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联俄容共成功的权宜之计？还是引狼入室的罪魁祸首？中编

中编:引狼入室还是权宜之计？联俄容共的成败得失。

现在的所谓自由主义者对孙中山联俄容共基本是持否定态度，认为是造成中国赤化的祸

首。但一些史学家包括中立客观的学者在肯定孙中山历史地位和功绩的同时，也对孙文联俄

容共心怀疑惑，认为孙联俄是失策。史学界前辈，民国宪政派的旗帜性人物辛灏年教授就认

为孙中山先生联俄容共有七大失误！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是其一生政治生涯中最大的争议，迷

雾重重，人言人殊，见仁见智。对孙中山有不同认识实属正常。毕竟作为当事人的国民党也

有很多人不理解甚至反对，真正理解孙中山联俄容共意图的寥寥无几，如蒋中正、胡汉民、

戴季陶等人。但是一些自由主义者不求甚解，只有立场，不问事实是非，甚至有些自由派学

者还罔顾史实，视而不见，缺乏起码的治学、治史素养。那就真的很扯谈乃至一种人格缺失

了！

(一)联俄的历史背景及孙中山对苏俄本质由浅到深的认识过程

以辛灏年教授的孙中山联俄容共的七大失误为例，那么孙的所谓七大失误到底是原则性

的错误，还是技术性的失误呢？这就是本篇文章下半部分的主要内容。

孙中山是否对苏俄本质认识不足,不甚了了？在“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初建时期，孙确

实对苏维埃认识不足，甚至还写信給列宁，恭贺俄国革命成功。但那时的中国有几个人对苏

俄认识清楚？可以看清苏俄本质？

要知道当时的知识分子是如何了解苏俄的？首先要明白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和时代背

景尤其是文化界的思潮。

1919年 7月 25日，苏俄政府以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的名义发表《俄罗斯苏维埃联

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北方与南方政府宣言》（“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

中俄间所订之一切密约与协约，次年 9月 27日，苏俄政府又由加拉罕署名发出《致北京政

府外交总长函》（中译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政府宣言》，即“第

二次对华宣言”），重申上年声明的主要内容，并向中国政府提议磋商废除旧约事宜，在双方

完全平等与互相尊重主权完整的基础上缔结新约，建立外交关系。[14]（汪朝光《中国近代

通史》第六卷第四章第六节【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帝国主义横行中

国的年代，自然会受到知识分子的欢迎及普通大众的好感。

据杨奎松、董士伟《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潮》一书统计，1918年以前，在总数约 260

中的报刊中，发表社会主义内容的报刊，只有近 30种；而在 1918-1922年间，共计约 280

中报刊中，发表社会主义内容的报刊，已达到约 220种。这些报刊，既包括保守的改良派

报刊，也包括激进的国民党报刊，自然也包含总量极少的共产主义报刊。总体说来，在

1918-1922年间，几乎中国的所有政治派别的知识分子，都在谈社会主义。这种趋势的影响

下，连臭名昭著的北洋安福系御用文人，也不得不开始谈社会主义，以免落后于时代……

1919年国民党人冯自由，曾如此描述他所感受到的“社会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的

影响:“这回欧洲大战后的结果，社会主义的潮流，真有万马奔腾之势，睡在鼓里的中国人便

也忽然醒觉，睡眼惺松的不能不跟着一路走。现在社会主义的一句话，在中国却算是最时髦

的名词了。[15](杨奎松《社会主义从改良到革命-十月革命对中国社会思想的影响》中国社

会科学网 2005年 9月 15日)

再来看看当时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国民党领导人的思想状况，国民党人信奉三民主义这无需多言，但国民党人有所谓社会主义倾向，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国民党也是“左翼”政党。（当

时社会主义有多种流派，绝非共党认为的只有共产主义独此一家，除了马克思所谓科学社会

主义外，著名的还有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空想社

会主义等等可参见徐觉哉《社会主义流派史》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民生主义就是类似今

日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孙中山先生不用说了，国民党人中如蒋中正、胡汉民、戴季陶、廖

仲恺、朱执信等等即信奉三民主义，也尊崇社会主义。当然他们无一例外坚决反对强调阶级

斗争、暴力恐怖的所谓共产主义即马列主义。孙中山他们追求的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

社会主义即三民主义新中国之理想社会！

国民党的胡汉民，1920年 7月在广州“市民大学”开设了一门叫做“社会主义伦理学”的课

程；张继、吴稚晖则一度成了另一支社会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的信徒。

戴季陶是孙中山之后，国民党内最主要的理论家，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早年的戴季陶也

曾经参与中共初期的组建，还委托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16]（范小方等著《戴季陶

传》89－96页）但他深入了解马克思主义后，由于马克思主张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

要消灭所谓有产阶级，一切生产资料公有，他就感到非常失望和恐惧性的预感。他的最重要

著作《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里面点出了所谓“国共合作”的核心问题，中国革命的方向

和领导权问题，这才是国共纷争的根本所在。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纷扰不已。国共暗潮汹涌，纷争不断。戴季陶这样说:现在对孙

中山思想的解释,还存在着各说各话的情况，而“共信不立，互信不生，和衷共济之实不举，

革命势力统一无望”。因此，国民党人必须了解孙中山的主张。如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共产

主义虽然目的相同，然而“哲学的基础和实行的方法，完全不同”。因为三民主义哲学的基础

是中国道德文化继往开来之至圣法宝和近代最新科学的结晶:实行方法“在以全民族之共同

的努力，完成国民革命，集中国民革命的势力，以国家资本主义为建设民国之基础”。

对共产党徒他们这些人对于三民主义的态度。戴认为，问题是简单地拿着马克思的方法

来解剖中国社会问题的这些革命青年，由于不了解“马克斯(思)是社会病理家不是社会生理

家”，甚至曲解孙中山的民生主义，难免“就生出一种新的革命幼稚病来”，从而造成一波又

一波的纠纷。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演成国民党的自杀，那就可痛极了”。

国共两党之间真的能够建立“共信”吗?戴季陶在随后撰写《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

文的过程中,进一步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进一步说:

用离间和破坏国民党领袖威信的办法来造成国民党员厌弃国民党、怀疑三民主义，甚至

排拒单纯的国民党员，“这不是 C.P.的人全体的意思,而且不是

多数的意思”。另一方面，他却开始公开主张:“凡是一个主义,必定具有独占性和排他性，同

时也一定具有统一性和支配性。假如这几种性质不具备，这一个主义，一定生不出信仰，生

不出力量。”他认为:主义如此，

信奉一个主义的团体，更是如此。一个试图完善自己的组织、理论和策略，自成系统的国民

党，包着“一个很坚固而秘密的”，极具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和支配性的共产党，结果自

然会使自己变得畸形且危险。他主张:“要图中国国民党的生存，一定要充分发挥三民主义的

中国国民党之生存欲望所必须具备的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支配性。”换言之，国共两

党合作的最好方式，多半应“学从前奥匈的组织，和 C.P.联合组织一个共同的最高干部，处

理关于国际的问题，和对付共同敌人的问题”。

至少，国民党应当有所规定:“在组织上，凡是高级的干部，不可跨党”;共产党人凡“已经加

进了中国国民党做同志，至少在中国国民党里面，应该要停止他为 C.P.或 C.Y.吸收党员的

工作，不得秘密的对中国国民党员，与以怀疑三民主义的暗示”。戴为此劝告共产党人:既

然你们知道时代还不需要共产主义，因而不能把共产党的名义公开地拿出来，要借用国民党的名义工作，为什么不干脆实心实意地“把三民主义认为唯一的理论，把国民党认为唯一救

国的政党”，何必“心里想的是共产革命，口里说的是半共产革命，手上作的是国民革命，让

一般国民看不出真象，认不清需要”呢?[17]（戴季陶《民生哲学系统表》和《国民革命与中

国国民党》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81、82页）

戴传贤是国共反目成仇之前共党最恨的一个国民党人，在他死后不过两个月，共党仍然

把他列为所谓的国民党第 16号战犯，要知道他只是一介文人，并没有掌握军政大权。可见

戴季陶曾经給中共带来的恐惧。下图为戴季陶先生《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的原书片段。

除了三民主义革命确实需要苏俄共党的组织技术这一客观因素外，毋须讳言，三民主义

之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有相似之处，从这点来说，孙中山先生及国民党的联俄容共并不是偶

然的。但是很多对历史一知半解的人及自由主义者，为了浇心中之块垒，常常以当今的时代

意见代替当时的历史情境，结果得出的结论往往南辕北辙。因为后来历史偏离了方向，(中

国大陆被赤化)很大程度上是被苏俄共产国际强行绑架改变的结果，他们便归罪于孙中山的

联俄容共，结果孙先生成了替罪羊。咳！因为三民主义、国民党和共产主义、共产党在社会

福利政策上有相通的地方，他们便骂三民主义为专制主义之思想体系，中国国民党为专制政

党。(当然国际共运史表明所谓共产主义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一切生产生活资料属于人民，

