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治国的核心：教化治国（1）-------邪恶的中国文化

第四章   儒家封建神权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识与教育观念

自从黄帝初步把“教化治国、礼仪兴邦”作为治理国家的核心理念，“教化治国”就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工具、最主要的方式。“教化治国”这种治理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舆论宣传、文化教育。这两种形式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中国历朝历代，对待底层“刍狗”，主要是以“舆论宣传”为主，文化教育为辅的方式；对待儒家封建各级权贵，和有机会接受文字教育的族群，主要是以文化教育为主，舆论宣传为辅的方式。中国历朝历代的教育目的、教育观念，都是以“儒家封建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都是为“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帝王神权神圣不可侵犯”这一核心思想服务的；通过控制、束缚、规范社会各阶层的精神、思想、意识，来维护儒家封建帝王神权的统治利益，来维护儒家封建神权权贵各阶层的根本利益。
尽管中国历朝历代的“教化”的内容不完全相同，如“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史记·商君鞅》。但是他们的“教化”的核心指导思想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为了维护“帝王神权神圣不可侵犯”，维护“统治权贵各阶层的根本利益神圣不可侵犯”服务的。例如：毛王朝时代，中宣部、文化部、教育部（三部功能，相当于封建王朝时代的礼部）等部门，“教化”中国“刍狗”的核心指导思想，就是维护“毛泽东的儒家封建帝王神权神圣不可侵犯、共产党神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核心精神，竭尽所能地维护共产党权贵集团的统治利益服务；只不过以“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的伦理道德为迷人彩衣，代替传统的封建礼教道德而已，它们的核心本质是完全一致：维护毛泽东和共产党的神权统治。
中国各阶层是在“顺天者昌、逆天者亡”的帝王神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屠刀的威胁之下，被迫接受“儒家封建伦理道德”的礼教思想文化知识，被迫接受儒家帝王封建神权崇拜、帝王神权神圣不可侵犯、各级儒家封建神权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思想文化意识。

第一节  尧、舜的教育观念

黄帝的曾孙尧和七世孙舜，彻底地完善“教化治国”的治国理念，并且把它作为治理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确立下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尧、舜是怎样执行“教化治国”的治国理念的呢？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谓之“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济其美，不陨其名。至于尧，尧未能举。舜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史记·五帝》。舜派遣“八恺”，让他们以“尧、舜制定的等级森严的礼仪制度”，在全国实施推广，让他们掌管婚丧、祭祀、庆典等各种社会活动的礼仪制度，达到“莫不时序”的目的；舜派遣“八元”，让他们以“尧、舜制定的伦理道德观念”为内容，教化万民，以达到“内平外成”的目的。“五教”就是后世儒家的“君臣父子”之间伦理道德关系的原始版，即孔子的“仁”政的原始版；也就是儒家理学的“三纲五常”的原始版。
“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慝，天下谓之浑沌（以行动反对礼仪教化的异议分子）；少暤氏有不才子，毁信恶忠，崇饰恶言，天下谓之穷奇（即以言语反对礼仪教化的异议分子）；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天下谓之梼杌（即以消极抵抗、沉默抗争、不应声附和的不服从礼仪教化的死不改悔分子）；缙云氏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号之饕餮（即不过问政治、我行我素、追求生活享受的商人）。舜宾于四门，乃流四凶族，迁于四裔，以御魑魅”……《史记·五帝》舜是以雷霆万钧的手段，严厉惩罚不服从“教化”的异议分子，而且是一人不服从“教化”，惩罚整个家族成员。这就是后世的“子不教、父之过”的思想根源；后世历朝历代的中国开国明君，把舜的残酷无情的手段，作为“样板”，实施“教化治国”时的法律政策。
舜曰：“然。以夔为典乐，教稚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勿虐，简而勿傲，诗言意，歌长言，声依水，律和声，八音能谐，毋相夺伦，神人以和。”《史记·五帝》。舜初步把文化音乐艺术纳入“教化治国”的范畴，成为教育“刍狗”的方式的组成部分；让它为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的思想意识形态服务，文学音乐艺术成为为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的教育工具。
“八恺”、“八元”和夔就是儒士阶层的鼻祖。
舜对“刍狗”实行的以“帝王神权崇拜、神权神圣不可侵犯、各级神权神圣不可侵犯”为最终目的的“教化”，得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百姓悲哀，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以思尧。”《史记·五帝》。此后的历朝历代，在国丧期间，三年之内，儒士权贵阶层，被禁止“举乐”，作为封建帝王神权崇拜的礼教制度。
于是禹乃兴《九招》之乐，致异物、凤凰来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即舜）始《史记·五帝》。此后的历朝历代，儒士阶层为了颂扬帝王“德昭天下”的“丰功伟绩”，挖空心思地给帝王进献珍禽异兽、陨石、罕见的珍宝等“异物”，成为常规习俗。

