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耳朵
有小说，有翻译，有随笔，想起什么写点儿什么。
埃博拉项目
1983年9月26日
第二天早上，南希·贾克斯在四点钟醒了过来。她怕吵醒杰米，轻轻地起了床，冲个淋浴，穿上制服。她穿的是裤管带黑色条纹的绿军裤，绿色的军衬衫，在太阳还没有升起的寒冷清晨，她套上了黑色的军队毛衣。毛衣上的肩章显示着少校和金色的橡树叶标志。她喝了一罐健怡可乐使自己清醒，然后爬上楼梯到屋子阁楼的书房。
今天南希可能会穿对抗生物危害的生物太空服。她正在接受动物病理学的培训，研究动物的疾病。她的研究专长是生物安全四级的热病毒，面对这种病毒需要穿生物太空服。同时她还在准备这个星期就要举行的病理学会执业资格考试。早上的太阳升起来，照在镇东边的苹果园和田野上。南希打开书，趴在上面开始学习起来。鹩哥在树上呱呱叫，卡车开始在南希的窗下沿着瑟蒙特的街道行驶。她的右手掌还在抽动地疼痛着。
七点钟的时候，南希走到主卧室叫醒了在床上蜷成一团的杰米。她走到杰森的房间，杰森比较难叫醒，南希不得不晃了他好几次。接着照顾小孩的保姆来了，是个中老年妇人，叫特佩因夫人。特佩因夫人给杰米和杰森穿上衣服，并喂他们吃早饭，而此时南希又回到阁楼和她的书中去了。特佩因夫人会送杰森上校车，然后在家照看杰米直到南希晚上下班回来。
七点半的时候，南希合上书，和她的孩子们亲吻告别。她对自己说，一定要记得在银行停一下，取点儿钱给特佩因夫人。南希开着本田独自去上班，沿着卡托克廷山脚下的盖茨堡路向南行驶着。在接近弗雷德里克市的德特克要塞时，车流变得稠密而缓慢了起来。她从高速路上下来，到了基地的大门。一个卫兵挥手让她进去。她右转，开过带旗杆的练兵场，把车停在一栋巨大的几乎没有窗户的建筑物附近。建筑物是由混凝土和黄色的砖建成的，几乎覆盖了十英亩地。房顶上高大的通风管道发散着过滤过的空气，空气是从建筑物里封闭的生物实验室抽出来的。这里就是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也就是USAMRIID。
军队的人经常叫它研究所，他们叫它USAMRIID的时候总是用一种军队特有的方法拖长音，听起来像“YouSamRid”，好像这个名字在空气中停留的时间会长一些。USAMRIID的使命是医疗防御，研究能使士兵不受生物武器侵袭或和自主生病的办法，专长是药物、疫苗以及生物隔离。研究所里总是几个项目同时进行：研究对付多种细菌，象炭疽菌和肉毒菌的不同疫苗；研究可能感染美国军队的病毒的不同特性，这种感染可能是自然的，也可能是通过战地武器的形式。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德特克要塞的实验室就开始了对进攻性生物武器的研究。他们本来一直在研制致命的细菌和病毒菌株，这些菌株可以被放到炸弹里投掷给敌军。1969年理查德·M·尼克松总统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使在美国的进攻性生物武器研制成为非法。从那时起，陆军实验室就被转作和平用途，USAMRIID就是那时建立的。研究所致力于研制防御性疫苗，并倾力于控制致命性微生物的基础研究，研究所知道如何阻止一种可怕的病毒在人类中爆发一系列致命传染。
南希·贾克斯少校从后门进入到大楼，并把她的安全证出示给坐在桌后的一个卫兵看，卫兵点点头，对她笑了一下。南希穿过迷宫般的通道向隔离带的主要区域走去。到处都是穿着迷彩服的士兵，还有一些戴着身份牌的文职科学家和技术员。人们看起来都很忙，楼道里几乎没有人停下来和别人聊天儿。
