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出万语千言
语言即存在，不能被语言描述的生活即为不存在。于是，我们为了存在而写作。
《1989，不合时宜的回忆》连载
第十七章 再见，澎湖湾
一
我有个大学同学，姓连，在一家报社工作。6月底的一天，他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想见一面。他的办公室在阜成门，离我外婆家很近，于是我约他下班后在月坛公园见。傍晚六点，我站在月坛公园北门等他。北门的两侧各有两个花坛，一个园艺工人正在整理花坛。我漫不经心地看向园艺工人的方向。我对他并没有特别的兴趣，我只是眼睛总得看点什么。然而在当时的气氛下，盯着任何一个人看太久都显得可疑。那个工人大概也感觉到了我的目光。他猛一抬起头，大草帽下露出一双警惕的眼睛。我赶紧移开目光，转而盯着马路。骑着自行车的人们潮水般从路上漫过。
远远地，我看到连骑着自行车过来了。他也显得很警惕，前后左右观察了一番，这才在我面前停下。我什么话也没说，脑袋朝公园里歪了一下。他从自行车上下来，我们就像电影里的特务接头一样，肩并肩往公园里走。
自从1988年7月大学毕业后，我和他只见过一次面。那是在1989年的春节前夕，我们班几个同学在他的宿舍里聚了一次。想当初毕业的时候，我们都发誓要常联系。我们都真心以为同学是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其实，那种不可分割感多半来自于大学校园加在我们身上的魔咒。一旦天各一方，魔咒也就失效了。
好久不见，连显得很憔悴，一脸忧心忡忡。我问他最近过得怎么样？是不是天安门事件对他有影响？他回答说当然有，对每个人都有。他所在的工作单位已经开始了清查。每个人都必须写交代材料，从4月15日起，逐日交代每天的行动，要精确到小时。他今天找我，就是因为他收集了一些和天安门运动有关的资料，这些资料按规定必须上交，但他又舍不得。他以后也许要写一本书，记录这段历史。可现在他住在集体宿舍里，三个人住一间房，根本一点隐私都没有。他觉得我在外国企业工作，又住在自己家里，也许他能把资料暂时寄存在我这儿。说到这里，他指了一下自行车的后座。车后座上夹着一个书包。他从书包里掏出一个沉甸甸的牛皮纸口袋。
我满口答应，郑重其事地捧着那个牛皮纸口袋回到了我外婆家。
二
北佳公司也在搞清查。虽然是个合资公司，但北佳的合资中方属于北京大学科技开发部。天安门事件后，北京大学成了重点整治的对象，每个教职员工都必须写交代，逐一审查，人人过关。六月下旬以来，北佳公司已经开了好几轮整治会议，只是一直到七月中旬，人事部才突然想起：他们还有一个员工在北京饭店工作呢。7月中旬的一天早晨，公司通知我当天下午前往位于中关村的总部开会。
中午12点，我连午饭都无心吃，就走出北京饭店，坐上了公共汽车。一路上我都在进行思想斗争：我要不要如实交代我在天安门事件中的所做所为呢？我做的不太靠谱的事儿，也无非就是去广场给佳能公司拍些照片。这种事儿，我自己不说，村田、川岛、小赵也都不会主动揭发我。这时我开始庆幸我的上级单位不是FESCO。如果我跟小赵是同事，那我被揭发的可能性就很大。就算小赵不主动揭发，如果管理层向他询问，他也不敢包庇我。
只是，我出过一个小纰漏，那就是我曾经在《摄影报》上发表过一张照片。
我有个同学在《摄影报》工作，我在天安门广场遇到了他。他看我拿着佳能的新款相机，神气得像个专业摄影师，于是就鼓励我向他投稿。我自然一口答应。村田先生看中的是照片传达的信息，他对人像不感兴趣，而我恰恰有几张自以为拍得特別好的人像。《摄影报》编辑部在海运仓，离北京饭店很近。有一天午饭时间，我就带着被村田先生弃之不用的，而我又敝帚自珍的几张人像照片去了我同学的办公室。几天之后，我的一幅摄影作品就发表在了《摄影报》上。
