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真正的治国思想------《邪恶的中国文化》

第五节     毛泽东“真正的治国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而实践的产物。这种理论提法完全正确，毛泽东“真正的治国思想”，的的确确是马列主义在中国国情和社会实际相结合而实践的产物！

一、新民学会。1918年，毛泽东和蔡和森等在湖南长沙组织的秘密团体，它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宗旨，讨论时事，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希图寻求一条夺取和掌握中国儒家封建帝王神权的道路和方法。

二、秋收起义。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的武装起义。毛泽东提出：必须到资本主义革命政党——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农村，去建立共产党革命根据地。毛泽东的确开辟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儒家封建帝王神权的正确道路。
在荒山僻野、高山野地的偏远农村，“刍狗”们几乎未受到资本主义民主思想的任何冲击，在农村“刍狗”们封闭的思想意识底里，仍然是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的思想意识主宰一切。而且，农村“刍狗”们的思想意识非常单纯，根本不了解外面的世界，而他们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却受到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情冲击，面临破产，或相对生活质素低于以前。所以，他们极端仇外、排外，可以盲目地听信几句简单华丽的、天花乱坠的共产主义革命口号，便走上所谓的革命反抗道路。
就是像毛泽东这样阴险邪恶的野心家，使用威逼利诱的“大棒加胡萝卜”的策略，在这些偏远山区里，振臂一呼，吆喝几句漂亮的大话，一骗就是成千上万。当年在江西的丛林里，毛泽东成为并无多大实权的苏维埃政府主席，名义上的红色政府元首，却立即得到当地“刍狗”们的认可和忠贞于毛泽东。因为在偏僻地区的“刍狗 ”们的潜意识里，象征意义的最高领袖——主席，与皇帝一样，他们忠贞于主席，就是忠贞于潜意识里的封建帝王！在如此强大的底层“刍狗”潜意识的民意拥护下，毛泽东才能由名义上的最高领袖，争抢到实质的中国共产党最高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可见，毛泽东正是利用这种深厚的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识底蕴，来达到他夺取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封建神权的目的。而共产主义革命口号，仅仅是他愚弄“刍狗”们用来争权夺利的工具。

三、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转折点，也是毛泽东争夺共产党最高儒家封建神权的转折点。在败亡的长征途中，毛泽东完全掌握了中国共产党的儒家最高封建神权，成为事实上的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长征最初是向西逃窜，“遵义会议”后，北上，到达目的地黄土高原。长征的目的地是陕北延安，如果这个决策者是毛泽东，对于争权天下而言，毫无疑问，毛泽东的这个决策是英明伟大而正确的！赞美毛泽东高瞻远瞩，毫不过分。共产党宣称是北上抗日，是骗人之语；北上争夺天下，则是实质。

四、为何长征，为何目的地是陕北延安？
中国历朝历代争夺天下的胜利者，几乎都是从西、北、三秦大地开始。古谚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夏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于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史记·年表第三·六国》。魏、晋兴于北，隋统一天下于三秦，李唐起兵于太原，赵宋得天下于开封，蒙古族的元朝、满族的清朝均兴于北。
为什么？天时、地利、人和。
