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出万语千言
语言即存在，不能被语言描述的生活即为不存在。于是，我们为了存在而写作。
《1989，不合时宜的回忆》连载
第十四章 不能忘却的一夜
一
自从88年7月搬到我外婆家住，我在每个周末、每个公众假日都会到办公室去，即使89年1月1日。公众假日往往是亲人团聚的日子，但我的问题就是很难感受到与亲人之间的联系。我是个亲情淡漠的人。有时候我想：我大概和孙悟空一样，也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吧？
5月21日是个例外。我一趟趟去商店买东西，再像蚂蚁一样把东西搬回家。家里没有足够的储藏空间，我不管不顾地把盐、糖、醬豆腐一骨脑都堆在地上，给我外婆造成了很大压力。她不停地唠叨着：“把东西靠墙放。”“別挡着路。”但我看得出来她是开心的。她脸上焕发出的神采感染了我。我到底还是有点用处的。我自我感动了一下下。不过那感动十分微弱，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我的行为方式。
然而，6月3日早晨我一睁眼，我就打定主意今天哪里也不去，就呆在这四堵墙内。
和往常一样，外婆坐在床上做针线活。眼下，她正在绣一只枕套。她说那是给我做的嫁妆，我也不好意思嫌弃。她高兴就好。忽然，她小心翼翼地把针插在一团线球上，把手里的活计在床上放好。然后她下了床，走到窗前向外张望。张望一阵，她就转身朝我招手：“快来，你快来看。”
“看什么？”我问，声音有点大。
“嘘——”她掐了我一下，自己仍然目不转睛地盯着楼下。我们楼前的街道上种着一排旱柳。旱柳的树冠长得十分茂盛，一棵接一棵，几乎完全遮蔽了楼下的人行道。顺着她的视线望去，我看到淡棕色的繁枝和浅绿色的茂叶。她伸手一指。一个男青年的身影正从一棵树下闪出来，脚步匆匆，转眼又钻进另一棵树下。
虽然只是惊鸿一瞥，但我也看到他穿着白衬衫，绿裤子，肩上背着一只草绿色的布包。当时有谣传说解放军正在分散成小股悄悄进城。他们把军装上衣脱掉放在背包里，身上只穿着白衬衫和绿裤子。
“会不会是……”她的声音在颤抖。
“平民也可能穿白衬衫、绿裤子，”我安慰她，“这是很普通的打扮。”
“你可千万別再出去了。”她说。原来包袱在这里。
“嗯，”我含混地应答着，回到自己的床上，心里一阵惭愧。她高估我了，今天的我连一丝一毫外出的勇气都没有。连一点好奇的火花都没有。我害怕什么呢？枪炮、棍棒、坦克、火这些我都怕，但还不是全部。从我外婆家到天安门之间的路已经被路障隔得七零八碎，每一条胡同都仿佛是封建割据的城堡 。我实在没有勇气穿越这一片广大的敌我不分的战场。
昨天下午在西养马营，听到有人喊“注意胡同里的陌生人”，我立刻就产生了恐惧，这种恐惧是难以形容的。一直到多年以后，当我走南闯北，开始理解城市是什么以后，我才能理解我当时除了恐惧之外，更深的是失落。城市，就是一个陌生人可以和陌生人相安无事的开放空间，而乡村，就是每个人都认识每个人的封闭社会。北京本来是个大都市，但是区区一纸戒严令让它又跌回了一个必须由熟人来担保你的封闭社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北京已经异化了。戒严令是有毒的，它让人眼前一片黑暗，内心里一阵阴风掠过，吹灭了好奇之火。
二
我龟缩于其中的这幢六层灰色L型居民楼，却又恢复了对内开放。很多人家的门整天敞开着，楼道里重新变得如同七十年代一样明亮。整个八十年代一点点建立起来的邻居间的隔膜突然间消失了。在无法预测的外来威胁面前，邻居们又成了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公共厨房里一天到晚都有人做饭。大概是因为不能外出，有更多时间精烹细煮。不做饭的人也到这里来，端着一杯茶，站在那里听大家聊天。
住在楼梯旁边的夫妻俩一直在商量要不要去复兴医院探望“大姨”。妻子不想去，她认为复兴医院离木樨地很近，听说那里非常乱，“子弹可是不长眼睛的。”丈夫原则上同意远离危险之地，可明天“大姨”就要出院了，如果今天没有开枪，以后“大姨”只会记得我们没有去看她。