完全是一场骗局。如全民所有制企业就是彻头彻尾的党有企业)而不明白或无视当时中国内

忧外患的历史情境与背景，军阀混战、法治荡然无存，民众连起码的生存、生产条件都受到

巨大影响的社会，为了扫平丛林状态，要不要军政？民众识字率很低，大多数老百姓都是文

盲，更不知道所谓的自由民主和现代化为何物，在这种状况下要不要训政？但是国民党的终

极目标是宪政，一党训政只是临时过渡之产物。可惜这一点，总是被一些人有意无意的忽视！

而斥之为国共两党为一丘之貉，实在是愚蠢至极！在孙中山的思想体系和规划中，宪政不但

是终极目标，而且是明确了时间表的。而共产党提倡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一党专制才是它的

真正终极目标！

我们可以再来看看，国民党第二代领袖蒋中正对孙中山联俄容共的真实看法。早年的蒋

中正也曾经向往社会主义和对苏俄革命成功的羡慕。他在日记中这样说:“武人、官僚、政客

以外，商人之狡猾势利殊为可恶。如不节制资本，则劳动家终无享利自由之机会”。读俄国

革命史，他会联系到中国革命的艰难曲折，从而赞叹到:“企仰靡已”。[18]（杨奎松《国民党

的联共与反共》第 99页）这时候的蒋再三表示要赴俄考察政治，借鉴苏俄革命经验。如杨

奎松所言他才是国民党内最早建议联俄的人物。但是蒋去俄国实地考察后，明白了苏俄的真

相后，他的态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内心里开始对苏俄制度感到厌恶与反对。他回

国后，上书給孙先生的《游俄报告书》字里行间已经含蓄的表明反对联俄。那么孙中山对此

有什么反映呢？据蒋中正在其所著《苏俄在中国》自述:“国父认为我对于中俄将来的关系未

免顾虑过甚，更不适于当时的革命现实环境。国父认为共党分子只有在国民党领导之下，才

能防制其制造阶级斗争，一旦我们革命胜利，三民主义实行，共党纵使想破坏我们国民革命，

亦势所不能了。”(19)（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 233页）

论者常常据此认为孙为了苏援，对苏俄放松了警惕和防备甚至认为孙仍然对苏俄本质不

甚了了。是不是这样呢？呵呵，历史自有其发展逻辑。当年蒋介石比孙中山更急切的想联俄，

但是作为革命和国民党的最高领导人，孙中山显然比蒋中正看得更深远。对于蒋急于联俄，

孙在 1922年 11月这样写信給蒋，摘要如下:兄前有志于西图，我近日在沪，已代兄行之矣，

现已大得其要领，然其中情形之复杂，事体之麻烦，恐甚于福州情形百十倍。无怪乎吾国志

士，乘兴而往彼都者，奚皆败兴而返。吾幸而得彼津粱，从此可日为接近。然根本方法，乃

在吾人稍有凭藉，乃能有所措施，若毫无凭藉，则虽如吾国青年之共产党，与彼主义完全相

同也，亦奚能为。所以彼都人士只有劝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者，职是故也。此可知非先得凭藉

不可，欲得凭藉，必先恢复广东不可。此次广东一复，则西南必可统一，如是便可以西南数

省为我凭藉，则大有办法矣。此次土耳其革命党之成功者此也。……则我有一日之凭藉，外

交內应，皆可以其为背景，倘并此而无之，则我不过是一租界亡命客耳，奚足轻重？[20（]孙

文致蒋中正函 1922年 11月 22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 616-617页）评:事实的确如

此，政治家是需要实力的，否则任你有经天纬地之才，如孙而言:不过是租界一亡命客也！【从

信中可以看出，孙中山作为大政治家，其政治手腕已远非民国初年孙袁之争时可比。他对苏

俄的情况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他在前述的給蒋信中这样说:其情形事体之复杂麻烦，

恐甚福州情形百十倍，吾国志士去俄国，皆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又云土耳其如何利用苏俄

援助而取得革命成功等等。就是绝佳的注解】

蒋中正考察苏俄回国后，蒋对苏俄的观感从希望羡慕到极度失望再到怀疑反对。不过他

仍然坚定支持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但他内心里并非心悦诚服，只是他非常忠于孙中山先

生。到他被孙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后，尤其蒋在 3.20中山舰事变后，蒋事实上成为孙先生

的继承人，中国国民党实际上的领导人，蒋中正这时才真正明白中山先生的良苦用心！从此

国民党及蒋中正本人开始了蹈光养晦。蒋的这种思想波动，当然是由于他也开始了在其政而

谋其事，做为国民党新领导人，如孙一样，视野就开阔了。他也看到了苏援对中国革命和国

民党事业的重要性。不像他以前曾经对联俄容共持消极态度，光看到联俄的危害性，而没有

看到苏援对革命和国民党的巨大的重要性。（苏俄顾问鲍罗廷经过长期“考察”，认为蒋是国民

党左派，从此共产国际便支持他作为国民党及国府领导人）

蒋中正在 1924年 2月 17日的讲演当中，曾提出:“现在世界只有二种斗争，一种是民

族斗争，一种是阶级斗争。”被压迫民族一定要起来斗争，求独立，这是人类的天性。被压迫

的劳动阶级一定要反抗资本阶级，不仅不再做资本阶级的奴隶，而且还要根本摧毁资本阶级不劳而食的社会基础。这两种斗争，最终事实上都要通过武装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蒋在 1925年 4月又这样说:我们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就是‘节制资本，平均地权’，明

白地说，就是打倒资本家，反对大地主。这明明白白是为无产阶级而奋斗的。....所以民生主

义到最后一步，就是共产主义。”[21]（《蒋介石言论集》第一、二集，内部发行版，摘自《国

民党的联共与反共》106-109页）

读者诸君看清楚了没？蒋先生此时的左倾言论，远超过革命领袖孙先生。 当然历史

已经证明，这不过是蒋委曲求全的权宜之计。

再看看国民党内其他领导人如汪精卫、廖仲恺的思想状况与所作所为，如胡汉民所说:

汪精卫这个人，总理在世时，总是让他办外交，从不让他干实事，搞外交要讲假话。这意思

很明显，就是说汪这人干不了实事。但是汪这个人权利欲极强，而又不具备领袖所需要的魅

力与能力，孙后一直和蒋争权夺利，当然汪精卫这人私德还是不错的。

代总统李宗仁在其回忆录里也是同样的这么认为的！李宗仁说:吴稚晖骂他是伪君子和花瓶，

总理在世时，他总是受命出使四方，从来没有负过党政专责。很多老同志都认为他不能负实

际责任。[22]（唐德刚撰写《张学良口述历史》第 137页,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卷

383页）

平心而论，汪精卫他当然也是信仰三民主义的，他终究会捍卫国民党的利益。汪和蒋一

样也是蹈光养晦，问题是蒋虽然也逢迎过苏俄顾问，说过一些激进的左倾言论，但蒋是有原

则的，是权宜之计。而汪倒好，为了抓权，不计后果，没有原则的讨好巴结苏俄顾问，不但

没原则的重用中共党人，把国民党的容共几乎变成了共产党的容国，各地党部都被共党所把

持。到武汉时期，竟然开起了所谓的国共联想会议，工农运动变成了痞子运动、流氓运动，

气焰熏天。而且把苏俄顾问尤其是鲍罗廷的权力提高到惊人的地步，鲍罗廷简直成了国民党

的“太上皇”。中共就是在这一时期得到大发展的。中国国民党到了有史以来最危险的地步！

至于廖仲恺这个人他的确得了一种幼稚病，他过分信任苏俄、共产国际，这就必然对中

共党人采取放任态度，没有采取适当必要的抑制政策。典型的就是在黄埔军校人员的任命和

安排上，廖仲恺在黄埔军校初建，他除掉聘请一批苏俄军事顾问到校工作，并推荐共产党人

张申府担任军校政治部第一任副主任以外，一次就推荐了十五名中共党人进入军校，甚至力

荐刚刚回国的共产党人周恩来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一九二五年一月，廖又推荐政治部主任

周恩来兼任军法处处长，并将大批共产党人推荐入军校担任政治教官，而军校的首批教职人

员，又是由他和苏俄顾问鲍罗廷一同商定的。嗣后，他还邀请一批共产党人担任国民革命军

的各级党代表，并将党代表的权力扩张到“无党代表附署，一切命令均不能生效”的地步。为

中共在军校宣传共产革命，争夺枪杆子，制造军校学生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分裂，提供了条

件。[23]（辛灏年《谁是新中国－现代中国史辨》第 153-157页）

这是中共在国民党内大发展的开始，但是有人据此说廖仲恺先生卖党，那的确是冤枉了

他。他抵制了阶级斗争，拒绝了所谓分田运动。有一件事尤其可以证明，摘录如下:

类似性质的组织起初有叫中山主义研究社的，甘乃光便是广州孙文主义研究社的发起

人。该社还办了一个刊物《孙文主义从刊》，1925年 4月 15日廖仲恺为其写了序言。还

有叫孙文主义研究社的，最后统一为孙文主义学会。

再有些敏感者如谢持，早在得悉广州方面因共关系情况后，便从上海到了广州，名为参

加军校开学典礼，实则“拉拢军校教职员中的右翼分子，如王柏龄、贺衷寒、潘佑强、冷欣

等”。谢持“断定青年军人联合会这个组织不是一般青年军人的联合，而是作为共产党组织的

据点，从而决定采取以组织对付组织的行动”。

国民党内这一新动向很快便在黄埔军校内有了反应，王柏岭等以“研究孙文主义为目的，

来组织一个学会。既不反对共产党，而又是研究我们孙文主义”。这样便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划上一条鸿沟，尔为尔，我为我...我们有了这基础，才说得上合乎环境以求自存，

