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出万语千言
语言即存在，不能被语言描述的生活即为不存在。于是，我们为了存在而写作。
长篇自传体小说《1989，不合时宜的回忆》连载
第一章 活成万语千言
一
我出生后九个月，我母亲就调动工作去了天津。据说天津的条件不好，工厂里没有托儿所，于是她把我留在北京的外婆家。我外婆出生于1920年，我母亲出生于1941年，我出生于1966年。当我开始与外婆一起生活的时候，外婆比我现在还年轻。但是不知为什么，从我有记忆以来，我眼里的外婆就已经是一个老太太了。
这很可能是因为外婆有一双解放脚。“解放脚”是缠足半途而废的结果。女子缠足据说始于北宋，大兴於清代。五四以后，在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先进知识分子的不断呼吁之下，缠足的风气日渐式微，只是要想完全废除也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外婆四岁的时候，清朝最后一位皇帝已经退位十二年了，但外婆的父母还是请了人给女儿缠足——这种事儿亲生父母一般下不去手，只能由专业人士来做 。缠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把除大脚趾外的四个脚趾都掰成骨折，以强力令脚掌内弯， 然后逐渐越缠越紧,直至脚掌停止生长。缠足一开始，我外婆就昼夜惨叫，害得父母心神不定，再加上新文化运动的春风的确已经吹到了乡下，于是，当外婆半夜偷偷把缠好的脚打开时，父母就假装没看见。就这样，外婆和许多生于1920年代的女性一样，有了一双“脚放脚”：比小脚大，比天足小。
到了六十年代，在北京城里，真正的小脚已经非常罕见了。“解放脚”就是我能见到的最接近于旧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当时学到的形容词都是一对对的：新社会对旧社会，天堂对地狱。我外婆的“解放脚”毫无疑问是落后的，压抑的，黑暗的，丑陋的，无知的，恐怖的和邪恶的。
然而，在进步的，解放的，光明的，文明的，和谐的与正义的新社会，我外婆必须自己解决穿鞋的问题。“解放脚”女性面临一个终生问题：买不到合适的鞋。当年裹脚的时候脚弓毕竟骨折过，致使脚面呈拱型，以致鞋的形状很特殊。国家计委在制定生产计划的时候，对这部分特定群体的需求总是估计不足。 随着时间推移，“解放脚”女性越来越少，执行计划经济的中央政府便逐渐把这部分女性遗忘了。
从我有记忆起，外婆就一天到晚在做鞋。不光为自己，还为方圆几里地内的女朋友们。她做鞋总是在床上。我们家的床上总是摆着好几张袼褙。做袼褙就是把几层布用浆糊粘在一起。做一张鞋底需要三层袼褙，而这三层袼褙是用线联结起来的，这道工序叫做纳鞋底。三层袼褙很厚，普通的针根本穿不透。外婆先用锥子在鞋底上扎个眼，然后再穿针走线。我外婆做了一辈子鞋，但也会偶尔失误把手扎出血来，让我感觉鞋匠是一门危险的职业。
每当外婆向我抱怨自己的婚姻，她就特别容易遭遇工伤。我外公是个会计，工作单位是铁道部。铁道部大概有一万名会计，工作场景从位于北京的总部一直到最底层的工程队。我外公就在最底层工作，他上班的地点永远在蛮荒之地。等他们铺好了铁轨，那地方就开始通火车了。
每年，他会沿着最新修好的铁路，回到北京探亲两次。六十年代，小孩子都是整天在外面玩儿，只有吃饭和睡觉的时候才回家。某天我回家吃饭，发现饭桌上多了个老头子，我就说：“外公好”，然后就拿起筷子吃饭；过了几天，吃饭时外公不见了，我就省略了问候，直奔主题。在我看来，一个家庭就是由一个老女人和一个小女孩组成，这很正常。
我外婆显然觉得这不正常。外公刚走的那两天，往往是她频繁遭遇工伤的日子。她会忽然没头没脑地对我说：“我跟你外公感情不好，因为我是被娘家上赶着送来的。”
“您说什么呢？外婆。”我漫不经心地问道，手上正在玩着刚从楼下花坛里捡来的一枚生锈的曲别针。