出现在我照片上的人物，是北佳公司一个姓张的销售员和他的弟弟。张和我一样，是1988年从北大毕业分配到北佳公司的，他的弟弟当时正在中国人民大学上三年级，参加了绝食。张是来广场劝他弟弟回学校的。我见到张的时候，他坐在弟弟身边，正在苦口婆心地劝说。他弟弟不吃不喝好几天，此时已经半昏迷，只是麻木地靠在哥哥的肩膀上。我一看他俩的造型，简直是完美的古典主义的三角形构图，于是赶紧抓拍了下来。只有当照片发表后，我才想起肖像权这回事，于是给张打了个电话。张说没关系，他无所谓。
我要不要交代这件事呢？这件事本身没什么，但它会牵扯出其它的问题。清查小组也许会问：你难道只去过一次广场？那么巧就碰到了张同学？一卷胶卷三十六张，其它三十五张照片呢？照此推论下去，必定像扯线团一样，把我给佳能公司收集情报的事儿全盘牵扯出来。所以，我应该隐瞒这件事。可是如果我不交代，张同学交代了怎么办？反过来说，如果张同学没交代，我却交代了，那岂不是既害了自己又害了他？ 唉，我以前在读书的时候读过“囚徒困境”，原来现实生活中真地会碰到这种情境啊！
也许是为了拖延时间，我选择了103路无轨电车。这趟车要穿过北京的老城区，经过美术馆、北海公园、白塔寺。很多路段只有两条行车道，自行车经常与机动车混在一起。车站与车站之间的距离也短，往往车刚离开上一站，还没来得及加速，下一站就已经到了。好处是坐车的人不多，有座位。我坐在车窗旁看风景。一个多月过去了，戒严部队的存在已经不再显得突兀，那些绿色的身影俨然已经成了城市风景画上的标准配置。军人们也不只是持枪站岗，而是尽最大可能融入城市生活。在北海附近，几个军人正在清扫马路；在白塔寺路口，一个军人搀扶着一个老太太过马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很质朴，有人甚至腼腆得可爱，让你恍惚觉得6月3日晚发生的一切和他们没有关系。就算有关系，他们做的也是一件好事，是帮助任性胡闹的北京人把糟糕的生活恢复成正常的模样。正因为他们的存在，我们才能平静地、从容地、有秩序地生活，该上班就上班，该吃饭就吃饭，该交代问题就交代问题。
我到底应该不应该交代呢？
就算我不交代，张也不交代，危险有没有可能来自于《摄影报》那头儿呢？安全部会不会拿着报纸逐一找出每张照片的摄影师的下落？如果当初发表照片的时候用一个笔名就好了。记得我同学还问过我：“要不要起个笔名？”我说：“不，就用本名。要是用了笔名，谁知道那是我的作品啊？”
为什么我要如此自恋，如此爱出风头？我仿佛看到我父亲露出嘲讽的笑：我担心的事情到底还是发生了。
我想起了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特里莎勇敢地拍下示威群众的画面，冒着生命危险把胶卷交给外国记者，过后这些发表在国外的照片都成了秘密警察清洗异见分子的证据。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故事背景是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怎么这些细节和眼下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模一样呢？在那一刻，我体会到了文学的力量。我望着窗外，越过眼前一张张疲惫的脸，一条条灰濛蒙的街道，我的心不管不顾地飞升起来，飞到四四方方的北京城的上空，穿越一切有形的和无形的障碍，飞向一个更广大的世界。我对自己说：有朝一日我也要写一本这样的书，尽管我只是一个无关大局的旁观者。我要对得起自己经历过的日日夜夜，我要对得起这个时代。
这不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只属于我的那份责任吗？
一想到这里，我觉得勇气倍增，似乎生活又有了意义。但随即我又开始怀疑自己的勇气能持续多久。上大学的时候，每次越是临近期末考试，我头脑中灵感的火花就会愈发活跃。我只能压抑着自己的写作冲动，决心一旦考完试，立刻就动手写作。但只要一考完试，我立刻就会变得闲散起来，写作的欲望消失得无影无踪，灵感的火花也灰飞烟灭。
