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联俄容共成功的权宜之计？还是引狼入室的罪魁祸首？下编

孙中山联俄容共成功的权宜之计还是引狼入室的罪魁祸首？

下编:（国运坎坷，清党反共后，共党的几至覆灭和再起）

民国16年4.12清党之时，国民党从1923年改组前一个偏安一隅的政党，只在广州湖南有分部，（其组织多数位于海外）党员不足五万人迅速发展到近百万党员的执政党。(94)（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与此同时，中共党人的数量也急剧发展。从1923年6月中共三大时，有党员432人发展到1927年4月末中共五大时5.8万人。(95)（参考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35页和《中间地带的革命》179页）但是清党分共后，共党又从5.8万人急剧下降到11月底的1万多人。[96]（《中间地带的革命》179页）若不是1929年国军编遣会议既北伐胜利后的裁军计划所引发的中央与地方军事力量的矛盾，致使发生1930年的国民党党内内讧，中原大战，使共党得以星火燎原，中国共产党早已灰飞烟灭了。

尽管如此，经过政府军先后发动的五次围剿，摧毁了共党的“红色革命根据地”。共军残余开始西窜既中共所说的所谓“长征”，到达共党的新根据地陕北时，共党主力所谓“中央红军”和当地的“陕北红军”汇集也只剩下一万余人，其中主力“中央红军”连同伤病员还不足6000人。(97)（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322页）到西安事变前夕，整个的陕北共军也不过区区三万多人(98)（中共《央广网·解读长征(10)》2016.8.31作者:中共军事博物馆研究员姜廷玉）

以上叙述了清党后国府军事剿共的结果，现在来说说国府在剿灭共党地下势力方面的成果。注重法治的胡汉民从欧洲考察回来后，马上主持制定了《共产党人自首法》，该法从1928年10月24日公布，1930年4月26日修正。(99)（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特009／19。引自《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紧接着1929年12月，国民政府立法院通过并颁布《反省院组织条例》。根据这个条例的规定，一些省市设立了反省院或感化院，用来关押和收容共党。(100)（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268页）

《共产党人自首法》的颁行和“反省院”之设立，效用是非常明显的。张学继、张雅蕙所著的《陈立夫大传》中说，这之后，“干部党员牺牲的不计其数，自首叛变的情况也到处发生。在城市，情况更为严重。”（张学继、张雅蕙《陈立夫大传》，团结出版社2008年7月第2版，第127页）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中亦说：1932年10月至11月，国民党特务机关在上海破获了十几处中共组织，逮捕中共各路负责者60多人。之所以能如此，就因为“自首法”使得“破获一处，得到一批供词；再破获一处，再得到一批供词，如此中共在城市中各个秘密机关遭到巨大破坏”。杨奎松依据台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史稿》说，从1933年秋到1934年秋，一年的时间里，国民党在全国捕获的共产党员是4505人，而自首叛变者则达到4213人，“自首叛变率”竟达95％，“这足以证明国民党这时的自首政策，对被捕的共产党人影响极大”。[101]（王彬彬《国共关系的一段往事》；〈同舟共进〉2010年第12期）

被逮捕的中共党员和干部则有24000多人，其中包括中共三任最高领袖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被捕者中，中共中央委员40多人，省市委干部829人，县市级干部8000多人。(102)（范小方《蒋家天下陈家党》，团结出版社，第116—117页）

国民政府的这个《共产党人自首法》，对中共的危害是巨大的。实际上，自这个法令出台之日始，它就成了中共的心腹大患。1946年2月18日，中共在“白区”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题为《集会、结社自由的实现》的社论，要求国民政府明令废止《非常时期取缔集会、演说办法》、《共产党人自首法》、《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纲领》等法令。社论强调：“所讲《共产党人自首法》，自然是在各党派不能取得合法平等地位时的产物，和民主原则根本违背，当然应该废除。至于别的十三种法令，也都是对于人民集会、结社的自由加上了一重严格的束缚。所以的确是非废除不可的。”接着，社论指出了这些法令“最重要的、也是最有害的几点内容”：

 

