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青天的神话与中国式的改革----------《邪恶的中国文化》

第三节    中国的儒家封建神权统治官吏的作为

在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识里，中国的一切财富和人口，从本质上言，都属于帝王。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的所有臣民，都是帝王的奴仆。从来就不是真正的“自由人”。帝王的一声令下，所有臣民都得绝对服从。所以秦始皇才能驱使数十万人修建长城和陵墓；隋炀帝才能役使数百万人挖掘大运河；毛泽东才能命令九千多万人大炼钢铁，亿万人开挖防空洞。

一、中国历朝历代政府官员的薪水。现代中国新儒家宣称，中国封建王朝的政府官员的薪水很低，不足以养家糊口，事实上怎样呢？
（一）、现代欧美官员的薪水。在现代欧美国家里，相当于中国镇、县一级的民选官员的薪水非常之低，仅仅只有一点交通补助费，根本不足以养活自己，一部分靠祖产度日，一部分靠打工维生，甚至有些地方民选官员居然靠领取救济金过日子。即使高级民选官员的薪水也不过中产阶级的收入罢了，国家政府首脑或总统的收入，也不过和中等收入的医生、律师、会计师相当；更不能与高收入的商人、私人公司的管理者、银行家、文艺工作者、体育明星、名医生、大律师相提并论。例如：美国前任总统克林顿，是美国的前百名“名律师”，他做律师的年收入是他做总统的年收入的几十倍。
（二）、孔子的金钱观。中国的所有财富，都从属于权力。儒家圣人孔子“罕言则”，“则”通“利”《史记·孔子》，其根本原因是追逐到权力，财富自然跟随而至，根本不需要刻意追求。孔子周游列国十四载，其目的就是为了追求权势。不论后世儒生如何美化孔子，把他们的祖师描绘成，追求实现“大同社会”的抱负理想的伟大圣人，但其实质是脱离不了“货与帝王家”的本意；而且孔子追求权势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简直是饥不择食。
而孔子最重要最有名的弟子——子贡，经商而致富，家财达到“千金”；孔子的声名也主要依靠子贡的传播而显耀；子贡所获取的权力也超过孔子：常相鲁卫《史记·货殖》。可是经商致富的子贡，在孔子的眼中，才能普通，仅以祭祀用的物品“瑚琏”来比喻子贡的才能《论语》。
现代中国人相互之间最常用的祝福语“升官发财”，饱含深厚的历史思想文化意识的厚重性。此“祝福语”充分表明权力和财富相互依存联结，财富从属于权力，升官后，自然发财矣！
（三）、中国历朝历代的官员薪水。中国历史上的官吏们的薪水很高，夏、商、周三朝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官吏们的生活水准，是远远超过“刍狗”。西汉最低一级的行政官员——县官，月薪是粟二十斛，钱二千。这笔月薪相当于当时中产阶级五家的总资产。唐朝时的官员薪水与西汉差不多，宋朝时最高，明清时最低，但可以肯定，县官的薪水收入远远超过“刍狗”。例如清朝时，在北京的候补官员（没有正式职位和工作，不干任何事，领干薪）的年薪水收入是一百多两白银，而当时北京的中产阶级家庭（几代人同堂的大家庭，不是现代意义的夫妻小家庭）的年总收入不过七、八十两白银。

二、中国历朝历代的官员作为。中国的官吏们，领着皇帝发给他们的高额的薪水，命令和委托他们牧养帝王的“刍狗”，这些饱读圣贤书的儒家封建神权占有者们，又干了些什么事情呢？
（一）、“父母官”的职能。在中国封建王朝的行政体制中，县是最低一级地方政权，县官也是最低级的官员。但是县官的职责非常重要而繁杂。首先，帝王的政令，倚赖县官才能贯彻；其次，地方发生的大小事务，必须通过县官的报告，帝王才可能知晓。县官要“平赋税、听诉讼、兴教化、正风俗、祀神贡土、养老恤孤……”
