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耀雨佳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高耀洁回忆与随想 序（2）
高燕宁
“中國出了個高耀漯”，朱學勤說。或許，高耀潔不是紅太陽，不是北斗星，而是一顆啟明星，卻又埋沒在浩瀚的夜空中，讓凡人如今憑肉眼凡胎很難找尋。
她生於1927年，1954年畢業於河南大學醫學院，原河南中醫學院婦產科教授。她是徐繼儒（宇幼之）的外孫女（徐的長女是她的養母）。徐幼之是光緒皇帝的老師，清末翰林院編修，官至山西巡撫。她飽讀詩書，悲天憫人，與這位外祖父的徒弟張成皇為其私淑老師，及其教養有很大關係。也因此，退休後她到了河南省文史館，那是前朝遺老遺少的集散地。
一、我所遇見的高耀潔
2002年“五四”，我登門拜訪高燈漯。事出有因：一是我在復旦大學公衛學院開出《艾滋病健康社會科學》研究生課，想請她來講採供血傳播；二是一個名為“未來十年中國艾滋病社會支持體系對策研究”的復旦融合基金課題也申請到了，想跟她進艾滋村做調研。
第一個目的達到了，這門課就是由她開講的。我一共四次請她到復旦講艾滋村，從2002年至2005年一年一次，除2003年那
一次是給本科生做講座外，其餘三次均為研究生課程，但最後一次因故沒讓講（她人已到滬）。除了在復旦的課，我還協助她在
滬上聯繫了三個講座，分別由上海市社會科學院HIV/AIDS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夏國美）、上海市社會學會體育社會學專業委員會（陳天仁） 和上海交通大學親青關愛協會（戴韻婷）主辦。後來，有文件對她在復旦講課的主題加以“限定”，2008年、2009年兩度請她到滬講課相繼失之交臂。
第二個目的沒達到，因不巧那段時間她“樹大招風”，又腿腳不便，一時下村較少，我怕等不及，只好另找路子進村，前後跑過近20次，其中三分之二都在中原某縣，持續數年追蹤“點”上的情況，先自己和團隊兩度調研，後同一天將程華和杜聰帶進該縣，前者完成了國內第一個艾滋村的流病普查，後者在那助學至今；另1/3陪高耀漯和杜聰跑“面”上的情況，蜻蜓點水，其中跟高耀潔跑過柘城、開封、鄭州、山東曹縣。跟她下村很累，常常早六點?車出門，晚八點才回到鄭州，一整天在外顛籤持續12個小時以上。我們這些晚輩都覺得腰酸腿麻，更不要說當時年逾七旬的老嫗了。的士司機是高教授的“關係戶”，杜聰出食宿交通費。
往返途中，又多次到過她家。遇上吃飯時，由她老伴郭老師掌勺，粗茶淡飯，外加待客的韭菜炒蛋，入鄉隨俗。跟高教授進村，有過“打黑洞”、下雙廟、探黑洞等經歷，而她早期進村的情況，開始在她家裡，後來多在車上，聽她陸續道來。說到村裡，那到過的村落，見過的村民，對著照片，時間、地點、姓宇名誰一個不拉，講得清清楚楚，其記憶力驚人之好，讓我自叹不如。實際上，年近八旬的她，仍能大段大段地背誦《四書》《五經》。雞怪她二伯常說：“這孩子的記憶太好了，可惜是個女孩，將來做不了大事。她若是個男孩，高家至少出個人才。
那次在雙廟村被圍堵的情況，她已經寫在書裡了。我只想補充，那天車到村頭，不知如何開到朱進中家，遇一位村民才問出了路。轉眼間，大家卻在車裡嘀咕：“這人是不是村頭的‘探哨°啊？“結果到家後沒遇上朱進中，才等了一會兒，便有陌生人探頭張望，眾人一看苗頭不對，隨即驅車離村，不料剛駛出村頭小學不遠，就被等候在那的一大隊人馬攔佳去路，為首的便是所在鄉鎮的領導。他察看了車裡的人，認出了 高耀漯，還算客氣就放了行。之所以沒為雞我們，估計是托了高耀潔在場的福。可如果你告訴我，當地“正在全力以赴抗艾救災”，在這種場景中，打死我也不信。
二 我说触及的高耀洁
記得第一次拜訪高耀潔，跟郭老師說話時，我開口說到自己認為“高耀潔是民族英雄”，不料，卻發現老人家聽罷竟然眼國發紅，沒有言語，不再微笑，更無客套可言。回想自己在登門之前讀過高耀潔的報遵，真的沒想到在這物欲横流的時代，世上竟有人動用自己的養老金來抗擊艾滋，更没想到两老舍受如此牽連。