其一，“这些法令对于人民的集会、结社加上了极严格的特许制度的束缚”。社论认为，这是对基本人权的严重侵犯。（评:这是非常时期的临时措施，主要防范对付共党的暴乱，维护社会的基本稳定，共党并非人民）社论强调：“在英、美民主国家的人民集会、结社”是无须事前“请求警察许可，亦无须报告警察的”，而“在我国……是把人民的基本自由交给行政机关控制，人民要集会、结社，必须去请求‘恩准’，反之，就构成‘犯法’行为”。

 

其二，“这些法令又赋予军警宪兵及行政机关以任意干涉和解散人民集会、结社的权力”。（评:不如此，共党早就到处“起义”，鼓动阶级斗争，杀人放火了）社论同样拿英美做参照，强调“我国”这样做是非常“要不得”的。“以如此广泛的权力交给官署，便是给以侵害人民自由的全部权力”。

 

其三，这些法令规定，各民众团体领导人，必须由行政官署委派，也是极其荒谬的。“（评:这是非常时期之非常之举，是过渡时期所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欧美国家如美国罗斯福在二战时也采取非常紧急措施。共党总是绑架人民，荒缪的自以为代表人民，以行残民之实）人民集会、结社，原本是自己的事情，他们有权根据自己的意志来决定组织的形式，选举与任用一切负责人员，而不应该遭受外力之牵制与干涉。可是，我国过去就不是这样的，政府硬要指定职位，派遣人员……这一来，纵然除指派职员外，民众团体另外还选出了大家信任的人物，也还是没有用处，因为已给政府指派的‘书记’一揽大权，全都包办了，这还说得上什么人民团体呢？这种制度当然也不是应该可保留的”。(103)（王彬彬《国共关系的一段往事》，出处同上）

在20世纪30年代，除了公开的军事战争和非法的秘密战线较量中，共党都是全面溃败外，就连在城市里的合法公开斗争，共党也是一败涂地。

在城市组织发动工人的工会方面，共党的赤色工会，人数最多的也不过一百人左右，最少的只有几个人，如中共把持的上海赤色工会较多也不过30多人，相比之下，国民党领导的各种“黄色工会”（共党语）却有大批群众。共党不得不承认，赤色工会数量微弱，黄色工会影响还大。[104]（《中共中央文件全集》第六卷1－13页，引自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215页）这是共党自己在30年代初统计的有关工会之数字。

中国国民党统一中国后，尽管党内仍纷争不断，但在国内社会各界中的声望却前所未有。对于当时的普通民众而言结束战乱，统一中国并且发展经济改善生活是他们最大的愿望，对知识阶层和广大的中间阶层而言，改良社会及社会公平才是他们所希望的也是符合历史和国家的发展方向。而共党为了一己之私，不顾民族的前景和人民的愿望，唯恐天下不乱，为叛乱而叛乱。揪住并千方百计制造机会从而发动叛乱强行进行阶级斗争，造成社会恐怖。

 

国家的统一和中国政治形势的发展正在为中国民族主义者和现代资本主义开辟道路与发展生机。这种情况对巴不得希望国内动乱以便趁机发动武装暴动来夺取政权的共党来说，显然不是什么好事情。

而共党中央最担心的是，国民党人“与我们理论上差不多，但政纲则不同”，这很容易在群众中造成严重的混淆，并使中共的宣传失去效力。因此，它不能不再三说明，南京国民党及其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是“我们目前争夺广大群众最严重的敌人。(105)（《中央通告第30号》1929年2月8日，《中共中央文件全集》第五卷44－53页）

从以上史料我们可以看出，共产党最怕的是什么？是三民主义和她的党。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尤其是民生主义无疑是共党最重要的敌人，是它制造阶级斗争与夺取政权的最大障碍，事实证明将来也必将证实民生主义是共产主义最大的克星！那些共党散布在海内外也特意标榜自由民主的文化特务和不学无术的无聊文人，就因为邪恶的共产主义及其共产党也主张社会主义以及所谓的平等均富，就对有社会主义之理想成份的民生主义也大加攻击与诋毁，故意混淆视听或全然不明白社会主义这一名词虽然被共党搞得臭名昭著，妖魔化了。但是社会主义有很多流派，绝非共产一家，更非独此一家。(106)（参见:徐觉哉《社会主义流派史》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今天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既有民主、自由主义的社会制度又有社会主义的理想平等与均富，就是一大明证。而民生主义就是类似今日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而且民生主义的出现整整比北欧民主社会主义早了半个世纪还要多。有此可知，孙先生的伟大，实在是笔墨所无法形容的现代中国第一人。那些诋毁孙先生的人不是用心险恶就是鼠目寸光，这些人整天嚷嚷民主自由，实际上搞不懂民主自由之真谛！不是别有用心就是坐井观天之徒。