南希想去看一下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的猴子这一夜里有没有发生什么，她沿着一条生物安全零级的通道走去四级的生物隔离区，这里叫作AA-5，也叫埃博拉实验室组。生物安全级别被命名为零、二、三，最后是四级，最高级(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一级)。在研究所里，从二到四的所有隔离级别都处于负气压下，所以如果发生泄漏，空气会流入污染区而不是流到外面的正常世界中去。被叫作AA-5的实验室组是一组负压生物隔离室，是陆军的一位文职科学家，尤金·约翰逊，建立起来用于研究埃博拉病毒的。尤金·约翰逊是研究埃博拉和它的近亲马尔堡病毒的专家，他给几只猴子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喂它们一些不同的药，想看看这些药是否能制止埃博拉病毒的感染，而最近几天猴子开始死亡。南希是作为病理学家加入约翰逊的埃博拉项目的，她的工作就是确定猴子的死因。
南希路过墙上的一扇窗，窗是由非常厚的玻璃制成的，象水族馆的池子那种，从窗子可以直接看到埃博拉实验室组，直接看到生物安全四级。从这扇窗户你看不到猴子。每天早上，一个文职猴子饲养员会穿上太空服进去喂猴子，给它们打扫笼子，并检查它们的身体状况。这天早上玻璃里面贴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字。这是一个饲养员留的，上面说夜里两只动物“倒下”了，也就是它们昏迷后因大出血而死亡。
南希看到这个条子就知道她今天要穿上太空服进去对猴子进行解剖了。埃博拉病毒会摧毁动物的内部器官，尸体会在死亡后突然腐败，即使把尸体放入冰柜保持冷藏，它也会变软，组织器官变成果冻样。你不可能解剖一锅大杂烩，所以要尽快在自发的液化发生前解剖尸体。
南希·贾克斯第一次申请加入研究所的病理小组时，负责这个小组的上校不愿意接受她，她开始以为是因为她是女的。那个上校对她说：“这个工作不是为已婚妇女设计的，你不忽视你的工作，就会忽视你的家庭。”一天，她带着简历走入上校的办公室，希望能够说服他接受她。上校说：“我组里可以想要谁就要谁，”暗示着他不要南希是因为她不够好，他还提到了那匹伟大的英国良种赛马“大臣”，“如果我想要“大臣”到我组里来，”他说，“我就可以得到“大臣”。”
“但是长官，我也不是耕地用的马！”南希向上校咆哮了一句，把简历摔在了他的桌上。上校后来重新考虑了这件事，并允许她加入了病理小组。
开始和生物打交道后，军队一般是让你从生物安全二级开始，然后升到三级。直到你有了足够的经验，才能到四级工作，军队也可能根本不让你在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工作。要在生物安全低级的地方工作，需要接注一些疫苗。南希接注的疫苗用于防治黄热病、昆斯兰热、裂谷热病、委内瑞拉马脑炎、西部马脑炎和马脑炎综合体(一种生长在马脑子里的病毒)、兔热病、炭疽病以及肉毒病，当然她还打了一系列防止狂犬病的疫苗，因为她是个兽医。南希的免疫系统对所有疫苗都有强烈的反应：这些疫苗使她病倒了，于是陆军把她踢出了接受疫苗的项目。至此，南希·贾克斯基本上已经失去任何机会了。她不能和任何生物安全三级的微生物打交道，因为她的身体无法忍受疫苗。只有一条路可以让她继续和这些危险的传染性微生物打交道，就是她得让自己穿上太空服去四级区域工作。这些致病性强的四级微生物是没有疫苗可以对付的，它们是致命的病毒，没有任何疫苗和疗法可以对付它们。
埃博拉病毒是根据埃博拉河命名的。埃博拉河是蒙盖拉河(Mongala)的源头，而蒙盖拉河是刚果河，或叫扎伊尔河的一条支流。埃博拉河流入一片片的热带雨林，蜿蜒地流经零散分布着的村庄。已知第一例出现的扎伊尔埃博拉，致病性最强的那种埃博拉病毒，发生在1976年9月。当时在埃博拉河源头的55个村庄同时爆发了这种病，病毒好像是从不受注意的地方出现，十个有九个感染上它的人都死了。扎伊尔埃博拉在研究所里是最令人恐怖的微生物。USAMRIID里人们的普遍看法是：“研究埃博拉的人是疯子。”对埃博拉掉以轻心是最容易的一种找死方式，最好研究一些安全点儿的东西，象炭疽菌。