（一）、天时。在长江中下游和岭南，是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最发达的地方，城市密集，欧美的资本主义思想文化意识的影响相当深厚，“刍狗”们的生活水平相对较高。而且从整个范围而言，长江中下游和岭南地区，是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传播最广阔、最深厚的地区，“刍狗”们的思想意识里已经有三民主义的深厚的思想根基，是国民党统治力量最强大的地区。
而整个北方，都属于国民党统治薄弱的环节，只有几个自称为国民党，名义上属于国民党中央政府的鼠目寸光的、各自为政的地方军阀。中国近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几乎未影响到西北地区，代表资本主义思想文化意识的三民主义，几乎未深耕于此。“刍狗”们的思想文化意识，完全被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识所主宰；“刍狗”们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却受到资本主义经济的猛烈冲击，生活受到极大的影响，所以，他们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意识武装的三民主义，蕴含本能的抵触对抗情绪，他们极端地仇视欧美的资本主义经济文化意识体系，当年以排外、仇外而臭名昭著的义和团运动，就主要发生在北方，他们当然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被强加的三民主义。而共产主义正是全面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的思想武器，与北方相邻接近的同样处于封建社会的俄罗斯，共产主义革命已经取得成功。
（二）、地利。长江中下游和岭南地区，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繁荣的地区，物产丰富、人口众多。然而河川平原纵横交错，易于行兵进攻，不利于防守，此为四面受敌而非用武之地。井冈山地区，虽然也是高山野岭之地，但地方狭小，仅仅三、四百里，更无防守的天然屏障，在重兵压境之下，开展游击作战和运动作战，缺乏纵深的腹地。而且，因为四面受敌的地理位置的原因，根本不可能大规模地接受外部援助。井冈山根据地的失败则是必然，不存在军事指挥的错误与正确。
三秦大地的延安地区，黄土高原中的崇山峻岭纵横交错、绵延千余里，其西、北部无强大之敌，所受敌只有东、南。开展游击作战或运动作战，均有足够的纵深腹地，即使重兵压境，也能收缩自如，进可攻、退可守。而且，整个三秦大地，东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函谷关，南有武关，西有散关，北有萧关；除东北为黄河外，其它三面均为崇山峻岭环峙，构成天然屏障，自古有“金城千里、四塞以为固”的形胜之地；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天下，是用兵之福地。其间号称八百里秦川，沃野千里，人口众多。谁得到三秦，谁就像骑在中国的脊梁上，任其驱策；宰割天下，谁与争锋？而且与苏俄接近，便于接受苏俄的大规模的军事和经济援助。
（三）、人和。长江中下游和岭南地区，民风彪悍，多奸狡巨猾之徒，头颅聪敏，极易于被鼓动，但不能持久。所以，这些地方的“刍狗”特别好造反：从黄帝时的蚩尤，尧舜时的三苗，秦末的陈胜，到清末的洪秀全，几乎都是从这些地方首起。但成功者，几乎没有。为什么？是由这些地方的“刍狗”的性格决定。这些地方的“刍狗”：聪敏机灵，开始易被鼓动而被愚弄效忠，但不会长时期地被愚弄，这些地方的“刍狗”很易识穿被愚弄的本质，这样人心已失，不可能有战斗力。所以汉代的张良说：楚人剽疾，勿与楚人争锋《史记·留侯》。和楚人作战，刚开始时不与他们对抗，时间久了，他们自然松懈。
陕北延安地区位于陕西的北方，山西的西南，甘肃的东部，宁夏的东南。自古以来与西、北的其它民族混居通婚，形成当地人民风淳朴，思想简单，少智。陕北人不会被轻易愚弄，但一旦被愚弄，就会一辈子连子孙后代都会被愚弄。所以，只要掌握了陕北“刍狗”的民心——即愚弄陕北“刍狗”的民心，那么争权天下就有源源不绝的兵源，而且是不怕死、永远不会背叛的天下最勇敢的兵源。古人言“百二山河也”，就是说一百万秦兵，可以抵挡其它地区的军队二百万。而“共产主义”正是愚弄贫穷、少智、简单淳朴的陕北“刍狗”的灵丹妙药。
当年在井冈山地区，毛泽东屠杀AB团成员达到十万之多，并未让聪敏的楚人完全忠贞于毛泽东；而在延安的整风运动中，屠杀不忠贞于毛泽东者，不过三、四万，而且绝大部分是非陕北“刍狗”。
