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朝历代选拔任免官吏的制度————《邪恶的中国文化》

第二节    中国历代选拔、任免官吏制度

中国的官吏选拔和任免制度，自黄帝之前，不可考证。自黄帝之后，中国历朝历代的选拔和任免官吏制度，不完全相同，但是其主要选拔和任免官吏，一般是从皇帝家族和世袭贵族中选拔高级官吏，从儒士阶层中选拔中、低级官吏。

一、“五帝”时代的选拔、任免官吏制度。从黄帝时起，中国高级官吏一般来自于帝王家族。五帝时期的黄帝、颛顼、高辛、尧，选拔和任免官吏，都是从帝王家族（即黄帝的子孙）里，挑选有才能者，做高级官吏，管理国家政务。舜帝开始封自己的不成材的弟弟和儿子为诸侯时起，便打破了这种在黄帝后裔中选拔才能出众者的不成文规定，开始以帝王自己的血缘亲疏来选拔和任免国家官吏，不再从黄帝的子孙，这个黄帝大家族中选拔和任免国家重要官吏。

二、中国奴隶社会的封建王朝时代的选拔、任免官吏制度。到了禹时代，禹把舜帝的以自己的血缘亲疏来任免官吏的方法发扬光大，所以，当禹把帝位传给益，而“天下诸侯皆去益而朝启”《史记·五帝，夏》。这就是中国“家天下”的真正开始。在夏、商、周三朝，中国是以帝王家族为核心、血缘亲疏远近为标准的、不论贤愚的选拔和任免国家官吏的制度。

三、先秦时代的“养士”制度。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大体上仍然主要沿用以诸侯国王家族为核心，血缘亲疏远近为标准、不论贤愚的选拔和任免官吏制度。但是由于当时社会动荡不安、战乱频繁，必然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来治理国家和统率军队，皇亲国戚和世袭贵族是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求，逐渐形成新的选择人才的方式：即“养士”，一些有权势的皇亲国戚或贵族官僚们从社会里选用有各种才能的人，以“食客”的方式，把他们供养起来，到需要的时候，就充分发挥这些“食客”们的才能；或者推荐他们到国家政府部门任职。例如战国时代的“四大公子”：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等，所养的“食客”各自均达到三千人。
春秋战国时期的许多著名人物，都曾经做过“食客”，如：苏秦、张仪、乐毅、蔺相如、商鞅、荆轲、李斯、孙子、儒家亚圣孟子、荀子……以“食客”身份出身的商鞅首先在秦国改革：按照军功的大小来赏赐官爵。秦国一直沿用这种方式，但并未完全废除以血缘关系来选拔和任免国家官吏的制度。到秦始皇时，虽然完全废除诸侯分封制，以功劳大小来选拔和任免官吏，但仍然以帝王家族的血缘关系来任免部分官吏。

四、“察举”、“征辟”制度。汉朝时，政府的高级官吏一般来源于皇亲国戚、世袭贵族中的贤能者，但有一部分中低级官吏和极少部分的高级官吏，来源于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养士”方式，发展而来的“察举”和“征辟”两种选拔和任免官吏制度。
所谓“察举”，就是由地方政府的官员，在他们的管辖范围内，随时考察，选拔各种人才，推荐给中央政府。汉朝的“察举”制度有多种：孝廉、茂材异等、贤良方正、孝悌力田……考核的方法，主要是试用，试用得好，就逐步升官。所谓“征辟”，是汉朝高级官吏任用幕僚的一种制度。

五、“九品中正制”。在三国时代，政府的高级官吏仍然延续汉朝的方法，政府的高级官吏一般来源于皇亲国戚、世袭贵族中的贤能者。但魏国实行从“察举”制度发展而来的“九品中正制”：推选各个地方有名望的长者，出任“中正”官，由这些中央政府任免的“中正”官，把主管地区内的各类人才，评定为九个等级，叫做“九品”，然后按品级，推荐给政府去做官。
两晋和南北朝时代一直沿用“九品中正制”，这种选拔和任免部分中低级和极少数高级官吏的制度。

六、“科举制”。隋文帝为了在汉朝的基础上，更加加强中央集权，他创立了三省六部制。所谓三省：尚书省、内吏省、门下省。所谓六部：吏、礼、兵、刑、户、工。由六部尚书分管全国各种政务。从此以后的唐宋元明清，基本上沿用这种制度。在选拔和任免官吏方面，高级和中级官吏，一般来源于皇亲国戚或世袭贵族中的贤能者，一部分中低级官吏和少部分高级官吏来源于科举考试。
以后各朝各代钧如此，直到清朝末期废除科举考试为止。