尤金·约翰逊是在研究所里负责埃博拉研究项目的文职生物危害专家，他有个有点儿狂热的名声。他在世界上仅有的几个真正懂得高致病性微生物和怎么对付这类微生物的人中是个传奇，是世界领先的埃博拉“猎人”之一。吉恩[1]·约翰逊即使说不上魁伟也算是个大个子，他宽脸庞，粗眉大眼，有一头稀疏、飘扬、乱蓬蓬的棕发和浓密的络腮胡子，肚子挂在皮带外面，眼睛闪亮而深邃。如果吉恩穿上一件黑皮夹克，他都可以以假乱真当个“感恩而死”(Grateful Dead)乐队的巡回演出管理员了，根本不象个给军队干活的人。他有个“一流野外流行病学家”的名声(野外流行病学家就是在野外研究病毒病的人)，但不知为什么他的研究不太经常被发表，这也解释了他“神秘”的名声。那些了解约翰逊的研究工作的人谈起他，你就会听到“吉恩·约翰逊干了这个，吉恩·约翰逊干了那个”一类的话，听起来都象是些聪明而有想象力的事。约翰逊是个挺害羞的人，对人有些多疑，对病毒则是深深地怀疑。我想我从未见过比吉恩·约翰逊更害怕病毒的人了，他的恐惧让人印象深刻是因为这是一种根植于对病毒知识了解后的理性的尊重。他花了几年时间穿越中非，寻找埃博拉和马尔堡病毒的储存寄主。为了寻找这些生物，他实质上彻底搜索了非洲。但是尽管他努力搜寻，却从来没有找到过这些病毒在自然界的栖身之地。没人知道这些丝状病毒是从何而来，也没人知道它们在自然界什么地方生活，它们的踪迹逐渐消失在中非的森林和热带稀树草原里。找到隐蔽着的埃博拉寄主是约翰逊的伟大目标之一。
研究所里没人愿意卷入约翰逊的埃博拉项目。那个能让一切都消失的东西，埃博拉病毒，对人类干的事情是你所不愿想到的。即使是对那些穿起太空服来很舒服而灵活的人，这种微生物也恐怖得让人不敢处理。研究人员不愿意做埃博拉的研究，因为他们不想自己成为埃博拉研究的对象。他们不知道这种病毒生活在什么种类的寄主身上：是苍蝇，蝙蝠，蜱，蜘蛛，蝎子，某种爬虫，还是两栖动物，象青蛙或水螈；也或许这种病毒生活在猎豹或大象身上。再说，也没人知道这种病毒是如何传播的，它怎么能从一个寄主跳到另一个寄主身上。
吉恩·约翰逊自从开始研究埃博拉以来就反复做一些关于埃博拉病毒的恶梦，然后在冷汗中醒来。他的梦或多或少有些类似：他穿着太空服，拿着埃博拉病毒的手戴着手套，那是被埃博拉病毒污染过的某种液体。突然那液体会洒满手套，接着他意识到他的手套上到处都是小孔，而那液体就滴落到了他裸露的手上，还流进了他的太空服。他就会惊醒过来，自言自语，哦，上帝，我暴露在埃博拉病毒下了。然后他会发现他在自己的卧室里，妻子就睡在身旁。
实际上，埃博拉还没有在人类中制造过任何决定性的不可逆转的爆发，但看起来这样的爆发已经不远了。埃博拉已经开始在非洲各处有小规模爆发，人们担心的是某次小爆发会发展成无法遏止的爆发潮。如果90%感染上病毒的人都会死亡，而又没有疫苗或疗法可以制止它，那么这种可能性就是存在的。约翰逊喜欢对人们说，我们实在不知道埃博拉以前干了些什么，也不知道它将来会干些什么。埃博拉是不可预测的，它通过空气传播的一个菌株可能现身，然后在大约六周的时间里环游世界一圈，象流感那样，杀死大批人口；它也许会永远是个生活在边缘地带的秘密进食者，一次只放倒几个人。
埃博拉是种相对简单的病毒：象原子弹爆炸引起的风暴性大火那么简单，它可以用一系列毁灭性的作用迅速有效地杀死人类。埃博拉病毒是麻疹、流行性腮腺炎和狂犬病的远亲，也和一些肺炎病毒相关，比如引起小儿感冒的副流感病毒和引起艾滋病人致命肺炎的呼吸道合胞体病毒。埃博拉在雨林里通过未知的寄主和隐秘的途径进化着，好像已经拥有了上面所有那些病毒最坏的成分。它象麻疹一样可以引起全身的疹子；一些效应和狂犬病类似，引起精神错乱和疯狂；而其它一些效应则和重感冒相似得令人难以置信。
