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忘年室友

我的忘年室友

 

这么多年了，我还记得我的一位忘年室友的一些往事。之所以称他为忘年，是他的岁数与我的父辈相当。

1982年初，我毕业分配到了北京的某中央部委机关工作。当时，单身宿舍很紧张，我临时住进了部属的一个招待所。记得单位为我支付的房费为每天￥1.50（我的月工资为￥55），一个房间住四人，每层楼道配有厕所和洗漱间。我的三位室友都是部属工厂借调到部机关的工作人员。

其中一位作息时间严谨，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他是50年代初相应祖国号召的热血青年，大学刚毕业不久毅然决然地从美国回到新生的中国，想在祖国轰轰烈烈的建设之中贡献一份力量。在周恩来总理的关照下，他们那批留美回国的技术人员享受国家六级工程师待遇（高工最低级别），他被分配到长春的第一汽车制造厂的技术部门工作，该厂在苏联的援建下，1956年7月13日，新中国第一辆解放牌卡车驶下了该厂的总装配线，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回国之后，他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先是反右，后是文革。。。由于他来自头号敌对势力的美国，他惊言慎行，所学的知识并没有让他受到重用，反而一直被怀疑是“美帝特务”，监督使用。回国后，他曾把从美国带回来的电冰箱捐赠给了工厂的幼儿园，文革中被批斗，电冰箱成了他用来腐蚀革命后一代的罪证。真是：愈加之罪，何患无辞呀。但他也是幸运的，当年的“美蒋特务”在各种运动中蒙冤被杀或自杀的可不在少数呀。

他工作极其认真负责，少有人情世故。由于英文好，那段时间在我们单位负责当时的高级工程师评级的英语考试。我那时的处长，顶头上司在考试期间溜到厕所看小抄被他跟踪进去逮了个正着，立马被取消了考试资格。他的铁面无私，因而被传为一段佳话。

他的女儿和我都是文革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学医的，毕业后分配到北医第一附属医院工作。后来听说步老爸的后尘，先我去了美帝继续深造，应该不会重蹈老爸蒙冤受难的历史吧。

 

二零二五年八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