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封

第四封

 

Helen：

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一共鸿雁传书三封，春天便已经不期而至。今天是3月11日，北京刮起了大风，把天空吹得湛蓝而清亮。我出门抬头竟然仰脸看了好久的蓝天，如果不是还戴着口罩，估计还会深深地去吸几口这么干净的空气。

 

北京在前些年的雾霾相当严重，政府一直在治理，各种措施中，就包括关了不少环保不达标的企业。在一刀切的关停中，也有并无环保问题的企业无辜停产，后续生存只能靠自己再觅出路。今年因为新冠疫情，整个一季度的中国包括北京几乎停摆，但是仍旧有几天，北京灰蒙蒙的，雾霾依旧造访。看来，雾霾成因也是复杂的，解决复杂的问题，可能需要更有智慧更有层次的对策。

我出门是和一个好久不见的朋友约会，约会地点是开放的社区公园，因为可以小坐的咖啡店或者茶馆几乎都还没有营业。

 

我接到她的电话，心情很雀跃。闷在家里久了，即使微信的沟通无时不刻，但总也无法替代人和人的面对面。就像老Z前几天和他的几个朋友，大晚上的非要戴着口罩聚集在马路上的路灯下畅聊一样。作为群居物种，我们害怕孤独又渴望自由。也因此，我很难想象，当武汉解除封城的那一天，市民们要以怎样的心情和姿态冲出家门，涌入他们曾经那么熟悉和热爱的大街小巷啊。

 

公园里的人不少，口罩后面是一张张跃跃欲试的脸。只是，见到朋友我有些扫兴，因为她一直在低头处理手机的事情。我等了她几乎半个小时，她才有空跟我走走聊聊，但我理解她，她和她的先生现在在经营一家淘宝店，那是他们一家所有的收入来源。

 

说起来，他们夫妻学历都不算低，也都聪明勤奋。但因为早年间从体制内单位出来后，就一直在不同的私企工作，而于当前的经济形势之下，他们所供职的私企纷纷裁员或者倒闭，夫妻俩一商量，不想一把年纪了还提心吊胆怕被裁员，于是他们找到了一种可以在线上销售的产品，索性就干起了淘宝。但是也不容易，要租大库房，要雇客服和理货发货的人，还要花钱做推广，而客户又常常为了几十块钱跟他们翻来覆去讨价还价。当然，客户又谈何容易，几十块钱不也是钱吗？

 

本来，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是也知道了网民们为了武汉市中心医院那位女医生接力的事情，她要跟我聊聊一吐为快。结果我们见了面，在午后的阳光下，她跟我聊的最多的是她的网店，我跟她说的最多的也变成了老Z生意上的困境。

是啊，活着还是最重要的啊。我们这个年纪，上有老下有小，如果之前财富积累的不足够多，又未能在体制内谋一席之地，那如何带着自己的企业、自己企业的员工活下去，就会是非常现实和棘手的问题。

 

你在上一封回信中表示不理解为什么会有人去仇恨方方的封城日记，那日记其实很家常、也的确够温和，只是说了些真话而已。可既然是真话，就总是有人爱听有人不爱听，不爱听的时候，那些大实话就会显得很扎眼、很刺耳吧。

 

方方的日记除了有人不喜欢，也一直遭遇删除。这不由得让我想起大约1993年到1994年左右的某一个春天。我正在武汉，在左同济右协和的那栋大楼里工作。我的工作内容是每天清晨坐进位于大楼底层的直播间里主持一个交通节目，而我的听众都是在武汉市满大街跑的出租车司机。

 

那个年代，电台的直播节目刚刚兴起。我并非专业学习新闻或主持出身，能够每日坐到话筒前，无非一是普通话说得不错，二是那个年代开始时兴编辑记者自己主持节目，而不是什么都需要那些官腔浓重的播音员读稿子。

 

我这个人始终不太会掩饰自己，也几乎没有学会过各种腔调，比如播音腔啊、主持腔啊，总之各种虚头巴脑腔没有学会过。我也没有太多的勤奋和努力，也几乎没有什么野心和事业规划。说白了，挺傻的。