埃博拉微粒只有七种不同的蛋白质，七种完全不同的大分子按一个长长的编结在一起的结构排列就是丝状的埃博拉微粒。这其中三种蛋白质是我们模模糊糊知道的，另四种则完全是未知的，它们的结构和功能还是个谜。不管这些埃博拉蛋白质是干什么用的，它们好像专门攻击免疫系统。在这方面埃博拉和HIV相像，HIV也是摧毁人的免疫系统，但埃博拉不像HIV那样不知不觉地开始袭击人类，它的攻击是爆发性的。一旦埃博拉袭击过你，你的免疫系统功能消失，你看起来就失去了对付病毒侵袭的能力，你的身体成了个被占领的城市，城门大开，敌军长驱直入，在公共广场建起帐篷，还到处点火。从埃博拉病毒进入到你的血流，这场战争就输了，你注定要失败，不可能像击退感冒那样击退埃博拉。埃博拉在十天里做到的艾滋病毒要十年才能做到。
埃博拉是怎么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的还没真正弄清楚。陆军的研究人员认为埃博拉病毒是通过直接接触血液和体液来传播的(艾滋病毒以同样的方式进行传播)。埃博拉好像还有其它的传播途径，非洲很多得了埃博拉的人都曾经处理过被埃博拉感染的尸体。埃博拉的一条传播途径看起来好像是从死人传到活人，通过死人身上汩汩流出的不凝结血液和粘液。1976年埃博拉在扎伊尔爆发时，悲痛的亲属们亲吻拥抱死去的人，也有亲属为尸体做处理，准备埋葬，三到十四天后这些亲属也爆发了埃博拉。
吉恩·约翰逊的埃博拉项目很简单，他让几只猴子染上埃博拉，然后再给它们用药，希望它们能好转，从而找到一种也许可以和埃博拉病毒对抗或者治愈它的药。
从生物学角度看，猴子和人几乎完全一样，这也是为什么它们被用于医疗实验。人和猴都是灵长类，埃博拉对灵长类就像食肉动物吃某些肉似的。埃博拉病毒是不能分辨人和猴的，它可以轻松地在这两种生物间跳来跳去。
南希·贾克斯自愿地到约翰逊的埃博拉项目组做病理工作。这是生物安全四级的工作，因为不用接种疫苗，所以南希可以做。南希迫切地想证明自己，也迫切地想接着与致命的病毒打交道，但研究所里的一些人对她穿太空服在四级区域工作的能力表示怀疑。她是个“已婚女性”，因此他们声称她会慌张。他们说她的手看上去很紧张笨拙，不适合与四级致命病毒打交道。人们觉得她可能会割破自己，或用污染了的针头扎到自己或别人。她的手成了安全问题，但其实真正的问题是她是个女的。
南希的直接上级是安东尼·约翰逊中校(他和吉恩·约翰逊，那个埃博拉项目的文职官员负责人没有关系)。托尼*·约翰逊是个说话温柔，性格冷静的家伙。现在他需要决定到底是否允许南希到生物安全四级区域工作。为了能更好地了解情况，托尼在研究所里散布了一些话：谁了解南希·贾克斯？谁可以对她的优缺点发表评论？南希的丈夫杰瑞·贾克斯少校出现在约翰逊中校的办公室里。杰瑞不同意自己的妻子穿上太空服，他强烈反对，说他们家里讨论过南希和埃博拉病毒打交道的问题。“家庭谈话”，杰瑞对南希说：“你是我唯一的妻子。”他自己在工作中不用穿太空服，也不希望自己的妻子穿太空服。他最大的顾虑就是南希可能会处理埃博拉病毒，他无法忍受想象中他的妻子，他爱的女人，孩子的母亲，会在手里拿着那么可怕的生命体，并且这种生命体是可以致命而无药可治的。
托尼·约翰逊中校听完了杰瑞·贾克斯少校的话，也听了其他人的谈论，觉得有必要亲自和南希谈一次话。于是他把南希叫到了他的办公室。托尼可以看出来南希很紧张，她一边说话，托尼一边观察她的手。托尼觉得这双手挺好，并不笨拙，也不是动作很快。他决定他听到的关于她手的流言都是没有根据的。南希对托尼说：“我不需要任何特殊照顾。”当然，她也不会得到什么特殊照顾。“我将安排你进埃博拉项目组。”托尼说。他告诉南希他同意她穿上太空服去埃博拉区域，他会在最初的几次里跟她一起进去，教她怎么做，也观察她手的动作。他会象鹰一样监督南希。他相信她已经准备好到一个完全致命的地带工作了。
在托尼说话的时候，南希失去控制在他面前哭起来，“掉了几滴眼泪”，据她后来回忆说。这是欢乐的眼泪，那一刻能把埃博拉病毒握在手里是她在这世上最想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