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出万语千言
语言即存在，不能被语言描述的生活即为不存在。于是，我们为了存在而写作。
《1989，不合时宜的回忆》连载
第十六章 不可抗力
一
美国宣布对中国制裁。日本宣布对中国制裁。西方七国宣布对中国制裁。 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冻结了对中国的贷款。进出口贸易大幅下滑，旅游业一片萧条。
喧嚣的北京饭店安静下来。公司长包房大约减少了三分之一，零星散客几乎为零。从前小肖每天早晨需要两个小时把客房打扫一遍，现在不到半个小时就干完了。每次我路过前台，那里乍看上去总是空无一人，其实小肖就坐在齐胸高的柜台后面，脚搭在桌面上，话筒夹在脑袋和肩膀之间，满脸暧昧的笑，时不时发出一声“嗯哼”。
我拿着邮票夹子进了电梯。电梯里只有我一个人。电梯门关上后，一个录音女声悠扬地响起：“going down”。down的尾音在电梯四壁内回响，拖得很长很长。出了电梯就是大堂。平时大堂里总是人来人往。目不斜视直奔电梯的，是来拜访客户的生意人；穿着旅游鞋，三三两两坐在沙发上等待的，是旅游团成员；背着旅行包，手里举着一份地图，拦住行李员比比划划的，是自助旅行者；抱着摄影器材站在自动门旁边，东张西望，频频看表，那是等包车司机的外国记者。现在这些人统统都不见了。沙发上坐着一个看报纸的平头男子，大堂深处两个男人的身影在晃动。他们肯定都是国安的人。
6月中旬，我需要去中国银行西交民巷分行办事，在北京饭店门口叫了一辆出租车。出租车司机一听我要去的地方就很不耐烦，因为路途太短。他已经在北京饭店门口排了一个小时，满心希望遇到一个去机场的客人。我安慰他说：“我还回来呢。我办事的时候，你就在银行等着我。”他这才停止了抱怨，因为停车等待的时间也是要算钱的。
当时的中国，能办理外汇业务的只有中国银行一家。西交民巷分行因为地处北京市中心，所以营业大厅里一天到晚人满为患。我们沿着长安街往西，一路畅行无阻，在人民大会堂西路左拐，然后再左拐上西交民巷，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几乎可以说“一眨眼就到了”。
这是一座建于1920年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门前有六根浑圆的立柱，从外表看像是一座博物馆。我已经预感到银行里不会有很多客人，但大厅的清冷还是让我意外。营业大厅的天花板非常高，阳光从我背后的高窗照进来，将我孤独的身影投射在光洁的大理石地面上。我前面一个排队的人都没有，我的影子笔直地延伸到营业窗口。
窗口后面坐着一个很面熟的营业员。她大约三十多岁，自来卷的头发总是修剪得十分俐落。平时我们见了面，在公务之前总要寒暄几句。“今天外面真热啊”。“明天就放假了”。有一次，我把支票递给她，她从钱箱里拿出一叠钞票，正要放到点钞机里，一个瘦高的外国男子走到我身边，用英语对我说：“你很漂亮。”我开心地用英文说：“谢谢。”那个营业员就用中文对我说：“这家伙已经呆在这里一天了，看见每个姑娘都说这句话。”我说：“谢谢。”然后我们俩会心一笑。
但今天她就跟不认识我一样。我猜是因为他们接到了警告，要和外国人保持距离。眼下这种形势，就算领导不警告，谁也不愿意无端给自己惹麻烦。祸从口出，能少说一句就少说一句吧。我拿出一张支票，说：“取现金”。她接过支票，在电脑键盘上敲了几下，拿出一捆钞票，撕开绑在钞票上的小纸条，把钞票放在点钞机里数，再把小纸条重新拦腰捆上，懒洋洋地通过窗口推给我。
我走出银行，仿佛逃离了一个高大幽深的洞穴。司机连一根烟还没抽完呢。“这么快？”他很不开心地把烟掐了。
回去的时候经过长安街，在天安门东侧遇到一个红灯。我们是红灯前唯一的一辆车。对面的红灯前一辆车都没有。右手边是天安门广场与国家博物馆之前的马路，那条路上的绿灯亮着，但也是一辆车没有。一剎那间，我仿佛又回到了六十年代末，我坐在外婆家楼下的台阶上。街上一辆车没有，我好奇地看着路口上的交通灯一会儿变红了，一会儿变绿了，不知道它在做什么。