起初，他们提到的“大姨”对我来说只是一个符号，代表某一个我不认识的他家的亲戚。后来“大姨”这个词被反复提起，渐渐就在我头脑中有了血肉。这个“大姨”我是见过的。那家丈夫的母亲去世早，他是被“大姨”带大的。是的，就是她。她身材高大，身形瘦削，有着一张坚毅的方脸。我外婆比她矮，还有个颤颤巍巍的大肚子。她俩站在一起显得对比很强烈。但为什么她俩会出现在同一幅画面里呢？答案就在她俩的脚上——她俩都有一双“解放脚”。
我上小学的时候，“大姨”来帮那家人照顾新生儿。她站在楼道里，和我外婆闲聊，手里抱着一个包裹，一股臭烘烘的奶味儿从包裹里散发出来。
“您的鞋真不错，从哪里买的？”“大姨”问我外婆。
“我自己做的，”我外婆自豪地说，“我有的是时间，下次可以给你做一双。”
“那可太好了，多谢啦！”
对，就是她。为什么最近很少见到她呢？外婆这些年做鞋做得比以前少多了。市场经济就是能更合理有效地配置资源。一些老字号鞋店恢复了给“解放脚”老太太做鞋的传统。天津有一家著名的老字号鞋店。我妈妈经常问我外婆要不要给她带双鞋来。外婆说不要，理由是“鞋”和“邪”同音，不能给自家人送“邪”。我认为她是心疼钱，否则的话，给自己做“邪”又算怎么回事儿？但既然有地方买，很多以前求她做鞋的人现在就不愿意再麻烦别人了。我估计这个“大姨”也自己买鞋去了。
往事兇猛，将记忆的闸门撬开；回忆呼啸而来，将我卷入更深的过去。一勾二，二连三，我竟然记起那家的妻子姓薛——当年“大姨”叫她“小薛”。他们夫妻之间从来不用姓名互相称呼，总是说“嗨”，“你”。如果没有儿时的记忆， 我就是听十年墙根也不知道他们各自姓什么。
三
中午时分，楼道里响起一阵由远及近的脚步声。脚步声停在男厕所门口。姓薛的女子追着一个姓秦的女子到了男厕所。只听她问：“小秦，你回来了！木樨地情况怎么样？”
闻听此言，从四面八方立刻涌出好多人，瞬间将两个女子围在中间。说到底，无论是拿破仑选择进攻俄国的时机，还是寻常百姓要不要看望亲戚，决策的基础都是情报。
叫小秦的女子看起来不到三十岁，身材瘦削，精力充沛，眼睛灵活有神。我不认识她，估计她是在过去几年嫁到这幢楼来的。她手里端着一只盆，正要去男厕所打水，一见围上了这么多听众，声音立刻提高了几个分贝：“很乱，非常乱，能不去就別去。根本没法儿走路，连人行道上的砖头都被敲下来了。还有人往我手里塞呢，我可不敢要。我力气小，也扔不准，砸不着军人砸着自己人可怎么办？”
“后来呢？”有人问道。
“后来，我就回来了。”小秦想了想，继续说： “对了，昨天晚上，一辆吉普车失去控制冲向人行道，当场撞死了3个人。学生们把这辆车堵住了，从车上发现了好多钢盔、步枪和刺刀。现在这些武器都放在车顶上，很多人在拍照呢。你们现在赶紧去看，也许还来得及。”
正在这时，一个男人走到观众外围，凶巴巴地朝小秦喊：“你怎么还在这儿嚼舌头？孩子都饿死了！”
大家都被吓了一跳，知道是小秦的丈夫不满，于是纷纷退去。姓薛的女子对小秦丈夫讪笑着解释：“都怨我。我们家里有病人在复兴医院，我想问问她木樨地安不安全。”小秦丈夫的态度稍微缓和了一些：“你知道吗？她刚才把三岁的孩子绑在自行车的后座上，带着孩子一起去了木樨地。有这么混的人吗？自己爱看热闹，也不管孩子的安全。”
姓薛的女子就说：“下次你跟我说一下嘛，我可以帮你们看一会儿孩子。” 小秦没答话，一头扎进男厕所。
过了一会儿，楼道里安静下来，我提着一把水壺去公共厨房。没想到迎头撞见李伯伯。他见了我很吃惊：“你在家呢？”我对于这种明知故问一向不知如何回答，于是敷衍说：“啊，是啊。”他对我的冷淡毫无察觉，又说：“从来没在白天见过你。你外婆说你们日本公司很忙，星期天也不休息。”我只好说：“是这样的。”他问：“今天为什么不忙了呢？”我竟一时语塞。今天外面那么乱，走路上班不安全。这不是人尽皆知的事实吗？见他就是不肯让开路，我只好胡乱找了个理由：“今天我不舒服。”他意味深长地点点头，表情凝重地放过了我。