（四）、全国的民心。辛亥革命后，中国实际陷入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各地的土豪劣绅，摇身一变，就成了革命党人，做了国民党的新官吏，他们比满清官吏的统治更加恶劣、加倍鱼肉中国底层“刍狗”。所以，孙中山的中华民国从建立起，就无深厚的民意支持基础，只有城市中接受欧美资本主义“民权至上”的知识分子的支撑。
“三民主义”里的空洞的民主思想，并不能解决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对混乱的军阀割据的中国几乎不能为力，尤其是急欲改变自身艰难处境的底层“刍狗”，更无任何实质意义；而且中华民国已经建立多年，“耕者有其田”仍然只是一句空话，土地问题是中国历史上各种问题的症结所在，列朝列代的底层“刍狗”暴乱，绝大部分是因为土地问题引起。而且，蒋介石政府把所有的儒家封建神权权贵，以非法手段掠夺、压榨底层“刍狗”的私人财产，以法律合法化，使得底层“刍狗”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对蒋介石政府产生离弃之心。
当俄罗斯的文学艺术进入中国，因为这些苏俄共产党政府，精心挑选出版的文学艺术作品，主要揭露沙皇统治时代的社会不平，反对沙俄政府的腐败和贵族的专制，反对西欧资本主义所谓伪善的“自由、民主、博爱”的思想观念；而俄罗斯革命前的社会体制和中国极其相似，都是农业为主的封建君主专制集权社会，这种不平之鸣，很能获得中国“刍狗”的共鸣，在中国的极具反叛意识的青年团体中，受到极大的欢迎。这些青年学者，大多出身于中产阶级，因国家扰攘不安，家道中落，只能依靠微薄的薪水生活，对苏俄的社会变革自然产生向往之意。
苏俄在政治方面对中国表示，愿意取消不平等条约，退还铁路，退还满洲的一切权利，几乎受到所有中国“刍狗”的欢迎，共产主义思想便在中国的社会里扎下深厚的民意支持基础。
1937年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居然明目张胆地拾起儒家思想的精髓，大张旗鼓地以“新生活运动”为名，不遗余力地宣扬儒家道德，实行儒家封建帝王神权统治。而儒家思想正是激进的城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竭尽全力地反对对象；然而“三民主义”，正是以城市中的以受到资本主义“民权至上”的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支持为基础，蒋介石政府把自己建立的政府的思想武装的根基，都连根拔起，这种自毁长城的做法，导致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仅仅剩下几个离心离德的军阀在支持。

五、毛泽东争权天下的共产主义革命斗争口号。毛泽东完全掌握中国共产党的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后，旗帜鲜明地提出各种各样的革命口号。这些革命口号都是根据当时的社会实际要求，而提出的满足中国“刍狗”的社会思想意识要求，和顺应社会思想潮流而审时度势的。而且这些所谓的革命口号，都是随着当时的中国社会形势的变化而改变。比如在日本全面侵华的八年抗战期间，只大力反对和批判日本及轴心国的法西斯帝国主义，而不公开大力反对欧美的同盟国帝国主义。
毛泽东正是利用这些蛊惑人心的共产主义革命斗争口号，把中国“刍狗”的民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利用他们来争权天下，成为毛泽东争夺中国儒家封建帝王神权的炮灰。
（一）、反对帝国主义。全面激发中华民族的自私狭隘的民粹主义，让四千年来受到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识武装的中国“刍狗”，形成的极端排外、仇外的集体精神意识，得到满足。几乎获取所有中国“刍狗”的赞同。
（二）、反对资本主义。毛泽东的共产党革命根据地主要在偏远地区的农村，而资本主义经济强烈地冲击自给自足的中国农村经济，让农村经济面临破产，所以农村“刍狗”正是反对资本主义，最彻底的生力军。例如，中国共产党的开国元勋，绝大部分出身于偏远地区的农村。
（三）、反对封建主义。新文化运动以来，在中国的城市中，受到自由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刍狗”中形成共识：中国的落后，被欧美列强肆意欺辱的根本原因，在于封建主义的专制文化；生活在农村的中国底层“刍狗”都有摆脱卑微地位的欲望，对封建专制主义的等级森严的文化意识，有本能的抵制精神意识和欲望。
（四）、男女平等。使得中国“刍狗”的一半——受了四千年儒家礼教苦难的妇女，都会受到不明真相的引诱，而希望加入毛泽东的革命阵容。