“他妈的，”司机骂了一句，“美国那个布什真是吃饱了撑的，纯粹帮倒忙。制裁，制裁！制裁个屁！制得了中国的独裁政府吗？反倒让老百姓过不好日子。”
我说：“恐怕也不能全怪制裁，现在这种形势，街上跑坦克，谁敢来中国啊？”
“那可不一定。说不定好多人都想来看看中国的坦克呢，”他说，“美国人民还是热爱中国的，都是他妈的总统没事儿找事儿偏要反华。”
红灯终于变成了绿灯。他踩了一脚油门，继续唉声叹气地说：“这都15日了，这个月的份子钱还没挣出六分之一呢。”
“下半月会好的。”我空洞地安慰他。
二
六月四日，当北京笼罩在血色恐怖之中时，在地球另一端的波兰，“团结工会”在议会两院的公开选举中大获全胜，反对力量终于通过和平的方式完成了民主转型。同样是六月四日，北京是鲜血、悲愤和泪水，波兰是鲜花，喜悅和泪水。
“天安门事件”会不会影响了波兰的选民？我不知道。据说，选举前的民意测验曾经显示波兰的共产党将会获胜。可是6月3日晚北京发生了天安门事件，数小时后波兰开始了投票，选举结果显示团结工会大获全胜。这真地仅仅是巧合吗？
全世界的共产党都是建立在同一个前提下的，那就是代表被压迫的人民反抗压迫人民的人，就像《国际歌》所表达的：“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的寄生虫！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当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开枪的时候，它就是背叛了共产党的纲领，因为它摇身一变成了“毒蛇猛兽”和“寄生虫”，它反过来要“吃尽我们的血肉”，它异化成了镇压“劳动者”的力量。当“六四”的枪声响起的时候，共产主义国家的人民也许会以怀疑的眼光重新打量一下自己的执政党，他们的共产主义信念也许会因此而动摇，他们很可能会对自己说：要不，我们还是试一下民主吧？
当然，这都是我的猜测。我怀着嫉妒阅读有关波兰的新闻。也许我们用鲜血浇灌出的花朵伸出了墙头，累累的果实落到了邻居家的院子里。我那时完全料想不到，更令我嫉妒的事情将在5个月后发生。柏林墙被推倒了。
三
学运领袖被通缉，通缉令在电视上滚动播放。被通缉的方励之和夫人李淑娴逃到了美国大使馆。美国大使馆所在的三里屯一带戒备森严，戒严部队虎视耽耽，一场新的外交冲突随时可能被引发。
小赵开车路过使馆区的时候，经常遇到警察和武警的随机拦截检查。有一天晚上，警察责令他把四个车门都打开，派警犬上去嗅来嗅去。每个人都有弱点，小赵那么一个相貌堂堂的六尺男儿，却特別怕狗，吓得全身筛糠一样。他把这笔帐全算在我身上了。第二天，他一脸鄙视地对我说：“你的老师人品太次了。让学生去送命，自己逃到美国大使馆。”李淑娴是北大物理系副教授，广义上可以算作我的老师。
李淑娴的丈夫方励之是天体物理学家，1984年9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他主张“大学独立于政府”，在科技大学倡导“科学 、民主、创造和独立的精神”。1986年底的学潮之所以发源于远在安徽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就是受到了方励之的鼓励。在1986年12月4日的学生集会上，方励之发表演讲说：“民主不是自上而下给予的，而是从下到上争取的。”1987年春，在胡耀邦被撤职之后，方励之也被撤掉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的职务，调到北京天文台当研究员。
早在1989年2月，方励之就发表了《中国的失望和希望》，该文由Perry Link翻译为英文，在美国的《纽约书评》杂志发表，中文版则在香港发表，后来由北京大学学生王丹等人以大字报的形式在北京大学张贴，从而在大学生中得以流传。
《中国的失望和希望》直指中国的政治体制，将当前经济改革的混乱与政治体制的落后联系在了一起：