我们可以合理且符合历史、事物逻辑的设想，如果中山先生可以多活十年或当年国民政府成功剿灭了中共，那么现在的中国到底是如何令人羡慕、令人向往的真正新中国就可想而知，那种盛况当然更是任何妙笔生花的笔墨所无法形容的！

公平的说，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完全有可能走上正常的现代文明国家之路的！可惜这一切都被国民党党内内讧乃至党内战争所摧毁，而这一切都是有可能避免的。以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等为代表的也打着青天白日旗的这些新军阀、名义上的国民党人乱党祸国私心自用，把个人利益置于国家之上。1928年北伐军底定北京，北伐成功。这时国民政府军已达到272个师，超过220万人，年需经费30.43亿元，而当时全年收入不过是40.5亿元，严重入不敷出。于是蒋中正率先提出《军事善后案》，计划裁军，通过中央和地方各大实力派讨价还价，直到年底东北易帜、统一中国后，仍不能达成共识，于是国府在1929年召开编遣会议，经过反复讨论会议在1月17日终于通过了《国民革命军编遣进行程序大纲》，规定全国现有军队分设中央直辖各军编遣区、海军编遣区、第1编遣区和按照地区划分的5个编遣区。中央、海军和第1编遣区办事处设在南京；第2、第3、第4、第5编遣区分别属冯玉祥的第2集团军，阎锡山的第3集团军，李宗仁的第4集团军与张学良的东北军以及川、滇、黔、康4省另设一个第6编遣区。缩编后的全国陆军步兵不得超过65个师，骑兵为8个旅，炮兵为16个团，工兵为8个团，总计兵额为80万人，军费以国家总收入的40%为限。

 

根据《国民革命军编遣进行程序大纲》的规定，全国军队一切权力收归中央，国民政府将下令撤销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各集团军总司令部、海军总司令部等，各部队只能在原地驻扎，听候点编，各集团军无权自行调动与任免军官。这样一来，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人的军事大权至少形式上被剥夺掉了。明白了这一点之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颇难接受。他们很快从相互争吵转为相互谅解，对会议采取消极抵制态度。大纲通过归通过，大家却没有办法就具体开始编遣工作取得一致意见。随着阎锡山回了太原、冯玉祥不辞而别，会议不得不在25日宣告结束。(107)（杨奎松《中国近代通史》第八卷第三节〈党统之争和中原大战〉）裁军计划实际上已经陷入僵局，同时埋下了日后中原大战的种子。

 

导致中原大战的导火索:

先是以李宗仁为首的新桂系擅自非法驱逐了鲁涤平。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国民政府向由桂系任命的湖南省主席、江西朱培德的旧部鲁涤平表示善意，进而开始通过江西陆路向鲁涤平输送武器弹药。鲁涤平接受蒋介石的武器弹药，不能不使桂系深感威胁，因为湖南一旦为中央所控制，桂系的力量马上就会被腰斩。在武汉的桂系胡宗铎、陶钧和夏威3位军长得知此消息后，未与仍在南京的李宗仁商量，就怒不可遏地于2月中旬策动武汉政治分会撤了鲁涤平的职，另委任唐生智旧部、第35军军长何键为湖南省主席。与此同时，武汉政治分会还指派第15师师长夏威、第52师师长叶琪率军入湘，要根本解决鲁涤平的第18师。(108)（杨奎松《中国近代通史》第八卷第三节〈党统之争和中原大战〉）这种非法鲁莽行为几乎等于反叛中央，终于爆发了所谓的“蒋桂战争”。从而引起连锁效应，先是国民党内，同一幅青天白日旗下，爆发了空前规模的党内战争:中原大战。接下来的就是京(南京)粤之战直至张杨的西安事变，中国国民党和中华民国从此又进入了多事之秋！

