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出万语千言
语言即存在，不能被语言描述的生活即为不存在。于是，我们为了存在而写作。
《1989，不合时宜的回忆》连载
第十三章 北京深处的北京
一
1271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建立了元朝，势力范围涵盖今日蒙古、中国、朝鲜以及周边地区，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统治中国的异族皇帝。早在1267年，忽必烈就来到了中都——被他的爷爷成吉思汗攻陷的金朝的首都。中都曾经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但此时只剩下夕阳残照，断墙残垣，好在金朝人在中都以东疏通的潞河依然水波荡漾，在中都以西修建的卢沟桥依然连接着永定河两岸。中都本来就拥有丰富的水系，金朝皇帝又在这里修建了很多水利工程，并曾经创新性地运用水道来调运粮食。作为一个典型的喜欢“逐水而居”的蒙古人，忽必烈被这里深深地吸引住了，他决定在中都的东北侧建设一个规模更宏大的新首都Khanbaliq，意思是 “可汗之城”。它就是今日北京的雏形。
Khanbaliq的建设始于1267年，完成于1276年。它的城墙北至今日的北三环，南至今日的长安街，东西至今日的二环路。传说中，Khanbaliq的设计遵循了孔子为周天子确立的形制，包括水平轴和竖直轴，于是北京城就成了一张四四方方的棋盘。也有人说，这是因为蒙古人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游牧，必须要靠日出日落来辩別方向，他们把强烈的方向感带进了自己建造的城市。无论哪种原因，北京城里反正留下了很多蒙古文化的痕迹，最明显的就是“胡同”这个词。语言学家公认：“胡同”的说法起于元代，在蒙古语里的意思是水井。
北京的胡同从诞生起，就打上了外来文化的烙印。但是经历了六百多年的发展，胡同文化变成了一种封闭的文化。住在胡同里的往往是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的老北京人。他们固守上一代传下来的生活方式，将其当作神一样的存在。汪曾祺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写到一个在清朝当过七品芝麻官的老北京人，他觉得哪儿也不如北京好。北京的熬白菜也比別处好吃，因为掌管滋味的五味神在北京。
我小姨父就是住在胡同里的老北京人。他能说会道，叙述事物极其生动，但是人非常懒，下了班就往沙发上一坐，嗜烟酗酒。我外婆很不喜欢他，觉得他太没出息。当然，公正地说，我外婆也不喜欢我父亲。她觉得我父亲太自私，把她的女儿拐跑了。我小时候偶尔会去我小姨家，她家就住在绒线胡同，当年的三十一中对面。她家总是有一群人在打麻将，酒气熏天，烟雾缭绕。我小姨的两个孩子也都不喜欢学习，高中毕业就去西单摆摊了。我从外婆家搬出来后，跟小姨一家也就失去了联系。听说我小姨父很早就去世了，我小姨下了岗，似乎是过得不顺。不过，2004年左右，有一次我开车经过绒线胡同，发现那一带的平房都已经拆了，建起了一排排六层的安居房。我估计我小姨一家能分到一套安居房。西单一带寸土寸金，她再怎么不顺，房子也值几百万。这就是北京土著的优势。
二
