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巴洛克这个词只有学建筑的人们涉及过，大概搞文学和音乐理论的人也有涉猎，那就是更加零星的象牙塔了。 近年来随着旅游的发展和大众文化的西化，巴洛克居然在中国大众文化里时时浮出。说到巴洛克，最显著的讨论自然是建筑风格上与文艺复兴风格的继承和对立。这个题目，比较深而细。本文先讲讲关于巴洛克在城市规划上影响的一些随想。
在意大利北部，靠近威尼斯的地方有一个小城维琴察。因为文艺复兴晚期的建筑师，建筑理论家帕拉迪奥在这里留下几十座建筑而闻名于世。 这城里有一座奥林比克剧场是帕拉迪奥设计，其弟子斯卡莫齐在1584年完成的。这个剧场的舞台布景和剧场自身一样有名。
图一 奥林比克剧场内景
奥林比克剧场是维琴察戏剧研究院委托帕拉迪奥设计的。 当时研究戏剧，言必称古希腊，而古希腊戏剧依据其三一律（剧情沿一条主线发生在同一天，同一地点）只有一个永远的共同舞台背景。就是说舞台背景和剧院建筑一样是一次建成永久使用的。所以舞台布景也是剧院建筑的点睛之笔。多少建筑师为之呕心沥血的。塞巴斯蒂亚诺·塞利奥（Sebastiano Serlio。 6 September 1475 – c. 1554）1536年在一个改为剧场的大房间里设计了喜剧和悲剧两套布景。充分发挥了文艺复兴以来透视学研究的视觉效果，在建筑史上留下一笔。
图二Sebastiano Serlio 悲剧（左）和喜剧（右）布景
经过两代人的时间，奥林比克剧场的布景比塞利奥的深远的多。布景建筑依旧是文艺复兴透视学的原理，前面的大，后面的小以造成深远的效果。不同的是三条街道从观众厅前排的视点发散出去，形成街景的丰富变化，可见这个被后世视为巴洛克城市规划设计经典手法的Trivium在帕拉迪奥/斯卡莫齐时代的建筑师，规划师那里已经了然于胸。值得提的两点一是奥林比克剧场的布景是悲剧布景。西方十七世纪以前，悲剧和喜剧是一种阳春白雪，下里巴人的对比。二是Trivium这个拉丁词古意是“三条道路汇集的地方”。和中文“三岔口”不同的语境是比较侧重这个地方的公共性和社会性。 文艺复兴以后的城市设计，三条景观大道的汇集点往往是城市广场或重要建筑，其它通向这里的道路可能还有多条，但这些功能性道路不妨碍（不计入）Trivium作为一个设计手法的纯粹性。
图三 奥林比克剧场布景近照。
图四 奥林比克剧场布景及剧场剖面
巴洛克风格在城市设计上的形成和发展有一个过程。 从广泛的思想背景来说，从十四世纪开始，大航海的地理发现，地心说的形成改变了以前人类生存空间封闭，静止的概念。数学，天文学的发展使人们对地理空间，生存空间，宇宙空间产生了无限的感觉。 政治上，经济上，欧洲绝对君权，专制主义的崛起，和教廷改革（Counter-Reformation, 反新教运动的改革）为之提供了实施的机会。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巴洛克城市设计是一种首都城市的风格。
巴洛克城市规划的首例史推教宗西克斯图斯五世（SIXTUS V）的罗马规划。他在教廷风云变幻的复杂斗争中蛰伏多年，晚年才被推举为教宗。在余生的五年四个月里，大约预感来日无多，力促罗马的城市建设,将文艺复兴时期前任历任教宗建设的星散的街道，从尤利乌斯二世（JULIUS II）在台伯河两岸建设的两条街道， 利奥十世（LEO X）规划的通往Popolo 广场的Strada Leonina 大道， 到他的直接前任格列高利十三世（Gregory XIII）修建的联结Lateran,和S. Maria Maggiore 两大教堂的Via Gregoriana 大道全部统一在新的罗马规划里。这个规划的一系列笔直宽阔的大道将城内散布各处的古罗马重要遗址，文艺复兴时期新教堂联结起来。 为新的未来的罗马城奠定了宏伟的基础。 在中世纪时期，罗马城由古罗马时期百万人口的大都会衰败成一个小镇，人口最少时不到两万人。既是经过文艺复兴，到了西克斯图斯五世执政的十六世纪末，城里不多的居民依然集中在西南角台伯河边Navona广场周围的中世纪聚居区。城里其余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地方是乡野一样的丘陵林地农田。所以这些建设基本跳开了中世纪城市改建的问题。