這就是高耀潔對我的感召。或許，這也是偉人與第人的區別吧。
俊來，李菁的那篇“人道主義者高耀潔”，見解遠在我之上。再後來，馬雲龍看出高耀潔的仁者之心和天使之情，探索一隅靈魂之高潔，卻以“壯哉，仁者之怒，天使之怒！”撂筆而去，讓人長歎不已。至此，我只能補充一些可能別人還沒怎麼遇見的高耀潔。
有一次，在走訪艾滋村的途中，我忽然問她：“高教授，如果早知道八年防艾有那麼多磨難和艱辛，你當初還會站出來嗎？”“不會！”她不假思索，回答得乾淨俐落。可是，有時你卻能聽到她似乎在自言自語：“我受過很多苦，所以特別同情受苦之人。”
有一次，談到她以前治癒了的一對不孕症夫婦在助其防艾，不料觸景生情，勾起往事上心頭：“以前，我給人家治不孕症，治
好了，生一個胖娃娃，大家歡天喜地，開開心心，多好啊！現在，我整天面對的都是死亡、苦雞和絕望，心裡真雞受——太痛苦了.…”這麼大的人生反差，決非一位退休大夫所能預見，所願面對。
2004年12月，去了文楼村的吳儀在鄭州見了高耀潔。吳儀說：“你很有遠見。”高耀潔說：“我是醫生，一看見病人，我的腳就挪不動。
2005年2月，在鄭州的李克強也見了高耀潔。在說及李德敏狀告高耀潔“誹謗罪”那場官司時，有這麼一段對白：“你有什麼要求？”“你們不要再整我了。”〝不知道是手下哪個沒水準的官員幹的。
冥冥之中，慣性使然，似乎這一切，都沒隨其中任何一位當事人當初的本意而轉移。是當地執意要這打造一位享譽全球的Jonathan Mann獎（世界健康與人權獎）獲得者嗎？恰恰相反，如果當地一貫支持她防艾抗艾，那麼獲獎者就一定不是她。是所有政府官員都要整高耀潔嗎？也不是，雖然一直有人故意在整她，甚至最後不惜往死裡整。莫將阿膠往此傾，此中天意固難明。
我不相信，有誰故意製造了這場災難，但誰都不難看出，的確有人在故意隱瞞這場災難，從而導致當地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見死不救”，十分尷尬地犯了眾怒。這麼些最最起碼的人道救助，雞道你隨口就能說出的哪一個部門都不比這位七旬老嫗更有理由來承搶，雞道還要用她那雙小時候沒被裹好的小腳，走一個又一個加起來竟有數百個的村落，去探訪、去救濟、去分擔嗎？記得有人這麼說過：“這些事，本不該由一位70多歲的老人來做的。"是，我們看到的卻是：在相當長的時間内，竟然有那麼多人，尤其是當地的艾滋村民，當子女交不起學費時，當吃了上頓沒下頓時，當缺醫少藥時，當身體生病時，甚至臨終前，竟然首先想到不是某個職能部門，而是一位當時77歲的老人，其中許多還走得動的人甚至不惜從鄉下直接跑到鄭州，去見高耀潔一面？我不知道，我們有哪一個部門收到艾滋求助（或疫情）信能比高耀漯的那一萬封還多？我不知道，中國有哪一家疾控中心公費印刷的防艾資料能比高耀潔自費印的那100萬份還多？
高燿潔一直說她不是‘中國民間防艾第一人”。的確，不是她第一個向中國社會發出血乃的呐喊之聲。
1988年，孫永德上書衛生部，就單採血漿之艾滋風險仗義直諫，據悉陳敏章臨終前曾有“當初沒聽孫老先生的話，看來我們錯了”之言；
1995年臘月，王淑平帶404份血樣進京驗証，曾毅將報告薦呈衛生部 （62份血樣HIV陽性，陽性率為15.3%)
1997年，蘇惠存報告“我省戲血漿人群中存在嚴重的HIV感染”：在對省廳驗收合格的3市4縣共7個單採號站1993年～1995年3月所採的“健康原浆復核時，發現588人份血樣HIV陽性（陽性率為1.1%），而該省對外公布的首例HIV感染者的報告時間壳然是1995年3月8日（一郭姓感染者在昆明賣血時查出HIV陽性而
“劃歸”原籍，成染途徑對外“定性”為性傅播，對內傅造其曾街周口大康賣通血）；
1999年，桂希恩雨下文樓後上書直辣李流清一一第一次採11份血，10人陽性，第二次陽性南61.9% (96/155） •
如果說，环永德拉響了血場的警報，蘇惠仔小心插柳；那麼，是王淑平接開缺口，桂希恩揭開蓋子，高耀潔公諸於器；與之相路的，選有數十位前赴後繼的媒體人。
