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耳朵
有小说，有翻译，有随笔，想起什么写点儿什么。
老爸走了一个月了。
疫情前的时候，老爸动笔写了一些回忆的文章。但疫情一来，他身体每况愈下，也没有精力写长篇，只有一些片段留了下来。他曾经给我们讲过一些自己经历的故事，等有时间了我再记录下来。今天发这篇他最早写的，就作为纪念吧。
1、我的贫民家庭
在贫穷的北京南城，离虎坊桥不远，有一条南北向的胡同，叫潘家河沿。它南通南横街，北通北堂子胡同，而北堂子胡同东口是粉坊琉璃街，西口是果子巷。这两条胡同的北面出口，都是虎坊桥大街以西的骡马市大街。自清末以来，已经成为北京南城的繁华地带。骡马市大街上有许多店铺，有百货店、南货店、绸布庄、中药铺、棺材铺、西医诊所，还有南城有名的大饭庄宾宴春，其位置在骡马市大街靠近虎坊桥的路南，斜对面是梁家园胡同。我对宾宴春记得比较清楚，是因为那里经常有喜庆仪式，有吹喇叭抬轿子的热闹好看，更可以看到我的爸爸，他经常出现在抬轿子的人群中。我的童年就是在这个贫民地区度过的。
我的父亲左锡昆，自幼出身贫寒。据他自己说，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祖父，是清末民初负责点路灯的工人。那时电灯还不普及，路灯都是煤油灯。我的祖父每天的工作就是扛个小梯 子，提个油壶，往路灯里加油，晚上把灯点着，天亮把灯吹灭。这样的工作能有多少收入呢？祖父没有活多久，当我父亲九岁时，我的祖父贫病交加撒手人寰，丢下我父亲兄弟三个，即比我父亲大三岁的大伯和小三岁的叔叔。我父亲从来没有向我提起过母亲，即我的祖母。我记忆中更没有祖母的影 子。但我的童年却是我的舅爷，也就是我祖母的弟弟陪伴的。正因为在生我那年我的舅爷六十岁，所 以我的小名叫六十，可见舅爷与我关系之密切。舅爷姓名我不清楚，但他是慈样温和的孤寡老人，视我为亲孙子，这点我还是有印象的，因为他总是把我扛在肩上到处玩。可惜，我的这位亲人也不长寿，我五岁那年他也去世了。
父亲的大哥亦即我的伯 父叫什 么，父亲没有说过，反正是锡字辈的。大约在上个世纪20年代中 期，也就是军阀混战最严重的时候，我的这 个大伯父被奉军招去当了兵，从此渺 无音信，极有可能当了张作霖的炮灰。我的叔叔叫左锡斌，不到十岁就被我父 亲送到隆 福寺一 家饭馆当学徒，以便有碗饭吃。当时父亲兄弟几个日子过得太艰难了。父亲十岁左右就拉洋车，一个人拉不动，我的叔叔就在后面推着。冬天到了，寒风刺骨，父亲兄 弟几个的日子更加难熬。记得解放后有一次过年时，家里吃饺子。父亲动情地问我：“你知道我们小时候过年吃什么？人家是剁肉馅、剁白菜包饺 子，我们哥仨剁萝皮，搀和上棒子面（玉米面）熬粥。小子，如今可不能不知足啊！”
我的生母姓姚，名字无人知晓，兴许我父亲知道，但按过去的习惯，人们可能只知道她叫左姚氏。她是北京南城西便门里穷苦人家出身。在我的模模糊糊的印象里，她是个圆 脸、中等身材、不胖也不瘦的年轻女 人。相貌应该还是可以的，可惜因小时出天花，脸上留下了一 些浅麻子。可 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她才嫁给我的穷爸 爸。妈 妈对我如 何，我已无记忆，因为就在我三岁那年，她因为生我弟弟时得了产后风，很快就去世了。据我父亲说，我的弟弟因无人抚 养，还不到一个月，就送给了人家。据说这家人住宣武 门外，是开棺材铺的。我小时候真想到宣武门外找找这家棺材铺，但父亲说，当时与人 家讲好的，今后绝不去找，否则人家不收养我弟 弟。我父亲是很讲信义的人，不仅自己从未找过，也不许我和我的叔叔去找。这一 直是我的一个心病。当我长大一些，独立意 识较强后，我也到宣武门外大街去找过，但那个地方已经完全变样了，起码棺材铺早就没 有了。因为解放后不久，大约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前后吧，北 京市大力推行火葬，棺材铺也就不得不关张了。据我叔叔后来说，我父亲曾在天桥附近见到过收养我弟弟的这个人 家，但没有去认我的弟弟。他就是这 样一 个说到做到的人。
