥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名字中含有的“Rich”一词。温哥华最多中国人聚居的小城也是Richmond，大家似乎对“富有”二字情有独钟，隔着上高速公路主干线的Major Mackenzie另一侧的小区叫做“富豪山庄”。我每天晚上饭后在社区的小马路上散步，经常听到的是新闻联播片头曲、《超强大脑》、《我是歌手》等综艺节目的主持人紧张热闹的腔调。有一次，经过一家敞开的车库，主人一边给车身打蜡，一边以铿锵有力的男高音高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当时女儿在住处附近的学校上学，早上下午送接各一次。我住的这条小街的路口有一位大妈，早上可能她是在忙早饭，她的孙女是孩子的父母开车上班前顺道送的，她则负责下午接娃。从她家步行到学校只需要10分钟，但是每天她放学前一个小时就已经行动了。她走过一户她认识的人家门前就中气十足地吆喝一声，里面应声出来一个大妈，这样一路召集，她认识的大妈们异常默契地从自家走出紧随其后。离学校越来越近时，她身后的队伍也就越来越壮大。有一次，我也早早出门好奇地听了一耳朵她们的对话。原来她们不但热烈地交流着后院里种植各种果蔬的心得；也很有逻辑地预言电视剧里热恋中情侣们的情感走向；她们还关心时政，虽然我无法辨识她们给取了中文名字的政客们究竟是谁，但是从只言片语中分析出她们的确对自己所能拥有的福利和权益了如指掌。

 

这个一呼百应的大妈显然有着其他大妈不曾具备的领导才能，在等候孩子放学短短的时间里，有一个答疑环节。比如哪家的超市西瓜只有一块加元一个，细节具体到一个人只能有两个配额，但是你可以多次进入再换个收银员付款等小窍门；比如Costco新上货的日本万字酱油比中国超市大统华便宜等等，都可以从这位大妈口中得到权威性的答案。她也负责判断市场价格，比如有个大妈自己培育了几株蔬菜秧苗出售，大家讨论最后买卖双方达成皆大欢喜的价格，究竟是一块还是九毛九，也都是由她拍板。她还提供很多婆媳过招，斗智斗勇的秘籍。大妈们互帮互助，共同进步。几个月观察下来，我发现这是一个有组织、有纪律、有效率，甚至有一点杀伤力的大妈组织。

说到有杀伤力其实也并不算夸张，每天华灯初上之前，大妈们自然是不能错过她们的标配广场舞的。她们的音乐符合她们的追求，张扬、喜庆、闹腾，但是在静谧的社区的确让人心烦意乱、不知所措。据说，这个区本来有不少其他族裔的人居住，最近的这些年都陆续迁走。渐渐地，这里就成了中国人的天下。在学校接孩子放学时尤其明显：除了老师，所有的孩子以及家长几乎都是中国人。当然，这未必是广场舞直接导致的结果，但是我想其他族裔与中国文化格格不入的情况应该也是有的吧！

 

      凭心而论，大妈在我的字典里一直是贬义多于褒义，尤其我在多雨的温哥华看到大妈们已经把广场舞旁若无人地跳进了商场里，心里的确有几分抗拒。可看到你小姨的故事，却令人唏嘘。她们也曾有过青春，也曾有过可以穿迷你裙的傲娇身段，只不过早了几十年出生，赶上那个荒诞的年代，只能将她们美丽的胴体包裹在宽袖阔腿、没有腰线、比工作服、病号服还难看的服装里。而且要么灰色、要么藏青，能穿一身军装绿就算臭美了，甚至雌雄莫辨。她们蹉跎了原本可以纵情绽放的花季；贻误了原本能够饱读诗书的时光；错过了原本姹紫嫣红的滚滚红尘，其实是时代亏欠了她们。她们现在顾不得身形走样，手脚不够协调，在广场舞中忘情地放任自我，或许就是在抓紧时间身体力行地追忆已经失去的芳华。

 

      既如此，我便觉得自己应该尽可能少一点侧目和不屑，而多一些理解和宽容。况且，我们虽然竭力撇清和大妈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我们和大妈之间也就半步之遥，保不准有一天我们也欣欣然加入了她们的行列。这个群体可能爱八卦，可能说是非，日日家长里短，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永不孤单、寂寞，这可能是上了年纪的人最需要的生存动力。

 

      我的加拿大干妈就没有这样的群体可以抱团取暖，她叫Gayle，其实是我当年在西安大略大学的咖啡店打工时的同事，一个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加拿大本地人。我不知道她跟前夫有什么深仇大恨，我认识她时她告诉我说她的前夫带着唯一的女儿去了北边的Nova Scotia，从来不跟她联系，很多年她没见过女儿。因为女儿跟我同年，她特别喜欢我，我的孩子们也都叫她Gayle外婆。

我二十多年前离开加拿大去美国工作后，每年的各种节假日她都会寄贺卡给我，我和儿子各一张。有了女儿后，她就寄三张。我一有机会回东部，就去小伦敦看她。她已经退休了，一个人租住在一个老旧的两居室的公寓。她的第二任丈夫25年前去世，她一直就一个人。她不会用电脑，也不会用智能手机，唯一跟我联系的方式就是打电话。每次通话至少一个小时，聊的都是她以前的陈年旧事，提到的那些人我都不认识，但是她把细节描述得特别详尽，我常常听着、听着就走了神。有一年正流行《秘密花园》的填色游戏，我也给她买了一本和一包24色的彩笔让她打发时间。但后来我发现她其实是需要有个说话的人，或者一个可以随时加入，又可以随时抽身而退的社交组织。

 

      不过Gayle性格偏执、不太合群，几乎没有朋友。疫情以来她更少出门基本用玩拼图和看电视来消磨时光。两天前我打电话给她，她说她痛风病犯了，再加上本来膝盖和髋骨都不好，去超市购物比平时要多用一倍的时间。我想帮她网购，她坚决不肯。一来不愿意我花钱，二来她只有进超市看到货物才能安心。我就想啊，如果她也能加入类似大妈广场舞的组织多好啊！

 

       现在的小伦敦，仍然春寒料峭，我想象着她穿起厚实的棉衣，小心翼翼地步行去超市——那样一个孤独、无助的背影。虽然每次通话结束之前她一遍又一遍地大声说：“Helen，你放心吧！告诉孩子们，Gayle外婆虽然老了，但还壮实得像头倔牛呢！”她的声音好大，电波传过来，感到耳膜都在震动，但是我的鼻子却一阵阵发酸。

 

       真的，大妈广场舞也有它的好是不是？

 

Helen

2020-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