“唉，你什么都不懂。啊——”外婆大叫一声。
我一抬头，只见她眉头紧皱，右手攥着左手，鲜血从她的指缝间渗透出来。
随着我年龄渐长，我终于从外婆的只言片语中拼凑出了一个故事。
外婆1920年出生于河北安次县的一个小村庄，几岁的时候就由两家父母作主与我外公订了亲。十岁的时候，她的生母去世，父亲再娶。不久继母就生了男孩。继母不喜欢家里有人吃闲饭，于是我外婆从13岁就开始自谋生路。她做得一手好针线，可以帮大户人家的闺女做嫁妆。那时有个传统：女子的嫁妆必须自己亲手置备，被子啦，枕套啦，不仅要具备使用价值，还要在上面描龙绣凤，图样越繁琐说明新娘越聪明贤惠。不过很多有钱人家的女儿要么笨，要么另有志趣不爱女工。等到筹备婚礼的时候，她们就向我外婆下订单。
就这样，我外婆一直和继母相安无事，直到1937年日本人占领了中国的华北。乡下兵荒马乱，日本人烧杀姦淫。继母指出：一个17岁的姑娘在乡村生活实在太危险，随时都有贬值的可能。外婆的父亲觉得有道理，遂打算赶紧把女儿嫁掉。
外婆的父亲派媒人去跟婆家商量。媒人回来说：“小伙子早就去了北京，正在铁路管理学校上学呢，怕是不能回来成亲。”去北京上学也不通知女方家庭，这是要拋弃糟糠之妻呀！外婆的父亲决定来个突然袭击。他雇了一辆马车，载上我外婆就去了北京，把她丢在未婚夫门前，然后自己就回家了。
还好，未婚夫认了这桩婚姻，只是婚后两个人的关系并不好。他们在一起五年，生了两个女儿。在风华正茂还有无限上升可能的年纪，我外公主动要求前往最艰苦的工程队。
“这都是因为我是被娘家上赶着送来的。”外婆不无幽怨地说。
“上赶着送来”到底有多么可怕呢？从我记事儿起，这个问题就萦绕在我的心头。
1970年代初，马车还可以长驱直入到北京城的核心地带。我外婆家就在月坛南街与南礼士路的交叉路口上，是一座方方正正的六层灰楼。底楼有一个副食店。闷热的夏夜里，我们开着窗户睡觉，深更半夜能听到马蹄踏在柏油路上的声音，踏跶踏跶踏跶……声音越来越近，车把式一声长长的“吁——”，马车便正正地停在我家窗下。接下来便是“噗”、“噗”、“噗”，车把式将瓜扔给店员；偶尔一声“啪”！那是瓜不慎被摔在了地上。我外婆总是一大早下楼去买半夜摔裂了的处理瓜。便宜得就像白捡。连切都不用，顺着裂缝用力一掰，瓜就分成了两半。我们俩一人一半，拿勺子挖着吃。我一边吃瓜一边进行着推理：上赶着送来的就容易被摔裂，摔裂了就得降价处理，所以上赶着送来的就等同于贱货。
二
1973年，我上了小学。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大约能认六百个左右的汉字，于是我就成了一家书店的常客。那家书店以每天两分钱的价格出租小说。我每天读一本，不管它有一百页还是两百页 ，因为我得省钱。书上经常出现我不认识的字，但并不影响我理解意思。外婆很节约，天黑之后不许我开灯。我每天放学回家就开始读书，随着天色渐暗，我会不知不觉地移到窗口。
在黑暗最终降临之前，我总能读完最后一页。
我放下书，从窗口向外望去。我能看到一座高耸的烟囪直插夜空。那是北京儿童医院的烟囪，为医院提供饮用水和消毒用的沸水。但你如果向我家附近的孩子们询问那座烟囪是做什么的，任何人都会压低声音告诉你：那是用来烧死孩子的。
童年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小孩子喜欢用鬼故事来填补精神空白，给寡淡无味的生活加点盐。自从我会读书以后，我就脱离了低级趣味，不再参与幼稚的窃窃私语，不再用高声尖叫吓唬自己和別人。普通的鬼故事不再能吸引我，除了那座烟囪。尽管我有超出同龄人的读写能力，我仍然相信那座烟囪与死孩子有关。我为它着迷，就好像它并不是一根直直的砖砌的笨重的空心长方体，而是一根柔软的手指，能戳进我的心脏，再把它勾出来。