七、蒋家王朝的选拔、任免官吏方式。蒋介石政府的官僚体系，一部分来源于国民党的权力贵族和地方军阀；一部分来源于蒋介石的妻表兄弟；大部分来源于黄埔军校和浙江系。

八、毛王朝的权力传承。在毛王朝的权力传承，大家都很清楚：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一样，几乎是子承父业，连城镇工人的工作机会都是顶替轮换制度，形成代代相传的世袭状况。工厂里的工人的子女注定要在同一个工厂里工作，农民的子女只能世代务农；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给以种种不可跨越的限制，直到至今。享有较佳长期教育和较富裕的童年少年生活环境的官员，或知识分子的子女，很可能进入大学，而成为治人的劳心者。而共产党高级权贵者们几乎成为父官子代的世袭贵族。几乎返回到夏商周三朝的管理体系。
何况，毛泽东和由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识，武装的共产党许多高级权贵们，他们的思想底蕴，不是想要中国社会经济真正地发展，而是如何能够长期保住他们掌握的共产党儒家封建神权。例如，在南泥湾开荒种地出身的王震，曾经口出狂言：“杀死几十万知识分子，可以保住共产党的天下二十几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把中国儒家思想文化意识的愚民政策发展到极点。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即使升学都靠推荐，几乎退化到汉代时期的“察举”制度，几乎剥夺了非权贵者受教育的机会，底层“刍狗”们，只能世世代代受到共产党儒家封建神权占有者们的奴役和压迫。而且把所谓地、富、反、坏、右等“牛鬼蛇神”，这些现代奴隶的后代，完全摈弃于被推荐之列。然而，这些现代奴隶是真正的中国社会知识分子精英，他们本身是中国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各种各样的人才。所以，毛王朝的中国，只能是贫穷、落后、民不聊生，“刍狗”们只能过着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生活。
毛泽东的“家天下”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如果毛泽东有名正言顺的儿子在世，继承毛泽东的权力，在狂热的毛泽东“真正的治国思想”武装的民意支持下，即以共产主义为表象、苏式极权暴力独裁统治为内容、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为核心基础，完美结合而成的“毛泽东真正的治国思想”，武装的中国“刍狗”们的支持下，毛王朝会继续存在。毛泽东在地下只能扼腕叹息：华国锋不姓毛，如果叫“毛国锋”……邓王朝也不可能出现。

九、邓王朝的权力传承。毛王朝结束后，中国共产党高层，立即爆发历代封建王朝惯有的，儒家封建帝王神权血腥争夺的宫廷政变，在军头们的支持和胁迫下，毛泽东钦任的接班人，软禁了一直为毛泽东的个人封建帝王神权崇拜的摇旗呐喊助威者——“四人帮”。
邓王朝的政治体系和权力传承完全继承延续毛王朝的体系。虽然出身于底层的“刍狗”们也有机会受到高等教育，然而儒家神权崇拜思想文化意识，和苏联式的共产党独裁相结合的中国权力网络强烈的排他性，让这些受到教育的底层“刍狗”们，只能在权力网络周围徘徊观望，只能成为权贵者们的技术工人，或低级权贵，啃高级权贵们施舍的无肉的骨头。想分享一杯权力的残羹冷炙，付出的代价非常人能想象，如果想挤入中国共产党的儒家封建高阶神权领域，简直是难如上青天。即使分享到低级权力，而无强有力的权力网络支撑，如同处于活火山之口，简直就是筑于帷幕之燕巢！古谚曰：“朝里无人莫做官”。人们也许能够理解，为什么现在因贪污腐败而倒台的中下层官员们，一般出身于底层“刍狗”的根本原因。
可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神权，却被共产党两、三百个开国权贵家族所垄断瓜分。其权力传承，几乎都是这些现代中国权力贵族的后代；其中最高共产党儒家封建帝王神权，是在这些家族的后代中，挑选有才能智慧者；采取的方式是中国远古“五帝”时代的“禅让”制；而且是“钦定”式的“禅让”制——江泽民和胡锦涛都是被邓小平“钦定”；习近平是由胡锦涛“钦定”。只不过“五帝”时代是在黄帝家族后代中选择有才能智慧者，而现代中国共产党是在整个权力贵族网络中选择有才能智慧者。
以新疆自治区为例，中国共产党开国功臣王震在新疆主政三十余年，现在王震的子孙后代，几乎垄断了新疆自治区的军事、政治、经济、科技等大权，新疆自治区成为王震家族的权力贵族的领地，几乎与封建社会分封的世袭贵族无异。
而且，中国共产党的这些儒家封建神权权力贵族们，他们通过联姻等各种手段，结合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统一的错综复杂的权力贵族网络的有机整体。虽然他们内部也有儒家封建神权利益冲突，也会爆发血腥的儒家封建神权争夺。但他们的共产党儒家封建神权的统治利益是一致的，对待“刍狗”们的“御民、牧民”思想意识是完全相同的。他们之间的利益血腥争夺，是一种“兄弟阋于墙”式的神权争夺的游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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