并不妨碍到党的策略”。贺衷寒、潘佑强遂去找廖仲恺，后者不仅予以批准而且愿为其后盾:

“我正焦虑了许久，想不出一个好办法来，居然被你们想着了好!好!就这样子进行吧，我为

你们的后盾”。[24]（王柏龄:《黄埔军校开创之回忆》（续)，《传记文学》第 17卷，第 94

页。引自李玉贞《国民党与共产国际》第 274页）作为孙文主义信徒、国民党人，他虽然

犯了革命幼稚病，但终究还是维护了国民革命以及国民党之利益。

言归正传，孙先生对苏俄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从认识粗浅到深刻了解需要阅历和实践，

任何一个有成就的人都是如此。

早先孙中山写给列宁的信，孙是这样说的: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的所进行的艰苦斗

争表示钦佩，并愿中俄两国革命党共同团结斗争。[25]（《孙中山全集》第四卷 500页）当

然这不过是外交辞令，客套话。受当时资讯流通以及交通条件的影响，孙这时对所谓苏维埃

本质的具体了解，的确是认识浅显。但他从始至终都对他的三民主义充满信心，始终认为三

民主义才是救中国的唯一良药，只有三民主义才能建成民有、民治、民享的理想之新中国。

孙中山在陈炯明事变后，在和苏俄共产国际代表频繁接触中，对苏俄本质有了进一步的

比较深入的了解。 陈炯明事变后，孙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孙中山之所以接受苏俄，是

别无选择。1923年 3月，孙中山对他的美国朋友弗莱切尔·S·布罗克曼这样说道：

对于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或者其他强国的援助，我们已经绝望了。……以某些迹象表

示了帮助我们南方政府的唯一的国家，就是俄国的苏维埃政府。

布罗克曼问孙中山：“您认为苏维埃是民主的吗？”孙中山毫不犹豫地说道：“苏维埃是什

么，我并不介意，只要他们能够帮助我反对北京，也就行了！”[26]（韦慕廷《孙中山:壮志未

酬的爱国者》第 189页）孙甚至还坦率说道，“知道那是一根稻草，但是总比什么都没有好”。

[27]（ 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第 299页。）

众所周知，苏俄是首先主动去找孙中山的，1921年 12月，马林得到孙中山同意，在

张太雷的陪同下前往桂林孙中山大本营所在地，在那里停留了 9天，与孙三次长谈，并广

泛接触国民党的其他一些领导人。这是苏俄代表第一次谒见孙中山。[28]（杨奎松《国民党

的联共与反共》第 3页）

1922年 6月陈炯明叛变之际他在广州与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A.S.Darlin}的一段谈

话。在达林详细地说明所谓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优越性，以及共产党人为何认为在

阶级社会中自由是相对的等问题之后，孙中山表示了他的意见。他认为，俄国实行的，其实

就是中国传统的均平主张，或者说更接近于太平天国洪秀全搞的那一套。他怀疑，在现代文

明的条件下，这样一种方式多半会与现代人的理念背道而驰。他坦率地承认，自己的三民主

义起源于美国，与林肯(AbrabamLincoln)总统所谓“民有、民治、民享”(ofthepeople,by

thepeople,andforthepeople)的口号意义相通。而中国的问题更与西方不同，外国是患不

均，中国是患贫，因此，中国只有大贫与小贫之分，还不存在西方社会那样的阶级斗争。在

这种情况下，中国的问题是如何用温和的和建设的方法，预防西方资本主义弊病的问题，而

不是用共产主义去提倡阶级斗争，用苏维埃制度去实行阶级专政。鉴于达林等再三宣传共产

主义和苏维埃制度的所谓好处，他的建议是，如果俄国人能够证明这一点，也只能到容易接

受均平思想的落后地区去，而不要在城市里直接做试验。他慷慨地表示:“我给你一个山区，

一个最荒凉的没有被现代文明所教化的县。那儿住着苗族人。他们比我们的城里人更能接受

共产主义，因为在城里，现代文明使城里人成了共产主义的反对者。你们就在这个县组织苏

维埃政权吧，如果你们的经验是成功的，那么我一定在全国实行这个制度。[29]（《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第 11页）

从中可以看出孙文对自己的三民主义是多么的充满信心以及委婉的指出马列主义的荒缪

和错误以及反文明的属性。

1923年 1月 26日，《孙越联合宣言》发表，第一条开宗明义表明: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

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

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

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30]（《孙中山全集》第七卷第 51、52页）

从上述事实清楚表明，此时的孙中山对苏维埃俄国已经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蒋中正

1923年底回国后，向孙中山先生递交了《游俄报告书》里面阐述了自己对联俄容共的意见

和担心。有作者说孙先生对此只有淡淡的一句话:你太过虑了！有些论者结合后来中国大陆

赤化的事实，遂得出了这样结论，认为孙中山对苏俄认识粗浅，没有对苏俄做出应有的防范。

而没有看到孙文无论从现实还是言论上都做了防范措施，这也是一种片面的论据啊！结合之

前之后孙的演说言论以及行动上的措施，我们可以作出合理推断，蒋的《游俄报告书》对孙

先生触动很大，事实上这正是孙先生对苏俄本质认识上的深入和高度的开端。作为革命领袖

和大政治家，孙中山必须从中华民族的全盆与大局考量，由于时局的紧迫性以及革命党的生

存和发展需要，孙此时当然更多的是对于现实的考量，熟悉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要想得到

苏援必须联俄，而联俄则必须容共，而联俄容共，孙及国民党则必须作出让步乃至付出一定

的代价。这让步与代价就是苏俄共产意识形态的入侵以及国民党某些具体政策被苏俄不同程

度的影响和左右。当然孙文在世时，从现实层面上来说，这种影响是有限的，用李玉贞的话

来说，孙中山大权独揽仍牢牢把握着对苏关系大局。[31]（李玉贞《国民党与共产国际》第

241、242页）孙后，苏俄的影响才不断的广泛深入乃至一度左右着国民党的政局。

1924年 7月，汉口执行部因国共两党纠纷而被中央停止活动。孙中山特意派极端反感

中共的刘成禹前往全权办理湘鄂赣军政大事。刘成禹自述:“行前孙先生特别告诉他，知道他

与共产党人水火，故让他远离党务”。刘强调共党居心叵测，孙这样表示:吾向以诚待人，不

管他们是不是虚情假意。“只问我诚不诚”。“共产党能守吾党范围，吾默化之！不能我自有处理

之法。”[32]（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 223－225页）

1923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国民党员邓泽如、林直勉等十一人以国民党广东支部的名义

上书孙中山，对苏联支持中国国民党改组的动机表示怀疑，指控中共党人参加国民党是施其

阴谋。孙中山 12月 3日即作出批示。本批示开头一段写于邓泽如等上书的信封，其余各段

写于邓泽如等上书各段上方空白处。

總理鈞鑒：

敬肅者：竊以本黨改組，其動機雖出?我總理之乾綱獨斷，惟組織法及黨章、黨綱等草案，

實多出?俄?鮑羅庭之指揮。然此表??章尚無?害，惟探聞俄?替我黨訂定之政綱政策，

全為陳獨秀之共產黨所議定。(孫批：此稿為我請鮑君所起<草>，我加審定，原為英?，廖

仲愷譯之為漢?。陳獨秀並未聞其事，切不可疑神疑?。)

陳於蘇俄本有密切之關係，其所組織之共產黨，為蘇俄政府所給養。此回改組，陳獨秀因粵

?對伊感情太壞乃避去?以其黨徒譚平?出?任事，陳獨秀則在暗中牽線，內裏隱陰謀，經

為其黨徒范體仁因爭權利?衝突，遂向國會議員徐清和詳細陳述。茲謹轉述徐議員之?及其

他??探得者，密報於我總理，以免令外?弄我如傀儡。此為黨員等天職所在，勢難容已，

?敢反對此回改組也。黨員等自問愛黨愛國斷不減於陳獨秀，亦當為總理信其無他也。(孫批：俄國?命之所以能成功，我?命之所以不成功，則各黨員?今仍不明三?主義之過也。

質??之，??主義與共產主義實無別也。)

(?)此回共產黨與我黨合作之動機。此動機發?於?司寇第三國際?會之後，其表?宣佈者

則謂對於資本主義成熟之國家，則?吹階級?爭，促成社會?命；對於資本主義幼稚之國家，

則主張聯合?農及中產階級，以完成?主?命。(孫批：俄國?命之初不過??權＼???