自从李敏结婚以后，每次我遇到他，他跟我的对话都有点别扭。我总觉得他在跟我没话找话。可是在中国文化里，他是长辈，我是晚辈，他完全不需要敷衍我。如果没话说，直接无视我不就行了？
为什么他总要跟我东拉西扯言不及义地搭讪呢？我有一种感觉：他在耐心找我的破绽。我这种猜测并不是毫无根据的。我听说过一些关于他的传言。这楼上住的绝大多数都是工人，性格比较直接。很多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欺负过他，近些年来或多或少都遭到了他不露声色的报复，而且人们往往是在他的报复行为过后很久才明白过来。可是我究竟在哪里得罪了他呢？也许他不赞同李敏的婚事，怪罪我没有早点向他汇报？还是他知道我不守信用，放李敏鸽子？
外婆家的煤气炉就放在楼道里。我把水壺放在煤气炉上，划着火柴，左手把火柴凑到炉头上，右手拧开煤气开关。这种点燃方式需要双手的密切配合。如果开关拧晚了，火柴已经烧尽，炉子点不着；如果拧早了，煤气溢出来，会熏得人头疼。理想的节奏是在煤气通过管道输送到炉头的剎那恰好遇上火苗。我已经十几年没用这种方式烧水了，但是我左右手配合协调，居然一次成功，空气中一点煤气味都没有。
看来我仍然属于这里。
四
傍晚时分，楼道里忽然起了一阵骚动。仿佛平地一声惊雷，寂静中爆发出尖叫声、追逐声，肉体与硬物撞击的声音。大家都从房间里跑了出来。原来是一个小伙子要往外跑，他的父母在他身后又拉又拽。年青人终于使出狠劲儿，将他妈妈甩脱。老年人的膝盖磕在地上，发出一声闷响。丈夫去照顾妻子，小伙子就趁乱跑下了三楼。这时从二楼各个房间也冲出来很多人，将楼梯堵死了。小伙子爬到楼梯扶手上，正想往下跳，两个身强力壮的中年人一左一右拉住了他。
“放开我！”小伙子大喊着，挣扎着。
那个小伙子姓乔，和我的年龄差不多。乔喜欢跳舞，但连续三年考舞蹈学院没有考上，又不肯进工厂当工人，于是就成了在当年很少见的自由职业者。据说他的主要工作机会是在大型演唱会上给歌星伴舞。他长得不错，走路步态轻盈，仿佛走路时脚不沾地似的。他的额头前留着长长的流海，这在那时也是不多见的发型。如果在楼道里遇见人，他就会把头发一甩，露出眼睛，看清对方再打招呼。眼下，他风度尽失，硕长的身材和匀称的四肢被夹在两个强壮的工人之间，显得柔软无力；长长的流海垂在眼前，不听话地摆来摆去。
通往三楼的楼梯上也已经站满了人。乔的押送者喊：“让一让，大家往后退一退。”人们按次序后退。乔被押回了家。他父亲用一把大锁从外面把门锁上。乔在里面愤怒地拉门，门锁“哗啦哗啦”地响，仿佛整扇门随时都会扯下来。热心的邻居从自己家里推来一只单人沙发挡在门口，乔母一下子瘫坐在沙发上。乔父小心翼翼地挤在妻子身边坐了下来。他一只手扶着腰，似乎刚才也受了伤。
乔身材高大，但他的父母都是瘦小干枯型的，很难想像这两位老人刚才能弄出那么大的动静，看来是拼了命。有邻居问他们有没有受伤，要不要去医院。夫妻俩强忍着疼痛，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然后说：“没事儿，没事儿”。
“到底为了什么？”终于有人忍不住问。
“都是费翔惹的事儿。”乔母带着哭腔说。
费翔是出生在台湾的中美混血儿，1987年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一唱成名，成为当年中国大陆最受追捧的歌手之一。1989年，费翔计划举办全国巡回演出，需要几十名舞蹈演员为他伴舞。经过考试，乔被录取了。伴舞演员从去年底就开始排练，整整筹备了半年。今年年初费翔宣布首演日订在5月19日。谁也没想到北京市会在这一天颁布戒严令。乔的父母担心他的安全，不让他去演出。乔则担心如果缺席，自己可能会被开除。他父母认为：既然已经戒严了，今晚的演出肯定也会取消。大家都去不成，这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没想到，戒严令对北京人没起到作用。虽然没有公共交通，观众们仍然设法赶到了首都体育馆。除了极少数人以外，演职员全都准时出现。费翔的首演大获成功，全国巡演如期进行。首演缺席的人就被开除了。