我一会儿强烈地否定自己，一会儿疯狂地肯定自己，就像我乘坐的无轨电车一样，启动，剎车，开门，关门，反反覆覆，直到动物园。
我在动物园换上332大站快车，第一站就是魏公村。放眼望去，整个中关村都显出了萧条。原因大约有两个：一是某些高科技公司，比如四通，在天安门事件中积极资助学生，以至于公司领导层在事件被镇压后流亡海外；二是中关村的公司所经营的都是计算机一类高价值办公用品。在1980年代末，个人用户还不是主流，能够购买这些办公用品的都是学校、出版社等等，而这些单位在天安门事件之后都在忙于整顿、清查。
眼瞅着北佳公司就到了，我决定听天由命，见机行事。北佳公司的总部在北大东墙外的中关园，位于一幢居民楼的一层。我推开朝向大街的玻璃门，进了销售大厅。大厅里没有开灯，虽然是白天，厅里也显得昏暗。靠墙有一圈展示台，上面摆着各种计算机、打印机、照排机。从前展示台前有一排椅子。今天这些椅子都被摆在大厅正中。公司的员工们都坐在椅子上，每个人都摆出一张“开会”脸，就是那种貌似全神贯注，实则心不在焉的表情。我用目光在人群中寻找张。我发现他也在看向我的方向。然而我们的目光一旦接触，他又立刻把目光移开了。我找了个空椅子坐下，拿出笔记本，也摆出了一张“开会”脸。
中场休息的时候，我去了茶水间。张也紧跟着走了进来。他一见到我就热情地说：“你来了！你为什么很少到总公司来？是不是日本人对你的剥削很厉害？”我说：“你还真说对了。日本人太会剥削人了。赶紧同情同情我吧。”他又说：“你上次打电话好像提过报纸的事儿？是哪家报纸来着？”他这是暗示我他没有交代照片的事情。于是我说：“我有个同学在报社当编辑，他说过想引进照排系统，我想把他介绍给你。不过最近各单位都忙于清查，估计一时也顾不上这事儿了。”他说：“没问题。以后有机会一定要想着我啊。”
财务部就在茶水间的旁边。我们说话的时候，副总经理就坐在财务部里。等我经过财务部返回销售大厅的时候，副总经理特別走出来和我打了招呼：“小王，你在日方工作，有可能接触更多的潜在客户。如果有这方面的信息，一定要和销售部及时联系啊！”听起来，公司的工作重心还是挣钱，于是我愉快地说：“那当然。”
我只去总公司开过那一次会。会后我写了份交代，从北京饭店传真到公司在中关部的总部。这件事就这样圆满结束了。以为我靠着机智躲过了清查。但其实，我靠的是运气。每个单位的清查力度，取决于具体掌权的人。有些单位的领导以整人为乐趣，就会把大家整得人心惶惶，以邻为壑。也有些单位的领导对清查不感兴趣，只是走个形式而已。说到底，总有人选择枪口抬高一寸。
三
七月底的一天，我坐在我外婆家的书桌前，拉开书桌左侧最下层的抽屉，发现我的双肩背包不见了。那个包里有连交给我保存的材料，有我自己拍的照片，还有那份发表了我的人像作品的《摄影报》。我把书桌左侧的三个抽屉都拉开，没有。我把外婆家的五斗橱拉开，没有。实际上我的背包根本不可能在她的五斗橱里，她总嫌我的背包脏。
我站在房屋中间，茫然四顾。这个家里再也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藏东西了。我外婆坐在床上，始终不说一句话。这种反应也比较奇怪。一般来说，如果我开始找东西，往往还不到一分钟，她就会问：“你到底找什么？”我说我在找钥匙，她就会说：钥匙不就在那儿吗？我顺着她的手指一看，可不就在那儿嘛，怎么我愣是看不见呢？这时她就会不厌其烦地教我治家的基本原则，比如东西应该放在固定的地方，闭着眼睛也能找到。她还会借题发挥，比如“你现在有我帮你找，以后自己有了家，你可怎么办呢？”
今天她的沉默很不同寻常，我越想越觉得可疑，最后终于不得不直言相问：“您看到我的双肩背包了吗？”
她用针搔搔自己的头发，说：“噢，对了，我忘了告诉你了。今天陆华来，走的时候东西太多，拿不了，跟我借个包。我就把你的背包借给她了。”