每天，当我读完一本小说后，我就看着远处的烟囪。它整天往外吐烟，以至於我对不同形式的烟雾瞭如指掌，能分辨出它正在烧的是哪一种孩子。一切都有个性。烟雾如此，死孩子也如此。有时候，粗大的白色烟柱腾空而起，那一定是个大孩子，个头几乎赶得上一个矮小的成年人，他/她一定死于意外事故，所以他们要激烈地抗议不公正的命运。也有时候，烟囪中吐出的是细薄的白色轻烟，刚一出烟囪口就被风吹散了，令人毫无察觉地融入了深蓝色的夜空。那一定是个脆弱的宝宝，从出生起就罹患严重的疾病，此刻终于获得了解脱与安宁。
无论是好是坏，读书使我得以生活在两个世界。一个是现实的世界，另一个是文字描述的世界。我不知道我更喜欢哪一个，老实说我也不在乎。我并不想认真区分这两个世界。 生活在模糊的边界上其实也很方便。
大约在1976年，我读到一本小说《青春之歌》。小说的主人公林道静也是生于1920年代，也有个后妈，也受到包办婚姻的压力，但她进行了反抗，毅然走出了家庭的牢笼，在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中找到了个人价值、同志情谊，甚至爱情，将自我的追求与波澜壮阔的时代融合到了一起。
我开始瞧不起外婆。下一次，当她再随口抱怨的时候，我就说：
“瞧瞧人家林道静，和您的出身差不多，怎么人家的生活就能够自己作主呢？”
我外婆说：“那是小说。”
我说：“那杨沫呢？”
“杨沫？她的生活应该和我差不多。我每天做饭，做衣服，她每天写作。有什么区別吗？”
我起初无法反驳她的观点。但是我想了一会儿，就知道她错在哪里了。没错，林道静的故事是杨沫编的。杨沫就是整天坐在自己的书桌旁笔耕，从外表上看就跟我外婆整天用剪刀和针劳作一样。但如果给我外婆足够的墨水和纸张，她是否可以生产出同样浪漫的小说呢？当然不能。关于她自己的生活，她只能说出一句话：“因为我是被娘家上赶着送来的。”所以，杨沫的生活与林道静的生活距离无限近，而与我外婆的生活距离无限远。从这个意义上说，杨沫就等同于林道静。
从时候起，我就知道小说与自传密不可分。一方面，一切小说都是自传。就算那些事件不是作者亲历，只要他/她写下来，他/她就在心灵层面把那种生活过了一遍，从而使他/她与其他作者区別开来；另一方面，一切自传也都是小说。就算那些事件本身都是真实的，但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只能来自於作者的建构和解读。所以，区分小说和自传其实没有意义。我更喜欢从英语借用一个词来定义这种讲述自己生活的努力：叙事（narrative）。每个人都有叙事的天分，我外婆也不例外。“被上赶着送来”是真的，夫妻关系不好也是真的，但“夫妻关系不好是因为被娘家上赶着送来”，那就是她自己的解读了。这就叫叙事。
我长大后成为一个以叙事为职业的人。我喜欢在读小说的时候揣测哪些细节来自於作者的亲身经历，哪些细节来自於道听涂说。我自以为在这方面具备火眼金睛，是最高水平的狗仔。我真心佩服那些能把亲身经历与道听涂说嫁接得天衣无缝的作者，因为这是文学才华的重要体现。加西亚⋅马尔克斯还在世的时候，我一直想当面向他表达同情：我知道你深受便秘之苦，因为我至少在你的两个人物身上——一个虚构一个非虚构——看到了这一症状。
三
一晃，又十年过去了。1986年，我正在大学读书。某天下午，读了莫言的《红高梁》之后，我突然想起了我外婆。《红高梁》的主人公也是生于1920年代，也是被迫嫁给一个不爱的人。但她是如何反抗父权的呢？ 不是跑到共产党那里去，而是去引诱抬花轿的男人。通过与一个偶遇的男人通奸，她成了自己身体的主人。这样的叙事对1980年代的中国读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震撼，它与《青春之歌》所代表的革命叙事大相迳庭。由莫言的《红高梁》改编的电影《红高梁》於1988年在柏林电影节获得了金熊奖，这也是中国文艺界一件里程牌似的事件。无数文艺青年忽然看到了一条打通中国经验与世界市场的道路。原来小说也能这样写，电影也能这样拍！
我家也有这样的故事啊！烽火硝烟，国仇家恨，乡村公路上的马车……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姑娘头一次进城，文化冲击……甭说了，您就擎好儿吧。
