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出万语千言
语言即存在，不能被语言描述的生活即为不存在。于是，我们为了存在而写作。
香港知名媒体人、学者、作家梁文道日前在香港独立媒体网站发表博客文章，讲述了自己在台湾的一件奇葩遭遇。文章写道：他去台北探望朋友，顺便在台湾购买了一批书籍，回港前循惯例委托酒店前台安排将书速递回香港。结果回港后等待数天都没有等到书籍，倒是等到了酒店的一封邮件。酒店职员在邮件中解释说：因为中国最近对文章及书籍内容有管制，有三本书无法替您寄送，只能等您下次入住时再交还给您。这三本被顺丰快递拒绝运输的书是：《滾出中國》、《大辯論》和《思想史》。（梁文道的原文见以下链接：https://www.inmediahk.net/node/1061747）
我在网络上搜索了一下，《滾出中國》的完整书名是：《滾出中國：十九、二十世紀的国耻如何缔造了民族主义的中国》。这本书是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教授Robert Bickers于2017年出版的《Out of China: How the Chinese Ended the Era of Western Domination》的中译，译者为胡訢諄。作者在书中分析到：中国的新民族主义情绪的崛起一方面基于其当前的强大国力，另一方面则根植于其对于屈辱历史的记忆。在该书的网络宣传页面上有这样两行字：“集粗暴、愤怒、野心与矛盾于一身的二十一世纪现代中国，从何而来？急于摆脱，又同时紧抓不放过去耻辱历史的中国，又将前往何方？”英文亚马逊网站对该书的简介中有这样一句话：“民族主义对中国至关重要，而对中国至关重要的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至关重要。”（Nationalism matters in China, and what matters in China matters to everyone.）
《大辩论》则首次出版于2013年，原名为《The Great Debate: Edmund Burke, Thomas Paine, and the Birth of Right and Left》。作者为美国保守派公共知识份子Yuval Levin。这本传记描写了一個思想史上的重要時刻，那就是法国大革命时期，英國的爱德蒙德×伯克（Edmund Burke）与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之间发生的辩论。这两位思想巨擘就哲学和伦理学问题展开的争论，是近代西方思想史上左派与右派之争的根源性事件。他们各自对政治生活的理解，以及各自提倡的实现社会变革的最佳途径，一直影响到今天。
《思想史》是由台湾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办的一本中英双语的半年刊。刊物上所发表的都是思想史方面的研究论文。据梁文道分析，大概是因为里面有些关键词，比如“革命”、“威权”、“旧体制”和“启蒙运动”等等 触动了快递小哥的敏感神经。
梁文道在自己的博文中写到：《大辩论》这本书其实早有大陆中信出版社的译本，所以这本书在大陆都不应该是禁书，在香港就更难以想象会是禁书。但之所以会被顺丰拒运，有可能是出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自从政府几年前换班之后，大陆书业就有了“回头看”的做法。亦即凡在“新时代”之前出过的书，都要回头重新审查。就算是从前经过审批的合法出版物，如果内容不合适，则现在不予重印。一些批判德国纳粹和反省前苏斯大林时期的历史著作，一些关于反右、文革以及大饥荒的回忆录和文学作品，经过了“回头看”，都被列在了不得重印的名单之内。《大辩论》很有可能就是属于以前可以出但现在不能上架的那种书了。第二，也有可能大陆版的《大辩论》是经过删减的，所以台湾的译本与大陆的译本被看作是两本不同的书。
梁文道的遭遇提示我们两点。首先，是“一国两制”的命运。顺丰拒向香港运书显示香港也被纳入了书籍和内容管制的系统，显示“一国两制”越来越名不符实。凡是大陆读者不能读的，香港读者也不能读。联想到习主席在新年伊始宣布将以“一国两制”的模式统一台湾，那么梁文道的遭遇显然不会令“一国两制”在台湾民众眼中更具吸引力。
其次，我从顺丰事件联想到华为的命运。顺丰拒寄书籍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的确存在一个禁书名单，顺丰是听从中国政府的命令行事；二是顺丰为了企业能在大陆顺利发展，主动实行自我审查。像顺丰这样在大陆排名第二的快递企业，又是深证100指数企业，都愿意配合中国政府对内容的审查，那么西方消费者又如何能信任华为呢？据说华为正在斥巨资改造自己的系统，以消除欧盟国家的疑虑，而梁先生的遭遇无论如何都会让消费者怀疑中国的企业是否能做到不听命于中国政府。
不能同意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