（五）、共产财富。当时中国的财富分配两极化非常严重，绝大部分集中在国民党和地方军阀的儒家封建神权官僚、资本家、封建贵族大地主等手中；底层“刍狗”几乎处于饥寒交迫、朝不保夕的赤贫生活状态。底层“刍狗”都有迫切改变自身穷困潦倒的艰难处境的强烈意愿。

六、毛王朝的土地革命。每当王朝末期或乱世时代，土地成为中国自给自足的农业自然经济的症结所在。历代王朝更替时，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就获得天下民心，谁就能宰割天下。当蒋家王朝败逃到台湾后，终于认清这个症结问题，在台湾进行土地改革，最后才能在台湾偏安一隅。
中国历次改朝换代后，全中国的财产，几乎都要进行一次全方位的重新分配。毛王朝建立后，全中国的财富也同样进行了全方位的重新分配，在农村，一共进行了三次土地革命。
（一）、1952年9月前，毛王朝初期进行的土地财产重新分配的土地革命，即所谓的“打土豪、分田地”，只不过重复历代封建王朝更替后的旧例而已，并非苏俄共产党的创造。只不过毛泽东采取的更加暴力血腥的、毫无人性的铁腕手段来进行的。
（二）、“大跃进”之时，毛王朝实施的所谓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土地全部收归国家所有，实行全体“刍狗”统一集体劳动，人民公社“大锅饭”，统一大食堂的食物财富分配制度。事实上，就是原始社会的部落氏族内部的财富食物分配制度方式的“毛式”现代翻版。
（三）、“大跃进”彻底失败后，经过刘少奇等人的部分微调，取消公共大食堂的“大锅饭”制度，保持人民公社集体统一劳动，每个家庭分配小块“自留地”的农村生产作业方式，实际上就是中国西周以前的“井田制”的生产作业方式的复制版。唯一区别是：“井田制”的“自留地”的面积要多些；毛王朝时的“自留地”的面积小些。然而可悲的是，中国农村“刍狗”所获得的食物热量，百分之七十以上，来源于占总耕地的不到百分之一的“自留地”里。
补记：在《开放》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称，在“三年自然灾害”中，仅安徽省就饿死一千万；旅英作家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里，全中国饿死三千八百万。我认为这两个数字都有它的依据来源，但都不正确。据我所知的在我的家乡川北地区，饿死的农村人口超过三分之一。
1953年全中国人口调查，中国共有五亿八千三百万人口。在未进行计划生育的和平时代，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惊人，每年应该在二千万人以上。张戎女士得到的数字应该是指1961年的总人口数，与1958年的总人口数的简单差，这不是实际的饿死人口数，她忽略了人口自然增长数。实际饿死人口：是1961年的人口总数比1958年的人口总数减少了三千八百万，应该加上每年的人口自然增长数二千万乘以三，得到的总数为九千八百万！也就是说，三年所谓的自然灾害，真正饿死中国人差不多一亿人！

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场蓄谋已久的浩劫灾难运动：表面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以“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以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重点，以“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为形式，进行“全面夺权”为主要内容的政治运动；它表面上是破除“旧思想、旧传统、旧观念、旧习俗”等“四旧”的儒家封建传统思想文化意识，和资本主义思想文化意识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于1966年5月，结束于1976年10月。
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主要是彻底清除被欧美列强强行嫁接入中国的资本主义思想文化意识，清除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所否定的部分儒家封建礼教思想文化意识；却强化毛泽东个人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识。他完全应用儒家“教化治国、礼仪兴邦”的核心治国理念，把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的“尊王卑臣”的思想文化意识，发展到极限。
现在把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用手段，与儒家的“六艺”作比较。