合上书，我像屁股上着了火一样跑出学校，在小南门对面坐上332，再在动物园倒15路，一溜小跑来到我外婆家，求她给我讲故事。
“你想听什么？”我外婆也兴奋得两眼放光。谁不喜欢有听众呢？
“就讲你父亲雇了一辆车，送你上北京……”
她的脸一下子就拉了下来：“那有什么好讲的？要不是当年娘家上赶着把我送过来，我至於一辈子受这么多窝囊气吗？”说完，她还扬起下巴，朝旁边的屋子点了点。那时我外公已经退休回了北京，就住在隔壁那间屋子里。
我克制住自己激动的心情，努力调动学过的采访技巧，从细节入手提问：“走了多久？天气怎么样？路况怎么样？”
“三天。”她毫不迟疑地回答了第一个问题。 然后，她想了几秒钟，用尽可能少的词汇回答了后面的两个问题：“糟透了，糟透了”。
“怎么个糟糕法？”我问。
“说这个干嘛？你不会感兴趣的。”
“我跟你打赌我感兴趣！”我像一个过度兴奋的孩子，把她吓了一跳。我后悔失态，於是换了柔和甜美的腔调，继续诱供：“谁赶车呀？我太外公亲自赶车？”
我外婆摇摇头：“不是，雇了个小伙计。”
听见没有？果然有个小伙计！我的眼睛都直了。“小伙计多大年纪？长的什么样子？怎么雇来的？以前你们认识吗？”我的问题一个接一个。
她陷入沉思之中。我目不转睛盯着她，好像一眨眼就会打破我降给她的咒语。过了不知多久，她叹了口气，摇了摇头，说： “他呀，特別能吃。”
小伙计的饭量让我外婆把话匣子稍稍打开了一条缝儿，但也只是多说了三、五句而已。很快，她就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元叙事”上去：当时兵荒马乱，路上怕土匪抢劫，值钱的东西一律不敢带，继母只给了一枚金戒指。他们带了一篮子馒头，以为够吃了，结果小伙计第一天就把一篮子馒头全吃了。第二天没有吃的，小伙计拒绝往前走。她只好把自己的金戒指卖了。就这样到了北京，除了身上穿的，连一根多余的线头都没有。这么身无分文地被娘家上赶着送了来，婆家人怎么能瞧得起？
我外婆坚持自己的叙事，拒绝被叙事。眼瞅着无法跟莫言比肩了，我有点儿气急败坏：“您说来说去，老是这一套。难道您嫁给我外公就一点儿好处都没有吗？”
她再次陷入沉思，随后抿嘴儿一笑，居然流露出了几分得意：“你別说，还真有。”
我的情绪再次高涨起来。
四
事情是这样的：我外婆的父亲有几亩地，还在1949年以前当过保长——中国乡村最低一级的官僚。1949年共产党中国成立之后，有四种人因为1949年之前做过的事情受到惩罚：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我外婆的父亲拥有过土地，至少是地主，很有可能还是反革命和坏分子。
目前中国的户口制度是在1949年之后逐渐建立起来的。在城市里，有工作的人由工作单位管理；没有工作的人由街道办事处管理。外婆是个家庭妇女，属街道办事处管辖。新中国成立后，街道办事处开始对辖区内的每个人进行排查：你从哪里来？你的父母是什么人？你是不是反革命、坏分子？
我外婆对调查人员说：“我出生在河北省安次县的一个小村庄，我的父亲是地主，但我在十七岁那年就离开了反动的剥削家庭。我走的时候没有拿他的一粒米，就这样一无所有被丟到了婆家的门前。我成年后没有吃过我父亲的一粒米。”
调查人员找到了我外婆出生的村庄。村里的邻居们都表示：“是有这么个女孩儿，她的后妈对她很刻薄，不肯给她办嫁妆。大概是在日本人占领那年把她打发走了。这倒是一个好借口。呵呵。嫁到了哪里？这我可不知道。”
我外婆于是就被划为了群众。不过这并非一锤定音的结论。从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样的调查反覆进行了多次。每隔几年，中国就要搞一次新的政治运动。每一次政治运动过后，街道办事处都要换一批新的官员。每一批新的官员都要重新进行一次内查外调。
每一次，我外婆都用同一句话来对付：“我成年后没有吃过我父亲的一粒米。”