大约从5月25日开始，我上班时尽量避开大街，改走胡同。走大街只有一条路线：先沿着南礼士路向南，到了长安街再向东。如果穿胡同的话，那就有太多的可能性了。比如我沿着东西向的松鹤胡同向东走，既可以向左拐进真武胡同，也可以继续向东直到枣林街，无论选择哪条路线，最终总是要右转到广宁伯街，穿过太平桥大街，进入辟才胡同，前面又是无数排列组合。这些胡同我都似曾相识，但又并非了如指掌。结果就是每天都有些小小的新发现，即使走进一条死胡同，也不会造成很大麻烦，无非多转两个弯，也就回到了正确的道路上。只要坚持往东，总能走到西单。一旦到了西单，我就只能沿长安街向东了。这是因为从西单到王府井之间夹着一个中南海。
从南礼士路到西单之间的这一片胡同区，就是今天的金融街。我上小学的时候，经常在这一片胡同区里行走。后来二环路修好了，我外婆家变成了二环外，这片胡同区则被围在二环内，虽然距离并没有改变，却使我在心理上产生了隔膜。我外婆家附近有两个电影院，一个是三里河工人俱乐部，一个是西养马营工人俱乐部。小学的时候，这两个俱乐部都是我们常去的地方。1978年以后，因为没有北京户口，我回到了天津上学。暑假再来北京，我就感觉到了北京对我的排斥。和小伙伴们商量看电影，我总是提议三里河工人俱乐部，这是因为西养马营俱乐部就藏在这片胡同区里。既然北京都不要我，那么北京深处的北京肯定更排斥我。
相隔十年，我终于鼓起勇气，再次穿行在胡同里。我的第一感觉是胡同变窄了。这当然是错觉，造成这种错觉的原因是我长高了。
从1978至1989，中国城市的外表在缓慢变化。大规模的建设还没有开始，变化主要体现在外装修上。小餐馆的外墙会重新粉刷，涂上亮丽的颜色；沿街办公楼的一层会出租给歌舞厅，顺着楼的立面竖起几层楼高的霓虹灯招牌。相比于1990年代才开始的大拆大建，外装修带来的变化都是渐进的，温和的。但即使这种表面上的变化似乎也没有渗透到胡同里。
十年过去了，胡同里不仅没有新装修的痕迹，反而显得更破败。很多四合院的围墙都已经残破不堪。有些墙上大片的涂料完全剥落，露出里面的青砖，砖与砖之间的粘合剂都被腐蚀掉了，看上去好像是一块砖直接摞在另一块砖上面，岌岌可危；有些墙作了草率的修补，胡乱涂上一层水泥，无论是材料还是颜色都与原本的墙体不符，就像墙面长了癣一样。无论我上班还是下班，石头棋盘旁边总有人在下棋。他们盯着棋盘，神情十分严肃，仿佛这局棋的胜负就是天下的头等大事。外面大街上发生着的动乱丝毫也不会打扰到胡同生活的平静。
在胡同里看到的天空总是长方形的，蓝天白云被框在四周的屋顶之内。经常有电线杆子伸进画面，偶尔也会有树。鸽子在房顶信步，时而冲上云宵，飞出画面之外，只留下富有禅意的鸽哨作为画外音。这种仿佛从洪荒时代就已经形成的生活方式具有强大的麻醉药般的感染力，能让我行走于其中的时候欣然忘记外面的路障、浓烟、颤抖的空气、烧焦的公共汽车，以及声嘶力竭的呐喊。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动荡的时局内每天穿胡同而过，倒是一种清新和享受的体验。
有一天下班的时候，走在西养马营胡同里，我眼前的胡同忽然宽阔起来，空地上立着一个四四方方的建筑，这就是我久违了的西养马营工人俱乐部。我小时候经常来这里看电影，因为俱乐部属于工会，放电影带有福利性质，所以这里的电影票比较便宜。1989年的西养马营工人俱乐部已经不再放电影了，只是偶尔有机关单位开大会，借用一下电影厅。售票处旁边的玻璃橱窗里还贴着一些旧海报。我闲来无事，浏览了一下海报，竟发现了一些我以前从来都没听说过的电影：
《世界奇案的最后线索》：1942年，稀世珍宝“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神秘失踪，日本侵华部队、美国文化特务、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共产党地下组织成员，四股力量一起展开了夺宝行动。
《滴水观音》：1980年代，我国西南边陲的瑞丽河畔，一个代号“观音”的特务窃取了我军布防计划，準备偷越边境。国安人员立刻投入侦破工作将阴险狡猾的敌人抓获。