第二节   夏、商、周三朝的教育理念

夏朝在尧、舜的“教化治国 ”的基础上，形成完整的教育体系。由于执行“教化治国”的治理国家的理念，需要专门的人才来执行，社会上逐渐形成“执行‘教化治国’的治理国家的特殊阶层”，他们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专门为帝王、贵族、权力者服务，掌管婚丧、祭祀、庆典等各种社会重要活动的各种繁琐的礼仪，维护帝王、贵族、权力者们的尊贵显赫的社会身份地位；不遗余力地向社会各阶层推销、灌输“维护帝王神权统治的各种各样的道德知识、礼仪规范动作”等“教化治国”的内容；竭尽所能地教育、指导社会各阶层，完全按照帝王及整个统治阶层的意识、要求、礼法制度所规定的行为规范、言谈举止而行为处事；监督社会各阶层的言谈举止，是否符合他们的身份地位……帝王及统治权贵阶层，逐渐给予这个“教化治国”的执行阶层，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各种特权，最后形成势力强大的“特殊阶层”。
这个特殊阶层在夏、商两朝，被称作什么，笔者没有这方面的资料，不敢妄言；在周朝的时候这个特殊阶层被称为“儒”。这就是儒士阶层在中国历史上形成的过程，和儒士阶层最初在中国政治政权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三代不同礼而王”《史记·商君鞅》，虽然夏、商、周三朝的礼教制度的内容不完全相同，即“教化治国”的教育内容不完全相同，但是制定礼教的指导思想，和“教化治国”的精神实质，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以封建帝王神权崇拜、帝王神权神圣不可侵犯，及对各级封建神权崇拜、神权统治神圣不可侵犯，为核心指导思想和最终目的。这一时期的“教化治国”的方式，是以“舆论宣传”为主导方式进行，文化教育为辅导方式。
夏、商、周三朝，每当皇朝更替之后，新王朝都是以舜的“教化治国”为榜样，凡是不服从新王朝“教化”的异议分子，都被迁移、流放。例如，当周武王完全灭亡商朝之后，把凡是不服从周朝“教化”的商朝遗民，全部流放到朝鲜。

第三节   孔子的教育理念

被称作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的孔子，他是怎样来教导自己的弟子的呢？
周朝的中后期，周王室处于风雨飘摇、日暮途穷的“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之间相互征战吞并，先是春秋五霸，后是战国七雄，他们拼命地扩大地盘，扩张自己的势力，形成诸侯国各自为政的局面。周天子不仅不能节制，反而受制于大诸侯王国的挟制，成为大诸侯王国的傀儡。周天子虽然在名义上，仍然是各个诸侯王国的共主，但他拥有实际的国家政治权力，低于一般的小诸侯国王，甚至不如大诸侯王国的公卿大臣。
而竭尽所能地维护封建帝王神权统治的儒士阶层，面对“礼崩乐坏”的乱世困境，不能为力。“教化治国、礼仪兴邦”的治国方略，在以军事力量称雄的乱世时代，显得苍白无力，儒士阶层的社会政治地位岌岌可危，逐渐被统治权贵阶层忽视，不再受到统治权贵阶层的特别青睐。孔子这个儒士阶层的一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竭尽所能地推销“教化治国、礼仪兴邦”的治国理念，希望分享政治神权的一杯羹。
虽然儒士阶层在周王朝中后期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但是在各个诸侯国内部，仍然需要儒士阶层，来贯彻执行诸侯国内部的各种“教化治国”政策和各种礼仪制度，维护诸侯国内部各阶层的统治秩序和各级权贵的相关利益；在各个诸侯国内部，以各自不同的儒家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教化”各个诸侯国的“刍狗”；在各个诸侯国内部，进行各自的王权崇拜、王权神圣不可侵犯的“造神”舆论宣传等。因此儒士阶层在整个社会政治神权里，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当孔子把儒家思想向全社会推广时，响应者众，其弟子达到三千多人的盛况，是当时各大学派中最盛大的一派。当然，这也与儒家思想是代表中国历史传统和正宗的思想文化意识，是传统“教化治国、礼仪兴邦”的思想文化意识的直接继承者有关。
孔子是把自黄帝制定，尧、舜发展、初步完善的“教化治国、礼仪兴邦”的治理国家的政策，夏、商、周三朝进一步补充完善和实践的这种治国理念，进行文字化、系统化、理论化、完善化而成为“六艺”，身体力行、言传身教地传授给他的弟子。孔子是以文化教育为主要方式，舆论宣传为辅助方式，以“全方位地维护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帝王神圣不可侵犯、各级神权崇拜、各级神权神圣不可侵犯、各种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及如何维护各种统治秩序”为核心指导思想和目的，教育他的儒家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