因为县官所做的主要大事，是直接面对“刍狗”百姓，所以被“刍狗”们称之为“父母官”。而这种“父母”是儒家封建“父母”，是“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的“父母”。而且，县官的权力非常之大，他集“行政、司法、监察、财政、税收、教育”之权于一身，在该县内，他掌握着所有人的生杀予夺的大权，而且不受任何制约。他可以让统治下的“刍狗”们魂飞魄散、家破人亡。所以这些所谓的“父母官”们，又被称作“灭门知县”和“破家县令”。
（二）、中国历朝历代官员的德行。“天下熙熙皆为利往，天下攘攘皆为利来”。饱读圣贤书的儒生也不例外，中国历史上真正清廉的官吏极少，几乎不存在，绝对不超过十万分之一。贪婪的欲望是人类固有的本性之一，在不受任何制约的中国儒家各级封建神权占有者们，更是把这种贪婪的欲望，发扬光大到极限。
例如，清朝道光二十五年，朔平知府张集馨调任陕西督粮道，仅仅在北京的“别敬”就花了一万七千两白银。上任后，仅仅按例行的官场惯例——即“官场潜规则”，每年送给陕西巡抚林则徐，就有五千二百两白银，还不计算特别需求时的进贡费用。而林则徐可是中国历史上，被儒生们称颂的名臣。而当时居住在北京城的中产阶级家庭的总年收入，不过七、八十两白银。这些巨款从哪里来的呢？当然是从“刍狗”们身上搜刮而来的！
（三）、中国儒家封建神权占有者们，如何搜刮他们统治下的“刍狗”们呢？
A、“耗羡”。中华帝国的财政收入，主要靠“刍狗”们纳税完粮。从地方到中央，远距离运输，要耗损；收税的碎银子，需要铸成元宝，也会耗损。而户部收缴的钱粮，却要求足量。所以地方官员们要求“刍狗”们多缴纳这些所谓的耗损，称之为“耗羡”。而这些“耗羡”，是由地方官员们自我制定。
B、地方官员为了所谓的政绩，强迫集资兴修水利工程、道路、桥梁……还有许多名目繁多的关卡等乱收费。这些搜刮剥削“刍狗”百姓的方法，现代中国仍然不停地重复着。在安徽省有一个穷县，居然征收“刍狗”们“污染环境的炊烟”税，这是世界上闻所未闻、绝无仅有的税收！（《中国农民调查》陈贵棣、春桃）
然而，中国共产党的儒家封建神权的御用文人们，为了转移中国底层“刍狗”们，在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沉重捐税的压力下，产生的愤怒的注意力，让“刍狗”们获得心理平衡，居然编造出澳大利亚可能要征收牛羊的“屁税”，理由是牛羊放的“屁”污染环境；甚至有共产党的御用媒体宣传说，澳大利亚已经在征收牛羊的“屁税”。事实上，澳大利亚政府对农牧业实行巨额财政补贴，对一头牛的每天财政补贴，超过现代中国普通“刍狗”的平均每天的饮食生活费（2005年）！如果真正有征收牛羊的“屁税”的这种闻所未闻的事件出现，澳大利亚的农牧民直接要闹翻天……
C、司法不公正，由于县官掌握着所辖县内的不受制约的司法大权，在民事诉讼中两边勒索，吃了原告吃被告，一直吃到双方家财已尽，才各打几十大板，草草了事；或者在刑事案件中严刑逼供，草菅人命，榨取钱财；甚至故意制造冤假错案，敲诈勒索。
我家乡有一个年迈的理发师（2002年），他家赖以为生的土地，被镇政府强行征收，却未支付一分钱的土地费用，无法生存，找镇政府理论，一直未有答复；后来发生语言冲突，便把他抓进县公安局的监狱里，以侮辱镇政府官员为名义，勒索1500元的赎身费，每天食宿费用100元，实际不到10元，多关一天，多交纳100元；期间还受到无数精神和肉体上的非人拷打和折磨：与狼狗关在同一个笼子里，戏称为“与狼共舞”；被狼狗用舌头舔脸，戏称为“鬼洗脸”；强迫他用啤酒瓶插在肛门里，两脚举起，不准挨地，戏称为“火箭冲天”，被戴上脚镣手铐，用棍子从中间穿过，由其他犯人提溜起来，来回晃荡，美其名曰“荡秋千”……而他的同样老实巴交的老伴，只好到处借钱，甚至借高利贷，才把他赎回……（注：这是笔者亲身经历、亲耳所闻之事，绝非杜撰）