这句话和“我是被娘家上赶着送来的”其实是一个意思，只是强调了同一件事实的另一面。这桩不合意的婚姻在某种程度上挽救了我外婆。如果她十八岁以后还继续生活在父亲的屋檐下，那她肯定无法把自己摘得这么干净。
“就这么一句话，保了我三十年平安。”外婆得意地总结道。
听她这么说，我还真想起来一件事。我脑子里其实存储着一些碎片，场景啦，人物啦，对话啦，只是我一直缺乏把碎片串联起来的线索。1986年的那个傍晚，从窗户漫射进来的夕阳滋润了外婆脸上的每一道皱折。我脑子里的碎片突然自动排起了队。
那是1972年冬天，又有两个街道办事处的人来到我家。他们身上穿着千篇一律的制服，但长着两张陌生人的脸，显然是刚刚调到这里的。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我能感觉到外婆有些心神不定，紧张的程度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次“运动”。客人走后，她连午饭都没心张罗，坐在那里一味发呆。我饿极了，就从柜子里偷偷拿饼干吃。我外婆是个明察秋毫的人，平日里我只要朝柜子的方向挪动一厘米，她犀利的眼神就会箭一样地射过来。但那天，她完全把饼干置之度外了。
不知吃了多少块，外婆忽然喊我。我以为终于要挨打了，却原来她只是叫我出去发封信。我外婆文化不高，但也受过基本的教育，能进行简单的读写。我虽然还没上小学，但也无师自通地认识几个简单的字，比如这信封上的“天”字。我爸我妈住在天津，这封信八成是给我爸妈的。
我猜对了。过了两天，我父母就来了。他们三个人在一起神情严肃地说悄悄话，外婆又把饼干置之度外了。我一边大快朵颐，一边留心观察着他们。我记得父亲一边解释一边写，足足写满了几大张信纸。天色将晚，父亲把笔收起来，插回到自己的上衣兜里。我赶紧抹抹嘴，再把身上的饼干渣子抖到地上。
父母走后，我外婆拿着父亲手写的几张纸想了许久，最终还是把它们撕碎了，扔到了废纸篓里。
第二天一早，外婆说要去街道办事处。她还告诉我11点就回来，这很不寻常，因为她从来没有教过我如何认钟表。我家有一个老式机械圆盘钟，每天需要上弦，夜深人静时能听到表针滴滴答答地走动。她走后，我就开始盯着那只钟看。圆周上没有数字，只有十二个刻度。我想起外婆经常说“几点几点”，最大的数字就是“十二”，我于是无师自通地明白了那些刻度代表什么。 我用手指头点着刻度，找到外婆应该回来的时间，然后我就盯着表盘，看秒针一圈一圈地转。原来这就叫做“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外婆果然在11点前回来了。她心头的阴云一扫而空，脸上一片雨过天晴。她迅速回归自我，重振家务。第一步是盘点：盐还剩多少，糖还剩多少，饼干还剩多少……我的报应终于来了。外婆拿起一只纳好的鞋底狠狠地抽打我的屁股，我大声呼救，同时心里盘算着最坏的可能。不管怎么说现在也是新社会了，莫非她还能给我裹小脚不成？我又哭又喊兼胡思乱想，直到外婆住了手，喘着气说：“起来，洗把脸，吃饭。”
这就是我记忆中1972年那次审查，那也是我记忆中的最后一次审查。我唯一不理解的细节就是外婆为什么要撕掉我父亲给她写的资料，于是正好趁这个机会核实：“您就说那么一句话就管用？我可记得1972年那次，我爸替您写的交代材料有这么厚一叠呢！”外婆轻蔑地摇摇头，撇撇嘴：“我说句实话，你別不爱听：你们这些大学生，有时候真没用。你爸写的那几张纸我后来都撕了，根本没往上交。啰哩啰嗦，毫无重点。谁有耐心仔细看？你別看我没受过教育，我就咬死了这一条：18岁以后没吃过我父亲的一粒米。这是事实，谁也不能把我怎么着。”
我外婆是1997年去世的。她去世后，我有一次和父亲闲聊，提到了1972年的那次审查。我父亲得意地说：“那次如果不是我，她怎么可能通过审查？光凭她自己说‘没吃过父亲的一粒米’就能管用，她干嘛还要把我们找去？”
对呀。我想起了我帮外婆寄出的那封信。