2、我父亲的一生
前面我已经多次提到我的父亲。现在我要专门谈谈父亲的为人。因为家里穷，父亲没有读过书，从小就不得不为养家度日而辛劳。还没有成家时，我叔叔就是父亲的负 担。父亲一直关照叔叔，从送叔叔学徒开始，直到叔叔学成后到口外谋生，父亲对他关怀备至。所以，叔叔与我父亲的感情是非常深的。此外，父亲的孤苦伶仃的舅 舅，也就是我的舅 爷，也是父亲养老送终的。
父亲从小就没有稳定的工作。一是当时社会一直处于战乱之中，没有发展经济的客观环 境；二是本身没有文化；再就是家庭负担。他学过泥瓦匠，学过做饭，但都没有学出 徒。这不是因为他笨或是懒，而是各种事牵扯着他。另外，他本人天性又不爱受人约 束，总想自己干一番事 业。就这样，大约在我四五岁时，父亲租赁经营了— 家茶馆，地 点在虎坊桥南面的北堂子胡同。这 条胡同东口通粉房琉璃街，西口通果子巷，而粉房琉璃街和果子巷又与骡马市大街相连，骡马市大街的东头就是虎坊桥。这些胡同其实都很短，离得都很近。这在当时的北京南城就算是比较繁华的地带了。
大约就在这个时期，我的舅爷去世，父亲续弦娶了我的后母左刘氏。我们的家也从潘家河 沿64号搬到北堂子胡同4号，就在茶馆的对面。
我记得茶馆的名称叫裕泰恒，但与人艺话剧《茶馆》中的老裕泰无关。
这是一个很简陋的茶馆，有几个大条桌，每个条桌两侧摆着长 凳。早晨供应茶水。来喝茶的都 是当地普通居民，有的是卖苦力的，有的是闲得无事的微有些钱的遗老或无业游民。卖苦力的往往从家里带些窝头、咸菜，到这里叫壶“高末”（最便宜的花茶末），吃完早点就干活去了。而那些遗老们则把鸟笼子挂在茶馆屋檐下，从粉房琉璃街口的早点铺里买些烧饼果子，在这里边吃边聊，到接近中午才各自离去。所以，早晨茶馆里还是满热闹的。中午和晚上就主要供应面条了。我记得比较好的是打卤面、炸酱面，次的就是芝麻酱面和花椒油面。每样面都要配之以面码，根据时令的不同，夏秋季面码用黄瓜丝、芹菜末，冬春季用白菜丝，还有一年四季不可少的豆芽菜、煮青豆、煮黄豆、大蒜瓣，春天还必须有青蒜末。面条是我父亲一把一把抻出来的。煮好的面条浇上浇头，放上面码，再浇上米 醋，这面条甭提多么诱人了，又经济又实惠。所以中午和晚上食客还是挺多的。到了晚上，又恢复供应茶水，同时茶馆又变成了书场，请评书艺人来说书。我记得，我在茶馆里听过的评书有《说岳全传》、《包公案》、《水 浒传》，但对我吸引力最大的是《七侠五义》和《济公传》，因为《七侠五义》是武打的，《济公传》诙谐逗乐。说这两部书时，我每晚都早早吃完饭，坐在书案前较矮的小凳上等着开场。说书艺人每当说到最关键时刻，总是说：“要知后事如何？”接着用惊堂木一拍桌子，说道：“且听下回分解”。这时，我就站起来拿个小柳条编的笸箩，到各个桌子去敛钱。我爸爸妈妈的任务是听客沏茶续水。晚上等书场结束了，我把装在我口袋里的钱倒在书案上，由说书艺人与我父亲分成。这段日子还算过得去。但这也就是抗战胜利后的两三年，经济情况较好。随着内战的发展，人民解放军越来越逼近北京城，北京人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了。我爸爸经营的茶馆兼面馆生意日渐萧条，到1948年初，就不得不让给别人经营了。我父亲又开始卖苦力的生涯。