D、为县官服务的“三班六房”的胥吏、衙役等当然也会为自己谋取私利。他们利用手中微不足道的特权，拼命地压榨、掠夺“刍狗”们的财富。例如，判处杖刑的是县官，而执行杖刑的是衙役；打死或打活是掌握在衙役的手中。而且催收赋税、摊派徭役、管理市场、设置关卡、处理民事、捉拿人犯……这些具体事务，都是胥吏、衙役等的事，其中自然大有文章可做，大有油水可捞。而且，他们是代表着神圣不可侵犯的儒家封建帝王最高神权，正大光明地进行敲诈勒索。例如，《儒林外史》中，在山东衮州府汶上县的“三班六房”中，班头李老爹的年收入，是一千多两白银。
“刍狗”们在这种不受制约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儒家封建神权前，只能忍气吞声，除了不停地献出毛皮，甚至血肉；能够勉强保住小命，已经是万幸。呼唤和渴望清官便是“刍狗”们唯一的梦想；“包青天”的神话故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如此，我们就明白现代中国的底层执法人员们的贪婪嘴脸，行事如此残忍、毫无人性，而令人恐怖。在内蒙古的一所监狱里，狱卒（监狱看守）简直把犯人当着摇钱树，他们借鉴《水浒传》中，打杀威棒的方法，榨取犯人们的钱财。无钱的穷犯人能够活着爬出那所监狱，已经是前几十代人修行的好结果。几年前，一位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大学毕业生，在无任何犯罪行为的情况下，被关进广东省的一所看守所里，被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而致死……这些事例不胜枚举，如果一一列举计算，恐怕需要中国制造的最先进的计算机才能存储和处理。而且这些披着合法土匪皮子的底层执法人员们，是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神圣不可侵犯的封建神权的执行者，中国“刍狗”们，只能在儒家封建神权的权杖下痛苦地呻吟！
（三）、基层官吏们不择手段地搜刮剥削压榨“刍狗”们的财富，到哪里去了呢？一部分落入私囊，一部分进贡给上司。中国儒家封建神权的官吏们之间的等级森严，下级绝对服从上级，下级对上级无任何监督的权利——这就是儒家思想文化意识的“仁”的核心思想之一。否则，就是“以下犯上、大逆不道”，轻则丢官，重则送命。儒家上级官吏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罚下级官吏，把他管辖下的所有人（包括管辖下的小官吏）视为“刍狗”。所以下级官吏“刍狗”们，被迫而必须给上级官吏们缴纳“保护费”，美其名曰“贿赂”，以保护他们自己的儒家封建神权最大利益——官位的保存和升迁不受影响或损害。中国儒家封建官场上，这种“保护费”种类繁多，不胜枚举。
而且，这种缴纳的官场“保护费”，应该至少是从“舜帝”始。舜处罚的“四凶”之一的饕餮“冒于货贿”《史记·五帝》。在严刑峻法的秦王朝，照样盛行，沛县令有好朋友，沛县中的大小官吏都去捧场送礼《史记·汉高祖》。在明清时代，下级官吏给上级官吏缴纳的“保护费”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这种缴纳的官场“保护费”有临时性和常规性两种。
A、常规性的大体上是冬季的“碳敬”和夏季的“冰敬”，“三节”（春节、端午节、中秋节），“两寿”（上级官吏及其夫人），“保护费”的多少，由所任职的地方贫穷或富裕，和职位的肥差或苦差而不同。
B、临时性缴纳的“保护费”种类繁多，如上级来视察工作，要送“路费”，到上级衙门办事，要送“使费”或“部费”，还有给上级官吏的守门人送“门敬”，给上级官吏的随身仆人送“跟敬”，离开京城到地方任职，要送“别敬”。
C、更荒唐可笑的是，儒家封建最高神权掌握者——皇帝派遣到地方以“反腐倡廉”为目的的钦差大臣，各级地方政府不论是否涉案，都要集巨资（数万两白银），招待“反腐倡廉”的钦差大臣。