（一）、《诗》。儒家的《诗经》是为封建帝王神权服务为目的，主要是颂扬儒家封建帝王神权；但也存在一些反映民间“刍狗”生活的各种题材，也有少量的讽喻和劝告儒家封建神权统治阶级的作品。
自从毛泽东统治中国后，民间的自由之声都销声敛迹，仅仅允许颂扬毛泽东或中国共产党的诗歌存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代，把这种控制达到顶峰极限，几乎不允许诗人们的作品出现，利用“文字狱”，让所有的诗歌文学创作者噤若寒蝉。只让一些浅薄的，为毛泽东和共产党涂脂抹粉、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诗歌文学存在。诗歌艺术完全成为毛泽东强化统治中国“刍狗”的工具。
（二）、《书》。所有的儒家经典都为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识服务。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中国读书人为了科举功名，一般只研读儒家经典；但中国仍然存在不属于儒家经典的各种书籍，并且不在禁止之列。例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由封建帝王主持编撰的中国古代经典书籍总集，都收集各种非儒家经典。
在毛王朝时代，这些儒家经典，大多成为禁书。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代，绝大部分古籍成为禁书，许多古籍和古代的名人字画都被大规模焚毁，尤其是有关欧美资本主义思想文化意识的书籍，全部成为“毒草”，而被暴力禁止。中国社会里仅仅存在有关毛泽东和共产党的书，这些书都是为毛泽东和共产党歌功颂德、涂脂抹粉、粉饰太平的浅薄文字；即使马克思、列宁等的有关共产主义理论著作，都经过筛选、过滤、篡改，完全符合毛泽东“真正的治国思想”……都是为毛泽东的个人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而服务，为维护共产党的独裁极权统治服务。
在毛泽东的示意下，学习儒家经典《论语》的行文方式，编制出不伦不类的《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强迫每个中国“刍狗”都必须学习背诵，即使目不识丁的老翁老妇，都不放过。以至于《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选集》的出版总量，都超过流传两千年的《圣经》的历史总量之总和。可以如此说，在文化大革命时代，中国的印刷业主要是为这两部书服务。
（三）、《礼》。儒家的封建礼教制度，是以代表森严等级观念的礼节，来规范中国“刍狗”的行为动作，以彰显各级官僚之间和“刍狗”的等级差别，以达到“尊王卑臣”的目的。
等级观念在毛泽东的共产党历史上，一直存在。只不过毛泽东的共产党废除了繁琐的儒家封建礼教制度，简化了各种礼节；弱化了各级官吏之间和“刍狗”的等级差别，但是强化了毛泽东的个人儒家封建帝王神权的精神实质。在文化大革命时代，毛泽东把这种“尊王卑臣”的思想理念发展到极致：在封建王朝，大臣或“刍狗”们只是在皇帝面前，或朝廷里及其它特殊场合，才会高呼“万岁，万万岁”等；而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所有“刍狗”，在任何时候、任何场所都必须呼喊“毛主席万岁”，即使在中国最偏僻的很少人居的山区里的石头上，都涂满“毛主席万岁”的标语口号。这种标语口号一直遗留到至今。“毛主席万岁”与“吾皇万岁”，有何区别？
毛王朝推销的“毛制服”——中山装，就是“衣”的礼教制度，在毛王朝的版本：在文化大革命时代，所有人都必须穿蓝色、灰色中山装，或黄色军装（军人式中山装）。否则，将接受到“革命”的惩罚。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代，强迫所有的中国“刍狗”，佩戴强化毛泽东个人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的“毛主席像章”。毛泽东逝世后，全体中国“刍狗”进行国伤，每一个中国“刍狗”都佩戴黑纱，戴白花；全中国奏哀乐，禁止一切娱乐活动；甚至有些地方官吏禁止“刍狗”做爱……许多过分要求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封建王朝的帝王葬礼。这就是“礼”的“尊王卑臣”的现代表现形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给中国“刍狗”强行划分成份，就是划分封建等级观念的另一种现代翻版，仅仅是换了不同的名称而已。后来又增加“右派”、“臭老九”、“牛鬼蛇神”、“黑五类”、“狗崽子”……各种森严等级观念的名称。这些没有任何过错的现代中国奴隶，比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奴隶的处境远远不如。一有政治的风吹草动，这些现代奴隶便成为真正“猪狗不如”的东西。而且，强迫他们的子女世袭，让他们的子女在就业、读书、职务升迁……都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只不过毛王朝的行礼方式，以血腥暴力代替跪拜磕头作揖……