“自从丟了工作，他就有些不正常，经常一个人自言自语。刚才一听到广播，神经受了刺激，立刻就要去天安门。”乔母此时已经耗尽了力气，再也说不下去了。
她所说的广播，大概就是北京市的《紧急通告》。
有人一直开着收音机，大家都沉默了，播音员庄重严肃的声音就充满了楼道：“全体市民要提高警惕，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到街上去，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广大职工要坚守岗位，市民要留在家里，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就是这个，从6：30就开始播了。” 乔父一脸疲惫地说，“能不能小点儿声？”
收音机被关上了。乔父向大家双手作揖：“给大家添麻烦了。各位都请回吧，谢谢大家了。”
“哐啷，哐啷，”乔还在不懈地拉门，但是力道小了许多。
我一边往回走一边想：怪不得呢。
大概一个星期前，有一天早晨我出去上班时在楼梯上碰到乔。当时我往下走，他往上走。我走在楼梯扶手旁边，他走在靠墙那边。我们相距三级台阶的时候，他突然一步跨到楼梯扶手这边。我见他高昂着头，刘海挡在眼前，以为他走路太专心了，根本没看到我。艺术家嘛！听说有的艺术家走路撞到树，还要跟树说“对不起”。我默默闪开，换到靠墙这边。没想到他立刻一步跨回墙边。我感到莫名其妙。我跟他已经十多年没有说过话了。小时候当然是一起玩儿过，但是我初中回天津以后就谁也不理谁了。最近这一年，我虽然住在外婆家，但我白天工作，他晚上工作，我们几乎没有碰面的机会。我直视着他，他的刘海依然挡着眼睛，我到底也看不清他的眼神。我再次闪开，换到楼梯扶手这边，他再次跨过来，挡住我的路。我生气了，大喊一声：“乔志明，你要干什么？”话一出口，我自己也感到惊奇：我竟然还记得他的名字。更奇怪的是，我这么一喊，他整个人忽然委顿下来，好像是一只戳破了的皮球，又好像大鸟被剪掉了翅膀从云端跌落下来。他默默地低下头，闪开，一言不发地让我过去了。
那件事虽然奇怪，但我当时急着上班，并没有多想。听了乔母的解释，我怀疑他那时就已经精神不正常了。
回到家，我外婆问我刚才外面出了什么事儿。听完我的讲述，外婆压低声音说：“他们家关系很复杂。听说他不是他爸爸的儿子。”
还有这种事儿？那父子俩的形像一下子浮现在我的眼前。的确，他们看起来完全不同。在DNA技术被发明之前，人们对亲子关系的怀疑主要是基于外貌。我的好奇心被激发出来。我很想问问外婆还知道些什么。乔的母亲，一个瘦弱、其貌不扬的中年女子，也许年青的时候是个万人迷？但转念一想，我又觉得自己太无聊了。在家里才呆了一天，就开始对八卦兴趣了。还是再等等吧，说不定要在家里呆多久呢。
我打开了电视。电视里也有个播音员正在读《紧急通告》： “全体市民要提高警惕，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到街上去……”我把电视关上了。
我坐在窗前。天色已经彻底黑了下来。从北京儿童医院的烟囱里喷出一股股白烟。空气中有一缕淡淡的硝烟味儿。会不会是错觉？儿童医院排的烟从来都是没有味道的。为什么今天会有放过炮仗之后的味道？也许这味道是从更远处飘来的？我向西南望去，那是木樨地的方向。隔着一幢又一幢的高楼，我什么都听不到，什么都看不到，但又仿佛听到了零星的爆炸声，急剎车声，以及含混的吶喊声。低头向窗外看去，马路上一个人没有，所有的树都纹丝不动。暴风雨前的平静令我抓狂。
除了午饭和晚饭，其它时间我见不到我外公，只能听到从他那边隐约传来的京剧唱腔。他今天听的是《霸王別姬》。我对京剧从来都没有感觉。“咦咦呀呀”，兜来转去，半天都唱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过去的人就是时间太多。因为对形式不感兴趣，所以我也就从来都没有琢磨过京剧的故事。今天闲着无事，我就琢磨了一下：虞姬为什么要自杀呢？既然她已有必死的决心，第二天项羽决战的时候，她哪怕帮助项羽多杀一个人也好啊。当然，故事要照我的想法编，那就不是京剧了，那就成了好莱坞剧本了。