“腐败”是儒家封建神权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识的必然产物，是儒家帝王神权崇拜产生的高度集权制度的伴随品，也是极权独裁统治社会与生俱来的胎毒。现代中国的贪污腐败，只不过是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的腐败文化的延续。而且，麻木不仁的中国“刍狗”们一直视“腐败”现象为正常的社会意识形态，即“腐败”的社会意识“合理化”。

三、“包青天”的神话故事。以儒家封建神权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识为主导的中国神权社会里，在权力浪尖上起舞的权贵者们，对底层“刍狗”而言，是无任何人性的，他们也不能存有任何人性。任何些微的人性，都是他们神权争夺的绊脚石。在中国这种传统的根深蒂固的儒家封建神权崇拜的权力氛围里，任何些微的人性，足以毁灭他的一切而粉身碎骨。要想在各种纷繁复杂的权力网络中“混吃梁肉、混喝美酒”，对底层“刍狗”的善良与人性，只能扔进历史的垃圾堆里。
官官相卫，是中国官场自古以来的历史传统。对底层“刍狗”真正有善良和人性的好官，在张牙舞爪的儒家封建神权怪兽前，是软弱无力的中国“刍狗”的理想和幻觉，实际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存在。在中国儒家封建神权文化的历史上，无论哪一个心存善良人性的权贵者，想为“刍狗”伸冤，他至少要了解被处罚的对象是什么背景，如果此人背景复杂，他肯定不会公正地维护“刍狗”的利益。
号称为中国古代智慧的化身——诸葛亮，对待法律都持双重标准：失街亭时，他挥泪斩爱将马谡；却对同样不听指挥、违反军令的关羽、张飞网开一面。只因为后者是他的君主——蜀国最高封建帝王神权的掌握者：刘备的结拜兄弟。
即使家喻户晓的包文正，也仅不过是理想化的象征。在正史里，包文正仅仅审过牛舌案，而且仅仅是“刍狗”们之间的事情。据《宋史·包拯传》中，包文正对立皇太子具体是谁的皇家内部敏感之事，都不愿意过问，仅仅是提出问题而已。所以“包公审郭槐”的皇家案件根本不可能。
可是中国“刍狗”从不吝啬对包文正的感激，应该是在儒家封建神权掌握者们为了自身的统治需要，而推波助澜之下的结果：小说、戏剧、评书中便充满他光辉灿烂的神化后的身影。这样可以给始终处于儒家封建神权奴役虐待下的中华民族的底层“刍狗”，以心灵上的寄托，让他们产生不切实际的幻觉。
正如儒家思想所宣扬的大同社会一样，四千多年的中华民族历史，居然是建立和完善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的尧、舜、禹时期，即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原始社会晚期、奴隶社会的初期，是中国人最理想的大同社会！
正如现代中国共产党神权塑造的各种各样的先进人物的典型，如河南兰考县的县委书记焦裕禄，为兰考县的老百姓谋取了那么多的利益，号称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己。可是直到现在，兰考县仍然是中国的最贫穷的县之一，焦裕禄的丰功伟绩到何处去了呢？
所以“包青天”现象，仅仅是儒家封建神权占有者们，为了满足“刍狗”们的美好愿望，在儒家封建神权压榨下，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冤屈中，让无处申诉冤情的“刍狗”们寄托希望于虚幻……而制造的神话传说。