（四）、《易》。《易经》为儒家封建帝王制造了无数的神话故事，为封建帝王的“天赋神权、君权神授”提供了理论依据。
毛王朝否定《易经》，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代，禁止“刍狗”研究《易经》，否定一切巫术、拜神等行为……但是，毛泽东从未停止过自己的造神运动，他要打倒中华民族已经造好的一切神，仅仅留下他本人的唯一本尊，让中国“刍狗”的思想文化意识里，仅仅存在他一尊神……
直到至今，中国民间都流传着无数的有关毛泽东个人的“神话故事传说”，在有关风水相术书里广泛流传，把毛泽东打败对手蒋介石，几乎讴歌为“天命所归”的“真命天子”的不可抗拒、不可逆转的“天意”，与董仲舒的“君权神授”无任何区别。并且把毛泽东暴力推行的“无神论”，以“有神论”的方式合法化：毛泽东是历史上和宇宙中最伟大的“真命天子”，他主宰着天下所有的神和一切妖魔鬼怪的命运和行为……所以，在毛王朝时代，所有的神和一切妖魔鬼怪都不敢兴风作浪！人们不必敬“鬼神”，都能得到毛泽东这个伟大的“真命天子”的保护。
（五）、《乐》。儒家的《乐》，是为封建帝王神权服务。孔子听到为儒家封建帝王神权歌功颂德的“韶”，居然“三月不知肉味”，这些为儒家封建帝王神权服务的音乐，不会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否则，孔子弟子三千，《六艺》中唯《乐》完全失传。而几乎同时代的具有极高艺术性的音乐《高山流水》、《阳春白雪》……都能流传至今。
毛王朝时代，“乐”也是专门成为毛泽东和他的共产党服务的工具。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乐”完全成为为毛泽东个人的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的服务工具。著名的八大“样板戏”，就是不遗余力地宣传毛泽东的个人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的思想文化精髓，竭尽所能地为毛泽东的共产党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涂脂抹粉……这些“样板戏”有多高的艺术价值？但它们的确是当时的毛泽东圈养的中国共产党御用艺术家们，费尽心机、竭尽所能的最高艺术结晶，让无数的被毛泽东的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的思想意识武装愚弄的中国“刍狗”，感动地涕泪横流而“三月不知肉味”……
（六）、《春秋》。孔子“笔削”《春秋》——篡改历史事件的真相的目的，是为了让“乱臣贼子惧”，以达到维护儒家封建帝王神权神圣不可侵犯的目的；也间接表达了儒家思想文化意识对历史事件的看法和所持的观点。
毛王朝时代，不仅仅篡改历史，而且胡编乱造历史，尤其是对中国共产党党史，简直是随着毛泽东的意识变化而编造。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胡编乱造历史“事实”的方法，达到中国历史的顶峰：中国共产党的党史，完全为毛泽东的个人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的目的服务；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即使古代史，都被毛泽东的共产党所圈养的御用历史学家们，随着毛泽东的圣意而胡编乱造……
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巩固他个人的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和让他的神权神圣不可侵犯；从而达到毛氏“家天下”的目的，让毛泽东的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在毛氏后代中，像历朝历代的封建帝王一样，由子孙后代永远传承……