主義??，及後與列強奮?六年，乃始知其??最?者，實為對於?族主義。)近東則協助

??其，遠東則協助我國。果然如此，亦未嘗?友邦之好意，不虞陳獨秀之共產黨則利?此

機會，?利?我黨矣。陳獨秀本為陳逆炯明特別賞識之?，曾??“寧死不加?國?黨”。且

嚐在學界倡?，謂三?主義、五權憲法為絕無學理的根據，指斥我黨為落伍的政黨，總理為

過時的?物。(孫批：此乃中國少年學??以為是，及?時崇拜俄國?命過當之態度。其所

以竭?排擠?疵鲷毀吾黨者，初欲包攬俄國交際，並欲阻?俄國不與吾黨往來，?彼得以獨

得俄助，??樹?幟與吾黨爭衡也。乃俄國之?命黨皆屬有黨政經驗之?，不為此等少年所

遇〈惑〉)，且窺破彼等技倆，於是?不以彼為然，故為我糾正之。且要彼等必參加國?黨，

與我?致動作，否則當絕之；且?為我曉喻之，謂?族主義者正適時之良藥，並?過去之遺

物。故彼等亦多覺悟?參加。對吾黨，俄國欲與中國合作者，只有與吾黨合作，何有於陳獨

秀?陳如不服從吾黨，我亦必棄之。)今竟率其黨徒群然來歸，識者早知其別有懷抱，黨員等

致疑者久矣，今已探得其利??法。…………

查陳獨秀受蘇俄給養，組織共產黨之後，?知其共產黨?少?微，不能活動，其初乃依附吳

佩孚，?頌吳佩孚之功德，指吳為社會主義實?家，無恥之?為國?所共聞。?今年三?京

漢?潮發?，吳佩孚殘殺−??之慘劇出現，陳獨秀利?吳佩孚之假?具乃遭揭破，因此轉

?利?我黨益急，?寇亦益深。故此回改組，陳獨秀實欲藉俄?之?，慫動我總理於有意無

意之間，使我黨隱為彼共產<黨>所指揮，成則

共產黨享其福，敗則吾黨受其禍。(孫批：此次俄?與我聯絡，?陳獨秀之意也，乃俄國?

動也。若我因疑陳獨秀?連及俄國，是正中陳獨秀之計，?助之得志矣。)

?黨章草案定總理?職為選舉職，竊恐事實隨環境變遷，五年之後將?陳獨秀被選為總理矣，

黨員等不予承認則有違黨章，若予以承認則辱及全黨，我黨無形消滅即在此時，思之實為寒

?。(孫批：?權主義發端於選舉，若因噎廢?，豈不?反對其主義乎?若怕流弊，則當??

竭?奮?，不可放責任，嚴為監視，如察悉有弊端，?為指出。以後我每兩禮拜與各?會集

?次，如遇有問題可公共解決之。)

[33]（據原件影印，載鄧澤如：《中國國?黨??年史跡》，上海正中書局，?九四?年六?

初版。原件現藏台北中國國?黨?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孙中山全集》第八卷第 458、459

页）

孙中山先生对于苏俄及其中国党徒潜在的阴谋已经了然于心，以下一段对话，把孙先生内心

的真正想法表露无遗。

与日人某君的谈话

（第七部分）共党如扰民党,断然绝其提携

问:国民党与共产党派现虽提携,未审将来亦有提携之望否?被视为共产党派之人物中,

其卓越者，闻除徐谦、谭平山外，尚有其他人士，且此等人士，似已脱国民党。若然，国民

党之前途,不至分裂乎?

答:国民党系我创立之民国唯一之政党，而共产党派则为赞成俄国列宁等主义之学者有

志一派。国民党员固有加入该派者，然国民党始终为国民党，共产派则为共产派，而为其独

特之活动而已，不能必言其互相提携也。我党员之先辈有力家冯自由、张继等，反对与共产

派相接近。冯自由且目共产派为破坏民国之毒瓦斯弹。彼母亲系日本人，彼系热诚勇敢之人

物也，在国民党之先辈中，次于张继之德望家，亦一器局雄伟之政治家也。徐谦、谭平山两人，多年为国民党尽力，辅助我活动之功劳者也，最近任共产派之领袖。彼等之所以为共产

派，并非俄国之走狗,欲打破民国之现状，断行第之大改造者也。并非脱退国民党，不过为

国民党之急先锋,而促国民之自觉，否认妥协政治。因此国民党内分急进派与稳健派，亦不

得已之举。张继、冯自由、谢英伯为稳健派；徐谦，谭平山等为急进派；而我及汪精卫、胡

汉民等可称为综合派。是皆为國民党而努力,时虽有意见之冲突.反目、抗争之状态,而各人胸

中毫无私见，依然奉大国民党主义。虽止包容民国三分之一，最近将来,定可支配大局无疑

矣。此际因共产派而至国民于分裂，可断言其必无疑矣。若共产党而有纷乱我党之阴谋，则

只有断然绝其提携，而一扫之于民国以外而已。[34]（《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 536页）

（二）联俄容共的原则和技术手段；非言主义，乃言组织，以三民主义为体，共产组织

为用

读者诸君:大家看我说了这么多，那么孙中山有没有实际上的防范措施呢？当然有，请

看:

孙中山虽然在改组后的国民党内任命了相当一批中共干部充任要职，但同时也指定明明

对共产党人深怀疑惧之心的邓泽如、吴稚晖、李石曾、张继和谢持五人充任中央监察委员，

以及蔡元培、许崇智、刘震寰、樊钟秀、杨庶堪五人为候补委员，也均为从内心里反共的国

民党老党员。并赞同国民党人主张的严防共产党人不合于本党主义之活动。[35]（杨奎松《国

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第 40页）

1924年 5月 31日苏俄外交全权代表加拉罕不顾国民党人的一再抗议，坚持与北京政

府正式鉴定《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并相互承认对方为合法政府。而此前身为国民党员的李大

钊等中共党人，公开向北京政府请愿，要求正式承认苏联并支持苏军驻军外蒙古。孙中山对

此感觉非常不满。4月，国民党人孙镜亚为此检控李大钊等人“违反党纪，承认北京政府”，

孙中山明确批示:“着中央执行委员会查明有无其事，另行酌夺。”而对朱和中上书批评上海《民

国日报》和《新青年》等在中苏条约及外蒙古问题上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出言不慎，招惹是

非，影响本党甚巨”，孙中山更是严厉批示:“着中央执行委员会严颁纪律，禁止本党各报之狂

妄。”

孙中山的批示明显的鼓舞了过去因疑虑共党而受到压制的老国民党人。谢持、邓泽如等人立

刻行动起来，积极搜集证据，终于谢持女婿从法国带回一份《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大

会决议案及宣言》里面称:本团团员加入国民党，当受本团各级执行委员会之指挥，但本团

之各级执行委员会，当受中国共产党及其各级执行委员会对于团员加入国民党问题之种种指

挥。本团团员在国民党中:(一)应赞助中国共产党党员之主张，与其言语行动完全一致;

(二)本团应保存本团独立的严密的组织。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

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

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

……

我们在国民党中须注意下列各事:(一)在政治的宣传上，保存我们不和任何帝国主义者

任何军润妥协之真面目;(二)阻止国民党集全力于军事行动，而忽视对于民众之政治宣传，

并阻止国民党在政治运动上妥协倾向，在劳动运动上改良的倾向;(三)共产党党员及青年团

团员之言语行动，都须团结一致;(四)须努力使国民党与苏俄接近，时时警醒国民党，勿为

贪而狡的列强所愚。

意外得到此一文件，了解到共产党党团活动的情况，使一直苦于无证据在手的谢持，居

正、张继等老党员倍感振奋。他们迅速商议行动计划，决定由张继和谢持赶往广州，准备会

同邓泽如等联名提案检控共产党人。

6月 9日，张继、谢持到达广州，随后即与中央执监委等广泛接触详谈，最后决定“由监察委员会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等提出弹劾案"。

谁考虑到“容共”政策不能触动，提案将只从纪律角度提出弹劾，且申明不反对“容共”政策。

6月 18日，邓泽如等基本拟就弹劾共产党案，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上，

他们的初稿遇到廖仲恺的有力阻击。在经过修改后，7月初他们才得以再度提交中央执行

委员会。弹劾案除附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大会议决案及宣言》的内容以外，还着

重提出四点:(一)此次中苏交涉，共产党人不顾本党党义，竟然公开承认北京政府;(二)有

共产党人以国民党员名义在本党报纸上发表文章，断言“国民革命为资产阶级不彻底之革命”，

如此“本党根本未有不动摇者”;(三》比较《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大会议决案及宣言》，

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关于“我们加人本党，是一个一个加人的，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的”种

种保证，实乃“不忠不德，险诈不信”，“欺蒙本党总理及全国代表”;(四》《“新青年》、《向导》两

刊物，对于本党之不满言论，不胜枚举。”邓泽如等一面明白表示:本委员“非反对共产党社会

主义青年团之加人本党”，“非反对或排斥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之加入本党为党员者之

个人”，一面则突出强调共产党之党团作用、秘密行动，强调彼在暗，我在明，彼又坚持自

身组织发展不能停止，结果是彼必利用“在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任重要职务”之机会，和多数

由“本党派出组织党务之专员”，以及出面组织学生、青年、妇女、工人和农人各方面之工作

的条件，为共产党服务。因为，“以跨党之人，同时办理两党同一之事，而其人偏重于固有之

党，其结果可以想见”。

经过一番波折，孙中山于是决定在 8月份，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弹劾

共党案。

8月 19日，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正式开始讨论弹劾共党案问题，相关提案达 34件之

