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刚把所有的行李拖进新公寓几分钟后，门还没来得及关，便传来了敲门声。行李箱堆放在客厅，我们都还没时间看一眼公寓里的所有房间，两个中国人就不请自到了。我们是两名刚到中国某地的外籍教师，像搁浅在岸上的两条鱼，孤立无助，已经没有力气阻止他们了。
“哈喽，你俩一定是查思汀和马里傲了，我们是运城会计学校学生，请教我们英语。”
此刻我正心烦意乱。我的大脑思维还停留在北京某处，正尝试着应对文化冲击，而我的身体早已随着行李被提前送到了这里。要回答他们的问题比较困难，因为各种各样的新数据犹如千军万马般正奔涌过来，踩踏着我的大脑——有关这个国家，这种文化，这座城市，以及接下来至少两年的时间里，我要与之朝夕相处的人们。要想和现实合拍，这简直就是一场战斗，我大惑不解，站在那里数秒钟，内心一片茫然，话到嘴边，竟无言以对。
“请教我们英语。”其中一位又说道。
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打听到了我们到达的确切时间，而且决定克服重重阻力先来个青蛙跳，捷足先登。如果有人能搞定我们这俩外国人，一定就是他们了。
我本想发火说道“你俩给我听好了！我刚到此地，想家心切、手足无措、紧张不安、茫然若失，而你俩倒是不请自来，闯入我家里，这个家我都还没来得及看一眼——接着就指望我来给你俩上英语课！”，但我感到身体像是错了位，竟表现得无动于衷。我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被动接受着可能向我袭来的一切。既然已经切断了与自己国家的风俗礼仪，在还没有发现不合常理的言行举止之前，我就准备着接受这里的一切。我们茕茕孑立，需要有人照顾，否则我们将永远无法与这些人和睦相处，要想和睦相处就意味着要适应新习俗以及他们的做事方式。
在你追我赶，唯恐自己落后的生存竞争中，英语对他们来说是关键所在。从他们渴望我们教他们英语的表情上来看，我认为我们在他们眼里已经不完全是普通人类了。他们此前从未见过活生生的外国人，电视上室内情景剧中看到的外国人除外。作为在中国小城里的外国人，我们就像是忽降凡间神秘的天外来客。
我们在此即将开始新的生活，对我们而言，这是个粗鲁无礼的开场。我们两个外国人置身于三百万中国人当中，他们都一致认为学好英语就能变得非常有钱，然后就可以出国，像国外室内情景剧里的人一样生活。
就在这时，曹正——我们的外办——出面替我解了围。他从卫生间冲了出来，手里拿着一把锤子——他刚才正在对公寓管道系统做最后一次检查。片刻混乱之后，他就把他俩赶出门外。他们一直在请求我们教他们，企图逼我们说出那个至关重要的“好”字，曹正却把他俩连推带搡赶了出去。口头争吵后来变成了肢体碰撞，直到门在他俩身后砰的一声被重重关上，我才算是松了一口气。
我和马里傲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在有生之年，能够到地球这颗行星上的各个地方去看看，所以我俩加入了海外志愿者组织。海外志愿者组织在我看来并非名副其实——意味着在此处和国外之间做一个抉择，“志愿者”一词令人联想到是传教士、土坯茅草房以及分文不取诸如此类。我必须承认我作为志愿者的动机并不是很纯。我当然不是传教士——我与海外志愿者组织签约，并非要为自己在天堂提前占个位——更甭提在其他地方占位了。中国的孤儿问题和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令我困扰并使我担忧，但说句大实话，这些并不是令我失眠的原因。
事实并非如此，我已经到了人生的某个年龄，这个时候职业选择面临的压力大于各种考试（不管是什么样的考试）带来的压力，我必须做出选择，选择在我余生中按照某个方向一直走下去的事业。我坐在寓所里，周围全是喝茶剩下的旧茶杯，一些稀有品种的菌类植物从茶杯中生长出来，我的面前是这样一份书单——会计学、教学法、法律或管理顾问。这些科目没有一样会引起我一丁点的兴趣，能够让我在六十五岁之前，填补我所有的工作日、大多数夜晚以及周末。所以我花了一些时间，试着确定我最不讨厌哪个科目。我在一本《衰落与堕落》的书里发现了一枚海外志愿者组织的书签，如果说我的问题不能得到解决，那这个问题就要束之高阁至少好几年。我写信给海外志愿者组织询问是否需要英语教师，他们回信向我介绍有关在中国教英语的背景资料。离乡背井，有机会做点事，而不会使他人变富——看来海外志愿者组织在中国的项目正适合我。我的毕业考试一塌糊涂——于是我告诉我自己，我已经做了个明智的决定，破釜沉舟，填写了海外志愿者组织申请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