最近，在談及中國防艾領城之民間話語時，我曾跟張北川表迷過自己的觀點：“始終如一、 矢志不渝、堅定不移地持續發出自己的最強音者，非高耀潔莫點。““中国民間防艾第一人”，她簹之無恍。即便時至今日，我們仍然在仰仗這位年廠八包的老太太的最強音，難道不是嗎？
如果當地一開始就支持她的防艾，高耀潔肯定不會得“世界健康人權獎”，如果當年在央視“成動中國”人物評選時當地不曾用別人來“頂替”高耀潔，如果當年在清華SARS-AIDS四際論壇上當地不曾派人到會場門口阻擋高耀潔入場，那估計她以後也不會得那麼多獎。
如果當地不在2000年伊始給她來個“下馬威”_没收了她第一次進村拍的膠捲 （至今未還），還矢口否認血務疫情，也不至於逼著她後來一次又一次地進村，向世人公示出一卷又一卷艾滋村的照片，以証明她的鏡頭“不會撇謊”。只是，朱學勤命名的那個“下來，下來”的案例並未立照，因為不幸撞上妇此修不忍睹場面的高耀潔當時鱉呆了，淚眼模糊而不知所措，竟無法想到自己還帶著的“鏡頭”。
從高耀潔一直不讓人寫傅記，到後來被倒逼著寫自傅，其中原委，耐人尋味。她當初那種決不寫傅記的意願之堅決，她不想給這個自己並不留戀的世界再留下什麼，因此，她婉拒了穆青、閻連科、馬雲龍諸位作家，還婉拒了其他不少人士。後來她出了防艾博客，可有人卻偏偏在她的博客上汙辱她“出身青楼，當過妓女”，這怡怡又觸痛了一根她最不能容忍的神經，那本申明身世清白以正視聽的自傅 《高潔的靈魂》，卻無故給世上平添一部“禁書”——一部在香港獲獎、 譯成了外文的書。
如果不是當地煽動李德敏狀告高耀潔“誰謗罪”，這世上也就少了一個自費為她打赢官司的“人權律師”楊紹剛，人們也少了一個機會知曉要提高執政水準竟然那麼雞。誰都知道，高耀潔收到了很多信。但很少有人知道，其中的一封信被她永遠丢失了。那信中的病人臨終前想見她一面，執信來到村口，她問菜某在哪，有村民說：“哪一—出來了！”說罷民樂響起，高耀潔福聲望去，巷口走出的竟是出殯的隊伍。這一回，淒厲的場面沒把老人家完全擊倒，她拍下了那張出殯的照片，卻在慌亂中把那封信搞丟了。所以說，她在國內出的那本《一萬封信》 已經永逍不可挽回地缺了這一封，如果再刪掉她退心疼的一段段文宇和圖片，那她無論如何以後都會找機會給世人補上的。
如果不是後來當地一而再、再而三地阻止她出國說出真相，一層又一層地施歷不断整她，甚至不惜要育她兒子以至幾乎擊潰這位母親，想來她一定不會在人生八十高龄時豁出自己一條老命，漂洋過海，遠走她鄉，要在國外出三本書，把她心中最後的証詞留給世人。否則，她死不瞁目！
三、我心目中的高耀潔
我曾跟學生說：“我進村之前看過的材料，不是論篇算的，而是論斤計的。”但從不解釋為什麼這麼說。其實，我想說的是，除《黃河邊的中國》 外，我還讀過第一次見高耀潔時，她就親手交付讓我保存的幾大冊沉甸甸的艾滋村的照片。這些照片，現已編排在她剛剛出版的第四本新書《鏡頭下的真相》裡—330多幅照片，全部配有中文、英文解釋，我心中的一塊石頭也因此落了地。如今，她出國後的第五本書就要出了。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她的最後一本書，雖然她已經遠遠“超額”完成了任務。但我看得出，她出的書整合性在加強，跨度在增大，視野縱横在加深。我知道，當高耀潔已經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時，她一定會回歸故里；我明白，她之所以在哥倫比亞大學保持訪問學者的身分，以及她出國後的一言一行，都一直以自己今後回國為最終導向，但我卻不知道，她將在什麼時候、以什麼方式回歸自己的祖國，落葉歸根。我甚至不知道，當她又一次回國時，我還能不能用上次與她作別的那首詩，為她洗塵：“勒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我自然也不知道，她下一次回國時，還會不會取道上海。
