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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两次灭亡，都是因为要追求 “统一大业。结果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有宋一代几乎在所有方面达到了古代中国的顶峰。陈寅恪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虽然宋之前有大唐盛世，宋之后有清初的康乾盛世。但这些盛世都只是以皇权力量的强大和疆域的辽阔著称。而论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全方面的发展，唯有宋朝独树一帜。当时的人均收入和政府财政收入之高，前后诸王朝都无法与之比肩。可以说，19世纪末之前的各代王朝里，宋朝人民享受着最富足的生活。宋朝的手工业制品，如瓷器、漆器等的高超制作工艺，甚至至今都无法超过。国外史学界盛赞宋代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和经济革命时代，“已经走到了现代世界的门口”。
宋代之所以是历史上最好的朝代，除了宋代的皇帝们比较开明、宽容，文官体制效率比较高等内原因之外，良好的外部环境也是必要条件。在中国历史上，宋朝是极罕见的没有统一全境，而是与列国长期并存的王朝。与列国先后达成的各项和约，保障了列国之间的长期和平和自由贸易。
以著名的澶渊之盟为例 。在屡次互相征战不果之后，宋辽两国达成了澶渊之盟。盟约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宋辽为兄弟之国，辽圣宗年幼，称宋真宗为兄，后世仍以齿论。
二、宋辽以白沟河为界（辽放弃遂城及涿、瀛、莫三州），双方撤兵；此后凡有越界盗贼逃犯，彼此不得停匿；两朝沿边城池，一切如常，不得创筑城隍。
三、宋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至雄州交割。
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澶渊之盟结束了宋辽之间长达二十五年的战争，保障了宋朝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和平与繁荣，据说这是中国历代中最长的和平时期。“生育繁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白发长者），不识干戈”。同时宋朝也节省了巨额战争开支，岁币（30万）的支出不及用兵的费用（3000万）百分之一，或宋朝每年财政支出的0.2 - 0.7%, 避免了重兵长年戍边的造成的过量徭役和朝廷赋税压力，以极少的代价换取了战争所难以获取的效果。
在难得的和平富足的环境中，老百姓应当都会感到幸福，但皇帝（还有士大夫们）并不开心。皇帝作为天子，统一天下是他的天然职责。作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 的燕云十六州，如今还在辽国的占据之下，这让他们寝食难安。他们觉得有负于祖先和使命。他们做梦也想收到燕云十六州，完成统一大业。此外，“兄弟之国”也意味着两个皇帝并存，领有天下的 ”天子“正统观念被打破。这对皇帝来说也是难以接受的奇耻大辱。但他们知道自己不是辽的对手，于是就费了百般周折，联系上辽国背后的金国，背约合击辽国。持续了一百多年的难得和平局面就这样被轻率打谁知金国和宋灭了辽之后，金国乘势打败了宋朝。结果是宋朝自己挑起了这场战争，死人无数，又丢了两个皇帝和半壁江山。
宋不得不在退居江南之后，与金朝签下了和约：宋向金称臣，金册宋康王赵构为皇帝；划定疆界，东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陕西宝鸡西南）为界，以南属宋，以北属金；宋每年向金纳贡银、绢各25万两、匹。在新的和约中，原来与老对手的兄弟平等关系变成了向新对手称臣当儿皇帝，岁币成了岁贡，数量更是倍增。闹腾了半天，丢了江山又丢了人。
南宋的地盘虽然缩水了许多，但有赖于江南的物产丰富和商业发达，南宋的经济、科技、文化等各方面在北宋基础上继续发展，甚至超过了北宋。但同时皇帝们收复失地、报仇雪恨的欲望更甚于北宋皇帝。可惜南宋虽然富足，但军力远不如对手。尤其在偏安江南之后，作为冷兵器时代的”坦克“的军马得不到供应，有何资格挑战马上出身的金人？于是在屡次北伐失败之后，南宋朝廷索性把目光转向漠北强悍的蒙古人。南宋通过与蒙古帝国结盟，借助蒙古的支持来对抗金朝。在1234年，蒙古帝国和南宋一起发动了对金朝的军事行动，最终成功灭亡了金朝。金灭之后，南宋急于收回中原之地，又来个“端平入洛” ，贸然挑衅正睥睨天下的蒙古大汗，为蒙古大举进攻南宋提供了口实。最后落了个兵败崖山，大宋灭亡的结局。