 

造成这一历史悲剧的责任到底有谁来负，无法否认，当然是这些名义上的国民党人、争权夺利的新军阀！这些新军阀国家观念和现代意识淡泊，缺乏大局观，所以这些人，公平的说:相较其他北洋军阀和地方军阀，他们也有一些现代概念和革命意识，（要不然他们也不会投入革命阵营）但由于他们私心太重，格局太小，终其一生也难改其军阀本性。这是民族的悲哀，也是他们个人的悲哀！

但是我们也要看另一方面，用不同视角看问题。研究历史切忌感情因素，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往往更客观，更接近历史真实。这样才会更加令人信服！这就是所谓的事实判断应先于价值判断。我们研究历史，一方面要如近代史学家陈寅恪所说:讲史要抱有同情之理解，理解之同情，不能有苛求。一方面也没必要为尊者讳，一切为史实为根据。

发生中原大战固然是新军阀私心自用所致。但是客观的说以蒋中正为首的中央政府也是有一定责任的。蒋中正不可能不知道这些人之所以加入国民党参见北伐，是有他们军阀本性的利益取向的。而且北伐能够胜利完成，是有他们一份功劳的，从另一角度来说，北伐的成功是有国民党、蒋中正及其他另外几个军头联合共同完成的。当然蒋先生他要裁兵削藩，这在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都是完全需要和正确的，更何况军政统一是现代国家任何事业的基础。

但问题是北伐之所以能尽快完成，和这些新军头息息相关，这些军头又视军队如命。前面已述，经过众多波折，裁兵大家都无异议，重要的是削藩。既然暂时无法削藩，那就维持现状。待时机成熟时自然会水到渠成。蒋中正的失策和错误在于急于求成，不顾客观现实，强行通过裁兵决议，要裁兵削藩，结果应激成变。变成中原大战，结果矛共产党以死灰复燃的可乘之机，终于星星之火，得以燎原。

蒋介石先生，不用说他是有大局意识，有坚定的三民主义信仰和非凡的意志力。但是一方面他的学识背景知识结构，另一方面他的军人出身的资历与经验又制约着他理想的实现，使他对三民主义理想的实行又心有余而力不足。

众所周知，蒋先生的崛起是靠办黄埔军校。蒋目睹近代军人有枪便是草头王尤其是陈炯明背叛孙中山的惨痛教训，深感军事对国民党对国家统一的重要性。为此他在北伐等实际做法中实际上修正了孙先生以党统政，以党领军的理念，变成了以军统政，以军领党。为此蒋遭到了一些国民党元老和党内一部分少壮派的强烈批判，认为违背了先总理的遗教！使军权高于党权！(109)（杨奎松《中国近代通史》第八卷第三节〈党统之争和中原大战〉）实事求是的说，这种指责也符合历史事实，但是他们不明白的是，自孙总理逝世后，国民党内已没有任何人可以完全承继孙中山的地位和国民党的党统。蒋先生不是不想实现孙总理党治的理想，而是资望不够。一句话:不是不想为，而是不能为。所以对蒋中正而言只能退而求其次。用军力来维持国家统一和社会秩序。

孙中山在世时由于他是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创始人，又有丰富的政治运行能力和政治斗争经验。所以他有一种超越各派系的威望、资历和能力。(110)（桑兵《孙中山的思想和活动》之〈信仰的理想主义与策略的实用主义——孙中山的政治性格特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自然他能以党魁身份统领军政，统领一切。有他在国民党内不但不会分裂，而且联俄容共也会基本在他控制的范围之内，统一中国和三民主义理想的逐步推行只是时间问题。（他最欠缺的就是军事实力，有了黄埔这一问题就迎刃而解，这也印证了我之前所述孙中山过早逝世是现代中国的巨大不幸）

继承孙中山领袖和党魁地位的蒋中正他不具备孙先生的威望和资历，自然他不可能以党魁身份统领包括军政在内的一切权力，只能继续以军统政了。所以在他治下的所谓党国，也只能是有其名而无其实。只能继续事实上军权高于党权了！（蒋介石的领袖威望和独裁地位到抗战时才基本确立，到台湾时才定型）这对蒋而言，对中华民国而言，都是无奈的选择啊！