“看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
我这里出帐外且散愁情
轻移步走向前荒郊站定
猛抬头见碧落月色清明”
这是京剧里的虞姬。她所深爱的男人已经睡着了，她独自走出大帐，投身月色下的荒野。她一边走一边唱，声音高高低低，左弯右绕，拖腔摇曳生姿。观众们都知道这个女人要死了。他们欣赏的就是她那明知死期将近，却又极尽装饰的华丽声音。这种审美趣味我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共鸣的。可是为什么一代一代的京剧迷会为此而痴迷呢？总是有点道理的吧？
五
夜深了，有些人已经关上房门，准备睡觉了。大约九点半，只听楼道里又是“啊”的一声惨叫。人们的神经又绷紧了，没睡的人都走出了自己的房间。我也赶紧跑了出去。只见乔母失魂落魄地站在楼道里，说儿子不见了。
“怎么不见的？”有人问。沙发分明还摆在门口。
“不知道，我们一直坐在这里，听到里面没声音了。打开门看一看。房间里已经没有人了。”
这就奇怪了。几个民间福尔摩斯围在他家门前指指点点。有人说他可能是从窗口跳下去的，也有人说他应该是从窗口出去，扒着外墙进了公共厨房，再通过公共厨房进入楼道，走楼梯下去的。第一个可能性非常小，因为从三楼跳下去却没有受伤，几乎不可能；第二个可能性也非常小，虽然他家就在公共厨房隔壁，但那里一直都有人，怎么可能没人看见他呢？
不管怎么说，小乔不见了。他玩儿了个密室逃脱。
乔母一边哭一边往外跑，大家默默地跟在她的后面。有人只穿着睡衣，就像1976年唐山地震时的情景一样。一行十几个人出了楼门，左转，拿着手电筒在正对着小乔家窗口的地面上反覆查看。搜查范围向南北两侧延伸，连靠近月坛公园一侧的灌木都仔细查过了。一点血迹都没有，一丝布条都没有。一百多斤的人从三楼跳下来，就算一点没摔坏，地上也得有个脚印吧？大家不禁你看我，我看你，每个人都觉得活见鬼了。
我倾向于他是借助公共厨房逃脱的，不过我没有说话。在我看来，虽然公共厨房里一天到晚都有人，但各人忙各人的，很可能根本没人注意窗口。再说，这楼上虽然有不少热心人，但也有不少人是世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就算他们看到了小乔，也可能假装没看见，并不声张。
乔母身边始终有两个女子一左一右地看护着她。她忽然之间挣脱了她俩，疯狂地朝路南冲过去。那两个女子赶紧追上她，将她拦住。大家也都赶上来，七嘴八舌地把她劝回了楼门前。我们这幢楼正好在南礼士路和月坛南街的交叉口上。从我们这里向南五、六百米就是长安街。
“你不能去。”大家纷纷劝她。
“让我去吧！”乔母声泪俱下，“让我去吧！”
“你去哪里找他？你知道他去了天安门还是木樨地？”
“想开点儿。不能把老乔孤零零一个人扔下。”说这话的人仿佛小乔已经死了一样。有人瞪了他一眼。太乌鸦嘴了！
有人忽然想起：我们这幢楼是有天台的，如果站到天台上，应该能看到长安街。也有人提醒道：通往天台的门被封上了。又有人说：无非就是几块木板而已，言外之意很容易被拆除。
我对天台有不好的记忆。我上小学之前，有一次在那里玩儿捉迷藏，看到一对男女在那里搂搂抱抱。那男的凶巴巴地赶我们走，还威胁我们不准告诉別人在那里看到了他。其实我们根本不认识他是谁。后来天台被封上了，大概就是为了避免成为藏污纳垢之地。
大约十点钟，我们这一带的路灯突然全都关闭了。人群中响起一阵窃窃私语。远处长安街上的路灯倒还亮着，甚至显得比平时更亮，一明一暗烘托出一种不祥的杀气腾腾的氛围。
月坛南街的南侧也有一幢居民楼。这幢楼前有一座小小的街心花园，花园里也聚集着一群人。路灯突然熄灭之后，这群人开始鼓噪起来。我们这边的人都是被吓傻了，他们则是愤愤不平地大声嚷嚷，虽然我也听不清他们在嚷什么。
在我们这边，一个男人镇定地掏出烟，发给自己周围的人。有人说：“谢谢老孙。”也有人说：“不用了，谢谢老孙。”有人掏出打火机，替老孙和大家一一点上。
楼上不知哪一家又打开了收音机。 “全体市民要提高警惕，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到街上去……”