“首先，中国的专制政体，与其他政治专制、经济自由的国家不同，它似乎很难完全接受自由经济体制。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的专制政体，是与所谓公有制，即官有制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的正统意识形态，原则上不与自由经济所必需的产权私有制相容……
其次，中国的专制政体已经一再被证明是缺乏效能的。只要看一下共产党本身的腐败就够了。经过十年的整顿党风，其结果却是‘不正之风’年年高，原来还只是党员领导以‘不正’的手段多占住房，如今已是大规模的‘官倒’了。至少没有理由再令人相信，这样的专制政体会有能力治理它自身滋长的腐败。至少就这一点说，也需要更有效的舆论监督，更独立的司法系统，即需要更多的民主。”
六四运动几乎过去了三十年，重读方励之的文章，我认为它仍然在针砭时弊，依然振聋发聩，依然没有过时。
整个学生运动的进程中，我很少听到方励之的消息。突然听到方、李被通缉，我略感意外。不过仔细想想，89年初的这篇《中国的失望和希望》，的确有檄文的感觉。也许当局认为是这篇文章给学生运动定了调子。但更让我意外的还是方、李躲到美国大使馆这一行为。在我看来，仅仅是为了一篇文章，他们罪不至死，更何况学运领袖们还在逃亡，生死不明。
不管怎么说，我也不愿意听小赵批评“我的老师”，于是我尽可能为他们辩护： “学生和市民是被政府派出的军队杀的，又不是方励之杀的。现在悲剧已经发生了，他们也有权利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而采取自己认为适当的措施。”
我从来不认为我有资格批评方、李的选择，我也怕死，我也留恋生命。然而，内心深处，我还是感觉自己被方、李背叛了。连我都有这种感觉，那些深度卷入抗议示威的学生们呢？他们会不会也觉得自己被背叛了？天安门事件之后，全国青年学生士气低落，我感觉和方、李逃入美国大使馆有很大关系。大家都有幻灭的感觉。
形势就是这么荒唐：我家里有一个暴虐的家长。我家右边的邻居为了主持正义，把我家的大门堵死了，希望暴虐的家长可以幡然悔悟，结果却导致我们全家一起挨饿。身强力壮的哥哥自己一个人冲出了包围圈，跑到邻居家避难去了。我家左边的邻居吸取了教训，暴虐的家长放下屠刀，一家人围坐下来重新商量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我走在连接北京饭店东楼和中楼的走廊上，原本很宽敞的走廊现在显得更宽敞了。我经过我和郭言坐过的咖啡厅，透过宽大的玻璃窗，望向行人寥寥的长安街。靠窗的咖啡桌上摆著一只瓷瓶，里面的塑料花和上个月一样美丽、孤独。一辆坦克沿长安街驶过，塑料花瓣轻轻地，几乎令人无法察觉地颤抖了几下。
我感觉自己被全世界拋弃了。
四
1989年六月十一日，在地球的另一端，法国网球公开赛爆出大冷门，年仅17岁的华裔美国选手张德培夺得男子冠军。张德培在获奖感言中说：“愿上帝保佑每一个人，特別是中国人。”（God bless each and every one of you, especially China）。这句话，对于处在孤立中的中国人民仿佛从阴云密布的天空中投射下来的一束微光，让我感觉到我与世界依然存在联系。这是一种独立于政治之外的，人与人之间基于同情、正义和常识而产生的联系。 可惜，中国的新闻封锁得如同铁桶一般，绝大多数中国人在当时根本无从得知张德培的言论。
我们的办公室如同坟墓一般安静，以往还偶尔会有打错的电话，现在连打错的电话都没有。六月中旬的一天，电话铃响了，我接起来一听，居然是之华。
“你在哪儿？”我急切地问。
“我在天津家里。”
“哦，你什么时候回来？”
“9月份开学再回去，如果还能开学的话。”
“会开学的。”我说，“我如果回天津，就去看你。”
“好的。”
她掛断了电话。当时长途电话费很贵，我们没有说一句废话，时间正好控制在一分钟。她关心我，想知道我是否一切都好；她也知道我关心她，想让我知道她一切都好。一分钟，足够了。