 

但是呢，我的感情又比较细腻丰富，内心又渴望安全感，这就造成了我把爱情看得比工作重要多了。同时呢，我还有点嫉恶如仇的德性，而这个德性显然是会让我付出些代价的。

 

那个年代，中国大陆有几部电视剧风靡到万人空巷。它们分别是《渴望》、《编辑部的故事》、《我爱我家》和《北京人在纽约》。而对我来说最有代入感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因为我觉得最理想的工作状态就是有那么三两知己，干点儿自己觉得还有意思的事情。然后呢，花比较多的时间来讽刺没事儿找事儿的领导，来对抗无知无趣的权威，以及挖苦那些一心要往上爬的其他同事。哈哈，我自己写到这儿都不禁笑起来，这世界上哪儿有这么理想的事情，除了在《编辑部的故事里》。

 

说远了，回到那一年武汉的春天。我主持的这个交通节目突然在一个清晨，遭遇停播。整个节目里只能放音乐。而停播的原因，是我们在节目中开通了出租车司机的热线电话并且我作为主持人没能控制好接进直播间的电话。

 

节目停播的前一天，一名司机朋友打进电话对我诉说了自己的一些困难。大概是诸如给公司交的管理费用太高昂，而生意又不是那么好做，跟公司交涉减免部分管理费又未果，他几乎要难以生存了。挂断电话前他用武汉话说了一句：“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因为我没能及时打断他，也没有事后在节目中做出其的解释，所以节目就被停播了。

 

我那时候年轻，人还比较懵，所以似乎没有把这件事情太放在心上，节目没了就没了吧。但现在回过头去看，这件事情对年轻的我还是有影响的，那就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觉得我的工作毫无意义和价值，它让我感到的只有失望。

 

一晃三十年过去了，已经没有多少人再去听广播节目，我们大踏步迈入了信息化时代，我们有了网管，从网络上删除不当的帖子变得轻而易举。这是技术的极大进步，而不能随意发声的思想，似乎还是在原地踏步。

 

有时候我会突然想到电影《窃听风暴》，窃听者的转变真是令人动容。很多时候我会好奇，网管们有没有空去听听那些不一样的声音呢？如果听了，他们会有怎样的心路历程呢？当然我觉得我这个问题也很傻很天真，给你回完这封信，我觉得我可能这三十年白活了。哈哈。

 

                                                       Jin

                                                       2020年3月11日

 

Jin：

 是的，春天已经来了，尤其在香港，南中国海吹过来的风都是潮湿温润的。疫情也挡不住人们追逐春天的脚步，虽然街上和商场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大家都戴着口罩，所以并不让人感到担忧，倒是郊外的群山成了高危之地。大家都不戴口罩在山路上人挨人，人挤人，甚至有人因挤迫失足受伤。香港目前本地的社区感染个案几乎消失了，然而每天境外输入的个案却越来越多，欧洲和北美的沦陷让疫情一眼望不到头。这个世界充满了那么多的不确定性，真的不知道还会好吗？

 

看到你信中提到你和朋友春天的约会，最后话题却自然而然变成了她的网店和你老公的企业。是啊！春光虽美，却还更有严峻的现实要面对，这也是当下人们的常态吧！疫情期间，很多企业、商业活动都停摆，有多少商铺会倒闭，有多少人会因此失业，何去何从，这背后受到影响的数字令人不寒而栗。香港又何尝不是这样呢！过去半年的社运导致零售业大幅度减少，如今的疫情又令餐饮业遭遇重创，党派之间仍然争拗不断，甚至一个党派在如此残酷的形势之下仍然要求美国制裁香港。我尊敬的一位流亡海外30余年的爱国学者刘再复先生曾经说过：“手段比目的更重要。”如果为了达到政治诉求，可以不择手段，至民生于不顾，那跟当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腥风血雨，人头滚滚以及土改时期打土豪分田地，消灭了整个乡绅阶级，又有什么不同呢！很可惜，这个社会似乎更多的是非黑即白，很难容下理智的思考。