“赶紧关上！”有人朝楼上歇斯底里地喊，“都能倒着背了。烦不烦？”
收音机关上了。地狱般的安静降临到我们头上。连乔母都停止了哭泣。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不知道熄灭路灯是事故还是有意为之。如果是有意为之，那可真是手段高超，太知道如何玩弄人们的恐惧感了。当你看不清楚的时候，你的听觉会更加发达，以至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
即便氛围如此恐怖，大家都还心存幻想。自从1949年以来，中国人民一直被灌输：中国的军队是用来解放人民和保护人民的。这支军队的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昵称是“子弟兵”。军队和人民的关系被比喻为“鱼水情深”。这些比喻广泛见于各类文艺作品，无论是小说、电影，还是歌曲。以至于我们内心深处总有点一厢情愿：就算政府已经下定决心要用军队来镇压，军队也会在最后一刻拒绝屠杀人民。也许暴力清场最终还是能够避免。人人都在期待奇迹。
从月坛南街南侧的街心花园里传来一声口号：“消灭法西斯！”
我们这边也不甘落后：“自由属于人民！”
“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来自于一部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这部电影讲述二次世界大战中两个女游击队员被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在监狱中与法西斯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受尽酷刑，宁死不屈，最后英勇地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我们小时候可看的电影不多，往往同一部电影看上好几遍，结果就是对一些台词产生了深刻印象。“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就是其中一句。那时我们之间经常发生这样的对话：“消灭法西斯。去不去月坛公园？” “自由属于人民。我先上个厕所。”
“消灭法西斯！”
“自由属于人民！”
有个孩子突然“哇”地一声哭了出来。我回头一看，发现小秦就站在我背后，背上背着一个孩子。小秦把孩子从背后挪到胸前，轻轻摇晃，孩子却再也睡不着了。小秦只好一脸不舍地往楼里走，一步三回头。
我感觉自己听到了一阵极其轻微的“扑”、“扑”声，仿佛是一杯可乐里的气泡在爆裂。我看了看其它人。大家都在侧耳静听，似乎每个人都听到了，又似乎每个人都听不太清楚。
过了不到一分钟，“扑”“扑”声消失了。大家的表情都放松下来。我觉得自己也许是神经过敏。
又一阵“扑扑”声，这次比刚才声音大一点。不再像一杯可乐，而是像一锅可乐被煮沸了。还没等我听出个所以然，声音又停了，似乎是在和我的耳朵捉迷藏。
事后我才得知为什么6月3日晚上的枪声是一阵一阵的。从西边进城的部队在木樨地受到了群众的拦截。军队得到命令向群众开枪。第一阵枪声过后，最前面的人倒下了，周围的人展开救护。军队便趁这个空隙往前挺进几十米。等到把伤员送走，群众又再次集结起来，开始向军队投掷石块、汽油瓶等等。军人再次开枪，又一部分人倒下，军人再向前挺进几十米。
远在南礼士路与月坛南街交叉口的我们，只能听到一阵气泡破裂的声音，一阵安静；又一阵气泡破裂的声音，又一阵安静。每次声音都比上一次更近。等到枪声听起来像“噼里啪啦”炒豆子一样，军队已经挺进到了我们的正南方，也就是南礼士路与长安街的交叉口。
“军队过来了！”有人在我们头顶上大声喊。喊声来自天台。街上的人开始害怕了。有人往楼里走。
“没事儿，这是橡皮子弹！”老孙安慰左右的人。