旧中华文明的顶峰时代因此画上了句号，中国的复兴也因此被延误了数百年。
清代魏源在《元史新编》论及：“世之亡国，未有如宋之自取者也。。。自古谋国之舛 ，未有如宋人之甚者。” 宋朝廷屡屡轻启战端，自取灭亡，断送了大宋的大大好江山。论起责任，除了急于一统天下的皇帝之外，也少不了一代儒生推波助澜的份，
儒家书生向来就有积极入世的传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一直就是他们人生目标。于宋朝发端的理学更主张 “明义理，切世用”，鼓励儒生把自己的道德学问用于世事，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更把这个传统推向高潮。“以天下为己任”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等等口号，都是这个时代提出来的。 他们饱读诗书、精力充沛、踌躇满志，渴望建功立业。辛弃疾的名句：“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 ，正表达了他们的这种渴望。他们抱负很大，自以为代表天地正气，但又缺乏实践经验。 他们深明儒家大义，固守君臣之道，痛惜国土未能统一。但他们又有点食古不化，不够灵活，不懂妥协，空谈多于实务。在主和与主战的争论上，他们理所当然地是主战派。他们站在儒家道德制高点上，引经据典痛斥务实的主和派，在强敌面前，仿佛以卵击石才是有骨气的表现。他们甚至比皇帝们更急于收复失地，完成统王一大业。
皇帝们，特别是南宋的皇帝，常常会会在战与和之间摇摆。开战的巨大风险，让他们明白这是拿社稷来当赌注，而且战争带来的生灵涂炭也让他们有所顾忌。高宗趙构在朝廷南渡之后，曾对大臣们说：“朕兼爱南北之民，屈己讲和。今通好休兵，其利博矣。士大夫狃於偏见，以讲和為弱，以用兵为強，非通论也。。。朕每欲与讲和，非惮之也，重念祖宗有天下二百年，爱养生灵，惟恐伤之。而日寻干戈，使南北之民肝脑塗地。所愿天心矜恻，消弭用兵之禍耳。” 但那些激进的儒生们都是一味主战。我翻过《四库全书 · 历代名臣奏议》南宋部分，那些奏折绝大部分都是劝皇上用兵的。在科举时代，文章写得漂亮才能当官。那些官员奏折站在义理的高度，行文周密，气势十足。如吾乡大儒叶适给皇帝的奏折中说：“中原者我之地，中华者我之名，报复仇耻者我之义”。他便是以家国大义来晓喻皇帝，调门之高，似乎皇帝再不开战就成了历史的罪人。（这种语言很耳熟，在中国另一个义理至上、政治挂帅的时代，即文革时代，就充斥着这类语言，听上去很讲理，实际上一点都不讲理）。在此人人唱高调、动辄以道德绑架的氛围中，皇帝不战也难。尤其是宋朝是以文官政府著称，儒生出身的文官掌握大权，皇帝的权力反而有点虚化。所以往往是儒生们掌握了战争的主导权。
陆游就是主战派儒生中的一个。史上有记载的一件事就是陆游曾力劝被朱熹评价为 “虽大义极分明，而全不晓事”、并以志大才疏闻名的张浚率兵北伐，结果大败而归，陆游自己也因此被罢了官。
清朝的文人喜欢考据，侧重历史事实，所以他们的评价往往比较客观。除了前面提到的魏源之外，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论及宋史的一段话也很公允：
“义理之说与时势之论往往不能相符，则有不可全执义理者，盖义理必参之以时势，乃为真义理也。。。自胡铨一疏，以屈己求和为大辱，其议论既恺切动人，其文字又愤激作气。天下之谈义理者，遂群相附和，万口一词，牢不可破矣！然试令铨身任国事，能必成恢复之功乎？不能也！即专任韩、岳诸人，能必成恢复之功乎？亦未必能也！故知身在局外者，易为空言；身在局中者，难措实事。秦桧谓「诸君争取大名以去，如桧但欲了国家事耳。」斯言也！正不能以人而废言也。
是宋之为国，始终以和议而存，不和议而亡。盖其兵力本弱，而所值辽、金、元三朝皆当勃兴之运，天之所兴，固非人力可争，以和保邦，犹不失为图全之善策。而耳食者徒以和议为辱，妄肆诋諆，真所谓知义理而不知时势，听其言则是，而究其实则不可行者也。"
但赵翼的论断并未被正史所接受。在中国语境里，无论哪个朝代，统一是永远的政治正确，神圣得不容任何怀疑和批评。故正史上始终称这些主战派为忠臣义士，现在更冠以民族英雄、爱国诗人等美誉。与时势相比，义理更重要。而百姓， 就更不值一提了。没有会人问一下当时的百姓们喜欢战争还是和平，也没有人会顾及那些战争中死去的士兵和百姓。 光张浚北伐失败，就在异乡留下了十几万孤魂。蒙古南侵，更是十室九空。空泛的义理，需要无数活生生的生命去支撑。就算如陆游所愿，王师北伐成功，中原光复，九州大同，统一大业告成，当皇帝和士大夫们弹冠相庆时，不知会否听到新添的尸骨堆旁草民们的哭泣。
山河的光复只会增加皇帝和大臣们的荣耀和自豪，与天下的百姓何干？忘了在哪本书中曾看到这句话：国家发动战争，大量士兵或死或伤；国家自己不会痛，痛的是士兵和他的家人。可是在所谓的 “民族大义”面前，这些都无足轻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