 

网民们为女医生的接力振奋人心，让人感到凛冬之下仍有温暖。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是要诚实，可是我们到了年过半百的时候却发现在某些地区说真话竟然要付出不菲的代价。我们如何面对我们的孩子？是教育他们无所畏惧，不计代价要说真话呢？还是根据周遭的环境随机应变？现实永远比书本里的世界更荒诞，作为母亲需要如何在坚持真理和保护孩子们不受伤害之间平衡、取舍委实不易。

收到信的当天，手机又被一个新华社的女记者刷屏。巧合的是，我想起三十年前刚落脚加拿大时，如雷贯耳的竟然也是新华社。我居住的城市叫伦敦，是的，跟大英帝国一模一样的名字，一条贯穿这个30万人口的小城的河流也叫泰晤士河。据说这是当年英国人到此时看到眼前的青山绿水，思乡心切，便将这里当成了他们排解乡愁的后花园。这是个名副其实的大学城，有一所叫做西安大略的综合性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 这是一所非常好的大学，商学院更是全加拿大第一，前些年更名为西方大学 (Western University)。老校友们对这个新校名都不满意，听起来象一所野鸡大学的校名。不知道为何内地争先恐后合并院校，校名越来越雄壮时，远在西半球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落的西安大略也跟了一次风。学校的宿舍跟校园分开，在一个路名为“Platts Lane”的小区，这个默默无闻，走过路过都不会多看一眼的小区就是因为新华社的某高级记者写了一篇报告文学而名声大噪。

 

这位高级记者以陪夫人读博士的身份来到加拿大，应该是语言所限，不能重操旧业，或许亦没有收到他原本经常收到的礼遇，幽愤之情跃然纸上。三十年前的文字，我已经记不清具体内容了，但是我记得文字里那些不堪的情绪令我非常困惑。我们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不就是重新开始的吗？就象当年第一批到北美大陆的拓荒者，他们都是一无所有，白手起家。这个地方并没有亏欠我们，我们自愿前来，难道不应该入乡随俗吗？过了这么多年，现在明白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两个阶级的人，你想想不是吗？新华社的高级记者，这在九十年代初应该是属于优越的阶层吧？记者的地位在当年跟现在可不能同日而语，更何况是新华社的金字招牌。这位高级记者后来去了哪里，是否不甘在我们这个小伦敦做个普通的平民我并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在国内会快乐，而且如果按部就班，他也应该身居高位了，如果还没退休的话，说不定就是这位女记者的上司。所以，我也不难理解这位年纪轻轻的女记者如此高调，她的立足之地是一个巨人的肩膀，这也能算得上世袭的血统吧！

 

我其实一直都很向往播音主持的职业，这在当时也是让人多多少少觉得有点神秘，一个令人艳羡的工作。我不知道你的第一份工作让你学到了生活的第一课，而我的第一份工作则简单得多了。那时候，正值市长选举，选举招募打字员。父亲早年出国带回家里一台打字机，很早就要求我学打字，这时候派上了用场。我在选举中心担任打字员，在信封上打每一位选民的地址，然后由其他同事将市长优选人资料放入其中统一邮寄到选民家中。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国家的市长原来是选出来的。

加拿大政府由联邦政府，省政府，市政府组成。省政府负责的范围比较大，有关所有国民包括国防，外交和公民权。省政府主要负责教育，卫生健康，高速公路等；市政府则负责安全，救火，铲雪，环保及垃圾收集。市长基本上是个父母官，涉及到居民的切身利益，同政党无关，通常居民们都会积极参与。每个候选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纲领，比如争取冬天时政府的铲雪机多铲几条小马路之类婆婆妈妈的实际问题。市长任期五年，如果没有兑现当年的竞选承诺，第二届连任就渺茫。午餐休息时，一个白发苍苍的志愿者闲聊问起我上海市长的选举流程。我说我不知道，我长这么大都没见过选票是什么样子的，你见过吗？

 

                                                                     Helen

                                                      2020-0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