父亲卖苦力干得最多的，是拉排子车（一种专拉大件物品的平板两轮车），其次是当轿夫和杠夫。轿夫就是抬轿子的。那时结婚都要用花轿接新娘。轿夫都穿蓝色或绿色的长衫，头戴类似老式铜脸盆那样的帽子，一手叉腰，肩上抬轿杆，另一 只手要甩起 来，而且八个轿夫动作要一致，轿子才能平稳。杠夫就是为死人出殡抬棺材的。旧日京城内，穷人出殡一般是八抬杠或十六杠。稍微有钱的用三十二杠。特别有钱的达官贵人或商贾出殡用六十四杠。而特别穷的也有只用四个人抬的，叫“一根钉”，或用 “送人车”（即小平板车）拉到坟地的。从事轿夫或杠夫的工作一般比较自在，只要与杠房（出租花轿或抬死人的杠的商号）保持联系，只要是熟人，就几乎每天都有活干。这种工作几乎都是干半天就完事了。因为结婚的几乎都在城内，出殡的也在近郊，还有相当一部分坟地在城里，如现在的陶然亭或龙潭湖一带。有关北京的风俗习惯，我在以后的章节还要详细叙述。我在这里只想说，我的父亲习惯比较不受约束的生活。因此，父亲的出身应该定为城市贫 民。但是，他自幼心气很高，没有沾染城市贫民常有的流氓习气，而是受旗人影响，身上保持了不少北京人重礼节、讲义气的特点。这也与他经 过多年辛劳有一点积蓄有关。比如论讲义气，父亲是很典型的。那时，北京街头一到冬天总有因饥寒交迫而死在街头的穷人，俗名“倒卧”。一看到稍微认识的穷朋友病卧在街头，父亲总是大发恻隐之心，想办法周济一下。记得有一次父亲在离家不远的地方，看到过去曾经常到父亲开的茶 馆喝茶的一个人，因年老贫 病而卧倒在街 头，父亲毫不犹豫地就把身上穿的刚刚由母亲翻新的大棉袄给了这个人。可是这并没能救这个人的命，第二天他还是冻死在街头了。为此，母亲（后母）与父亲大吵一架。
直到多少年后，母亲还经常耿耿于怀提起这件事，说父亲是不顾家的人。每到这时，父亲总是一 声不响，偶尔说一 句“谁都有个有灾有病的时 候，积德行善日后有好报应”。父亲是不信佛的，但家里有个小佛 龛，里面供的是灶王爷，每年阴历腊月二十三都要祭灶，我也感兴趣，因为祭灶的糖瓜和蜜供（一种甜点 心）到最后都会归我享用。父亲是文盲，但他说话、办事总能抓住要点，所以在街坊四邻当中他的威信还是满高的。我记得，凡是街坊四邻有吵架的，总是把父亲叫去评理。要有动手打架的，那就更要我父亲劝解了，因为他身高力大，一般人被他抓住手 腕，就甭想挣开。每当想起爸爸那高大雄岸的形像，我总是有一种自豪感。
但是，父亲也有不好的习惯 – 他太爱喝酒了，以致于还不到六 十岁就患脑溢血，半身不遂了。尽管后来经中医治疗，恢复得还不错，但他又急于上班挣钱，一累，就又复发了。父亲虽然饮 酒，但我的印象里他从来没有喝醉过，只有一次，大约是一 九五六年夏天，他们一批搬运工成立了合作社，他被选为队长。因为有了自己的组 织，在合作社成立大会那天，他回到家里，买了好几种下酒菜，让母亲和我也跟着吃菜。这一次他喝多了，总是不停地笑，还不时地把他们合作社全体成员的合 影从墙上摘下来，反复地看，一边看，一边嗝嗝地乐。我和母亲一 看，知道他喝多了。幸好，他吃完饭天还没有黑就睡了，一直睡到第二天太阳老高。三年困难时期，他挣的钱也不算少，但都让我母亲到处给他找酒喝，哪怕同仁堂的药酒，他也每顿四两，照喝不误。我带他到一 位老中医那里去看病时，问大夫为什 么他的病总反复，大 夫形像地说，他的血管就象老化了的自行车胎，补了这儿，那儿又撒气，不可能好。真象这位大夫说的，他六八年五月第一次患病，以后每况愈下，七零年秋天摔了一跤，把髋骨摔断，从此再也没有站起来，直到七三年十二月三日去 世。因为他所在当单位是合作社性质的，不可能为他治 病。我刚刚参加工作，而且很快就要有小宝宝了，所以我也没钱为他动手术。每当我想起这事，总觉得对不起我的可怜的老爸 爸。这都是因为穷啊！我唯一感到欣慰的是，他在临辞世前，见到了自己的两个亲孙女。记得有时我们把两个孩子抱到他面前，他虽然抱不动孩子，也说不出来，但孩子叫他爷爷时，他连连点头，用那只还能动的左手握住孩子的小手，久久舍不得放开。我深知，他对孙女的爱是至深的，因为他早就盼望自己的隔辈人出生呢。他要是能动，一定会经常把自己的孙女捧在手上，扛在肩上。