“里面的东西呢？”
“里面的东西？”她作出迷惘的神态。很显然，她的迷惘表情并不是因为第一次听说里面有东西，而是她还没想好对策。
“里面有很多资料，我的资料。”
“都是有用的东西？”她反问。
“当然了。没用我留着它们干吗？”
“唉，我又不认字，”她说。
“您到底把它们放哪儿了？”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边等着她的回答一边转着圈地打量著屋里的各个角落，心里已经感觉凶多吉少。
“我全当废品卖了。”她说，眼睛不看我。
“你什么？卖废品了？”我气得一时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久我才说：“那才能卖几个钱呀？您缺钱不能跟我说一声吗？”
“唉，”她叹了口气，“我不就是不识字吗？”
我对这句辩解充满了反感。她平时总因为自己不识字而感到自卑，没想到现在不识字倒成了武器。我失去了耐心和礼貌，带着恶意反驳说：“您不能等我回来问问我吗？不识字还有理了？”
她的脸挂了下来，看来这句话伤害到她了。“你还別说，我真有件事要问问你。”她冷冷地从床上下来，走到我的书桌前，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火柴盒大小的盒子。“这是什么？”她问。
我一下子脸红了。那是一盒避孕套。
“你凭什么翻我的书包？”我有些气急败坏，连“您”字都放弃了。
她笑眯眯地看着我，笑容里充满讽刺。“你包里的东西，就这一样我没卖。”
我一句话都说不出。
她把包装盒打开，从里面拿出一只透明塑料袋包装，举起来，对着灯，瞇缝着眼睛仔细看，脸上依然挂着诡异的笑容：“这到底是什么呢？我长这么大岁数，怎么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呢？”
她的确很可能一辈子没用过避孕套，但她知道那是什么。我又羞又恼，夺门而出。
出了外婆家，我去了北京饭店。我在服务台拿了钥匙，在客厅里的沙发上躺了一夜。我几乎一夜没睡。事情发生得太快，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怎么走到了这一步。
有一点我很清楚：我已经回不去我外婆家了。我所有的思考都得以此为起点。我到哪里去住呢？当然是自己租房子住，只不过一时半会儿不容易找到合适的。我唯一的选择就是北佳公司的宿舍。缺点是宿舍在中关村，每天上下班比较辛苦。但看来我也只能骑着马找马，等在北京饭店附近找到合适的房子再搬家。天亮了，我给北佳公司打电话。公司后勤经理说两人一间的宿舍已经没有了，我如果今天就要住只能自己住一间，每个月一百元钱。以后如果有人与我合住，租金就可以降为每个月五十元。我一口答应，说今晚就要住。
下班后，我回到外婆家收拾东西。坐在车上的时候，我又想：我是不是太过分了？也许整件事并没有我想得那么严重？她无非就是拿避孕套羞辱我一下，可避孕套就是我的，又不是她栽赃陷害。我如果觉得自己拥有避孕套完全是正当的，为什么要恼羞成怒呢？但是话说回来，她为什么要采用这种方式呢？因为她知道自己错了。她卖了我的资料，又找不到正当理由，于是就拿出避孕套来，想让我羞愧难当，立即住嘴。而这，不就是共产党的一贯策略吗？每当共产党要整垮一个政治对手，一定要先把这个人描述成道德败坏，生活堕落的人。为什么我外婆受了一辈子的审查，终究还是学会了共产党那一套？这么一个人，我是绝对无法和她一起继续生活的。
我拿钥匙打开了门。我外婆和以往一样坐在床上。虽然我已经打定主意与她决裂，但我仍然抱有一丝幻想，以为我一夜未归，她又会哭得双眼红肿。然而她没有。她脸上干干净净，也没有架着墨镜。她抬头看了我一眼，不动，也不说话。我只好冷冷地说：“我要搬走了，来收拾东西。” 她点点头，说：如果东西太多，一时拿不走，可以先放在她家，以后随时回来拿。