《夜半歌声》：1940年代，富商的女儿爱上了英俊的歌剧演员丹萍，富商唆使流氓用强酸毁掉了丹萍的面容，从此他头戴黑布罩，身披黑斗篷，成为剧院里的幽灵。
《爱滋病患者》：1980年代，国际卫生组织向中国南方某城市公安局发来警告，一个名叫托尼平克尔顿的爱滋病患者，临终前坦白了他在中国某大学任教期间曾与三个中国女孩子有过性关系。为了尽快查到这三个女孩子，公安人员开始与时间赛跑。
原来中国还有这样的电影？我感到十分惊讶。我不知道该如何描述“这样”的电影，我只知道它们打破了我一直以来对电影的印象。一直到许多年后，我才找到了可以描述它们的词汇，那就是“类型电影”。
在我的大学时代，中国的第五代电影导演开始崛起。陈凯歌拍出了《黄土地》，张军钊拍出了《一个和八个》，张艺谋拍出了《红高梁》。这批艺术电影一上映，大学生们开始如饥似渴地钻研电影理论，“场面调度”、“意识流”、 “作者理论”……你要是不懂这些名词你就感觉自己不配看电影。直到1980年代结束，我都不记得我曾经为娱乐而看过电影。看电影似乎是为了满足学术要求，或者表达艺术态度。
其实，我在成长的过程中还是看过很多外国类型电影的。比如日本的《追捕》、墨西哥的《叶塞尼娅》，还有根据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改编的《太阳下的罪恶》、《东方快车谋杀案》。这都是标准的类型电影，但因为是外国的，故事背景中总有陌生的文化内容，以致于我看完电影总有受了教育的感觉。当年我们在北大上学时，一些学生社团通过特殊渠道弄到没有公映的外国电影，这些电影都没有配音，也没有字幕，需要请口译员现场翻译。有时翻译不够流畅，有时话筒会发出杂音干扰到电影音效，有时对话太密集，原声与翻译纠缠在一起。总之，不管多么娱乐的外国电影，只要加上同声传译，都会多少带上艺术电影特有的艰深晦涩。
一直到1989年，电影在我心中都是一种高眉艺术，我从来没有想过电影的功能可以是娱乐。然而，在北京全城陷入动乱的那几天里，在西养马营工人俱乐部废弃的橱窗前，我无意间发现：世界上还有这么一种电影，你明知道它是胡说八道，但你还是被它吸引。究竟谁拿到了头盖骨化石？代号“观音”的特务到底找到没有？跟风流教授睡过觉的女孩儿有没有染病？我发现我竟然很想知道这些故事的结局。我发现我竟然非常想走进电影院，用一场无脑电影来躲避那些看不懂的现世喧嚣。
三
戒严令下达整整一个星期了，广场仍然被学生们占领着，部队也没有强行进攻，广场上的气氛又松驰下来。5月27日，首都联席会议形成决议，建议学生从天安门广场撤退。晚七点半，王丹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宣读了首都联席会议的《十点声明》。《声明》中的第八条建议学生们在五月三十日举行集会，将这次开始于四月十五日的活动推向高潮，集会结束后以游行的方式撤出广场，并保留在六月二十日人大会议召开时再次集会和游行的权利。然而王丹又强调：这只是建议而已，是否撤离广场要由留在广场上的同学们决定。该建议遭到了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柴玲的反对，她认为这个建议是所谓精英知识分子的看法，不符合广场上学生的意愿。
记者招待会在记者们的困惑和矛盾的信息中结束。当《十点声明》被印刷出来并四处散发时，第八条已经回到了原来的语言：“如果人大常委会不在最近几天召开紧急会议，广场的抗议将至少持续到6月20日。”
谁能真正代表广场上学生们的意愿呢？台湾歌星侯德健建议搞一场一人一票的选举，但是没有人附和他的提议。
从5月27日到6月3日之间，我对时局的预测时刻处在摇摆之中。这一分钟，我认为学生们会取得胜利，中国马上就要向民主迈出一大步；下一分钟，我觉得军队立刻就会长驱直入，铁腕镇压。两种看法挂在天平的两端，势均力敌，难分胜负，稍稍有一点风吹草动，天平就会倾斜，但是转瞬之间，又会有新的砝码加在天平翘起来的一侧，形成新的平衡。