她上次回國之所以取道上海，就是為了讓楊律師立一份她身後不讓任何人（包括家人）以自己的名義成立基金會的遺囑，並在當地登報公示，因為她已經察覺當地官員有心於此，她不給對方以任何可乘之機。她一生對“財色”二字高度警覺，不僅自己不會出面，也決不會讓人出面成立任何基金會，然而她竟將此遺囑延伸立到身後，正可謂用心良苦，一片冰心在玉壺。一滴露珠反映陽光。有一次，在課堂上在發放她再版的《鮮為人知的故事》時，我忽然發現上面捐款名單上赫然寫著：“上海市 高燕寧教授人民币2500元”，不無驚訝。其實，那不是我的捐款，那是她自己為《艾滋病的“社會免疫”》這本書擔任名譽主編、作序及第一篇演講稿“關注艾滋病村與艾滋孤兒”的稿酬。我知道她有把出書稿酬全都買書的習慣，所以在該書出版後寄稿費的給她同時，我又捎去了等額的書，心想，這回她該沒理由再拿那點錢來買書了吧？結果引出意外的“捐款”這就是高耀潔對待錢的態度和風格：善款儘量不收，實在沒法退回時，一定會在刊印時公開透明。她那次來滬，住在老鄉家，我跟她約好，準備就近找家小餐館跟她吃個飯。夏國美得知後不讓我請，由她宴請高耀潔。那天吃完後，我親眼看到她在上海的大餐廳裡，將自己和他人用完的消毒面巾一一收羅起來，說“這裡的面巾品質好”，一一疊好，回去洗淨帶回鄭州備用，而在鄭州就餐時，我親眼看見她將吃剩的米飯饅頭小心翼翼用塑膠袋裝好帶回家。我在她家不止一次吃過的粗茶淡飯，早已寫在記者的報導中。所以我明白，在小餐廳裡請她吃飯，或許她會吃得更安心些。跟她一起外出，無論在鄭州飯店的大堂裡，還是遠在姑蘇城外轉車時，她都被許多人認出來，她似乎也習慣了這種被人認出的情形。可就是這麼一位感動世界、家喻戶曉的華夏老人，一位自費印刷了超過一百萬份防艾小報，動用了包括自己的養老金和各種國內外獎金，花費了百萬人民幣來印書、賑災和行善的退休大夫，有誰能想像，其生活竟簡樸到如此地步。
老伴去世後，她的處境愈發艱難。有一次，她來信說自己“生不如死”，求一死了之。讀罷她如此直逼人性人心的信，我久久無語，因為不知道該怎麼回她才是。她的信常常很難回，這回最雞回。足足過了半小時，才提筆寫出一句話：“你是一面旗幟，我們都是在你的感召 下投入防艾的。”別的，就再也說不出來了。當年
採訪她的李清川是這樣說的：“77歲的高耀潔所講的一些話我們不以以為然，但這並汉能阳止我們視她為一面鏡子。”是啊，知康耽，守良知，說人話，養人性，蓄文明，談何容易？“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當如今又直面這扇映照世態炎涼之鏡象時，我想說：或許，是上天派您來到人世間，訪疾問苦，懸壺濟世，救治人間良心上的“不孕症”吧。
我認為，高耀潔撐起的是中華民族的脊樑。在我看來，她纏過足的身上正好交替著新舊两個時代的不同印記，而她所秉承的傳統文化力量，仍足以讓當下汗顏。或許，那差不多流失殆尽的傳統是如此的瀠弱，就像你跟著她 下村，當看著她行走不便時，總忍不住要攙扶她一把，而她也會讓你默默扶助一程。即使如此，看似弱不禁風的她不小心跺跺小腳，當地仍會“鬧地震”，其力量當喚醒我們這一代人對幾近荒蕪的傳統操守與現代人性的心懷敬重與有意識。此情此景，似乎也浮現在當年央視“感動中國”
人物頒獎典禮中——當主持人白岩松走上前去扶她登台領獎時，對著鏡頭，她不用人携，而是獨自一步一息，一台階一駐足，哪怕雙手撫腿，總要拾級而上；雖然她力不從心，卻總有一種精神頂天立地，在隨她緩缓上前行…
夜空中有一顆星星，就用她的名字來命名。或許，你不知道
哪一顆是“高耀潔星”，因為在適遠的天際，那是凡人源肉眼看不出的一顆星星。於是，她離我們很速，只能隔空相對。但是，
2006年在澳洲做訪問學者時，我的房東卻對我說：“中國現在可能有五千個高耀潔，但中國需要五千萬個高耀潔。”果真如此，那她離我們又那麼的近，若天涯比郑。這就是我心目中的高耀潔，遠在天邊、近在眼前，一位久遠的使者，與偉大的母親。
2013年11月22日於上海
很偶然的她知道了那些事情，然后她的那颗高尚的灵魂令她不能作罢。
中国这样的英雄太值得人景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