红色恐怖还在继续。电视台还在滚动播出对学生领袖、工运领袖的通缉令。戒严部队还在街头站岗、巡逻。经济发展的节奏慢了下来，物价飞涨的势头减弱了。对于普通人过日子来说，这倒似乎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出口订单被大幅度削减，未来也许会引起失业，可那毕竟是更远一些的未来，眼下人们看到的是市场上出现了质量上好的黄花鱼，价格是以往的一半，那都是本来要出口到外国去的。外婆家的公共厨房里，每天都弥漫着炖鱼、烧虾的香味。在北京饭店纪念品商店里，我一直都很喜欢的一套真丝绣花睡衣从三百多元降到了二百多，而且可以收人民币——从前是非外汇券不卖的。
五
自从四月份北京开始发生风波，村田先生对未来的预测基本不对。在每一个转折点上，实际发生的冲突总是比他预测的更激烈。最为严重的错误发生在6月2日，他押注压不会开枪。6月3日枪声一响，我就感觉村田先生的位置可能保不住了。但我的预测也错了。在这种非常时期，满大街都是端着枪的士兵，就算东京对村田先生很不满，也一时找不到愿意来中国替换他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村田先生的位置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稳固。
川岛小姐也留在了北京。据小赵说，当年川岛小姐就是因为在东京和別人处不好关系，才被发配到北京来的。从经济上说，她在北京工作很划算：有海外补贴，住、行都是公司付钱，甚至连去友谊俱乐部打网球都可以按交际费报销。最重要的，她在东京就是一个普通办公室女孩儿，跟我的地位差不多，可是在北京，她是二老板，时不时还可以嘲笑一下大老板。综合以上种种因素，她也不会因为街上跑坦克就回日本。
外国人从自己国家的电视上看到的中国是一片血与火的恐怖，但对于留在中国的外国人来说，此时倒是最安全的时刻——除非你是个外国记者，非要打听到底死了多少人；除非你同情学生运动，非要帮助通缉犯出逃。对于那些继续与中国做生意的良民，此时的中国政府简直可以说是百般讨好。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领导不断打电话、派人来游说，希望佳能公司不要中断已经谈得差不多了的大连项目。佳能公司要在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立一个组装厂。这个工厂一旦启动，将给大连带来15亿日元外汇投资，直接创造五千个工作岗位，并且间接带动周边的服务、运输、进出口等各行各业。
中国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也是一个很独特的现象。它是在中国本土划出一块地方，对涉外企业实施各种优惠政策。经济开发区通常靠近海港，比如海南、深圳、大连。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在1984年公布了稅收优惠政策：企业所得稅减为百分之十五（中国企业是25%）；经营期在十年以上的中外合资企业，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所得稅，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所得稅；经营期在十年以上，属于技术、知识密集型项目的，或投资额在五百万美元以上的，除享受上述规定待遇外，经批准可继续减免一至三年所得稅。此外还可以用极其优惠的价格使用土地，在进出口方面享有权利等等。
当初佳能打算在大连开办分公司，自然是看中了这些优惠条件。天安门事件之后，日本政府宣布了对中国的制裁，但那只是中止政府层面的经济交往，并不限制私人公司继续投资。天安门事件损害的是佳能公司的信心。未来中国将向何处去？东京总部需要观察，也需要来自中国高层的私人保证。这当然是有些讽刺，因为大连的官员一再向佳能公司强调：中国是一个“法治社会”。不过，东京方面却深知中国是个“人治社会”，找不到高层领导个人的背书，他们不敢轻易向前推进。
村田先生一直都跟中国的高级干部有来往。天安门事件之后，他更是天天在外面跑，今天拜访这个，明天给那个送礼。有一天，办公室进来一个中年男子。他个子不高，鼻梁高耸，乍一看有点像外国人。他似乎是不期而至，因为村田先生一看到他，立刻小跑着迎上去，连连说：“杨先生，你好！这可是意外的惊喜啊！”
