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封

第二封

Helen：

按农历算，今天已经是2020年的二月初二了。

北京已有了些许春意，而香港估计已然暖风徐徐。只是，不知道香港的理发店是否都已经正常营业？中国人讲究二月二龙抬头，今天，也是该去理发的日子。

只是新冠病毒的疫情似乎还一下子也看不到头，北京的理发店大都还未营业。我一家四口，三个男人，发型分别是毛寸和板寸，都是半个月需要打理的，现在倒好，一个一个长毛贼一般。我只好在网上订购了理发工具，等到货了，准备试试身手。

前几天收到你的第一封回信，才知道你确切离开中国的日子已经是1990年的夏天而非我之前认为的1989年的夏天，也才知道你离开中国时除了有与W先生团聚的喜悦，更有要逃脱父母的迫切。虽然每个年轻人都必须要经由离开父母、否定父母才能获得成长的动力，但是我们的父母，他们这一届人，好像有个共性就是不会爱孩子，或者其实就是不爱孩子。这种不会爱以及不爱，还是给我们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影响。

我想我们不约而同地用力爱我们自己的孩子，与我们的父母对年少的我们曾经大同小异的轻慢和有意无意的伤害，应该是有关系的。

今天不说这个，孩子的话题可以放到以后慢慢聊。今天我想跟你说说1989年的夏天，那时候你已经离开了学校离开了宿舍，我要说的故事也许你是第一次听到。

1989年的夏天，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敏感的夏天。以我个人极其浅薄的政治素养，根本没有能力去做什么分析判断和解读。我只能说，那个时候我的感受其实很不好。就像今天的疫情给我的感受一样，它让我觉得正常的生活秩序被打乱，平淡无奇的日子被搅动，有一种惶恐和沮丧。而我要说的这个小故事，也许可以从一个很小的侧面看到那时候年轻的我们有多美好，就有多无知，有多勇敢，就有多脆弱。

S就那样突然偷偷跑去外滩了。你离开之后我是她最亲密的朋友和同学以及小妈。那时候公交全停了，我一个人从学校一路由西往东走到外滩，竟然一点不觉得累，心里全是对s的牵挂和担心。

我买了一罐润喉糖和一大块巧克力。我把糖倒出来，又把巧克力敲碎了装进润喉糖的罐子里。因为听说学生领袖要检查我这样的“探视者”究竟有没有带食物，按照当时他们的规定，我只能带润喉糖，巧克力是绝对不允许的。嗯，这里大概要告诉孩子们，当年很多学生都跑去外滩集会了，参与集会的学生自发地不吃任何食物。

我在宿舍里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眼泪哗哗地往下流，无声地流，流得很长很长，我觉得那些眼泪啊，一直从我的眼里流到宿舍地板上然后好像哗哗、哗哗地都要涌进走廊里了。我真的很伤心很害怕，以至于我们系比我们低一届的一个男生冲到我面前突然跪下说，他不是个男人，他怎么可以不去外滩而让S一个女孩子代表我们系去了外滩呢？

当然我没有搭理他，他骂完自己不是个男人最终也没有去外滩。30年过去了，我也不知道他究竟是不是个男人。

而当我终于耗时2个小时走到外滩，当我手里紧紧地捏着那罐润喉糖跟学生领导费尽口舌，当我得以步入外滩的核心区域，远远地看到S的时候，我惊呆了。

我现在已经不太清楚我的记忆是否还客观，是否经过30年的反复加工，它已经完全变了模样。但是惊呆了的感觉我想不应该有错。

你应该知道当年位于外滩的上海市政府那栋楼的模样，我闻到初夏的微风里裹挟着阳光的味道在这楼的前面飘来荡去，我看见一棵很宽大的梧桐树下坐着S，她的身边是一个长发飘飘的男生，关键是男生还抱着一把木吉他！S,我们亲爱的S，很安静的表情……为什么我的记忆竟然停留在了这个画面？竟然是如此美好宛若一个木吉他夏令营？我觉得吉他的声音，长发男生的歌声，S安静的浅笑，就这样在我的记忆里美了足足30年。奇怪吗？