多。与会中执监委总共 20人，中共党员占五分之一。在摘要宣读相关提案后，张继首先说

明两党纠纷情况。他分别从“共产派在党中为党团活动之实事及其刊物”、“海内外党人与共产

派分子冲突之真相”、“共产派分子加人本党之始，原以信义为指归，现在发生纠纷，应负其责”、

“第三国际、共产党是否适宜于中国社会情形”、“革命党人应有自尊精神。以俄为挚友则可，

以俄为宗主则不可”，以及“主张实际的协同工作，名义上跨党益滋纷忧”几个方面做了冗长的

说明。由于 20日中央政治委员会已经最后内定解决方案，故 21日国民党领导人决定迅速

结束争论，就政治委员会的方案达成协议。会议主席胡汉民明确提出:“这次党内纠纷主要原

网即在发见团刊之后，情感愈形险恶，但细察团刊内容，用语不当处固多，而内容确无其他

恶意，不能即认为有一个阴谋的党团。现在惟一的解决方法比较的照政治委员会草案甚为适

当。”

结果，在 8月 23日的会议上，二中全会最终通过了政治委员会拟定的《国民党内共产

党派问题》和《中国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联络问题》两项决议草案。决议同意共产党员对于与

中共之关系，及其与共产国际之关系，仍“有守秘密之必要”，但决定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会政治委员会内设国际联络委员会，要求共产党人将其所进行的有关国民党之活动通报于该

委员会，以便能为国民党人所了解。

联络委员会如何就能够解决两党之隔阂与纠纷呢?这一决定与监察委员的弹劾案又有什

么样的关系呢?为了具体回答这样一些疑问，汪精卫、覃振、丁惟汾、邹鲁四人受会议委托，

最后起草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对于全体党员之训令》。其中特别解释了全会解决这

一问题的设想。

训令称:监察委员提交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大会议决案及宣言》，所以引起争

议，“实不外乎党团作用之一点”。“本会讨论结果，以为党内共产派所以有党团作用嫌疑者，由

于此等印刷品其性质非属于公开，而属于秘密。既属于秘密，则无论其对于本党怀有善意，

抑怀有恶意，而常易被认为恶意。”因此，“中国共产党之活动，具有关国民革命者，本党实有

周知之必要”;其对于加入本党之党员之指导，“本党更不能不过问"。“倘使中国共产党关于此等决议不付之秘密，本会敢信党团作用之嫌疑必无从发生。”惟鉴于“中国共产党员对于中国

共产党之关系有守秘密之必要，而中国共产党对于第三国际之关系亦有守秘密之必要。本会

有见于此，故决议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内设国际联络委员会”，以便与第三国际“直

接协商中国共产党之活动与本党有关系者”，同时“一方面对于中国共产党负保守其秘密之义

务;一方面对于本党党员负有了解本党与中国共产党之关系之义务”。

用联络委员会的方式来解决国共两党之间的纠纷，至少在反对“容共政策的国民党人看来

是异想天开。因为一个基本的原因在于，他们不仅不相信共产党，而且也不相信苏联和共产

国际。既不赞成“容共”，也不赞成联俄，他们自然不会赞成通过加强与共产国际联络的办法

来解决两党纠纷。

对于这种情况，孙中山自己也十分明白。他在本次全会最后一次会议的讲话，就突出强

调了他的这种担心。他明确表示，他不相信这次风波能够轻易地平息下去。他读了所有检控

信和弹劾书后，发现根本的问题并不在于共产党人有错误或写了反对我们政策的文章，另外

一些人为此与共产党人进行斗争。问题的关键在于，那些反对共产党员的人根本不了解我们

自己的主义，根本反对联俄容共政策。他在再度解释了联俄容共的必要与意义之后，十分生

气地指出，有些老党员的做法是不能容忍的。[36]（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第 43

－53页）

我们从孙中山的言行中可以看出，他这时已经进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革命需要外援，

国民党要统一中国。另一方面，凡外援必有条件，这条件就是马列共产意识形态的入侵以及

苏俄势力的介入，联俄容共使国共两党冲突不断，也使国民党内纷扰不已，乃至出现党内思

想歧乱的苗头。（的确，世上没有白吃的午餐）但是，问题是:没有联俄容共，就没有苏援，

没有苏援，国民党根本就不可能统一中国，更别说以后的对日抗战呢！而西方列强中没有一

个国家愿意援助孙中山。

在当时，陈炯明兵变后的孙先生、国民党以及那个大元帅府，危机四伏、困难重重，可

以这么说中国国民党面临着生死存亡之秋。相比之下，联俄的好处还是远远大于坏处的。两

害相权取其轻，所以孙中山权衡利弊后，还是坚定的推行他的联俄容共政策。但是孙先生内

心苦闷的是，为了顺利取得苏援，尽快统一中国，他也只能韬光养晦，隐藏内心部分想法，

所以他的真正的、完全的用意不能全党都通晓。只能少数心腹部属知道，真正懂得孙中山用

心的恐怕只有蒋中正、胡汉民、戴季陶等几个国民党高层。孙先生用心良苦啊！由此可见，

我们中国的国民革命、三民主义之道路是多么的曲折坎坷，历经磨难啊！

决议案通过后，孙中山及中央执监委们感觉到与他们的设想和期望还有一定距离，于是

向大会提出还应该发布关于这一问题的训令以‘教育党员’。”结果，围绕着这个训令稿，又发

生微烈争论，最终“中派”还是不得不做出妥协。所以会产生这样一种结果，十分明显地是因

为会议召开时，正好出现了极端不利于国民党的严重局面。这次大会开幕之际，恰好是得到

港英支持的广州商团为要求释放因走私人境被扣押的军火公开准备全面罢市之时。广州的形

势在会议进行期间相当紧张。会议闭幕当天，商团已拒绝孙中山的告诫，提出一系列强硬要

求，随时可能爆发严重事变。显而易见，这种严峻的形势对孙中山的心理产生一定的影响。

再加上苏联的军火正在运往广州途中，会议自然也不便通过公开谴责共产党人，和明令约束

共产党员言行的决议。

不过，即便如此，中共中央还是不能满意。听说国民党二中全会仍旧通过成立国际联络

委员会的决议之后，陈独秀当即召回瞿秋白，斥贵其“擅称代表”。翟秋白虽依据鲍罗廷的解

释，再三说明这种做法实“为哄骗右派之一种方法，事实上该项工作，殊难实现”，但中共中

央仍以此为耻辱，并坚持认为翟秋白等理应利用这种机会，公开地向国民党右派展开进攻。

陈独秀在给维经斯基的信中抱怨说: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给了我们以沉重的打击，孙中山和

其他领导人继续保持中派态度，他们既不能开除我们，又不敢得罪右派和反动派，反而利用反动派的压力和宣传来压制我们，鲍罗廷却要求我们向这种压力屈服，接受国民党的所谓国

际联络委员会来解决两党关系问题。我们虽然为此致电鲍罗廷，说明其中的利害关系，以及

我们的坚定态度，不幸的是，在这次会议上仍旧这样决定了下来。陈独秀显然对鲍罗廷最感

失望。他在信中说:“像我们这样年轻的党，很难把工作做好。我们经常需要共产国际的好的

建议和指示。”因此，我们“请建议共产国际提醒鲍罗廷同志，同孙中山打交道必须十分谨慎，

否则他还会上圈套，还要提醒他始终要同我们党进行协商”。[37]（同上第 52、53页）

从以上史实，我们可以看到设立国民党与第三国际的联络委员会，只是一种形式，不具

具体可行性，从根本上无法解决国共两党的纠纷，连国民党领导层都觉得有些“自欺欺人”，

但是此事象征意义重大，表明了孙逸仙先生、国民党和苏俄、共产国际是平等的合作关系，

至少从理论层面上打击了嚣张跋扈的中国共产党，连共党自己都认为被国民党严重打击。而

这些在孙后的国民党，尤其是苏俄顾问权力急剧膨胀的联共的武汉时期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孙时代的国民党，由于孙中山的强势，国民党大体上保持了对苏关系的平等性以及对中共关

系的主导地位，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没有了权威领袖，失去了孙这个对苏关系至关重

要的天平。国民党面临着苏俄这个既强势又强大，更重要的是包藏着祸心的潜在的未来敌人，

问题和危险才真正的开始！国苏关系乃至国共关系都日益的走向被动，直到清党分共后这个

问题才得以解决。

写到这里，大家可以看看孙中山时代，国共两党各自的发展状况，这样我们就可以更进一步

的了解容共时期的时代脉络。

1923年，中国国民党开始改组。10月 6日，苏俄及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来到广州，孙

中山在当天就接见了他。鲍罗廷这个人显然善于发现问题所在，过去每有外人问到国民党党

员人数时，孙中山都会以 10万乃至 20万之数告之。鲍罗延一来就发现，情况远非如此。

广州国民党分部号称有党员 3万，缴纳党费者仅有 6000人，待重新登记时，来登记者才不

过 3000人。即使这 3000党员，与党也缺少联系。党“没有在他们当中散发书刊，没有举行

会议，没有说明孙在各个战线上的斗争目标，特别是同陈炯明的斗争目标”。它偶尔发表的

由孙中山签署的有关民主义目标的宣言，多半只是作为新闻刊登在几家报纸上，然后就一切

照旧，党丝毫不能因此而得到发展。事实上，“国民党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已经完全不存在”。