杨先生坐在沙发上，村田先生拿出佳能公司的最新产品演示给他看。一般摄影爱好者看到佳能相机，尤其是市面上还没有出售的新款，没有不感兴趣的，但这个人表情很淡漠。他倒是听得很认真，时不时拿过来摆弄了几下，但你能感觉到他没有真正被打动，被取悅。他摆弄完，就把相机放在了桌上。
“我正在筹备一个摄影展，想请你们去看看。”他对村田先生说。
“好啊，好啊，”村田先生迫不及待地说，“什么时间？”
“现在行吗？”他问。
“随时可以出发。”
“那就走吧。”他站了起来。村田先生立刻吩咐小赵去开车。通常情况下，村田先生都会和小赵一起坐电梯到楼下，一起走到停车场。如果是和重要客人在一起，村田先生就会让小赵把车直接开到北京饭店正门。
“不用，坐我的车。”杨先生一脸淡漠地说。说完，他就走在了前面。村田先生立刻叫上川岛小姐，两人忙不迭地跟在后面。
不知为什么，他那种面无表情的样子，让我想起胡耀邦追悼会上出现过的几位大佬。等他们三人离开了，我问小赵：“那人是谁呀？这么大的派头？”
小赵说：“我只见过他一次，好像是中国摄影家协会的领导。”
过了几天，村田先生给我一堆资料，让我写一份通稿。原来中国摄影家协会要举办一个摄影比赛，佳能公司成了冠名赞助商。
又过了几天，小赵神秘地告诉我：“你知道吗？那个摄影家协会的大鼻子，原来是杨尚昆的小儿子。”
杨尚昆是国家主席，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中共的“八老”之一。他的弟弟杨白冰是中央军委秘书长，也是戒严部队军事行动的总指挥，再说得具体点，就是他指挥了6月3日至4日的军队进京清场行动。
原来佳能公司攀附上杨家了。这个弯拐得有点太突然，让我无法接受。不错，我从来没有参加抗议，我的立场始终摇摆不定，我对学生的主张抱有警惕，我对他们的作法怀有批评，可是我有基本的是非观。自从枪声响起，事情对我来说就变得简单了：暴力镇压是错误的。那些学生、市民无论有多少错，他们罪不至死。
我心怀抵触，村田先生明察秋毫。有一天，他心情好，就跟我聊天。他说：日本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日本。中国政府应该受到谴责，但是两国之间的经济往来不能断。中国的经济如果往后退，对谁都没好处。
我说：“道理是这么个道理。”
他问： “小王啊，如果现在佳能公司撤出中国，你去哪里工作呢？”
我说：“我回北佳公司啊。”
他说：“北佳公司是北大和佳能的合资公司。如果佳能都不能在中国立足，北佳公司肯定要解散的。”
我说：“那我就回北佳公司的母公司北大新技术公司。”
他说：“北大新技术就不会倒闭吗？激光照排系统、电子打字机这些商品一直都是政府机关、学校、报社在购买。去年价格闯关失败之后，政府已经出台了很多措施限制集团购买。 我听说北大新技术今年的经营很困难呢。”
我说：“反正我是北大的教师，我还有北大的工作证呢。”
“是吗？”村田先生对我的谜之自信感到好笑：“据我所知，你那个北大教师的身份只是名义上的，是当时为了安排你们这批毕业生的一种权宜之计。如果北大新技术倒闭了，北大能给你安排什么工作？去食堂煮饭？”
我不服气：“反正北大得管我。难道北大还能把我的档案扔到大街上？”
他终于抓住了我的逻辑漏洞，得意洋洋地指出：“你这样说，表明你还是计划经济体系下的思维。”
一时间，我竟无言以对。我忽然看到了我的窘境：如果中国向后转，回到纯粹的计划经济，那么改革开放这十年来出现的，夹在两种体制之间的这一批人，很可能就成为了牺牲品。对我们来说，现在別无选择，只能继续往前走，推动中国转向彻底的市场经济，即使代价是维护专制政体。
但是，非得和杨家同流合污吗？我在感情上仍然不能接受。
可是我不接受又能怎么样？我只是个最低阶层的雇员而已。
我说服我自己：那位摄影家杨先生，他本人和暴力镇压没有关系。他只是碰巧拥有杨家的血统，并且碰巧喜欢摄影。他和我一样，他只是碰巧处于那个位置。他不曾把枪口对着目标，只是喜欢把镜头对着目标而已。想到这儿，我忽然发现了一个巧合，那就是：“射击”和“拍摄”这两种动作在英语是同一个词：shoot。我觉得这个巧合大有深意。