中原大战虽然对国家伤害巨大尤其是让中共死灰复燃，但是之后国家的实质性统一进程不断加强，到西安事变前夕国府借剿共之机，中央权力进入四川等西南地区，中国统一大业的完成已指日可待。遗憾的是，国族不幸，在这节骨眼上，发生了劫持国家元首的西安事变，彻底中止了即将完成的剿共大业，不久之后全面抗战就爆发了。从此以后国民党失去了剿灭共党的千载难逢之机会。此一变乱对国家民族造成的不幸是非常巨大的，对中国的影响是划时代的，改变了中国现代历史进程，其灾难性后果对中国而言完全是灭顶之灾，我们至今还在为这灾难后果买单，其对人民和国家的伤害实在是笔墨所不能形容的，张杨两人特别是张学良的一己之私把中国带入了万劫不复之境地。

蒋中正先生和南京中央的应对失当及疏忽轻信。蒋中正在西安事变后的处置不当，在上编里已经简要说过，现在说说蒋作为最高领导人的疏忽失察。在西安事变之前军统局长戴笠就不断收到线报。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李克农潜人洛川67军军部与王以哲、张学良密谈并通电之日起，南京方面就已经有所发觉了。在3 月5日张学良与李克农再度秘密会谈的当天，驻洛川的67 军副官处副官刘宗汉就将李克农来洛情况及达成的协议内容密报了戴笠，报告除对张学良两次见李的情况似不大了解之外,其他内容十分详尽对照相关的中共档案，可知所说十分准确。

67军副官处副官、复兴社成员刘宗汉向戴笠报告说:“现在陕北之匪已大部窜山西中阳、石楼、湿(县)等县,张学良氏有与匪合作消息

(1) 六十七军前三日曾接匪电令购大批书报。(2) 匪中央曾派来伪外交部部长李克农来洛川与王军长协立多项口头协定、宗汉窃视伪李部长发与匪中央之电,内云“略有协定，彼此不相攻打，采买给养可随意,但我军(匪自称)可着便服，以掩外人耳目，大体须俟张来后，始决定’等语。(3) 该伪部长李克农于本五)日回伪中央部，携去大批文电与地图。(4 )此次匪与张部之接近谈判，系壹零柒师陆壹九团被俘团长高福源所为。。(5) 李匪皖人，目力不佳，谈锋极健，对外界活动力颇强，常有函致沪平两地学校,其来洛川已三次矣。

(6)现六十七军一般人对剿匪颇黯淡，处处表示一种反领袖与中央之意志

 

戴笠得此报告，“除急电饬西北工作人员严密侦查，随时报告外”，马上向蒋做了报告。戴的报告同时还“附呈六十 七军张贴之赤匪宣传品一纸”，内容是“铅印新闻纸单面《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在洛川军部附近公开张贴“八一宣言”，亦可见当时红军对东北军工作之深人。(109)（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特件－政治卷，第151579号。引自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124、125页）

实际上不止是国军情报系统，其它方面也陆续向蒋送来情报，据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5月8日密报称。

西北情形极为复杂，共匪、汉奸、野心军人彼此勾结利用、乘机图造，此时若不清理，一旦有事将必败坏大局。职于今昨两日，督饬特务人员，破获西安之共匪伪省府，捕获要犯二十七人，并抄出反动刊物甚多，均系力诋中央，反对剿匪。获犯中以教育界人最多，陕省教育极为不良，而绥靖公署所属部队之内，潜伏共党及汉奸甚多，恐为将来之害。而其中为杨谋主者，为全国经济委员会所派之西北专员郭增恺，蒙蔽虎城阴结共匪，以为大局变动时个人势力发展。最近抄获《活路》之反动刊物，力诋中央，煽惑东北军联共抗日，即在绥署参谋印刷。拟恳请钧座饬委会将郭增恺调开，如罢免，必须限制其不来西北。(109)（晏道刚致南京军事委员会侍从室汪秘书日章先生转呈蒋委员长电),1936年5月8日，台北国

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265册，第25013299号。转引自如上第126、127页）