事情很快过去，风波终究平息，一切如常。其实，我和S像大多数大学生一样并不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也并不能了解它对我们将会产生的影响。彼时彼刻，对我们而言，只是那长发男生开始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短暂而又新奇。

我到今天也记得他的名字。他姓刘，搭配着一个出现在成千上万个中国男孩名字里的那一个字。

刘，来自北京。

刘，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主要是为我们翻译崔健的歌词，那时候，含混不清的北京话对我和S都是个障碍。

秋去冬来，转眼便是1990年元旦。

1989年的最后一天，我没有住在学校的宿舍，我留宿在S的家里。

1990年的第一天，清晨，特别早，特别、特别早啊，S还在熟睡。门铃响了。

我爬起来打开房门，门口S家的信报箱里，突然有一支怒放的红玫瑰静静地看着我。对，一支，就只有那一支。

我愣了一下，探出脑袋，就看见了刘在自行车上倏忽离去的背影。我把花从信报箱里取出来，花瓣还有好闻的香气。

刘就读的学校在江湾五角场，骑自行车来到S家应该花了不止2个小时。

好了，这个小故事到此就结束了。这之后，刘退出了我们的生活。

这朵玫瑰花，既是开始也是告别。

                                                                                                 Jin

                                                                                2020年2月24日

Jin：

看了你的来信，想象着你给家里三个男人理发的样子。这场疫情改变了很多原本生活的状态，连我父亲也不得不留守在家里了。你知道，过去的几十年，父亲除了大年初一办公大楼关门，他无法进入。其余的364天，从早上8点到下午6点，他每天都在办公室，中午回来吃个饭小憩一会儿就又回去。夏天的时候他索性就带了午饭，搬了张躺椅在办公室休息。甚至连我弟弟刚刚去世的那几天，他都没有留在家里陪母亲。我总以为，他的工作是必须在办公室才能完成，但是从封办公大楼至今已经一个多月了，他在家里工作并没有受到影响。

香港已经变暖，被疫情困在家中的人们都纷纷奔向户外，有的行山，有的海钓，有的烧烤。在家工作的人多了，地铁在繁忙时段都显得宽敞起来。前两天去湾仔的政府大楼办事，地铁上看到一个外国人不戴口罩，我以为她买不到，好心地递上一个包里额外备用的口罩，谁知她婉言谢绝了，说她有口罩但是觉得不需要戴。我心想，肯定是SARS的时候没在香港，经历过SARS的香港人，怎会不知道SARS的厉害呢！

我家邻居的男主人是一个刚刚从美国搬到香港的执业律师，911 的时候在纽约的世贸大楼里逃出生天，大难不死，结果举家移居香港后去北京出差，染上SARS。所幸他自知不妙，飞回香港时从机场直接去了医院没有回家，从此再也没有出来。死神一路追杀，逃过911却没逃过SARS，留下年轻的太太和两个年幼的女儿。大女儿和我儿子同班，现在也是25岁了。太太后来带着孩子们离开了香港这块伤心地，远赴澳洲。临走前，太太为了给孩子们留下爸爸的记忆，出了一本书《好爸爸，忘不了》，里面都是孩子们写得歪歪扭扭的想念爸爸的话和蜡笔画出的爸爸的样子。十几年过去，我完全忘记了孩子们的相貌。一个生命的消逝，一个温馨家庭的破碎最后在我的记忆留下的只是这本孩子们怀念爸爸的书。就像30年前那个轰轰烈烈的夏天，让你刻骨铭心的是一朵怒放的玫瑰。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我努力地想象我们的S安静地坐在男孩身后的样子，为何刚刚开始就匆匆结束了？S刚进大学的时候穿过粉红色的束腰连衣裙，宝蓝色的大摆裙，她还穿过鲜黄的上衣和黑色的灯笼裙，我笑她象一只亭亭玉立的蜜蜂……或许她本来就是这样一个安静的女孩，我不知道为什么同学们都喜欢她Tomboy的样子，喜欢她耸起肩膀，把手插在裤兜里，被称为“爷”的样子。我很惭愧，我人在上海，也住在学校的宿舍，竟然没有注意你因为担惊受怕眼泪都流成了河，而我则心猿意马地等待一个不知道是应该欢喜还是应该伤感的结局。