“以后回来拿？只怕我一转身，我的东西就都被卖了。”我的话里还是忍不住带刺儿。
她耸耸肩，不跟我一般见识，更显出我的气急败坏。
我留下钥匙，拖着两只箱子走进黑漆漆的楼道。她放下手里正在做的活儿，从床上下来，站在门口，目送着我走到转角处，才把自己房前走廊上的灯关掉。
我就这样仓皇地离开了外婆家。本来是我自己想走的，但是事后越想越觉得是被我外婆有计划赶走的。否则，她为什么不挽留我呢？她是一个趋利避害的人。她肯定已经计算清楚：我给她带来的麻烦将多于益处。也许根本原因还在那包资料上。她再不识字，也看得懂照片，她知道那包资料和天安门事件有关，只是她毕竟不识字，无法判断保存那包资料是多严重的罪行，于是反而陷入了无边的恐惧之中。
很多年以后，我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写作一拖再拖，这时我开始原谅我外婆。其实那包材料并不重要，就算我手上依然保存着它们，我也不能保证我会更早动笔。不过，直到我外婆在1997年去世，我也没有真正与她和解。即使不为那包资料，还有避孕套挡在我们中间。两个都是伤害。我也分不清哪个更轻，哪个更重，哪个是实质，哪个是借口。
四
九月初的一个上午，我忽然接到了陆华的电话。她说自己来北京谈业务，刚从王府井工艺美术品商店出来，想到我就在这附近，于是就想来看看我。我说“好，我请你吃饭吧。” 我估计陆华不喜欢吃西餐，我就带她去了东来顺。
东来顺是一家经营涮羊肉的店。从前老北京的正宗涮羊肉，只涮羊肉、粉丝、豆腐、白菜，近来新派料理涌现，菜单上也出现了各种山珍海味。服务员向我们推荐对虾，说价格非常便宜。
价格的确是便宜，我怀疑自己听错了。“怎么这么便宜？”我问。
服务员说：“本来要出口的，订单都被取消了。”
一听这话，陆华就叹了口气。陆华的产品有一部分出口，我估计她的生意受到了影响。
点完菜，服务员端上了一只火锅、两盘羊肉、两对对虾、一盘豆腐、和一盘白菜。火锅的好处，就是点完就可以立刻上菜，不耽误时间。
隔着热腾腾的蒸汽，我问陆华：“你的生意怎么样？”
陆华又是摇头又是叹气，最后说：“不提这些不开心的事儿了。”
我说：“好，咱们开吃。”
吃了一阵，陆华忽然说：“其实今天应该我请客，我是来向你道歉的。”
我说：“道歉？什么事儿？”
她说：“如果不是我借书包，姨外婆还不会发现你那包资料。她问我那些东西是不是很危险，我说很危险，于是姨外婆就把它们烧掉了。也许我不该多嘴。”
“烧掉了？”我情不自禁地反问，“她跟我说是卖掉了。”
“唉，我又多嘴了。”陆华摇头晃脑，作出悔恨不已的表情。
我说：“没事儿，烧掉和卖掉也没多大区別。”
但是我心里却为外婆勾画出了一幅更清晰的心理图。如果她说烧掉，那么她就是故意毁坏我的资料，如果她说卖掉，那么她可以推说自己不识字，无意中犯下了错误。也就是说，她一开始并没有打定主意和我恩断义绝，还是我那句“你不识字你还有理了”惹恼了她。
陆华说：“我昨天住在姨外婆家，跟她聊了很长时间。她还是挺想你的，你有时间应该回去看看。“
我说：“好吧。”
她顿了一下，又问：“你还有可能回去住吗？”
我想到每天奔波的辛苦——三个小时在路上。相比之下，住在外婆家毕竟是轻松多了。但我无论如何不会回去住了。就算她原谅我，我原谅她，我还得时刻担心她再烧掉/卖掉我的东西。我已经尝到了自由的滋味。我直到23岁才体会到自己一个人住一间房子的好处。我不会再回头了。于是，我摇了摇头。
她说：“那好吧，你要是不回去，我就打算住在姨外婆家里。我可以替你照顾她，如果她有事，我会及时通知你。”
“你住在我外婆家里？”我感到很惊讶，“你不上班了？”
她说：“外贸生意不好做，工厂都停产了。我想来北京找个打工的机会。” 她挟起一只虾，看了看，又放下了。“实在吃不下去。”她说。“一想到这是被取消的订单，我就吃不下去。”
我隐隐有一种被陆华算计了的感觉，但我也不好对她太苛刻。我毕竟还有工作，她的生意却受到了重创。
