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商Henry Leau Appa (5)

“The Chinese Question”的疏理與解讀

一．關於華人來澳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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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船來澳洲的淘金華人中有多少人屬借貸旅費Credit Ticket，恐怕很難有準確的數據。能幸運淘到金來還債，且有餘金回家買田買屋，不在少數，否則不會在粵閩兩省的僑鄉有成排成鎮帶有異國風味的街道了。也有人因吸食鴉片或沉迷賭博，到頭來依舊兩袖清風，老的時候依靠親友或社團的贊助，方能重歸故土，是否能安度晚年則是個未知數。也有的直到年邁仍儲蓄不多，在澳洲可資他們謀生的路基本封閉，也只好打道回府，在Henry Leau Appa意外死亡的同船中以老人為多，恐怕是屬於這一類。故而早期的華人報紙幾乎有寫過勸世文，如墨爾畔“愛國報”在1903年底月8日第2頁的“金山嘆者”所言：

“本金山自道光﹑咸豐﹑同治等年，世界之好，華洋士庶，皆無異言。當時富饒，令人有不可思擬。有採金一日，可得數両；或一剷金坭，亦能值數十磅者。然而繁華奢侈，習俗成風，甚至暴棄天物。英人有以金打馬腳甲﹑馬踏凳，以示威風。華人則非有頂舊公烟，而不上榻；紗帶之纏身，也須用全疋；嫩草帽之蓋頭，也值五磅；識得幾句番話，沙塵霎藥，嫖賭飲吹。有好西妹願與同群者，則使之辦唐裝唱唐調，風流快活，竟如紫府寒宮之仙姬下降。如本禮拜使了﹑輸了三五十磅，則自慰曰：怕甚麼，捨得金山錢﹑金山贃，金山散﹑應在金山嘆，非由中國帶來嘅。第弍箇禮拜一阿鍫有凸頭，此等口氣幾于十常八九。然而光陰荏苒，歲月磋跎，少而壯﹑壯而老﹑老而衰，飢寒不能﹑抵擋龍鍾，潦倒一跌而不能起者有之。曲腰駝背，束薪百步而不能負者有之。眼矇而不見穿針，耳聾而不聞雷響，諸如此類，何限千數。此廿年內，眾所目擊之大略情況也。尤以近來十年八年為最慘，試就耳目所聞見，為我鄉里約略陳之。即以本省所屬而言，華人年邁者不能自食其力，約計五百名。以罷罅辣為最多，烟塵坑次之，大金山又次之。其餘各埠拉扯勻，至少亦有一二名。….茲有友人仔坑上來者，道及烟塵坑各埠老人情況，聞者為之酸鼻。據云該坑至後生者，每三人合計，有二百歲；中年者，則三七二百二歲；老年者，三九二百六歲。….凡史氏聞之，乃作歌以嘆之。歌曰：金山世界不如初，年稱國老奈窮何，個個若除花甲子，人人盡是後生哥。…. ”

再看倘真有“偏遇逆風船”而無能還債的又會如何？Henry Leau Appa說的是債主會向擔保人或其家人追討，而借貸旅費Credit Ticket來澳洲的人可能為了其擔保人或其家人有藉口，斬斷與家人的一切聯繫，下圖是廣益華報及東華新報開辦不久後所刊登的尋人廣告，內容或可供人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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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Henry Leau Appa的陳述中，大概可以看到廣東商人或香港商人與早來澳洲華商間的關係及發展。

Afu從香港出發帶了數百英鎊主要供應華人需求的泡菜、魚干、鴨干和香腸和果干等，同船中Henry Leau Appa也帶了一些，這些貨品都賣給了在墨爾畔的華商。貨物是從廣州購置，再從香港隨船運來。或許Henry Leau Appa與Afu相熟，也或許Afu只是個例子，Henry Leau Appa並沒有說另外與他同船的“帶街”的情況，而只是說Afu大約八個月前回到中國，他帶走了超過117英鎊稅的金子，同時會再帶人來澳洲的。

船從香港出發，到達墨爾畔前必先在雪梨停留，而船上的人並沒有將貨物在雪梨出售。原因也簡單，紐生在當時的需求不大，貨物的主要銷路在維省，事實上也是如此，1857年在維省的華人為25424人，該年紐省沒有統計數字，而1856年是1806人；到了1861年就有比較了，維省略降至24732人，紐省急升至12988人；這年有些華人淘金者越境到兩省交界附近淘金了。