图五 西克斯图斯五世罗马规划
Trivium这个规划手法在罗马的首次应用是文艺复兴时期，保罗三世（Paul III， 1534-1549）时期的Piazza di Ponte。 三条短街从这个桥头广场延申出去。使去圣彼得教堂朝圣过桥的人们方便进入到台伯河东岸的中世纪旧城区。第二个应用是在城市北入口的Piazza del Popolo。西克斯图斯五世是擅于为城市广场定位，和画龙点睛的人。他把古罗马留下来的埃及方尖碑或重新竖起，或移动位置作为广场的中心。Popolo广场的方尖碑就是他在1589年竖起的。这里原来三条汇集在城门前的道路因为Popolo广场的出现，一下子从平淡无奇的三岔口成为了Trivium。六十多年以后的1662年，三条路之间的两块地上，Carlo Rainaldi的双教堂开始奠基兴建。 这个经典的Trivium终于完整了。
图六 罗马地图，Piazza di Ponte（左）和Piazza del Popolo（右）
图 七 Giovanni Battista Piranesi ，罗马Popolo 广场， 1750
图八 Gaspar Van Witte，罗马Popolo 广场， 1713
这个城市设计手法很快就传遍了欧洲。
图九 法国，凡尔赛宫 - 1682
图十 柏林， Rondell Trivium， 1735.
图十一 俄罗斯，圣彼得堡-1834
1792年美国建都华盛顿后，规划的任务就交到杰斐逊手上，因为他是国父这一辈人们中唯一的秀才，家里有些藏书。 琢磨了一阵以后，杰斐逊画了一张草图。 上面的方格网据说是从费城的规划中受到的启发。
图十二 杰斐逊华盛顿规划草图， 1791
后来规划交到来美国参加独立战争的法国志愿军军官朗方手上。他在全城最高点Jenkings Hill 设立国会 （以后这里成为国会山），次高点设立总统官邸白宫。规划国会山以南是国家广场，全城的方格网道路上叠加一套放射性大道，这些大道将所有重要建筑联系起来。完全是西克斯图斯五世在罗马的做法。 这个规划，尽管因为国力微弱，在以后一百年也没能实现多少，但比杰斐逊的宏伟的多。欧洲来的一个小军官就比美洲最有学识的人广博许多，可见当时殖民地与欧洲在文化上的巨大差距。可美国人的可贵在于一直守着这个规划，到二十世纪国家发达了，朗方的规划终于得以实现。
图十三 华盛顿朗方规划-1792
图十四 华盛顿朗方规划-2019
奥林比克剧场的布景里的三条街，除了中间的那条稍为宽阔，两边的两条街道还是中世纪街道的样子，狭窄昏暗，有神秘感，引人遐想，做舞台背景再合适不过了。可是在城市设计上，Trivium的街道都是宽阔的大道，与华盛顿不同，大多数欧洲首都的Trivium和其它宽阔城市街道的规划在巴洛克时期有着作为政权维稳基础建设的功能需要。其目的就是洞穿中世纪密集杂乱的老城区，防止人们凭借街垒发动暴乱。 建大街这件事文艺复兴时期就开始了。十五世纪拿波里国王斐迪南，频遇政变，就曾有过“窄街是对国家政权的威胁”的名言。罗马在1570年前后修建Alessandrina大道时，当时的人也曾形容这条大街直达梵蒂冈门口，使人们可以在旧城区发生暴乱时得以及时脱身。巴黎的霍斯曼改建 更是对法国大革命的直接回应。尽管巴洛克时期及其后的城市街道建设有因应人口增加，马车交通兴起的其它原因，欧洲历史上城市暴乱的频度和烈度远过其它文明，确是不争之事实。
类似的情况在西方以外的文明则少见的多。中国在二十世纪前也鲜闻城市暴乱。“祸起于萧墙”多是王公贵族的争斗，城市平民起事不见著于史。在传统中国社会里，为现实逼迫落草为寇的人们多是选择远离城市的偏远地方躲藏起来，既是势力壮大到如水泊梁山，也不会去主动攻打城市。因为一旦触动哪怕最小的县城，都会激起庞大王朝的注意和围剿。 而城里的居民，既是县城，也比乡下的农民过的好些，对官家多一些直接，间接的攀附，关联。这个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有其深远的文化传统。 可以上溯到西周的九服制度，这个制度既是一种地理人文分布等级，又是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它把天下分为，王畿，候，甸，男，采，衛，蠻，夷，镇，藩。越高等级的人们血缘与王族越近，住的离王畿越近，文明程度愈高，也越是可靠。