老公（那时候还是男朋友）从科学院退了学，赔了8000元人民币给所里，背水一战。那时候的八千算是巨款，他家拿不出那么多钱，是我父亲出国回来后把大件小件的指标卖给了同事才凑齐了这笔钱。他专门去了一趟南京拿这笔现金，然后找了一个看似破烂以免招人现眼的旅行袋，橡皮筋捆起厚厚的一叠叠10元面值的人民币再用粗糙的牛皮纸包着，上面还压了一只温热的烘山芋。从南京回到上海的列车上，他的眼睛从来都不敢离开那个旅行袋。赔了款，档案退回原籍的街道再历尽艰辛办出护照，录取通知书却因为奖学金还没到位迟迟没有发出。

我絮絮叨叨说了这么多，是想告诉你，我那些日子早出晚归，甚至不归，没有出现在宿舍，是因为我在上海的另一个角落里等一个叫做电传的东西——是的，现在已经消失，当时是一种比电报先进，不用电码，而是直接用英文发送，但又比传真落后的通讯工具，能够收发最近的地点在黄陂北路尽头的电报大楼。大楼很高，门口的廊柱很巍峨，或许是因为从这里发出的电波可以通向遥远的世界各地，更有一种高不可攀的姿态。12个小时时差的关系，我们很多夜晚9:00以后就出现在这里，等到第二天清晨5点钟西半球的秘书下班。老公的博士导师说材料齐全研究生院就发通知书，他就会发电传，叫我们务必每天去看看，万一需要补充材料可以及时通知我们。他想象不到连家居电话都没有的我们，等一份电传都这样千辛万苦。

 

这一年的黄梅天似乎来的特别早，多数的日子都是阴雨连绵，我们在食堂吃过晚饭就披着雨披骑车奔向电报大楼。那时候上海的夜生活只在个别的小街小巷悄然繁华，唯有电报大楼的孤灯长明。等候区有联排的椅子，幸亏椅子之间没有扶手，后半夜困意袭来时，我们可以将身体缩在雨披里避过蚊虫叮咬，和衣横躺在椅子上。很多天，我们在清洁阿姨的竹枝苕帚的“刷刷”的清扫声中醒来，迎接黎明的第一缕晨光。我还要告诉你，我至今最爱的早餐仍然是大饼油条咸豆浆，这么多年，我仍然想念电报大楼隔壁小马路上的小吃店里那第一锅新鲜的滋味。

记得那天，仍然下着细雨，我们又骑在去电报大楼的路上，等了整一个月了，退路已经没有了，却还在等着通知书才能去办签证，等的身心憔悴。骑到半路，我的车坏了，链条搅在一起，这辆老爷车时不时地会出幺蛾子。雨不大，却下得细。把街灯的光淋得有些惨淡。我不想去了，这种雨天，这种心境……可是我还是跟老公说你骑车先去，我走过来。我就在细雨里走，脚下的那双假耐克鞋湿了，袜子粘在脚底像趟着两块烂菜皮。总算踱到了大楼，连日来的等待我已经没什么期盼的心情了。

我穿着湿哒哒的雨披坐在椅子上，心里正想着这恐怕又是一个杳无音讯的漫漫长夜时，老公递过来一张薄得透明的纸片，上面是博士导师——未来的恩师George Chaconas发过来的寥寥数语：全额奖学金，通知书已发出。我盯着半纸黑字看了半天，应该是开心的，却怎么也笑不出。因为总有下一步－－别离。走多远，我知道；走多久，我却不知道。

现在，看到朋友在微信晒周游世界的图片，我常常惊叹出国已经是如此寻常，如此漫不经心了。30年前的一本护照、一纸签证、一张机票隔开的不仅是千山万水，也是无法预测的未来。就象那朵红玫瑰，那么美好的开始，以为会有同样美好的结局，但真的却没有。

 

                                                                   Helen

                                                                2020-0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