吃完饭，陆华问我能不能顺路到佳能公司去拿些宣传品。虽然暂时不能出口，但她还是想紧跟潮流，不想被甩下太远。我说可以，于是我们沿着王府井大街向南走。路过一个胡同口，我们看到一辆军车正在倒车。司机企图将车倒着开上人行道，但必须从两棵树之间通过，可供车身左右挪动的空间很小。马路两侧站满了围观的人，不说话，只是看，带着兴灾乐祸的表情。
“一看就是农村兵，啧啧。”有人评论道。
这种围观给司机带来很大的压力。他紧张得满头大汗，猛地一踩油门，车撞到了一棵树。
人群中顿时嘘声四起：“农村兵，呵呵。”
“可別乱说，听说便衣都会读唇术。”第二个人说。
几个人“嘿嘿”笑了起来。然后，也许是看够了，人群开始散去。
我和陆华继续往前走，走到一个行人相对稀少的地方，陆华忽然抓住我的胳膊，轻轻地问：“真地杀人了？”
我对这个问题实在没有准备，任何一个住在北京的人都不会问出这个问题。过了几秒钟，我才反应过来：陆华住在离北京三个小时车程的地方。
真相竟然如此羸弱，连三个小时车程都无法抵达。
我说：“当然。”
她还是半信半疑。
我说：“不信，你去问问你姨外婆，就在她家窗口下就打死了一个人。要不，你去大北窑看看，那边儿有一座33层高的玻璃幕墙建筑，到现在还有几块玻璃没装上呢。”我忽然很感谢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他们一直留着那几个黑洞，本来是为了搪塞客户的，现在倒成了物证。不过我转念一想：几块碎玻璃也说明不了什么。碎玻璃毕竟不是尸体。
即便我从不怀疑发生了镇压，我所看到和听到的也只能当作间接证据。我看到了木樨地方向橙红色的烟雾，看到一辆一辆黑蝙蝠般从天而降的三轮车，看到伤员身上的深色污碛，看到儿童医院后门墙上的死亡名单，听到楼下放鞭炮一般的枪声，看到坦克从北京饭店中餐厅窗外开过，头上的瓷勺撞在瓷碗里发出“卡拉”“卡拉”的细碎声音。这些，能算做证据吗？
我不禁有些沮丧，我要写一本关于天安门事件的书的决心又开始瓦解了。我从未抵达事件的中心，从未看到事件的全貌。我有什么资格写这么一本书呢？
我和陆华沿着王府井大街继续向南，遇长安街右拐，绕过持枪站岗的戒严士兵，与数不清的疑似便衣擦肩而过，穿过高大的自动门，进入北京饭店大堂。
一路上陆华讚不绝口：“你上班的地方真是太高级了。”我故作矜持，心里暗自得意。走到办公室前，我轻轻推开门，探头往里望了一下。我不准备向大家介绍陆华，只想让她等在门口，我进去拿几本宣传画册，然后就打发她走。门一开，只见客厅的茶几上放了一只大蛋糕，川岛小姐正挥舞着刀叉切蛋糕呢。一看到我，村田先生立刻说：“小王，你回来得正是时候，快来快来，一起来吃蛋糕吧。”我回头看了一眼陆华，有点犹豫，村田先生就说：“一起来，一起来。”于是我就和陆华一起进了办公室。
进了办公室，我才发现除了村田先生、川岛小姐和小赵之外，沙发上还坐着一个看起来非常眼熟的人，就是那个川岛小姐非常喜欢的，长得有些像日本歌星西城秀树的人。
我知道他是谁，只是忘了他的名字。
我猜今天是他的生日，因为我们办公室这几位的生日我都知道。于是我问：“谁的生日？”我期待村田先生或者川岛小姐的回答中能包含那位先生的名字。
村田先生笑眯眯地说：“不是生日，是佳能公司大连分公司破土动工了，我们庆祝一下”。
“太好了！祝贺！”陆华说。我心想：你懂什么？但是川岛小姐听了很高兴，把最大的一块蛋糕递给了她。
“你还吃得下去吗？”我皱着眉头问。
“吃不下去也要努力。”陆华笑着拿起了叉子。
“我就喜欢这种态度！”村田先生朝陆华伸出了大姆指。
为什么人人都更喜欢她？我悻悻地吃了一口，闷闷不乐。
对陆华的嫉妒和蛋糕一起堵在我的胸口。下午，我趁人不注意，跑到11楼的公共卫生间，双脚一前一后踏上了体重计。这才三个月，我的体重已经不知不觉已经长了五磅。
我几乎被惆怅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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