以5月27日为例。就在这一天，一直滞留上海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万里终于打破沉默发表了书面谈话，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重要决定”，并认为“国务院根据宪法第89条赋予的权力，决定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是符合和维护宪法的”。而就在这同一天，众多演艺界明星在香港举办了一场“民主歌声献中华”的大型义演。香港演艺界的知名演员悉数到场，成龙、邓丽君、梅艷芳、侯德健、卢冠廷、罗文义演持续了12个小时，共筹得一千三百万港币。一边是万里，虽然只有一个人，但位高仅重，一言九鼎；另一边是热血沸腾的民众，虽然人微言轻，但数量以百万计。两边谁轻谁重呢？我内心的天平忽左忽右，飘摇不定。
5月29日下午，我接到了郭言的电话。
“我回北京了！”他兴奋地说，“我昨天回来的。”
“你爸让你回来了？”我问，“他不是要等到事件平息再让你回来吗？”
“不能什么都听他的，再不回来就太晚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他解释说：民主的曙光就在眼前，新闻自由即将实现，如果再不回来，等到秩序完全恢复，报社就没他的位置了。
“原来你是个投机分子。”我不无刻薄地说。
他辩解说：报社主编一直对他非常好。现在报社已经没人干活儿了，处在半瘫痪状态，他怎么忍心让主编一个人孤军奋战？
我心想：主编派你去上海出差，你却躲到家里呆了二十多天，这怎么解释？不过，我更好奇的是他作出判断的理由。“为什么你判断学生会赢呢？”我问。
“这还用问为什么吗？已经非常明显了。民心根本不在共产党这边。”
“村田先生的判断正相反。”我说，“枪杆子在共产党手里，人们终究还是怕死的。”
“嘿，日本人懂什么？”他不屑地说。
我跟学生们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可是总体上说，我喜欢他们仍然比喜欢共产党多一点。如今，胜利还遥遥无期呢，已经有投机分子前来攀附了，不禁让我对学生们的未来产生了忧虑。
他给我打电话是为了告诉我：中央美院的学生正在制作一尊民主女神雕像，他准备去报导，想约我一起去。我最反感他的这种态度，老觉得我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于是坚决拒绝了。他开始劝我，说各种好听的话。我没有当机立断把电话挂掉，而是任由甜言蜜语在我的耳边嗡嗡作响。听一个人说他如何想你，到底是一种享受，就算你知道那不是真的。不过，完全不是真的吗？据说谎话重复一千遍也就成了真理。有一瞬间，我的防御力降到了谷底，再降就要到海平面以下了。就在这时，电话中突然响起一个陌生女子的声音：“行了。她都已经说不去了，你还废什么话？”
话筒中传来“咔哒”一声，那是郭言把电话挂了。我下意识地把话筒从耳朵边拿到眼前，难以置信地盯着话筒看了几秒，然后才如梦方醒般把电话放回到底座上。
看来小肖是对的，我们的电话一直在被监听。只是这个监听员不太专业，一点也不像从事保密工作的人，倒像是胡同里常见的古道热肠，缺乏界限感的中年阿姨，看到两个孩子打架，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个子高的训斥一顿。 我应该恨她，因为她是专制制度里的一棵螺丝钉，可是我又恨不起来，因为这位big sister救了我。