我努力说服自己：我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如果我辞职不干，有大把的人抢着做这份工作。这份工作由谁来做都行，改变不了整体事件的格局和历史的走向。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不过是一粒渺小的灰尘。我对于悲剧没有责任，我目前做的事情也算不上是背叛。只是，越是努力说服自己微不足道，我心里就越是忿忿不平。从小我就很顽固，我的性格让我吃了不少亏。我一直觉得我生活在压力下。这种压力的目的就是磨灭我的棱角，抹杀我的个性，贬低我作为一个独特的人的价值，把我塑造成一颗可以安装在独裁机器上的螺丝钉。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不服从的人，而现在，他们竟然成功压制了我。
不，我对我自己说。我要成为一个人，成为一个能够负责的人。虽然我不知道我到底应该对什么负责。但我一定要把那件责任找出来。一定有一件事情，必须由我来做；一定有一份责任，非我不能承担；一定有一种改变，只有我才能实现。
六
村田先生说：“真相和正义总会到来。要相信时间。”
“与此同时，”他说：“现在是最好的和中国做生意的时机。这是因为中国急切地需要和西方世界恢复正常的关系，所以会给出最大限度的优惠。”
他还说：美国是在忍痛制裁中国。制裁并不符合他们的经济利益，只是他们当惯了世界领袖，不得不表明一下态度而已。美国对中国的制裁很快就会解除。日本应该趁机走在美国的前面。
按照原定计划，我们将于1990年1月搬到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是北京市第一个大型办公中心，1985年破土动工，第一期写字楼预计1990年1月开业。计划中的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包括5幢写字楼，一座酒店，两座公寓，一座购物中心，其中写字楼的总面积达到三百多万平方英呎。
我刚到佳能工作的时候，村田先生就向我许过愿：再过一年，我们就会搬到专业的写字楼去。客厅地毯上再没有红漆木床留下的四个深坑；卫生间里再没有浴缸；办公室的门是玻璃的；透过玻璃门可以看到Canon 标志；我们将有一个大办公室和一个会议室；会议室里会有电子白板和投影仪；所有的办公家俱都是从日本订做的。来来来，过来看看我订购的椅子。为什么我选这个形状的椅子？因为它虽然看着很漂亮，可是坐着并不舒服，否则的话，开会的人就要睡着了。哈哈哈。
我一心盼着搬到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去。到那时，我就能站在电子白板前，熟练地操纵着投影仪，给客人讲解佳能照相机的功能，就和佳能宣传品上的模特一样。
8月下旬，中国国际贸易中心的销售代表来拜访村田先生。国贸是中外合资企业，外方是马来西亚的郭氏兄弟。销售部门的很多雇员都是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的华人。他们能说流利的中、英文，看上去和中国人一样，但是举止、语气又有细微的差別。
这位销售代表恭恭敬敬地向村田先生表示：由于不可抗力，中国国际贸易中心的建设不能如期完成，入驻时间要往后推迟至少半年。
“哪一种不可抗力？”村田先生问。
“就是众所周知的不可抗力。”
村田先生要他说得再具体一点。
销售代表便一五一十从头讲起：大楼主体建筑在五月就已经完成，但是在六月四日平息反革命暴乱的过程中，有几块玻璃被戒严部队打碎了。那种玻璃是从法国订购的，一块都没有富余。我们已经向法国追加了订单，偏偏又赶上西方七国对中国禁运。玻璃什么时候能运到还说不准。
等他走了，村田先生心情沉重地说：“下午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下午，小赵开车，我们四个人全体出动。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在北京饭店以东大约六公里，如今是北京繁华的CBD，有人将其比作纽约的曼哈顿，有人将其比作东京的银座，但是在1989年，那里是穷乡僻壤，一片废弃的工厂区旧址。