完整的事实其实是这样的：这一轮的审查与尼克松访华有关。我外婆家在尼克松北京之行的可能路线上，于是这条路线上的居民都得重新进行政审。再加上不久之前林彪外逃导致了洗牌，外婆家所在的街道居委会又换了一岔领导。甄別到我外婆头上的时候，新一届领导忽然发现：我外婆声称自己出生的村庄，在地图上根本找不到。外婆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于是陷入惊慌失措。自从1949年以来，她还是头一次遇到这种困境：自己出生的村庄不见了。她向我父母求救。作为一个大学毕业生，我父亲略微思考了一下，便提出了一个假设：有可能由于行政区划调整，我外婆的出生地被划到了另外一个县。外婆把我父亲写的交代材料撕掉后，第二天就到街道办事处去，提醒他们在周围其它几个县里找一找自己出生的那个村庄，结果还真找到了。
至此，我对这桩公案作出了自己的判断：我父亲执笔写作的冗长交代尽管不如外婆的叙事简明有力，但他解决的技术问题也是举足轻重的。我外婆不应该从自己的胜利故事中将女婿一笔勾销。
五
通过与父亲的谈话，我才得知那次审查与尼克松访华有关。于是，又一条支线被包含进了总叙事。对于尼克松访华前的种种准备，我有着清晰的记忆，只是一直没能和那次审查联系起来。当时我还没有上小学，不过街道办事处把学龄前儿童也召集到一起培训，故而我也有份参与盛事。我们接受培训的主要内容，就是在外宾面前如何表现。我们要表现得热情有礼，因为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但在内心深处我们要明白：站在我们对面的是美帝国主义者，也就是我们的敌人，所以我们要外热内冷，提高警惕，决不能将任何秘密泄露给他们。
我从小就是个话多问题多的人，听了一会儿街道办负责人的讲话，我开始有了疑问：“刘主任，您说要来访问的美国总统叫尼克松？为什么我记得他叫杜鲁门呢？我们跳橡皮筋的时候总是这样唱的：
一二三四五
上山打老虎
老虎不吃人
专吃杜鲁门”
刘主任说：“杜鲁门是抗美援朝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是现在的美国总统。”
美国总统居然还几年一换，这倒是挺新鲜的。完全不像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看来我得把美国总统的名字多背几遍。千万不要说错了。
我外婆楼下有个警察岗楼。下半截是水泥的，上半截是玻璃的。那个岗楼常年空置，我们经常围着岗楼捉迷藏。七十年代，北京街头已经有了红绿灯，但是机动车非常稀少。有时绿灯亮了很久，也不见一辆车过来。突然又切换成红灯，便给人一种无的放矢瞎忙活的感觉。尼克松即将访问的前几天，岗楼里突然进驻了一个警察。路口中央竖起了一个圆形的水泥墩子，那上面也站着一个警察。这可是一件新鲜事儿，我们蜂拥到马路上去围观。那两个警察好像木头人，一个坐着，一个站着，都是一动不动，仿佛连眼睛都不眨。
正日子越来越近，空气中都能闻出紧张的味道。突然间，街道办事处换家换户传达最新指示：所有人都必须呆在家里，不得外出。
我顿时就有被人涮了一道的感觉。尼克松的名字我也记住了，内冷外热的微笑也练得差不多了，所有的问答题全都背得滚瓜烂熟，结果却不许我出头露面。一天夜里，我们又听到了马蹄踏在柏油路上的声音，踏跶踏跶踏跶……声音越来越近，车把式一声长长的“吁——”，马车正正地停在我家窗下。接下来便是“东”、“东”、“东”，似乎是车把式正在卸木头箱子。偶尔一声“啪”！不是瓷罐子还是玻璃瓶子摔碎了。我外婆轻轻翻了个身。我能想象她此时的内心。楼下副食店不知进了什么好东西，可是她不能下楼，不能去买便宜货。多么煎熬！