虽然拒绝了郭言，但我仍然有好奇心，于是下班后我独自去了位于王府井大街校尉胡同5号的中央美院。胡同口挤满了人，离中央美院越近人越稠密。有人使劲按自行车上的铃。都是刚刚下班的胡同居民，一心想赶紧回家做饭，看热闹的人侵犯了他们的日常生活。
天慢慢黑了下来。过了不知多久，忽然有人喊：“请让一下，请让一下”。人群自动分成两半，几辆平板三轮车依次从美院大院里骑了出来，每辆车上都有一堆东西，上面盖着布。有人突然伸出手，把布掀了起来，露出一段白色的雕塑。四下里亮起闪光灯，一闪又一闪，连绵不断，几乎成了白昼。听旁边的人讲：女神塑像高达10米，因为找不到那么长的车运输，只好将其切成了四段，分別放在四辆车上。说话间，一个纠察队员把布重新盖好，但很快又被人扯了下来。几番拉锯之后，塑像就变成了半遮半掩的状态。我前面的人群不断流动，我从缝隙中一会儿看到一条腿，一会儿看到一截身体，一会儿看到白色的飞扬的头发。
我在人群中随波逐流，一会儿踩了后边人的脚，一会儿又被前边的人踩了脚。 在持续不断恍如白昼的闪光灯护卫下，被切成四段的女神分躺在四辆三轮车上，缓缓地出了校尉胡同，沿着王府井大街继续向南。一上了王府井大街，路面就宽阔起来，但闻讯赶来的人也越来越多，三轮车行走的速度始终像蜗牛爬行一样。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一种不吉利的感觉。我从来都不迷信，但是此情此景，我分明觉得自己是跟着一支送葬的队伍在走。女神刚出生就死了，不仅被谋杀而且还被分尸。再没有比这个更不吉利的了。我偷眼看看前后左右，似乎没人和我有相同的感觉。每个人脸上都是狂热和赞叹。
晚11点左右，车队终于到达了天安门广场。这里已经用钢管和木板搭好了一个高大的架子。塑像的四个部分将借助架子的支撑一层层搭起来。架子周围已经聚集了好几万人，我无论如何也挤不到前排，于是我决定回家。因为制作雕像的材料有发泡塑料，纠察队员不断地用广播劝告现场观众不要抽烟，不要用闪光灯拍照。一直走出很远，我还能听到身后的广播。
我大步流星往家走，就像辛德瑞拉一样，一定要在午夜时分回家。到家时离午夜还差十分钟，按照我的定义，这不算夜不归宿，但只要我不回家我外婆就是睡不着。她靠墙坐着，一脸憔悴。
“你不能回来这么晚，我的心脏受不了了。”她呻吟着。
我说：“临时有点儿事儿，再说，还不到十二点呢。”
她脸上现出绝望的表情，然后，仿佛终于下了决心，严肃地对我说：“从现在起，每天晚上最晚七点到家。如果你做不到，你就搬走吧，再也不要住在我这里了。”
我没想到她会这么果断，自尊心让我脱口而出：“好。一言为定。”话一出口，我又后悔了。因为我忽然想到从6月1日起，我就要上夜校学日语了，每晚六点到八点，绝对不可能在七点前到家。今天已经是5月29日了，不，已经5月30日了。我怎么可能在一天之内找到房子搬出去？
天安门广场已经乱成了那个样子，那个夜校就在天安门广场旁边，还能正常上课吗？
明天打个电话问一下吧。我想，默默地关了灯。
黑暗中，我辗转反侧，心乱如麻。有一瞬间，我期待结局早点到来。这么长的拉锯，我也有点烦了。
四
民主女神的组装持续了一夜，又延续到第二天。5月30日中午，女神像组装完毕，举行了简短的揭幕仪式。人群中随机挑选的一男一女两位市民上来拉动揭幕的绳子。布片掉下来的一瞬间，女神与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隔空对望。全场欢声雷动，“民主万岁！”等口号此起彼伏。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们合唱了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的“欢乐颂”，然后又唱了《国际歌》。
