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破晓，老人们依照惯例，伸展各自优美的腰身，舒缓地打着太极——推手打拳，弄枪舞剑。一群农民骑着自行车，头顶之上，一轮红日冉冉升起，农民们脸上带着几分忧郁。进城之后，土路变成了河东东街，他们自行车后架两边的驮筐里，装满了各式各样的农产品，准备送到城里去卖——一粒粒鸡蛋用麦秸秆小心包裹着、一串串大蒜宛如姑娘们头上梳的长辫子、还有一颗颗大白菜和一捆捆大葱。街边的小吃摊搭了起来，沿着人行道摆上配套的桌椅板凳。孩子们和青年男女刚一落座，豆浆就端到了他们面前，他们一边揉着惺忪的睡眼，一边呼噜呼噜大声地喝着豆浆。街上随处可见有人在晨炼，缓步行走，以便驱走这大清早的寒气。
当太阳升起后，家庭主妇挎着红蓝塑料筐，上街采购新鲜果蔬，以便提前准备当天的午饭。人们隔着街道大声打着招呼，提高嗓门和商贩们讨价还价。农村来的姑娘们身穿旧棉袄，打量着服装厂生产的颜色鲜艳的成衣，这些衣服对她们而言太贵了，她们买不起；而城里的姑娘们，身穿镶有花边的衣服，颜色各异，有黄色、粉色或者绿色等不同幻彩荧光色，骑着上海出产的山地自行车飞驰而过。男人们坐在一旁，品头论足比较着各自骑的摩托车，或者在一棵树下圪蹴着下象棋。阳光变得暖和些了，老人们便从各自的院落房屋里走出来，坐在路旁，拐棍放在一边。裹着小脚的老太太步履蹒跚地走着，留有几根白胡子的老头子吧嗒吧嗒抽着旱烟——样子活像正在晒太阳的蜥蜴，直到太阳落到河东东街的另一头，映衬出市邮电大楼和新近落成的地委行署办公大楼的轮廓，他们才又颤颤巍巍回到了各自的窝里。
无论是有着神话般的奇峰秀岭，山水风景甲天下的桂林，还是有着精妙绝伦的寺庙湖泊，暖风熏得游人醉的杭州，都没有比运城以及这截短短的河东东街，更能体现出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国”了。
刚到运城的头几天里，我骑着自行车进城，经过一个自行车修理铺——铺主是一位身材瘦小的男人，秃顶脑袋油光闪亮，犹如抛光的黄铜。他正蜷缩在茅草棚下，把自行车内胎没入一盆脏水中，寻找着车胎上各个漏气的地方——某种强烈的感觉一起朝我袭来。我已经跨越了整个世界，万里迢迢来到了中国，在运城落下脚跟，走进了这条街道，并进入了这些人的生活之中。
到运城的第一个下午，按照当地风俗习惯，我们被召集到教工食堂的一个包间里，参加为我们安排的接风洗尘欢迎晚宴。学校所有的重要人物都亲临现场，有人匆匆把我们介绍给了到车站接我们的那几位。他们是系主任吴小山——哈喽——校长办公室的曹先生、张先生、路先生——哈喽！我们很快就意识到，校长办公室是全校行政管理的核心要害部门。我们很难确切知道他们每天具体都在做什么工作——他们总是声称非常忙，但是他们好像大部分时间要么不在上班，要么就在睡觉。尽管如此，当我们真地需要他们帮忙时，他们却又很少令我们失望。
系主任吴小山是位的中年男子，五十五岁，右手手指被香烟熏得发黄，指间总是夹着一根香烟。文革之前，他曾在英国呆过两年。文革爆发后，他被召回国。他仍然记得当年在谢菲尔德的房东太太家的住址。
“我的房东是威廉姆逊夫妇，”他告诉我们说。“他们在埃弗里街113号有栋房子。房东太太对我很友好。他们有个小儿子，我们经常一块玩耍。他教会我很多英语，真的！我在玩玩具时他会说，‘请问我可以玩吗？’——‘请问我可以玩吗？’——而在汉语里我们会说‘把它给我。’他教给我所有的英国礼节，是位很好的老师。我说的都是真的！”
曹先生要比吴主任的年龄小很多，他俩看来不是一代人。吴主任负责我们在学校的教学事务，而曹先生则是我们的“外办”，负责除了教学以外的所有其他事务。在中国工作和学习的每一个外国人都要归“外办”——“外事办公室主任”——管理，而曹先生——我们的官方“管家”，却连一个英语单词都不会讲。我们握手的时候他满脸堆笑，而且他握着我的手不松开，以至于我俩的手像是锁在一起，我只好又是微笑、又是点头，和他握了好半天的手。张先生个头较高，看来受过良好的教育，仪表举止无可挑剔。当他讲一件传闻轶事或是一段中国历史时，大家都仔细聆听，并保持安静，直等到吴主任为我们翻译完。
宴会上，大家都迫不及待地告诉我们，是什么把运城造就成一个特殊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