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封

第六封

Helen:

收到你的回信，闻先生的故事我看了好几遍，即使过去了那么多年，又在那么遥远的国度，但在你不动声色的寥寥数语之中，我竟有了令人唏嘘感叹的各种画面，就像一部电影。可实际上，生活又总是比电影精彩，尤其这一次的武汉疫情，有多少故事，俯拾即是啊。

 

你知道那个大连小伙儿误入武汉的故事吗？我跟你简单说说吧！一个大连小伙儿在二月十几号武汉的至暗时刻里，乘坐由大连发往长沙的火车，本意是要去谈他的手游生意，结果旅途中，他去了一趟餐车。离开餐车后无意中就落座在武汉人的专属车厢里了。火车先于长沙到达武汉，武汉车厢需要整车卸下乘客，于是大连小伙儿，便孤零零地在汉口火车站里迷失了自己。

手机自然是救命的，在搜索继续前往长沙的火车票、武汉的酒店以及“滴滴打车”均无果之后，他搜索志愿者，本意是想获得志愿者的营救，结果却成为了武汉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清扫医疗垃圾的志愿者。他的初衷只是医院能包吃包住，让无处安身的他好有个落脚之处，却由于这段奇特的经历和勤勉的工作，渐渐地成了网红。护士、病人都喜欢他，也不叫他的名字，直呼他为大连。他度过了最初在医院极端的恐惧，现在驾轻就熟，直到今日都还未离开武汉，仍然在做一名医院的保洁志愿者。

 

我的记者朋友采访他：你当初难道不能拒绝在武汉下车吗？他的回答是：我妈说我这个人就是天生不会拒绝人。人家列车员态度那么好，请我理解，叫我下车，那我能不理解，能不下车吗？

 

当时我的记者朋友跟我通的是电话，我们俩在电话里笑半天。又不禁感慨：生活中本无英雄，都是普通人的最朴素的本能与担当，最令人尊敬的成长与救赎啊。

 

据说，由于这个题材太过热门，已经有影视机构试图改编成电影。但我对此不抱有任何希望，因为生活永远比电影精彩。

 

尽管全球疫情于近日爆发，中国内地倒灌压力极大。但是由于武汉解封在即，国内疫情平稳，心里多少是轻松起来的。人压抑得久了，就免不了要透气、要出发，要回到正常的生活秩序。

上周日带着孩子们去了位于北京西北方向的凤凰岭，尽管需要扫码验证身份以及测量体温甚至限流，但是根本无法阻挡人们享受春光的热情。只是那天晚上回到家里，又接到来自武汉的表哥的信息。

 

表哥说他们社区的一个爹爹，70多岁了。感染新冠治愈出院，但是很不幸的是，没有人注意到他同时“感染”了抑郁症，更不幸的是，出院回家后老人便跳楼自尽。我当然很愕然，问表哥，老人究竟什么时候得了抑郁症呢？表哥说也不清楚，只是知道老人一直深怕自己会传染给家人，也许这种担心太久终究让他无法承受了吧。

 

上一封信我跟你提到更年期妇女这个群体也需要被关注。我不知道更年期人群和抑郁症人群是否会有重叠。我并不了解抑郁症，也许生无可恋是他们的一大症状吧。

 

我以前的一个同事，也是个老文青。在郭德纲出现并火爆之后，他有一夜做梦，竟然梦见自己叫“过（郭）得好”。从此他就用了这个新名字。

 

当时空穿梭回九十年代，在武汉汉口的那栋大楼里，我看见“过得好”除了工作，常常坐在一张宽大的办公桌前，用一个大黑本子写诗，他同时也写了很多很多的小说。

 

在我刚刚来到电台的时候，还没有主持人的概念而只有播音员。也因此，我最开始被分配在文艺部的广播剧组里工作，“过得好”的办公桌就在我的前面。广播剧，其实就是制作音频的戏剧节目在电台里播放。我记得“过得好”当时将武汉作家池莉的小说《你是一条河》改编成了广播剧。但实际上，他心里并不太看重甚至还有些轻视这个工作，他的人生理想是在50岁的时候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如今，他已经快要60岁了。当然和大多数人一样，理想终究是要破灭的，现实始终就是残酷的。作为一个内心敏感而清醒的人，在体制内上班有时候会有一种痛苦，当你处理不好这种痛苦可能会有一些后果。“过得好”这几年总是跟我说他有抑郁症，有时候我觉得他是自嘲，有时候他又好像说的很真实。甚至一度我有点担心他。