当鲍罗廷把国民党的这些问题一一分析给孙中山听之后，孙中山也承认问题之严重，因而更

看出加强党的工作，以扩大群众影响的重要。要必须集合有献身精神的党员个人的力量，革

命才有希望，这是孙中山在与鲍罗廷交谈后得到的一个强烈的印象。[38]（杨奎松《国民党

的联共与反共》第 26页）

随后，国民党加速了改组进程，特别是一大后，国民党迅速在全国范围建立起区、省、

市、县各级党部，大量发展党员，北京执行部一年时间就发展党员上万人。

与此同时，中共组织的发展却陷于停滞。1921年 7月中共一大时，党员 50余人;1922

年 7月二大时，党员 195人，一年增加近 4倍;1923年 6月三大时、党员 432人，一年增

加两倍多。此后至 1924年 5月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召开，即国民党改组前后 一年时间，

党员基本上没有增加，一些地方还明显减少。

各地报告共产党员不见增加的原因:“一因同志现注意国民党的工作，所以对于一般人，

都介绍进国民党去了;二因介绍本党同志，务在严极(原文如此),故新党员人数自然不易骤增;

三是同志宜传自亦有不曾用力的地方。”四报告所称后两项原囚过去就存在，并没有太多影响

党的组织发展,因此受国民党工作影响，导致中共自身组织发展停滞，无疑是这时最主要的

一个原因。[39]（这一时期中共党员的数量来源于《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红旗出版

社第 2、8、17页，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第 35页）到1924年底，半年多来，中共党的组织只发展了400余人。而且国共纠纷愈来愈多，共产党在这时期仍旧处于被动状态。在1924 年12 月初举行的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代表的联席会议上，中共领导人再三解释说，这是因为鲍罗廷总是一味地向孙中山妥协，妨碍了中共积极进攻。维经斯基却毫不客气地批评说: 问题的关键不在鲍罗廷，而在于中共中央自己。因为不管鲍罗廷是否注意这些问题，中共自己都要能够坚持独立的阶级面貌，打出自己的旗帜。如今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只知道国民党在反抗帝国主义者，甚至在俄国，在莫斯科的许多群众大会上，听众也只知道国民党是中国的革命的党，孙中山是中国唯一的爱国的革命者，在进行反对帝国主义者的斗争，却没有人问: 中国是否有共产党，他们在干什么? 为什么我们共产党自己不能在反帝斗争中公开登上政治舞台呢?[40]（《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607页，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第58页）

对国民党改组。有论述这样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几乎完全是第三国际的版本甚至干脆说孙中山要走上苏俄式赤化道路。

中共的御用学界与史观这样认为；孙中山顺应历史潮流，在新旧民主革命过渡时期，响应人类新思想，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从此找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道路。[41]（郑则民《孙中山三大革命政策的产生与历史作用》〈历史档案〉1986年第四期）当时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达林的看法也有相当代表性，达林认为孙中山就此完成了世界观“重大的转折”。[42]（[苏]C·A·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30页。）

那么这些看法对不对呢？符合不符合客观历史事实呢？中共的说法当然是是非不分，颠倒黑白，孙中山不但不认同马列共产主义，而且在国民党一大后的民生主义演讲中还大力批判马克思主义，说马克思是社会病理家，不是社会生理家。

孙中山认为:民生为社会进化的重心，社会进化又为历史的重心,归结到历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质。古今人类的努力，都是求自己的生存与发展，人类求解决生存问题，才是社会进化的定律，才是历史的重心。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没有发明社会进化的定律,不是历史的重心。所以说马克思物质是历史的中心论是错误的。

   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就是为大多数谋利益。大多数有利益,社会才有进步。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之所以要调和的原因，就是因为要解决人类的生存问题。古今一切人类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为要求生存; 人类因为要有不间断的生存,所以社会才有不停止的进化。所以社会进化的定律，是人类求生存。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是社会当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这种病症的原因，是人类不能生存。因为人类不能生存，所以这种病症的结果，便起战争，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所有的心得,只见到社会进化的毛病，没有见到社会进化的原理。所以马克思只可说是一个“社会病理家”，不能 说 是一 个“社 会 生理 家”。

 

再照马克思阶级战争的学说讲，他说资本家的盈余价值都是从工人的劳动中剥夺来的。把一切生产的功劳完全归之于工人的劳动，而忽视社会其他人的价值。孙中山为此以纱厂为例，通俗的解释纱布的来源、生产、运输以及销售的全过程。纱布的原材料来源于棉花，而棉花是由农民种植的，而棉花的种子又是农学家培育的，纱布出厂后又要各种交通工具来运输，从而想到生产交通工具的原材料是那里来的？各种运输工具又是谁发明和制造的？运到目的地后，又要人去销售，消费者去购买。以此类推整个工业系统的原材料来源，生产运输及销售过程等等的全部过程。孙中山为此明确的说:这怎么能认为资本家的剩余价值，都是剥削于工人的？又怎么认为所谓的剩余价值都是工人创造的呢？

 

社会的文明发达、经济组织的政良和道德进步,都是以什么为重心呢? 就是以

民生为重心。民生就是社会一切活动中的原动力。因为民生不遂，所以社会的文明不能发达，经济组织不能改良，和道德退步，以及发生种种不平的事情。象阶级战争和工人痛苦，那些种种压迫，都是由于民生不遂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社会中的各种变态都是果，民生问题才是因。照这样判断，民生主义究竞是什么东西呢? 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主张民生主义的人应该要细心去研究的。

   共产主义既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为什么双方又会冲突、纷争不断了？对此孙中山明白指出，问题是马克思倒因为果，提倡阶级斗争，提倡仇恨，用暴力手段和农工专制来解决社会问题是非常错误的！

他说:马克思认定阶级战争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这便是倒果为因。因为马克思的学说颠倒因果，本源不清楚，所以从他的学说出世之后，各国社会上所发生的事实便与他的学说不合，有的时候并且相反。由于马克思“倒果为因”，断定资本制度一定要消灭，因而主张用农工专制和暴力手段解决一切问题，结果许多事实与预想不符，造成无数纷争，这是二者的区别。所以，讲民生主义，也讲共产，但“我们所讲的共产，是共将来，不是共现在”，更不会用革命手段解决经济问题。[43]（孙中山·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355－394页）

孙中山先生这次民生主义讲演，显然很明白的告诉苏俄和共产党人，马克思的很多思想都是错误的，其强调阶级斗争和农工专制尤其荒缪。孙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和本质的讲演非常精辟，可以说入木三分。至今看来仍然是一针见血。国共分家后，孙先生三民主义立即遭到俄共的强烈攻击批判，可见孙的讲演确实是触到了马列共党的痛处。[44]（中共〈人民网〉2017.2.16，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玉贞《俄国档案揭秘:列宁因为什么猛批孙中山？》）

中共强加給国民党的所谓新三民主义更是无稽之谈，众所周知，一个基本常识是；政策是有时效的，是随着时空环境的不同与改变而调整和转变的。共党的论调实在是被人耻笑的自欺欺人的繆论。更何况查遍所有国民党文献根本没有所谓的三大政策。联俄策略，用孙文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主义是永远不能更改的，政纲是随时可以修正的。[45]（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会词《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179页）孙又说:非言主义，乃言组织。[46]（《国父全集》第五集第559页；台北）

   至于苏俄的达林，他认为一大宣言的通过，表明孙中山已经完成了所谓世界观的改变。俄人的话虽然事出有因，但也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一大宣言中的民权主义，的确相较之前作了一些修正。民权主义，孙中山原来的民权核心为天赋人权，即人人平等。由于苏俄、共产国际要推行所谓的世界革命东方路线，在苏俄顾问鲍罗廷看来，“天赋人权”是资产阶级的，必须要抹上“革命”色彩。重新解释后的“民权主义不是从人权和公民权的角度去分析，而是把它视为一个革命的原则，民权只赋予那些坚持革命政权观点的人”。[47]（王奇生《中国近代通史》第七卷第32页）

 凡造成革命政权者，才享有民权。凡反对革命政权者，凡帝国主义的走狗，就无民权可言”。这就是俄式的所谓“人民民主专政”[48]（《鲍罗廷笔记和报告记录摘要》，载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375页。引自李扬《孙中山联俄: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开放时代】杂志2013年第一期》）。加拉罕对此感到满意：“民权主义也以共产国际的同一项决议为自己的根据”。[49]（《加拉罕给齐切林的信》（1924年2月9日），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411～412页。引自李扬《孙中山联俄: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同上）

苏俄顾问鲍罗廷想把“天赋人权”抹上所谓“革命民权”色彩，但国民党人自己的草案中，用两个部分的内容解释民权主义，一部分是国民党取自世界上“先进民主国家”的理论即立法、司法和行政三项，另外还要加上监察权和考试权，也就是国民党的五权宪法。