在蒋处理两广事变时，又有新的情报出现。当时，国民党中央检查新闻处处长贺衷寒送来报告，所述东北军内部情形更让蒋担忧不已。报告说:“据西北政训分处科长周保黎面报称,长安军官训练团自王以哲军长主办以来，以联俄容共相号召，对称呼总理及委员长均不立正，而规定称呼副司令则应立正。又行营少将参议张翼既前江西匪区逃出之师长，现亦在该团工作。其言论颇多荒缪。(110)（《贺衷寒致蒋委员长电》1936年8月5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265册，第25035860号。引自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127、128页）

不仅如此，9月19日，贺衷寒报告称:“最近盛传张氏渐有希图与旧东北军势力为中心，后方与新疆省联络，单独在西北方面树立亲俄政权之意义。(111)（　〈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265册，第25035857号〉杨奎松《张学良的通共与蒋介石的置若罔闻》爱思想网站）20日，陈诚又报称:张学良嘱冯庸转达如下意见:“东北军自南来豫鄂、西开陕甘剿匪以来，损失甚重，迄未得到中央补充。余(汉卿)每次晋谒委座时则蒙概允接济补充，迨回防后除电令申斥外，毫无补充之事实，故将校兵士均感苦战无功，将来势必由损失而渐消灭，不能不抱抗日求生之心。近曾亲赴前言视察，遍询官兵，深感不抗日无以维军心，且将酿成巨变，故余殊觉痛心，决意统率所部，抗日图存。此种苦衷，不求人谅，成败利钝，所不计也。如其剿匪损失，不如抗日覆没，外传种种，不能动摇我心。况余自赞助统一后，无一事不服从领袖，无一事不效忠委座。深(仇)不能报，奇耻不能雪，年复一年，隐痛日深，今之出此，不得已也。请将余之苦衷，代达辞修兄为盼”。冯庸并且说，张已将力主抗日且有成绩者邀集来陕，准备实行抗日，预定先出绥远。陈诚对此深信不疑，故而告诫蒋说:“汉卿此举，比两广之抗日，尤为严重。钧座如认为抗日时机已至，则明白领导之。如认为尚非其时，则须力阻之，决不可听之而处于被动，使整个国家陷于万劫不复也。”(112)（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265册，第25035856号。转引自同上）

面对如此多的情报表明张和东北军有通共行为，蒋也明白东北军军心不稳，但是蒋委员长仍然轻信这位把兄弟，认为张是可靠的。之后他在和徐永昌谈话时还如此表示:“东北军通共已为不可掩事实，(但)在张汉卿指挥下尚不至为国家害，否则不堪想。(113)（《徐永昌日记》第3册，第480-481页，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今人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那么蒋对张如此信任究竟是什么心态？据杨奎松教授的考据，很可能是他们私交甚好，“兄弟”情深。在下也认为杨教授的考据符合逻辑，也更接近史实。因为蒋也有另一面多疑，这也是很多政治人物的共性！

西安事变很大程度上是属于偶然事件，但也有它的必然性，一方面，作为国家元首蒋中正的应对失当、轻信疏忽以及蒋夫人所说的对张学良的应激成变，另一方面，张学良作为封疆大吏、和中央若即若离的军政大员，张自私自利的军阀本性从未改变，更要命的是他身居高位又是这样的性格特征:鲁莽冲动及草率，他的决策、行动常常是心血来潮而又轻率的改变，耳根软容易受他人及外界的影响，而又眼高手低、自视甚高。这样的人身居庙堂高位，担当如此大的责任，实在是国家民族的悲哀，也是这位张公子的悲剧！遗憾而又吊诡的是，由于张对蒋的统一大业与平乱曾经助力甚大，蒋对张又如此信任爱惜，自以为是张的老大哥，说话难免有教训的语气。这样的个性完全不同的两个人碰到一起，西安事变的发生即是偶然也是必然的啊！