补记：末代皇帝溥仪。“文化大革命”前，经受二十年的社会主义“劳动改造”生活的末代皇帝溥仪，被有条件地释放，当他出现在北京火车站时，被满族遗民认出，那些对满清王朝仍然忠贞不二的遗老遗少，立即跪在溥仪的面前，黑压压的一大片……
溥仪事件，无疑对新的儒家封建神权占有者——毛泽东的精神意识产生一定的冲击：经过近二十年的对中华民族思想文化意识，不遗余力以“毛泽东真正的治国思想”进行的“教化治国、礼仪兴邦”的教育改造，仍然存在大量的对满清王朝忠贞不二的遗老遗少。
这也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因素之一。

八、毛泽东“真正的治理中国的思想”。毛王朝把中国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把儒家“教化万民、礼仪兴邦”的“仁”政、治国愚民理念，发展到中国历史的最高峰——毛泽东“真正的治国理念”：以共产主义为彩衣；苏俄式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极权独裁统治的思想文化意识为内容；中国传统的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识为核心基础，完美结合而成的毛泽东“真正的治国思想”。
毛泽东“真正的治国思想”：就是消除了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治国核心理念中的“仁”政中的，家族和家庭中的森严等级观念的伦理道德，即剥夺了儒家封建治国核心理念的“三纲五常”中的“父为子纲”中的“父权”，和“夫为妻纲”中的“夫权”的权力，而且把这种被剥夺的权力，无限度地转移、扩大和强化到了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的“君为臣纲”——即“君权”身上的治国理念，即毛泽东的个人封建帝王的神权崇拜。
即毛泽东在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清除了“孔家店”的腐朽恶臭破败的装饰镶花，和门楣上破烂泛黄的对联，完整地保存了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识的，这座“孔家店”的整体框架结构的基础上，把装饰镶花的费用全部转移到，强化整体框架结构建设的基础上，然后把共产主义道德理想这个诱人的金色彩绘，涂抹在这座“孔家店”上，把共产主义的彩色绸缎镶嵌在“孔家店”的门楣上——这就是毛泽东“真正的治国思想”的本质。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河深海深不如毛主席的恩情深”，就是毛泽东“真正的治国思想”的“教化治国、礼仪兴邦”的具体体现方式。而且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个人所有的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权贵集团，就是历代中国封建王朝的帝王家族、和开国功臣的权贵集团的结合体的现代延续。所以在中国底层“刍狗”们的思想意识里，除了毛泽东的封建帝王神权的图腾崇拜外，便一无所有，中国绝大多数的底层“刍狗”们，几乎都是听令于毛泽东指挥的木偶！
毛泽东的“教化治国、礼仪兴邦”的目的，是让“天下所有人之大公，满足他一人之大私”。
而且中国出现儒生所宣称的治世之极的“大同社会”的虚假景象：天下为公、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残废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路不拾遗、田器不归、男女别行于途……当毛泽东去世之时，全中国绝大部分的底层“刍狗”们，居然为他们谋取数不胜数的灾难和祸患的“红太阳”，宛若死去父母般地流下真诚而伤心悲痛的泪水……
如果孔子地下有知，当他观察到全中国的“刍狗”们，为他们的领袖去世而悲痛号哭时，一定会佩服得五体投地，对着这位“伟大领袖”三拜九叩、山呼万岁、跪伏于地，拍着大腿、毕恭毕敬、诚惶诚恐地高声赞叹称颂：“此乃诚圣人也，尧、舜、禹、汤，远远不及也！”
据中国的史书记载，中国四千年的文明史中，只有传说中的上古圣人——帝王尧，能够勉强和毛泽东的儒家“教化治国、礼仪兴邦”的最高治国水平相比。

附记：臭老九。“文化大革命”时代，传统社会地位非常高的老师，摇身一变，成为“臭老九”。主要是毛泽东为了消除传统的“师权崇拜”，在中国“刍狗”的精神思想里的影响。“师权”对中国民族的影响，仅仅次于“父权”和“夫权”，它是儒家封建神权崇拜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