根據1861年在雪梨人口統計的華人數量僅得189人，但在墨爾畔及近郊居住的華人卻有375人，甚至有具體數據：East Melbourne, 287; North Melbourne, 55; West Melbourne, 1 ; Emerald Hill, 32。在金礦區的華人，Castlemaine有6591人，佔該區人口比例為15.32%；在Sandhurst的華人有2378人，佔該區人口比例為5.74%；Ballarat 及 Beechworth則在兩者之間，換言之Ballarat的華人已有所減少。華人轉移到Ovens區域的很多，華人已占總人口的20%了。在西部本來從事農業的區域幾乎沒有人從事農業活動，在Gipps Land也只有少數人從事農業活動（見“The Chinese in Melbourne ”,The Age,1863年4月10日第7頁）。

在墨爾畔的華商劉光明早在1853年到達，且在1854年成立公司，有更雄厚的資本及海外物資來源。劉光明的精明在他聲稱自己只是向金礦區的華人提供貨物而沒有其他任何聯繫，也就是說他要撇清在金礦區華人的陋規與他的關係，他需要在墨爾畔的上層保持良好關係。另一個雷亞妹則是直接與香港商人有聯繫，據說維省有黃金的消息也是他最早傳遞回香港的。

無論是人脈或供應鏈上，其他華商難以競爭，這些商業信息自然會由Afu或其他“帶街”傳遞回香港，雪梨的華商則更清楚了。是故雪梨的老華商“維記”擴展商務，也僅是將其侄子葉繡華安排到南澳去；隨之而來澳洲的新金泰 Sun Kum Tiy等乾脆自行在紐省建立自己的銷售網絡。

雪梨及墨爾畔唐人街都是隨着兩個城市的發展而發展，但走的方向不同。墨爾畔唐人街幾乎直接連接海陸兩路的交通樞紐，位置百餘年不變，華人聚區點則隨華人增加而陸續散佈在墨爾畔中心的鄰近。雪梨唐人街則隨商業中心的變遷而有所轉移，到高峰時形成數個唐人街，最終因華人人口的減少而唐人街減縮到僅餘其一且範圍縮小；即使到了現在近30年雪梨華人人口極度增加，唐人街範圍也沒有改變，而是開始在更遠的地區形成新的華人聚居點。

墨爾畔地圖 1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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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華人中的“吸食鴉片”和“賭”，

Henry Leau Appa是這樣解釋的：他在船上看到許多人在吸鴉片，但在平時是看不出誰是吸鴉片烟者，或許10個人中會有3個是吸鴉片烟者。當他們來澳洲時聚在一起互相教吸鴉片，許多人在離開家鄉後才變成鴉片烟者。

Henry Leau Appa所說的應該有一定的道理，盡管他說船上很干净及供應的食物也算不錯。原因在其間的華人從來沒有踏出過國門，更不要說漂洋過海了。從香港出發開始，這些華人就在三桅船被浪的顛簸中渡過。風和日麗固好，稍有風浪就得縮在艙裡抱團。吸食鴉片後麻醉了神經，可能會容易度過一點；在這種情況下，吸食者勸其他人試試效果，結果是一試害終生，在漫漫旅途中試上了癮。

即使是風平浪靜，旅途中的孤寂有時不會是聊天就能度日，三五相熟玩玩紙牌是見怪不怪的事。事實上，無論澳洲的英文報紙或早期的華人報紙的報導中每說到警方抓賭，許多時候桌面上的賭金能搜到的不太多，經常看到的是10多英鎊左右。

人生三大害在傳統的說法是“黃﹑賭﹑毒”，賭在中間，而三者在整個世界上無論那一個角落都沒有良方可治。“掃黃﹑掃毒”是一波又一波的不斷，賭卻是那那都有。

這也是說如何界定“賭”的合法或非法出現了問題，假如僅僅是以金錢來衡量，五花八門且不說，賽馬及刮刮樂之類的算不算？後者只不過是掛着個娛樂或社會福利的銜頭而已。

“小賭怡情﹑大賭致命”，前人是如此說。問題在個人的心理控制能力，這才是界限。否則無論是官場﹑情場﹑婚姻﹑學業﹑人生幾乎都有賭博的影子，佛門也不清淨，是否輸得起則見人見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