1936年11月，绥远抗战爆发，张学良給蒋写信，要求请缨入绥抗日，被蒋回绝，蒋及军政各方怀疑东北军的战斗力。(114)（《张学良文集》第二册1050页，转引自杨奎松《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290页）经过几番交锋，张学良和东北军的意图已十分明显，东北军已经相当的不稳，张学良明确对蒋表示:他要抗日，坚决拒绝剿共内战。遗憾的是蒋中正仍然信任张学良，认为有异动的是张的下属将领，张只是闹情绪仍然是可靠的。用蒋的话来说就是:“张的为人在于小事精明，心志不定，并无其他。(115)（《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10日，转引自同上299页）”于是蒋于12月4日冒险再去西安，督促张杨积极剿共。并准备张实在不听话时，把东北军撤离，由中央军来剿共。西北人事任命已于8日拟定好，以蒋鼎文为西北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司令。(116)（《蒋中正致太原阎锡山电》1936年12月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251410）

张学良及他的东北军早就风闻蒋要把东北军南调，从东北军的立场来看，这是东北军无法容忍。（军阀以保存私有武力为标准）可以说应激成变是西安事变的直接因素。在张看来蒋这次来西安显然是有备而来，是要来长期督战以及必要时调离东北军由中央军来剿共。这让张觉得恐惧和紧迫感。蒋先生来西安后，张学良两次和蒋谈话要求蒋结束剿共领导抗日，被蒋拒绝与严厉申斥。终于使张少帅铤而走险，草率冲动的对蒋发动兵谏。(117)(同上300－305页)这次事变使中国历史进程偏离了正确方向，是中国现代史重要的转折点！

我们后人可以事后诸葛亮一下，他张少爷不是要去绥远抗战吗？蒋先生应该把张调往绥远，遂了他的心愿。这样问题的解决就会有比较圆满的结局。张少帅的动机不就是想调东北军去绥远抗战？这样可以稳定东北军的军心吗？张学良的如意算盘是通过绥远（内蒙古）打通国际（苏俄）路线，得到所谓的苏俄军援，并与延安共军连接以便串通一气。这个算盘看似打的如意，实际上根本不具可行性！虽然绥远临近陕北但毕竟还有一段距离，张学良想打通苏俄路线，以东北军的战斗力在前有日军后有抗战国军的情况下，几乎是天方夜谭。更何况几十万国军正在陇海线上即将到来。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剿共，中央军会让共军和东北军会合？在东北军严重不稳的状态下，蒋中正不调离东北军以中央军接替来剿共，实在是蒋决策中的一大失算！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西安事变都是剿灭共军的千载难逢之良机，也是最后一个机会！此后中华民国政府军再也没有这种历史机遇了，这诚所谓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

     （结语）

近代中国乃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西方近代西学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引进，使古老帝国从闭关锁国的蒙昧状态下，缓慢的苏醒过来，到民国时，终于开始焕发生机。中华民国的成立，是划时代的开天辟地之大事件，使古老中国从此告别了传统的血腥王朝更替之周期律。令人痛惜的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的发展历程非常坎坷，辛亥革命的果实落到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系手里，紧接着就是袁世凯称帝复辟、北洋军阀混战，好不容易国府北伐统一了中国，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有望进入正轨时，又面临着赤色帝国苏俄的蓄意颠覆，全力扶持其代理人中共发动不择手段的叛乱以及白色帝国日本的疯狂入侵以及形形色色的地方军阀之反叛势力。待到中国政府领导全国军民经过八年血战，终于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中华民国政府军主力遭受到严重的损伤，中华民国的统治基础也严重削弱。而赤色苏联趁机全力扶持、援助其党徒中共发动全面叛乱，中华民国在大陆的政权终于被共党颠覆，中华民国政府迫迁台湾。中华民国国运不济，生不逢时啊！

长期以来我们的教科书一直这样认为中国近代以来长期疲弱和战乱都是万恶的帝国主义造成的！（包括国民党方面也一度这样认为）究其史实，这并不符合历史真实。近代以来的变乱大部分都是中国自己人造成的，帝国主义、外国殖民者当然要负一定的责任，但是主要责任还是中国人自己，这是不能推卸也是不应该推卸的。满清帝国的长期闭关锁国终于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所强行打开，中国从此被迫的告别中世纪进入近代世界。中国的近代化从鸦片战争后的1842年算起到清廷覆灭，整整70年，期间虽然清廷腐朽无能但中国的外患并不严重。但是愚昧无知的清廷却顽固排外，排斥现代文明，不知文明为何物。晚清70年给了它无数次，却一次次失去。到了被逼无奈，危及它的统治时，它才被迫改良，而且还是皇族内阁。但是历史已经不复给它机会了。这个愚昧腐朽的种族政权只能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