一夜之间，天安门广场旧貌换新颜。香港人用捐款购买了大量的野营帐篷，这些帐篷在29日运到了广场。学生们将帐篷按颜色分成阵列在广场上搭建起来。这些帐篷既遮阳又通风，内部空间宽大。前几天广场上还垃圾成山，污水成河，像难民营一样，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五颜六色的露营地。
30日晚上风雨大作，但民主女神像经受住了考验，分毫未伤。有了遮风挡雨的帐篷，学生们在广场上的生活也变得轻松起来。大家都说：就算这场雨下个十天半个月，他们也能坚持。6月1日是国际儿童节。每年在这一天，官方都会组织各个学校的少先队来到广场举行宣誓仪式。今年官方组织已经瘫痪了，但仍然有很多孩子在大人陪同下来到广场观看民主女神雕像。
五
自从四月份胡耀邦逝世以来，形势的转折总是发生在周末。因此，在6月2日这个星期五，我们办公室里的四个人一致认为：暴力清场一定会发生在这个周末，因为我们谁也无法想像僵局还能再拖一周。不过，“暴力”仍然只是一个含义广泛的词汇，日本总公司要求我们给出精确的判断：中国军队到底会不会开枪？
当时流传着橡皮子弹的说法，于是我说：“我觉得有可能开枪，但是会用橡皮子弹。”
村田先生摇了摇头说：“不太可能。”
“为什么？”
“我不认为中国有橡皮子弹生产线。临时进口恐怕也来不及，再说，西方国家对中国本来就有武器禁运。”
“哦？生产橡皮子弹比生产真的子弹还复杂？”我感到难以置信。
村田先生解释说：橡皮子弹主要用于警告和驱赶。如果一个国家经常发生民众集会、抗议，和骚乱，那么这个国家就会生产橡皮子弹，以备不时之需。生产橡皮子弹倒未必需要很高级的技术。可是在1989年之前，中国并没有这样的需求。
“那怎么办？”我紧张起来，“难道要用真枪实弹？”
村田先生说：“我还是觉得中国政府不会开枪。最大的可能还是像当年处理‘四五运动’一样，用高压水枪加棍棒把学生们赶走。开枪是另外一个性质的问题。应该不会吧？怎么会呢？”
“不会就好。”我愿意相信他的判断。
下午，川岛小姐整理出好几箱文件，让我将其粉碎。我们办公室会定期粉碎文件，这本来很正常。但这天下午，我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似乎这是在为撤离做准备。最坏的情境会是什么呢？军队冲进北京饭店，要求所有外国公司离开中国？
好消息是：我要去学日语的那间设在二十八中的夜校已经无限期停课了。这使我避免了被我外婆立刻赶出家门。
粉碎机嗡嗡地单调地响着，把文件打成了篷松的纸面条。一个垃圾袋装满了，我就将它拎到走廊尽头的垃圾间里。楼道里异常安静，我能听到自己的脚步落到厚厚的地毯上发出的“扑”、“扑”的声音。很多公司从上个星期就已经没人上班了，尤其是那些只有一个老板一个秘书的小公司。如果哪个房间仍然人来人往，那里一定住的是外国记者。
最后一个纸箱子里装的都是我拍的照片。我有些不忍心将它们全部销毁，于是挑了几十张，趁川岛小姐不注意，偷偷放进我的背包里。
北京饭店每个楼层都有一个公共卫生间，卫生间里摆着一个体重计。扔完最后一袋垃圾，我到公共卫生间去称了一下，发现我的体重低于60公斤了。这是我自从身高定型以来的最低体重。看来每天步行二十公里对我还是很有好处的。为此我开心了一会儿。
村田先生在下班之前最后一刻，把自己对未来形势的判断用传真发给了日本总公司，就像在比赛开始前的最后一分钟投下赌注一样。传真发出去了，传真机发出一声长长的“嘀——”，仿佛为一个时代划上了句号。
然后，村田先生对我说：明天不要来上班了。
我很想问：下星期一呢？但我没问。我比任何一个时刻都更清醒地意识到：未来无法预测，即使松田先生也不能。我能做的只是等待，看事态如何发展。
我故作轻松地说：“好啊，明天在家睡个懒觉。”
六