 

这一次武汉疫情，他和所有武汉人一样在家里一宅就是60天。他几乎没有跟我说过大部分武汉人每日的最重要的工作——在群里接龙买菜、团购食物的事情。但是有一次我看到他深夜发朋友圈，在接近凌晨的时候，他不知道从哪儿拎回来一大兜子吃的，说这是以后几天的食物，图片里有胡萝卜、青菜、土豆大概还有鸡蛋。

 

这些最家常的食物在那个寂静的夜里显得很不家常，月光清幽，安静地洒在胡萝卜、青菜、土豆大概还有鸡蛋们的身上，我看着看着，有了一种莫名的伤感和抑郁。

 

“过得好”是新浪博客的老用户。感谢自媒体时代的发达，为他提供了书写的平台。书写未必自由却毕竟聊胜于无。武汉疫情时期，他在微博上也写了日记，抒发他心中的积郁与感怀。我这个外行诊断他还没有得“抑郁症”，只是偶尔有抑郁倾向。毕竟他有出口，他生活的支点也不少。

 

Helen，我又想到那个治愈了新冠却死于抑郁的老人，如果他也有一个或多个出口，如果他怕传染给家人的担心被及时化解，那治愈出院是一件多么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啊！

 

这周，方方的日记也伴随着武汉的解封而封笔了。为什么她的日记牵动人心，我想是因为有一种相互守望的意思在吧！我们好多好多人啊，早已习惯了仰视，而她坚持用极其个人的表达与常常被俯视的人群息息相通。这不就是守望吗？我们都是小人物，在无助中，你看我一眼，我给你一个微笑，我们一起拥抱一会儿，这样微不足道的守望，何尝不是人间大爱，何尝不是我们继续坚定地生活下去的理由呢？所谓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仍旧热爱生活。这是罗曼罗兰说的吧。

 

                                                         JIN

                                                         28/3/2020

 

Jin：

收到你信的前一天香港的确诊病例达到65，又破了纪录。兰桂坊的一间有驻唱乐队的酒吧取代之前的打边炉（香港人的“火锅”）家庭聚集和佛堂成了爆发源头，酒吧的服务员、经理、顾客以及几乎所有的乐队成员都中招，这些人又传染给自己的家人、朋友，现在每天确诊的病例其中几例都跟酒吧有关。你会想问为什么疫情如此严重的时候，还有那么多的人会去酒吧。我想是因为这个地方寸土寸金，疫情之下，很多影院、餐馆都关了，即便是兰桂坊也关了好几家酒吧，剩下为数不多的现场乐队一枝独秀，喜好这一口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随着政府新闻发布会天天点名兰桂坊，这个地方的影响力渐渐向当年的淘大花园看齐了。若干年后，钻石公主号，兰桂坊，北美的老人院都会成为历史节点上难忘的符号。

 

我知道那个搭错车厢的故事，一个普通人阴差阳错突然就成了网红，就象Tom Hanks出演的那部因为祖国突然解体，他成了无国籍公民被困在机场的电影，这样的故事难以置信，但正如你所说，生活永远比电影精彩。

 

我的朋友李教授也同样有着类似的经历，他回湖北老家过年，武汉封城的前一天，他已经从在政府部门供职的哥哥那里得到即将封城的消息。在加拿大的太太和女儿看到形势严峻，都催他赶快改票回北京再飞回加拿大。你知道中年男人就是一个重新叛逆的老少年，他偏不信邪。他在封城之前离开了武汉，但是他没有去北京，而是去了老家天门。天门当时还没有封城，他本可以跟家里人见面之后换24号的车票连夜再回北京，偏偏他想反正已经到了就多留两日，买了一张26号的车票，结果天门25号也封城了。太太心急如焚，看到CBC新闻里政府发言人宣布派飞机撤侨，赶快给李教授在官网登记了他的护照号码，在中国的住址和联系方式等待外事部门一级一级审批，信息核实之后，天门政府给李教授连同接车司机都办好前往武汉机场的通行证。