   然而鲍罗庭也知道，如果没有五权宪法这一条，孙中山“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同意的”。

经过一番博弈，最后载入《宣言》中关于民权主义的解释，在指出人民的权利和五权分立的原则后，采纳了鲍罗庭的建议，明确表述“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

尽管这样，从共产国际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角度衡量，国民党对于民权主义的解释照旧也还是没有所谓鲜明的阶级性，因《宣言》强调的是“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有”。这种说法与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批判的“普遍民主”如出一辙。无论国民党人是否深人研究过共产国际理论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各流派，反正在“一般平民”和“普遍民主”的提法上，“革命性”强的理论家们嗅到的是“抹杀”阶级斗争的气味，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气味。问题的提出尽管尖锐，双方的态度尽管对立，鲍罗庭还是无计可施，因为他面对的绝对不是一些接受共产国际理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50]（李玉贞《国民党与共产国际》229、230页）

 

国民党一大“革命民权”的提出，除了众所周知的苏俄色彩之因素外，笔者认为更多的只是孙中山国民党为了因应当下革命现实和形势的需要而采取的革命手段绝非国民党的理想目标。“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这段宣言中的一句话说明了一切。五权宪法的三民主义终究是孙中山为未来现代文明国家所设计与制定的根本大法。

   再看一下宣言中的民族主义部分；一大宣言中对民族主义的解释，重点在于“反对帝国主义”内容。孙中山虽然早在1904年就提出过“帝国主义”这一名词，但直到1924年改组之前，国民党从未以组织的名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口号[51]（王建伟：《民族主义政治口号史研究（1921—192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14页。引自李扬《孙中山联俄: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开放时代〉杂志2013年第一期）

孙中山之所以决定反帝，也是迫不得已，是西方帝国主义列强逼迫和目光短浅绥靖的结果。1923年广州关余事件就是一直接的导火索。关余事件是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的产物，列强把中国的海关税收作为庚子赔款的抵押，偿还债务后余下的部分叫做关余。孙中山1923 年9 月5 日照会北京公使团，说明关余分配属于中国内政，外国没有必要干预，特请各公使命银行委员会立即将关余交总税务司，由该司把广州政府应得之部分拨交广州中央银行，孙中山并且要求把1920 年后未付的部分一起补交。

照会发出后，列强置之不理，孙中山再三要求，列强反而付之于炮舰政策威胁广州政府，阻止孙截流关余。对列强的蛮横无理，孙为此感到非常愤怒。他掀起了一场强大的舆论攻势，反复强调关余处理属于中国内政，任何国家无权干预。12月20日孙中山发表致美国国民书:揭露这个先进的民主国家如何压制争取自由的中国国民。“设若贵国以海军向我所辖境内争取关余，而令北方不良之军阀得胜利，实为一种:愆咎，及无穷耻辱也”。

同时，在此前后他接见了西方的《泰晤士报》、《纽约时报》、《字林西报》的记者，抗议“美舰夺境独多，助乱，深为公理惜”[52]（上海《民国日报》1923年12月21日，以上资料均引自李玉贞《国民党与共产国际》226、227页）

    复杂的广州政局尤其是广州政府的大多数税收被蛮横的客军（主要指盘踞广州一带的滇桂军阀）所把持，财政可是革命和政治的命脉，财政的极度紧张也是关余事件发生的一个主要因素。为了打开局面，终于把孙中山及其国民党逼上与列强对抗的反帝阵营。

当然苏俄与第三国际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它们包藏祸心，借着反帝的口号，推行所谓的世界革命既赤化革命输出。苏俄势力介入了中国，从这点来说，它们似乎取得了初步“成功”。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苏俄赤化输出和日本入侵以及西方帝国主义殖民势力在华一样，由于中国内忧外患的次殖民地及战乱连连的社会形态，在加上政府管理力量的真空。这些状况交杂一起，外国势力的进入与渗透中国，注定是难以避免的！

 

（三）孙中山的外交策略与选项

孙中山联俄绝非独沽一味，仅仅是他的外交选项之一，联俄只是使他手上多了一张牌而已。在他被迫竖起反帝旗帜，开始正式联俄之时，对老牌民主兼帝国主义国家英美仍然存有希望，孙仍一步一回头，四处顾盼。

孙中山确立“联俄”后，孙的目光仍投向美利坚，毕竟“美国是中山先生认识最深，期望最大的国家”。[53]（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1914—1924）》，第501页。）《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发表的同一天，孙中山发表另一《和平统一宣言》，暗示将请美国协助中国“筹划裁兵方法及经费”。就在孙中山和越飞在上海密谈期间，孙中山两次派遣外事顾问陈友仁赴英驻沪总领事馆，与总领事巴尔敦会晤，一来转达孙中山盼与英国交好，愿与香港政府合作之意；二来暗示孙若继续遭受英的敌视将不得不“联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发表的第二天，陈友仁对外宣布，“孙中山与苏俄一起走多远，将取决于西方的政策”。2月，孙中山将一份和平建议书递交美国国务院，建议美国介入调节中国纠纷，却被华盛顿认为是一份想象出来的不切实际的计划而不予考虑。孙中山重回广州后，命上海总部的胡汉民、汪精卫等办理和平统一。就是在广州关余交涉失败，对美国期望降到冰点时，“中山先生仍不忘要请美国起而促成中国的和平计划”。孙中山决意奔向苏俄时，仍一步一回头，其投向英美的期盼目光一直未曾收回。

 

　　1923年4月，陈友仁再次对外宣布孙的外交政策，继续表示希望得到英、美援助。孙中山对他所期望的结盟者一直敞开大门，不独苏俄。正因如此，苏俄对孙的系列举动深感不安，加快拉拢孙的步伐：5月来电，对孙中山表示愿随时予以必要援助，并派出马林到广州面劝孙改组国民党。8月，正式派出鲍罗廷赴穗，鲍的最大任务就是力促国民党尽快改组。9月，孙中山与在北京的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加拉罕开始直接联系时，孙的美国法律顾问罗尔曼却同时向美国发出两封呼吁信，只是美国国务院对于罗尔曼的呼吁并不重视，照例登记存档。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广州始终是一个没有得到国际承认的地区性政权。

 

　　1924年1月6日，国民党“一大”前夕，美国驻北京公使舒尔曼访问广州，孙中山认为这是一次争取美国“主持公道”的极好机会，再次要求美国插手和平解决中国问题。面对美国的冷淡，孙“仍认为这种支持是最值得争取的”。孙中山诚恳而明确地告诉舒尔曼，“美国是中国惟一可以信赖的国家”。

 

　 孙中山和舒尔曼的谈话，打乱鲍罗廷的计划，鲍罗廷不得不向孙摊牌：你“是与全世界民族革命运动一道前进，还是照旧去说服舒尔曼使他相信他对待中国的态度是不公正的，甚至盼望他或者类似美国的代表对中国事务进行干涉。”孙中山虽然通过《大会宣言》，但同时，“孙中山抵制了鲍罗廷要把国民党与苏俄的世界范围的反对帝国主义战线牢固地拴在一起的努力”。孙说“华人素信任美国，如美国宣告将在上海或其他中立区，召集一和平会议，全国必响应之”。可惜，美国国务院认为，孙博士正在制造动乱，反对已被美国承认了的中国政府，加上孙的亲俄倾向，更使美国持不信任态度。

 

　　在国民党“一大”后期，孙中山以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和华侨代表大会的名义，向英国新任首相工党麦克唐纳发贺电，甚至不顾鲍罗廷颜面，称国民党的政治主张与其相近，“希望此后英国之对华政策，不复援助军阀与反动派，而能予中国之民治主义与解放运动以自由发展之一切机会”。“一大”前夕孙中山也发过电报给麦氏。鲍罗廷对孙的接连举动极为反感，讥孙“对麦克唐纳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可见，国民党虽已确立了“以俄为师”，也“尚不欲专联苏俄”。[54]（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第三版）》，第362页。以上资料均引自李扬《孙中山联俄: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开放时代】2013年第一期）

孙中山先生不仅反对与莫斯科的所谓世界革命绑在一起，结成长期的统一战线。而且孙及其国民党人还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设想，那就是建立民族国际，使东方各国摆脱殖民地、次殖民地状态，帮助他们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设想中的民族国际是与国际联盟、第三国际并列，在国际格局中形成三足鼎立之势。[55]（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234－245页）这个具体设想是有胡汉民、戴季陶两位国民党领导人向中山先生建议的，胡、戴两人作为孙的主要助手，长期在孙身边，辅佐孙先生，对孙中山的思想、意图有深刻的理解与了解，对三民主义有很深的钻研，对孙文主义的发展与补充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戴季陶先生是国民党内对马列主义了解至为深刻的人物。他和胡都主张要用党纪来约束加入国民党内的中共党人。

这个民族国际的设想源自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及中德俄联盟的构想。孙文在民国13年的三民主义演讲中提出亚洲世界主义，他把中俄两国分别置于两个不同的国际组织之中。他说:中国四万万人是亚洲世界主义的基础。俄国一万万五千万是欧洲世界主义的基础。(56)（孙中山《三民主义之民权主义》1924年2月17日；《孙中山全集》第九卷231页）孙中山认为亚洲的广大地区和十多亿人口因文化、地域、经济等等因素而自成一统，但苏式共产主义不仅不能使这个地区得以发展，反而会使其偏离正确轨道，他不会与建设思想不能融洽，组成分子又不能一致的第三国际、苏俄作根本的妥协。(57)（〈戴季陶君对于时局的谈话〉，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7月31日）