真正为“刍狗”们做点好事实事的有人性的儒家封建权贵者们，却在小说和戏剧中成为反面人物，作为罪该万死的反角，受到鞭打讽刺。如战国时代的商鞅，他让奴隶成为有一定的自由的农民，让底层的“刍狗”，有机会与上层贵族处于同等级别，甚至超越上层贵族。此是真正地为底层“刍狗”——奴隶改善他们艰难的处境，迈出一大步。可是小说《东周列国志》里，他成为罪大恶极者，说老百姓怨声载道，最终是抄家灭族、五马分尸于咸阳，老百姓争啖其肉……宋代王安石，他实际上取消封建权贵者们的部分特权，减轻农民负担。却被掌握着发言权的儒家小说家们，杜撰描绘成万恶不赦的罪恶化身。《警世通言》中，年近八十的老汉都不畏一死，必手刃王安石的头，刳其心肝而食，虽赴鼎锅刀锯，亦无恨；另一老农妇，把她所养的鸡猪都称作王安石；还有数百村农相聚，打算打杀王安石，分而食之……明朝的张居正，他的改革，也是实为减轻农民们的负担，取消剥夺权贵者们的部分特权。他本人虽未遭殃，却让他的后代承受，同样抄家，几乎灭族……
中国共产党开国元勋彭德怀，为了“刍狗”们的切身利益，给毛泽东上“万言书”，其遭遇之惨，令所有具有人性者，都会扼腕叹息；而且，彭德怀却接受到当时几乎所有中国“刍狗”们的批斗……
所以，“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极有人性的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在儒家封建神权网络中根本无容身之地，只能辞官回家卖红薯（卖字画）为生，穷困潦倒而终。郑板桥还是处于清朝的号称为乾隆盛世的初期，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有名的开明时期，是儒生们不遗余力歌功颂德、涂脂抹粉、粉饰太平、鸿笔丽藻的盛世时期，他仅仅因为赈济灾民得罪豪绅而去职……

四、中国儒家封建神权网络。每当中国建立一个新王朝以后，总会形成一个皇族，除一人当皇帝外，其他皇族成员也要求分沾利益，大家才能尽可能地压抑自己，不争夺帝位，忠心地凝聚在朝廷这个中心，这就形成皇族的特权；开国功臣，封官是一个办法，为了使这一批人以及整个阶层，永远成为政权的支柱，必须给他们更大更长远的利益，所以这些权贵者们的后代，不必经过考试，理所当然地做某一级别的官，这就形成世袭贵族的特权；不遗余力地维护封建帝王神权、封建思想礼教和封建社会秩序的儒生们，自然也要分享神权，这就构成儒士豪绅特权阶层。
如此以来，构成权力的遗传，构成错综复杂的权力网络，形成各种特权阶层，不同层次的阶层有不同的特权利益，而且各种特权互相纠结成一个巨大的“金字塔”式的特权网络，帝王神权就被供奉在这个“金字塔”的顶端。各层特权阶层保持各自的特权利益，痛苦的只是底层无依无靠、无权无势的“刍狗”！而且，政府必须每年为特权阶级的后代们，安排很多职位，日积月累，形成政府中大量的冗员，导致工作上相互推诿扯皮，办事效率低下，唯一积极而高效率的是对“刍狗”们进行掠夺、搜刮、敲诈、勒索……如此就知道，当今中国共产党的官僚机构臃肿，政府也妄想进行机构精简，可是越精简越庞大，越精简越臃肿的根本原因……

五、儒家思想文化的“做官术”。孔子教导弟子如何做官：“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馀，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论语·子张学干禄》其大意是：做官的人，要把可怀疑困难的地方避开，谨慎地说出简单的事情，就能少犯错误；把危险艰难的事情避开，就能减少后悔。加官进爵自在其中……
如此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中共官僚体系中，那些整天无所事事，只会溜须拍马的庸碌之辈，反而得到重用的根本原因。此为“屁股决定脑袋”的儒家思想文明意识的必然产物。