进入民国后，中国至少有四次建立完全现代国家之机会，遗憾的是都和历史老人擦肩而过。实事求是的说，如果袁世凯稍微有些现代文明意识和知识的话，他也不至于称帝复辟，即使他坚持独裁要当终身的大总统，对中国而言，虽然不是优质选择，也算是一种出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也会逐渐的步入现代文明国家之列。可惜袁项城终究只是一个传统专制主义的老官僚，缺少现代政治家所必须具备的识见，最终只能成为历史罪人。他的贸然称帝，是往后中国百年祸乱的根源！

民国的第二次历史机遇就是后来成为中华民国国父的孙中山先生，中山先生历经磨难，经过百折千回，终于引来了中华民国的曙光，也引来了个人政治生涯的巅峰。国民党改组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是中国国民党乃至中华民国划时代的新纪元。这时期也是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得以成熟并最终成型的时期，是黄埔军校建立，国民党党军即后来的国民革命军建军的时期。国民党改组和党军的建立奠定了北伐统一与抗战的基础！可惜的是，国族不幸，中山先生在历史的关键节点就英年早逝。（对政治家而言，59岁是人生的高峰）使得国民党没能顺利解决改组、联俄的后遗症:中共问题和军阀问题。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巨大遗憾！有孙在以他的巨大威望、思想建树及协调处理各方的能力再加上黄埔军校、国军的建立，可以预想孙中山完全能解决中共问题和军阀问题。这两个问题是建设现代文明国家的障碍也是中国能否顺利转型的关键！

现在很多人有很肤浅的想法，因为苏维埃俄国和中共是邪恶的，而孙中山周旋于魔鬼之间，所以孙中山联俄容共是引狼入室，甚至也是坏人，国共也都是一丘之貉。而根本不明白俄共和中共也有它的可取之处，他们的革命手段和组织技术的确有过人之处，对国民革命的成功有重要借鉴之处。用孙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知道那是一个稻草，但总比什么都没有的强。(117)（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第299页）一个再明白不过的道理就是一个人首先要能生存，才能谈得上这个人的好坏和道德。一个政党，一个组织也是如此。如果国民党不联俄容共，她到底能不能生存发展下去，都是一个未知数。更谈不上取得国民革命的成功！当时的中华民国就像一个身患重病的病人，不外科手术就不能解救她。而联俄就是实施这一外科手术的工具，事实也证明这一手术是成功的！由于身上还有潜在的病因没有及时得到清除，后来她又发病了，是不是她的发病要归罪于这位医生，怪他不该施行外科手术？这种想法难道不是精神病人吗？

第三次的历史机遇，就是北伐成功后，全国得到了形式上的统一，这时候的共党也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共党几乎就此灰飞烟灭。遗憾的是中原大战的爆发，使之前的成果都付之东流！

第四次的机遇，1936年12·12事变之前，是国民党对共党前所未有的最大军事胜利，此时在陕北的共军不过区区二三万人马，是剿灭共军的千载难逢之良机。用蒋中正的话来说就是:爰于十二月四日由洛入关，约集秦、陇剿匪诸将领，按日接见，谘询情况，指授机宜，告以剿匪已达最后五分钟成功之阶段，勖以坚定勇往讯事机之必要，又会集研究追剿方略……(118)（蒋中正《西安半月记》引言，转引自李云汉《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41页）令人痛心疾首的是这一切都被“千古功臣”花花公子张少帅发动的所谓西安事变所打断，从此国府剿灭共军的机会一去不复返了。随后不久日本入侵，国府的统治基础大大削弱，而共军却得到了千载难逢发展扩张之机会。到了抗战胜利时，中国的局势和前途实际上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国际局势所左右，有一句话说的相当有道理:美苏是棋盘，中国是棋子。国族不幸，现代中国国运是如此的不济，每逢中国现代化进程即将步入正轨时，总会被各种偶发事件所打断或被敌国入侵或被国际局势所左右。每思于此，怎不令人感慨万分、思绪万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