6月2日我下班路过天安门时，发现人民英雄纪念碑又成了热点。一些人站在纪念碑的基座上——当时我并不知道那就是“四君子”，身后立着一幅巨大的标语“別无选择！”每当出现“別无选择”这个措辞时，总是有人要进行更激烈的行动。比绝食还激烈的是什么？学生中一直都有激进分子在倡议自焚，难道是现在？惊叹号很粗，很触目惊心，吸引我往纪念碑的方向走了过去。
自从激进的学生运动开始以来，一些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一直希望指导学生运动，并充当学生和政府之间的谈判媒介，但野性十足的年青人拒绝接受任何指导，同时对知识分子的动机充满了怀疑。在这群知识分子中间，有一位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师，名叫刘晓波。胡耀邦逝世的时候，他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学生运动的消息传到美国，刘晓波十分激动，立即回到了中国。进入5月下旬，学生与知识分子的分歧越来越大，很多知识分子心灰意冷，干脆退出了。刘晓波却认为：为了获取学生的信任，自己必须成为学生运动的一员，而不是做一个场外指导。于是，他发起了知识界名人在广场接力绝食活动，并且找到了三个人与他一起进行第一批绝食：周舵——四通集团公司管理人员；高新——北师大的前校报主编，以及来自台湾的歌星侯德健。
侯德健成名于七十年代台湾的大学校园。1978年，当美国放弃台湾改而与中国大陆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时，年轻的侯德健创作了歌曲《龙的传人》，其中有这样的歌词：“巨龙脚底下我成长，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表达了迷茫、痛苦、对中国的想像以及对自我身份的追寻。当时执政的国民党政府对这首歌大力推广，但又要求侯德健对歌词进行修改，加入国民党宣传机构喜欢用的“处变不惊”、“庄敬自强”等词句，侯德健对此表示无法接受。1983年，为寻找音乐创作的自由，侯德健前往中国大陆。此时台湾尚处于戒严令管制之下，前往中国大陆被视为违法。有台湾的音乐同行认为侯德健前往大陆是因为反感台湾当时的审查制度，但侯德健本人从未确认这种说法。假如这种说法是真的，这倒能解释为什么他迅速在中国大陆与自己的工作单位发生了冲突，并且在1989年卷入学生运动。这一切并非偶然，而是艺术家桀骜不驯的个性使然。然而，艺术作品的命运往往又不是它的创作者能够支配的。侯德健的《龙的传人》在中国大陆也受到广泛欢迎——既受到官方的强力推广，也受到民众的热烈追捧。“龙的传人”进入日常语汇，代表中国民族的自我认同。
6月2日下午四点，这4位被称之为“四君子”的人一起走进了天安门广场。他们宣布戒严72小时（侯德健只能绝食48小时，因为他事先已经有一场音乐会的安排）。 “四君子”宣读了一份自己的宣言，这份宣言同时批评了政府和激进的学生，指责他们的非理性情绪已经将危机持续升级。它最后骄傲地宣布“我们没有敌人！ 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20年后，当刘晓波被以颠覆政权罪判刑的时候，他在法庭上发表了一篇陈述《我没有敌人》。回首往事，可以看出在1989年，“我没有敌人”的意念已经在刘晓波心中萌芽。可惜，在群情激奋的广场，没有人注意这份宣言的措辞。侯德健成了当然的明星，他被要求一遍又一遍地演唱《龙的传人》。当他停下来喘口气时，刘晓波试图演讲。但是他的演说对观众毫无吸引力，听众们响亮地齐声呼唤着，“侯德健！”“侯德健！”热情地要求他返场。