我永远不能忘怀的是，由于父亲的远见卓识，我才有可能从一个城市最底层家庭出身的穷孩子，成长为大学生、外交官。父亲真是“斗大的字不识半升”，为此他也吃尽了苦头。因为，如果他稍有文化，凭他的心智，他是不会一辈子干苦力的。他对造成大批穷人的社会原因开始是理解不深的，只是深深地认为，他以及家人之所以穷，就是因为没有文化。由此，他下定决心让我学文化，即使我将来不能干成什么大事业，起码到店铺当个学徒也是好的。因此，早在我七、八岁时，他就送我到潘家河沿南头一家私塾读书。虽是私塾，但上的课程已经不完全是四书五经了，而是新的国文和算术。教书的是位老学究，国文课里还搀 和了《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的旧文 化。教学方式也与正式学校不一样，而是象私塾，他靠墙而坐，学生围了他半圈，因为他的教室是方型的，学生又不多，所以只能是这种形式。这就造成许多可笑的事发生。他一面讲课，学生一面在下面做小动作，或是睡觉。一旦他发现，他手头有一根很长的藤教鞭，会猛地敲向淘气或睡觉的学 生。再不解恨，就把学生叫到跟前，拿出戒尺，即一把比普通量布用的竹尺略宽的竹 板，一 手揪住学生手指，一手用戒尺狠狠地打学生手心三下。我也挨过打，深知这滋味不好受，当时只觉得手心又痒又麻，下来一看，则是又红又肿又痛，好几天才恢复知觉。幸好我在这所私塾里时间不长，因为学费太贵，交一袋白面（45斤），才读三个月。48年入夏我被迫辍学，又成了满街跑的野孩 子。但是，同院里有的小伙伴仍然读书，他们做作业时我经常凑过去与他们一 起复习，所以，尽管我没有上学，可我认识的字已经相当多了。四九年初解放，夏天，我又进了粉房琉璃街小学，这也是私立学校。父亲只缴了半年学费，到放寒假，我又辍学了。50年2月，虎坊桥西边的梁家园小学招二年级插班生。那是一所老资格的公立学校，学费不高，老师又好。我父亲母亲让我试试考一下。结果我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以第一名的资格成为这所好学校的插班学生。从此，我就一天不差地读完了小学和中学，顺利地考入外交学院，成为我们左家几代人里唯 一的大学 生。在读 的过程中也有过困难的时刻，主要还是因为父亲没有稳定的工作，因此遇到交学费、买书本时，总会有些难处。但父亲母亲总是想办法解决。父亲说，家里即使炒菜不搁油，顿顿窝头咸菜，也要供你念书，就看你有没有出息了。这话深深地印在我的脑 海里，督促我不敢放松学业。所以，我在整个上学的十几年里，各科成绩都不错，在班里总是名列前 茅。从我读书的经历中，我悟出一个道理：有钱人家的孩 子不一定成为人才，而穷人的孩子往往有出息。但这又不是绝对的。只有家长有决心培养你的孩子，孩子才可能学出来。有的人家比较穷，父亲母亲希望孩子早点挣钱养家，这肯定对孩子产生负面影响。而我的父亲母亲却尽力支持我读书。记得初中毕业时，到处有招工的。当时丰台机务段到我们学校招火车司炉，将来肯定是当火车司机，这是我所向往的职业。我征询父亲的意见，他坚决反对，认为这工作仍然没有脱离卖苦力的圈。只要把书读好，将来什么好工作找不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