等到通知出发那天，包机却晚点了10个小时，机场和武汉市区都不允许过夜停留，司机只得把一行人送回天门，第二天再重新进入武汉机场。好不容易飞机按计划起飞，飞出了国境，却跟中国政府某个具体环节没有落实清楚，又临时降落越南。最后这架载有200多人的飞机总算在一波三折后飞到了温哥华，再转机飞到多伦多，由大巴将他们送到在多伦多和Kingston之间的Trenton军事基地，到当地的酒店中隔离两个星期。撤侨及隔离的全部费用均由加拿大红十字会承担，每人发了御寒的冬衣和生活必须品，每天提供一日三餐，每天固定时间放风。飞机上的所有乘客都签署了法律文件：隔离期间不得离开酒店半步，如有违反将判罚75万加元或一年监禁。隔离期满后，机上的很多乘客都将等值于机票的费用捐给了加拿大红十字会。整个行程中，大家都戴着口罩不敢吃喝，毕竟有些乘客来自疫情特别严重的地区，但是路途漫长，最后饿得头晕眼花抗不住，也都摘下口罩先吃饱肚子再考虑其他了。李教授这趟返家之路有惊无险，经历了许多第一次。如果时光倒流大半个世纪，一湾浅浅的海峡就可以隔开不同的人生，那时候拿着船票的人们谁会预料在一个错误的时间上船就再也回不了头呢！

 

这也让我想起90年代初在加拿大遇到的一位老知识分子。那时候老公在生化系读博士，当年的留学生不同现在，普遍都非常节省，连快餐都很少吃，有点结余都省下来年底寄回国内，所以午餐都是自带前一天晚上的剩菜盒饭在系里的休息室吃。这个大家叫他老张的中国人每天差不多同一个时间出现在休息室里，他每天的午饭也是一模一样，一个用保鲜膜包着的三明治，一个苹果。三明治里夹着的永远是火腿和两片翠绿的波士顿生菜叶子，苹果他是不吃皮的，但是也不用刀削，而是一边浏览当天的报纸，一边用嘴啃。他啃得非常仔细、认真，那只苹果最后总会被啃得像用刀削得一样光洁整齐。他原本是国内一家研究所的资深教授，出国访问期间正赶上89年的夏天，他没有按期回去，留了下来。之后，陆续把太太和孩子也从国内接了出来。

他没有国外的学位，不能成为正式的教授，只能作为实验员领取很低的薪水给一个日裔加拿大教授打工。他的英文水平读写没问题，但是口语有限，系里的中国人又不多，所以少言寡语，偶尔听见他吃饭时跟我老公悄声抱怨。说他的那个日裔老板的实验设计根本就是错的，但是他只能听老板的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有时候问他你为什么就不能据理力争，他就叹口气摇摇头，有点“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无奈。后来，我们离开加拿大，老公去美国UCSD做博士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了。按年龄估算，他应该早就退休了，或许天天养花种草，在家里装上小锅盖，陪不懂英文的太太看国产电视剧。当他看到这30年国内的变化时，心里不知道会不会后悔当时留下来的决定。毕竟，在国内他曾是他的专业领域内的资深教授，如果他按时回国，尽管当年的物质条件简陋，但是他的资历和学识能够给予他一定的社会地位，甚至如果条件具备，他或许还可能申请院士。你知道炙手可热的院士意味着什么？我有两个特别要好的朋友前几年都当了院士，他们终身无须退休，不用再为科研基金发愁，他们自己就是一张基金滚滚而来的金字招牌，可以掷地有声，而不需要在领导面前放低自己科学家的身份，可以走特殊通道，可以拥有两地车牌，而且两地车过境时只要他们在车上，全车的人都不用下车检查。往俗了说，就是后半辈子的荣华富贵。我想，老张如果对自己当年的水平有足够的信心，他应该是后悔的。

 

所以，谁知道呢！我们的人生无论我们如何尽心安排，仍然会有很多不确定性，在某些特殊的时段，特定的环境偏离既定的方向，而很多时候我们是无力纠偏的，只能别无选择地继续前行。就象你的郭得好同事，他的宏大理想最终也就和这蔬菜鸡蛋的一口袋人间烟火妥协了。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每个人都得选择合适自己的方式在大时代中安身立命。

 

Helen

2020-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