国贸的宣传资料我已经看了无数遍。我们即将入驻的写字楼是一座全玻璃幕墙的33层的建筑，建成后将是北京第二高的建筑。当时北京第一高的建筑是京广中心，但京广中心瘦瘦高高的，形状没有美感。我很喜欢国贸写字楼的设计。它的长宽比和谐、匀称，既稳定又威严。楼体的横截面近似长方形，有三个直角和一个圆弧角，看起来既简洁又优雅。
我们的车沿着长安街向东，在东三环立交桥处掉了个头，再沿长安街向西走了几十米，就停在了国贸写字楼脚下。我们下了车，仰着头，将这幢高楼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建筑主体已经完工了。宣传资料所给出的美好印象都得到了证实。它确实是高大、威严、简洁、优雅。深褐色的弧形玻璃幕墙看起来像是一幅画，反射着蓝天和白云。美中不足的是这幅画上有七、八个黑点，那就是被打碎的玻璃。
我感到纳闷。这座建筑的玻璃幕墙是全封闭的，根本没有可以打开的窗户。戒严部队为什么要朝着它开枪呢？再说，被打碎的玻璃中，最低的一块也在9楼。我完全想像不出军人当时受到了怎样的威胁。在我看来，他们开枪毫无理由，非常随意，就是出于一种破坏的快感。
村田先生关心的并不是戒严部队开枪的理由。他观察了一番进出工地的车辆，得出结论说：这几块被打碎的玻璃只是中国国贸中心的借口。
他是这样分析的：虽然写字楼主体建筑看起来完工了，但更耗时间的其实是内部装修和电气工程。中国的工程队不具备如此大规模施工的经验，肯定已经延误了工期，致使客户无法准时入住。国贸本来就面临违约赔偿。没想到赶上了天安门事件，给了他们一个“不可抗力”的完美借口。
他指着玻璃幕墙上的黑点说：你们看，这几块碎掉的玻璃必须重新订购，这应该是真的，因为外墙是弧形的，每一块玻璃的弧度都不一样。但这几块玻璃对整个大楼的功能和安全应该没有影响。受影响的只是那几家公司而已。有必要让全体客户都推迟入住吗？半年的租金可是一笔巨大的收入呢。
我说：“也许因为这几个洞，整个大楼的气压都受影响？”
村田先生说：“那样的话，现在就应该用临时材料遮挡一下。保留着这几个洞，只能是给客户看的。”
我说：“我们应该进去看看，他们是不是正在铺设各种线路？”
村田先生说：“进入工地要提出申请，我估计他们不会批准。”
果然，村田先生要求进入工地的申请没有得到批准。
既然无法按时搬到国贸中心，村田先生就只能通知北京饭店延长租约，没想到北京饭店竟然趁火打劫，将租金提高了50%。明明那么多房间空着，根本谈不上供不应求，但他们认准了这是最后一次抢钱的机会，也认准了佳能公司不可能为了半年过渡再搬一次家。
村田先生很生气，但也毫无办法。
“不可抗力”，“众所周知”。你明知道他们说的都是假话，可你就是毫无办法。
这就是放弃寻找真相可能会引起的连锁反应。不管过了多少年，我始终也忘不了国贸写字楼那幅巨大的玻璃幕墙，以及墙上的几个黑洞。那不是一般的黑洞，而是“种子”黑洞。它能成长为怪兽一般的超级黑洞，能吞噬掉一切物体，一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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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走来，人类文明发展的潮流又是什么？是：人，也即是人身和人心。以人为本，不是一句空话或套话。在当前，贯通古今、融汇东西的真正依托，也不过是“人”而已。
矛盾不可避免，改变也是必然，主动也好、被动也好，考量的是大家的身和心。
上升也好，下降也好，都是天地之间的变化，人若越想胜，反而越可能败。只有身心超越了胜负，才能真正做到双赢。
中国1949年失去了一次机会， 1989年， 然后是2012年？ 有个朋友说的对， 中国一直在一个圈子里走， 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