原来不是自焚，我放了心。很快，我的注意力被其它广播吸引了过去。当时在广场上有很多广播站，每个广播站有一定的传播范围。各个广播站的覆盖范围有所交叉。我所在的位置正好能听到两个不同学校自治会的广播，内容都是紧急呼吁：戒严部队开始大批进城，他们或用军车，或用其它车辆，或列队跑步，或着军装，或着便服，正在以多种方式从多条路线向天安门广场进发，现在事态万分紧急，请同学们、老师们、广大市民们立即行动起来，到各主要交通路口设置路障，拦截军车。
我对于信息的模糊十分失望。什么叫做“或用军车，或用其它车辆，或列队跑步”？什么叫做“或着军装，或着便服”？什么叫做“以多种方式从多条路线”？我听出的只有疯狂和惊慌：“狼来了，这回狼真地来了！”相比之下，“工人自治联合会”的广播就显得更简单，更明确，更沉著：“请到工自联帐篷来领取武器。工自联指挥部正在发放菜刀、铁棍、铁链子、竹竿等自卫武器。”不过，如果我去领武器，他们会发给我吗？既然军人有可能穿着便装步行混进广场，他们如何决定发给谁不发给谁呢？
一种巨大的不安全感向我袭来。没有什么比无法分辨每一个人的身份更让我恐惧。自从这次学生运动开始以来，这是我第一次想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走出天安门广场后，我看到长安街上横放着一辆公共汽车。车头朝南，车尾朝北，显然是被抗议群众收缴了来阻挡军车的。一个二十多岁的年青人手里拿着一把刀，朝着汽车后轮的轮胎扎去，随后他绕过汽车尾部，到了汽车另一侧。汽车挡住了他的身影，我看不清他在做什么，只看到汽车的尾部慢慢地矮了下去，好像一匹疲惫的马蜷起了后腿，趴在了地上。
新华门前聚集着一些学生和市民。新华门大门紧闭，几百名解放军组成人墙。双方沉默地对峙。在六部口附近，我又看到一辆公共汽车横在马路中间。我下意思地观察了一下车轮。轮胎还是完好的。几名大学生模样的青年站在车顶上，用扩音器呼吁市民们立即行动起来，到西郊去拦截军车。继续往西，又一辆公共汽车横在路上，这辆车的车胎也是好的，但是部分车窗四周有火烧过的痕迹。西单附近一个建筑工地的围墙被人推倒，一群人正在拾捡砖块，拆除钢筋，准备作为武器。
终于到了西单，我迅速钻进最近的一条胡同。胡同里的氛围比大街上轻松多了。正是晚饭时分，从斑驳的院墙里飘出各家各户饭菜的香味。北方人做菜喜欢先用油把葱、姜、蒜等炒出香味，然后再把原材料放进锅里翻炒，这样炒出来的菜即使只是白菜、豆腐也会在空气中散发出一种刺鼻的香辛味。也许这就是五味神存在的证明吧？街角的石头棋盘两旁照旧有人在下棋，很多人手里端着饭碗，边吃边为自己一方的选手助威。
再拐一个弯，就到西养马营了，这时我发现在一棵电线杆子旁边聚集着一群人。人们的脸上都带着既凝重又疑惑的神色，似乎发生了一件极不寻常，又无法得到解释的事情。
我站在人群外围，踮着脚伸着脑袋往前看。原来是有人在胡同里发现了一包压缩饼干。包装上没有品牌，于是大家推测这是部队发的。一群志愿者在饼干发现地点周围搜索，直到在这根电线杆子上发现了用粉笔画的一个三角。周围的居民都被叫来辨认这个三角。
“不是我画的，也不是我家孩子画的。”一个人喃喃地说。
“我家没有粉笔。”另一个人说。
“后面的人请到前面来，大家都认一认。”有人喊道。
“不用认了，肯定是部队侦察兵做的记号！”另一个人大声喊道。“大家都警惕点，注意胡同里的陌生人。”
我心里一惊，斜眼看看左右，还没有人注意到我。我悄悄地离开了人群。再拐一个弯，就进入了西养马营。一进入西养马营，我就飞跑起来。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前面就是二环路了，已经看得到行人过街指示灯了。一旦过了这条街，我就算逃出了这片北京深处的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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