图十五 周之九服
这种制度肯定在周之前就存在，中国的考古发掘，发现相应于夏，商，西周时期的都城遗址，如二里头，小屯殷墟，西周东都洛邑，西周都城丰镐都没有大规模的城垣建设。都城的防御由建在周围的军事重镇负责。再外面是忠心的方国环绕，一层层下去，纵深千里，敌对外族不可能威胁到都城。这就是上古时期的守在四边之制。在以后的千百年社会发展中，虽然原来的血缘关系渐渐稀薄了，虽然有农业社会定居的本质使流民在城市不得立足的因素，在城里人比城外人可靠这一点上，几千年社会政治传统的力量仍然起非常重要作用，使得城市成为王朝统治的稳固控制据点。
用同样的时间，空间尺度观察欧洲，文艺复兴，巴洛克及其后的城市设计可以跳过中世纪直接上溯到古罗马。因为中世纪时期欧洲的城市大都湮灭，退化成小镇，人口锐减，没有什么大的后世影响。古罗马时期战争频繁，战争的结果，有时候甚至战争的目的就是大量的把被征服民族的人民转变成奴隶。 奴隶即财富。例如公元前168年的第三次马其顿战争，罗马将领鲍鲁斯进攻伊庇鲁斯（Epirus），在战争过程中他将经过的所有地方都洗劫一空，并且还将十五万伊庇鲁斯居民全部卖出去做了奴隶。在公元前58年开始的八年高卢战争中，凯撒先后将五十万俘虏卖作奴隶。奴隶人口在整个罗马帝国人口中都占有相当比例，城市比乡下比例高，越是大城市奴隶人口比例越高。比如东方城市珀加蒙（pergamum，今土耳其），四万人口中有三分之一是奴隶。罗马城在公元元年前后，据历史学家估计九十万人口中，三十到三十五万是奴隶。这样奴隶起义就成为城市暴乱的一个重要原因。著名的三次奴隶起义，特别是第三次（73-71 BC）的斯巴达克起义名垂罗马战争史，小的起义更是不计其数。
大量廉价奴隶劳动力投入农业生产的另一个后果是大批底层的罗马公民失去工作，沦为流落城市的流民，随着对政治的不满，又拥有投票权，这些人成为有组织的城市暴民（mob）。城市暴民的危险性甚至超过奴隶，罗马执政者对他们也要避让三分，拉拢安抚。比如前三头之一的克拉苏公元前70年被选为执政官时为拉拢民众，自己破费摆万桌酒席宴飨罗马公民，还给全体罗马人以3个月的谷物津贴。作为竞争者的凯撒也以保民官身份把粮食无偿分配给3．2万公民。克劳狄王朝的最后一任皇帝尼禄更是穷尽国家财政发穷人补贴，老人年金，频繁举办全民娱乐活动，极力讨好民众。而一旦有天灾导致饥荒，或阴谋家操纵阻止西西里和埃及的粮食进罗马，饥饿的暴民就四处抢掠，放火，甚至图谋刺杀执政者。
历史学家总结罗马城市暴乱的原因，一是大量移民，流民的存在，这包括很多外地来的公民和非公民自由人。他们和罗马本地民众 - 很多已经贫困 - 有方方面面的冲突。二是贫穷和饥饿，三是政治人物，如一些参议员，利用暴民为政治工具，四是对暴力文化的普遍接受和容忍。
这些古代社会政治生活的生态在千年之后的文艺复兴巴洛克时期再现，甚至延续到今天，说明虽然技术进步可以在几个世纪，甚至几十年内根本改变社会的物质生活，文化传统的演进则呈现出大得多的惯性， 在千年的尺度上脉络依旧清晰可循。也许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开始步入文明时大家差异不大，然而从这个源点出发，西周的九服制度和罗马的共和制度，中国的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和西方的网络式社会结构，人们各自按照自己的道路分岔出去，渐行渐远，再也看不到汇合的时候。
Antonio Vivaldi (1678-1741)
Concerto in D Minor (RV235) II. Adagi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