尼克松正式到访的当天，街道办工作人员大清早再次挨家通知：不仅不能外出，甚至不能趴在窗户上往外看。只要有人露头，狙击手可以随时射击，一枪毙命。我们全都吓坏了，唯唯诺诺地表示绝对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我和我外婆各自占据房间里远离窗户的两个角落。外婆和以往一样从事制鞋业务，只是不再坐在床上，而是坐在一个小板凳上，袼褙和工具都铺在地上。我无所事事，只能透过窗户望着北京冬天的天空。在这副苍白荒凉的画面上，偶尔一柱白烟升起，随后烟雾扩散，直至与天空融为一体。然后又是一柱新的白烟，周而复始。老式圆盘闹钟发出“嘀嗒嘀嗒”的声音，听起来比平日更亲切，更可靠。
外婆时不时看我一眼，她以为我是因为不能出去玩儿而不开心。“很快就结束了。”她安慰我。她的声音在我听来十分空洞。我不开心，不仅仅是因为不能出去玩儿，而是因为热情受到冷遇，努力遭到浪费。我想到那几个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他们说话出尔反尔，完全不值得尊重。我决心从此后再也不管他们叫“叔叔阿姨”，因为他们愚弄了我。
他们一直在愚弄我，不止在这一件事上。很多事情都不对头，很多说法都自相矛盾。如果美国人是我们的敌人，为什么我们还要用微笑来迎接他们，即使是经过精心排练的假笑？如果我们的生活快乐而富有，为什么我们还要把商店摆满商品，却又不允许任何人前去购买？现在想来，那一时刻就是我的天真开始丧失的起点。我头脑中非黑即白的概念被打破了。事情不再是清楚明白的一分为二：落后与进步，压迫与解放，黑暗与光明，丑恶与美丽。 有些事不太对，有些人在撒谎。
而我如何找出真相？如何去了解自己以外的世界？从北京儿童医院的烟囱中不断吐出变幻莫测的烟雾，将天空装点得千姿百态，成为我眼前唯一的风景。我紧盯着它，试图在心中将天空还原成灰秃秃的样子。
又过了很多年，在看一部纪录片的时候，我偶然发现在尼克松访华期间，第一夫人帕特·尼克松曾经参观过北京儿童医院。原来，1972年2月25日的下午，我的客人或者敌人，的确曾经离我只有数十米之遥。只是我对此完全无知无觉，因为我被囚禁在孤独的牢笼中。
我记得外婆时不时地看我一眼，用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安慰我：“人要懂得知足。我们能呆在自己家里，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您在说什么？外婆。“
“啊——”她大叫一声，右手攥住左手，鲜血从指缝间渗透出来。
我不敢再问。
时至今日，我总算明白了外婆的意思。因为我们通过了审查，得以留在自己家中。虽然不能上街，不能趴在窗户上往外看，不能下楼去买便宜货，但比起被赶到郊区去，已经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天寒地冻的日子里搬家可不是好玩儿的。多亏了外婆简明扼要的叙事，我们才避免了流离失所。外婆怎么能不为自己的叙事能力而自豪？
六
现在回想起来，外婆是我的第一个叙事教练，她让我懂得了叙事的精髓：将两件发生过的也许毫不相干的事情联系在一起，赋予它们意义。这是她给我的正面的教诲。她同时也是我的反面教材，因为她对于自己一生的叙事只有两句话，这两句话其实还是同一个意思。我为她感到难过。这就是典型的空虚的一生。我发誓要过上比她更加丰满的生活，我发誓要活成万语千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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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有一个问题，你叫外婆外公，而不是姥姥姥爷？
"在小南门对面坐上332"!
1982-1984在21楼（进南门右边第一栋）住了两年。
============================可见在年轻人眼里这个年龄就是老太太，当我二十岁工作时我记忆中四五十岁的人就是老太太，轮到自己时就不觉得至少说明心里年龄还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