如果从心里学角度分析，在充满血腥的儒家封建神权争夺的社会里，神权占有者们，当然不希望下属比自己更加聪明能干，以对自己的权力构成威胁或潜在威胁；何况在儒家封建官僚体系中，下级必须绝对地服从上级的任何指示命令，绝对禁止“以下犯上”。所以，在儒家封建神权体系中，只要拥有溜须拍马的才能，便可以在儒家官僚体系中游刃有余，其它所谓的才能智慧都毫无用处。如此，就能明白在现代中国的国有企业中，外行领导内行，而且外行具有决策权的根本原因。也会明白在中国官僚体系中工作效率低下，官员们相互推诿扯皮的根本原因。

六、中国式的改革。当儒家封建神权的特权网络肆无忌惮地侵犯“刍狗”们的利益，底层“刍狗”们的民心逐渐离弃王朝，发动各式各样的抗争运动，形成王朝的统治基础不稳定之时，明智的封建神权最高掌握者——帝王，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压抑或取消特权阶级的部分特权，为底层“刍狗”施舍部分人性。
然而势必触动各层权贵者们的既得利益，势必激起权贵者们的强烈反对。尤其是儒士豪绅阶层，他们的圣人——孔子极端鄙视底层从事农业劳动的“刍狗”，又为了拍他们直接上司——封建皇族和贵族的马屁，更主要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利益不受损害。根据历史经验证明：改朝换代对儒士豪绅阶层的冲击并不很大，几乎无影响。儒生们在所谓的维护传统的幌子下，根本无视底层“刍狗”们的生死存亡，“大同”社会仅仅是他们的一句挂在嘴上的虚无缥缈的口号。反对改革新政的派别中，以儒生们的反对势力最强大，声音最响亮。
所以，明朝有些微人性的改革家张居正，废除儒生议政，不让他们空发无用有害的议论。事实上，在毛王朝时代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亲自推动的红卫兵之间的、对社会思想文化意识根本无用的派系大辩论，就是历代儒生空发议论的遗存。
当特权阶层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利益，而强烈反对改革，就可能立即动摇最高封建神权掌握者——帝王的统治基础，所以皇帝只能妥协。虽然从长远利益而言，压抑或取消权贵者们的部分特权，有利于皇族的长期统治。当帝王的个人统治受到威胁时，只能处罚有人性的改革者！
西汉时晁错，为了维护帝王的统治，实施改革；晁错的父亲责问他，“上初即位，公为政事，侵削诸侯，别疏人骨肉，人口议多怨公者，何也？”晁错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错父曰，“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吾去公归矣！”遂饮药死，曰，“吾不忍见祸及吾身。”死十余日，汉景帝令晁错衣朝衣斩东市。《史记·袁盎、晁错》所以古话说，“变古乱常，不死则亡”。
所以，当胡耀邦和赵紫阳想进行政治制度深化改革，即政治民主改革，可能动摇共产党神权独裁统治的基础，即邓小平的个人封建最高神权时，以邓力群为首的所谓极左派反对最为激烈。而这些反对最激烈的极左派人士，正是以所谓的共产主义理想为幌子，竭尽所能地维护中共封建神权的儒家正宗传人，他们和毛王朝时代，竭尽所能地维护毛泽东的个人封建神权的那帮人，无任何不同。当然，都是以共产主义革命的彩衣，掩盖维护儒家封建神权崇拜和争夺神权利益的实质。

附记：陈平。里中社，平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陈孺子之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史记·陈丞相》。
陈平最终成为西汉初期的贤相，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名臣，他是以“帝王屠刀”来宰割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