另一个人指着天空说：“恐怕不是橡皮子弹吧。你看东边的天空都变了颜色”。我们都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果然天边有一道橙红色的雾，从东往西一路蔓延过来，那应该是炸药爆炸后留在空气中的颗粒。
也许每个人——除了乔母——都在心里暗想是不是该回家了。正在这时，一个黑点从长安街拐进了南礼士路，朝着我们直冲过来。随后是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仿佛从天边飞来一群黑鸦鸦的蝙蝠。黑点越来越近，渐渐显出三轮车的轮廓。第一辆车到了十字路口，骑车的人隔着路口朝我们大喊：“儿童医院怎么走？”我们这才如梦方醒。儿童医院的正门就在南礼士路上，但晚间急诊的门开在一条巷子里。老孙一个箭步跑上前，冲着三轮车一摆手：“跟我走，”然后就跑在前面带路。三轮车紧跟着他，一个接一个消失在小巷里。
黑灯瞎火的，距离又远，我们看不清三轮车上的伤员，但橡皮子弹的说法仍然受到了质疑，因为我们依稀看到伤员的身上有大片深色的印渍，推测应是血迹。据说橡皮子弹打在身上会起一个大包，虽然很痛，但不会流血，也不用上医院。不过，橡皮子弹的支持者仍然很多，他们都是老孙的拥趸，理由是：老孙当过兵，有经验，能听出橡皮子弹和真子弹声音的区別。
村田先生认为中国压根儿就没有橡皮子弹。如果村田先生是对的，那老孙就不可能听过橡皮子弹的声音。
又一阵枪声响起。我们都竖起耳朵，仿佛我们也忽然间具备了分辨橡皮子弹的能力。这是迄今为止离我们最近的一阵枪声，听起来像是从天空中下了一阵冰雹，“噼里啪啦”砸在水泥硬地上。随即又是一阵坟墓般的安静。
天边那一条橙红色的硝烟从正南方朝东南方延伸过去。看来军队已经过了南礼士路，沿着长安街一直向东推进了。
老孙回来了。大家都把目光投向他。他跑步穿过十字路口的姿势的确像是受过训练的军人。
“是橡皮子弹吗？”有人急切地问。
老孙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呸！这帮孙子竟然用真子弹！”
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哄笑。有人拍着他的肩膀：“早跟你说了，你不信。橡皮子弹比真子弹贵好几倍啊！共产党花那么多钱就为了让你听响儿？”
老孙不服气：“你什么时候跟我说过？”
一切谜底都揭开了，一切悬念都不再有。夜深了，有人打了个哈欠。陆续有人往楼里走。我也准备回家了。就在这时，乔母突然大喊一声：“志明！”
比起下午来，她的声音显得喑哑，但仍然具有撕心裂肺的力量。我情不自禁回头看了她一眼，发现原先忠实守护她的两个女人已经少了一个。
她大喊着“志明”向马路南边扑了过去。我赶紧跑去和另外那个女人一起拉住她。起初，我以为她又是莫名的情绪发作，但是她气急败坏地扭动着身子，神志十分清醒地向我俩解释：“放开我，我看见他了，放开我。”
我向南边望过去，从南礼士路到长安街之间空无一人，哪里有乔志明？
“志明！”她的喊声虽然疯狂，但声音里流露出的并不是悲恸，而是明确的召唤。仿佛一群孩子在玩捉迷藏，一个人发现了花丛下伸出的一只脚，于是大喊：“看见你了！快出来！”
马路对面街心花园的正中有个花坛，花坛边上一直坐着几个人。这时一个人缓缓地站了起来，走出花园，横穿马路，向我们走来。月坛南街似乎是一条暗黑的河，这个人仿佛行走在水上，又仿佛行走在梦中。我看不清他的面容，但能看出他那标志性的轻盈步伐。是乔志明。我们同时松开了手。乔母飞奔过去，扑到了乔志明身上。乔继续往前走，速度不变，节奏不变。他的胸前有大片深色的污渍，他母亲伸手双手在他胸前一阵乱摸，然后突然放开他，瘫倒在地。
我们这群人只剩五、六个了，这时都赶紧向乔母跑过去。只见她坐在地上，大口喘着气，如释重负地说：“不是他的血！”
乔依然无动于衷，僵尸一样从我们身边走过，刘海挡在眼前，身上一股硝烟混合着血腥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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