若与第二国际联合，由于亚洲国家文化背景及经济发展程度和第二国际主要成员国西欧国家有明显差别，难以合拍。所以亚洲国家应该单独组织，成为世界上的第三极。在孙的设想中，这支力量应该和第二、第三国际平起平坐。由于中国的文化力、经济力及众多人口之地位，中国当然是这支第三力量的领导者和中心。(58)（李玉贞《国民党与共产国际》第323－330页）

而且更重要、更难能可贵的是，孙先生主张的“民族国际”，是以民族平等，民族互助之宗旨为出发点。他在1924年11月28日在日本神户演讲时明确指出:“东方文化的特点是王道，西方文化的特点是霸道。”他主张以东方文化为基础，同时学习借鉴西方物质文明，以此作为大亚洲主义之基础。孙反复强调道德，说“仁义道德就是我们大亚洲主义的基础”。孙为此还特意劝告日本人:“日本从今以后对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还是东方文化的干城，希望日本国民要祥审慎择。”(59)（孙中山:〈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演说〉1924月11月28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403－407页）可惜，言者淳淳，听者藐藐。日本军阀要做霸道的鹰犬，发动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给中国和亚洲人民造成深重灾难的同时，也给日本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在这一点上，日本人是很短视的！

多么宏伟的构想啊！但是在有些人心里，这又是“车大炮，”你孙大炮又在吹牛放大炮了，国民党有这实力吗？咳！标准的以成败论英雄的势利眼及鼠目寸光之辈。

现代中国国运极为不顺和不幸，太多的偶然性（如孙中山的过早辞世与后来的中原大战、西安事变）与不可抗力（苏俄赤色颠覆和日本入侵）交集在一起。如孙中山先生晚死十年甚至只要5年，或者没有中原大战，再或没有西安事变，中国的历史都必将改写。民族国际设想未尝不能成为现实，今日之三民主义也未尝不能成为继资本主义、马列共产之后的第三种政治社会制度及世界第三级力量！可惜历史拐了个弯，只能引起我们无限的遐思啊！

 

 

 

二战前的西方列强，为了保持它们在东方以及在其它世界各地的特殊殖民利益，对苏俄红色帝国总是采取消极的绥靖政策，姑息养奸，致使苏维埃赤色帝国主义坐大。更为重要的是在战后，英美仍然没有吸取经验教训，依然执行绥靖政策，任由苏俄共产势力膨胀。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相对苏俄全球赤色革命的布局、策划的积极进取，西方的绥靖妥协显然是无所作为甚至是软弱无力的。西方自由世界也因此吞下了苏式共产主义在全球甚嚣尘上的这枚苦果！更重要的是中华民族也因此陷入了空前未有的巨大灾难，东亚大陆的沦陷和赤化！

（四）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初步较量

大会宣言中的民生主义，苏俄、鲍罗廷意图涂上马列色彩，鲍罗廷根据共产国际11·28决议要求大会宣言写入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没收外国在华企业和民族工商业，全部公有化。国民党人坚决抵制和拒绝了其无理要求和阶级斗争的企图。“胡汉民等国民党人坚持国民党的主张:通过和平方法分配土地的耕者有其田之土地政策，更反对把农民分成所谓的贫农、中农、富农等等阶级斗争之繆论。”[60]（李玉贞《国民党与共产国际》221页）最后通过了还是国民党自己以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为核心的民生主义之宣言。

这是宣言中的民生主义之原文部分: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日乎均地权; 二日节制资本。盖酿成经济组织之不平均者，莫大于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故当由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私人所

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此则平均地权之要旨也。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由国家经营管理之。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61]（《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120页，《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全会资料》17、18页）

    一大宣言是有苏俄顾问鲍罗廷与国民党人胡汉民、廖仲恺、汪兆铭等，共同参与起草制定的。里面的确也或多或少的吸收了有蒋中正从苏俄带回来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1923年11月28日）》的内容，但它毕竟是有中山先生亲自最后加以审定的，在原则和重大问题上还是国民党自己的主张。[62]（李玉贞《国民党与共产国际》231、235页）

   在国民党一大期间孙中山本人不仅多次讲述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而且通过《宣言》的制定和发表把它作为国民党的指导思想:“国民党之主义若何? 即孙先生所提倡之三民主义”。显然，无论是孙中山还是其同僚，对于鲍罗庭都存有相当的戒心，反对之声经常传入孙中山耳中，所以他在大会闭幕词中反复强调:“主义是永远不能更改的”

1月28 日通过的《中国国民党总章》则开宗明义载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为促进三民主义之实现，五权宪法之创立，特制定中国国民党总章”。[63]（《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152页，以上资料引自李玉贞《国民党与共产国际》第235页）

很多论者都错误的认为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几乎完全接受了苏俄对三民主义的解释，是共产国际决议的翻版。那些中共学者也就罢了，就连一些比较公道的中立的民间学者也这样认为，如腾讯网的湛旭斌先生就这样认为，这就非常片面了！

湛旭斌写到:“加拉罕的描述是精准的。国民党一大所发表的宣言，确确实实是一个彻底被“共产主义化”了的宣言。”““宣言的起草，处于鲍罗廷的控制之下。鲍氏一手操控，用共产主义将孙氏的三民主义作了彻底的改装和偷换。”他又言道:“因为最终，在鲍氏的控制下，《建国纲领》没有能够出现在国民党一大的会场上。孙中山失去了对国民党一大的控制。”[64]（湛旭斌《孙中山联俄容共:造成国民党“精神分裂”》腾讯短史记2017、4、13）

 

从以上史实资料我们可以看出，湛旭斌在这方面的结论是错误的！毋须讳言，一大宣言的确在相当程度上特别是在民族主义上吸取了共产国际11.28的决议，但那都是技术性的实用方法，国民党自己核心、原则性的方略主张丝毫未变，用孙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非言主义，乃言组织。”所以孙中山认为:“不是国民党变成了共产党，而是共产党接受了国民党的政纲。”[65]（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332页）的确是不无道理的。

 

公正的说，国民党一大宣言尽管抹上了苏俄的色彩，它在孙时代的国民党、孙后执掌全国政权乃至迫迁台湾的国民党其意义都非常重大。中国国民党一大，无需质疑是国民党与民国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被孙文及他的国民党人视为中华民国的新纪元。[66]（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词〉《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95页，《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全会资料》第3页）此后成为总理遗嘱即《国父遗嘱》的一部分，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一样成为国民党党义的一部分。

个人观点: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认为国民党一大被共产国际所掌控的假象，可能是因为当时的苏俄太强势，而更不幸的是，后来的历史一度又被苏俄及他的中国党徒中国共产党所主导，现在中国大陆仍然在共产极权铁幕之下。所以难免会给人产生一种错觉！另一方面，人们总以后来被强行改变航向的历史结果来套用历史过程，也即湛旭斌先生所说的用时代意见代替历史意见。顺便说几句，有些人的观念太古板，非黑即白，因为苏俄太邪恶暴虐，所以它的组织技术也全面否定，国民党学它的革命技术，也是一丘之貉。这未免有些迂腐嘛？菜刀可以用来切菜，也可以用来杀人，关键是使用的人！可见中共党化教育即使对知识阶层也是很有成效的，很多人都不知不觉的中了灌输教育的毒！政治理想有好有坏，但任何政治包括成熟的文明政治的运行都绝对不可能是阳春白雪。如果不讲价值判断，只说事实判断，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俄共的革命技术的确有它的过人之处。它的组织、动员力的确很强。可惜它们包括中共根本就是一个极端激进的暴力组织！

但是如果我们刨根究底，注意历史细节的真实，就会明白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如果国民党一大被共产国际操控，其宣言决议被赤化的话，为什么国民党在清党分共后，其宣言决议不清除？仍然保持到台湾时期？有人说是蒋介石和国民党人太忠于孙中山了，但是如果孙的联俄容共政策是非计？宣言是赤化的，错误的？为什么要继续坚持？要错上加错？这不是忠诚，这是中世纪式的愚忠！如果历史是这个样子的，孙文当然要为此负责，但是国民党人、蒋中正先生、蒋经国先生肯定也是难逃其责！

 

（五）奠基性和创制性，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党章

 

　党章是一个政党的最高组织法规，是一个政党赖以运作的基本法则。国民党一大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制订和通过新党章。孙中山“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并非“全盘俄化”，而是有所取舍。孙通过鲍罗廷所借鉴的，主要是苏俄的办党建军经验。用孙中山自己的话说：“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67]（王奇生《中国近代通史》第七卷第一章第三节【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的确国民党党章是鲍罗廷所起草的，而且是孙中山亲自授权的，但最后是孙自己加以审定的。（那种说党章是鲍罗廷和中共党人所起草的，不符合史实，可参照前述孙中山答复邓则如等人上书）更何况党章也并非全部俄化，也有国民党原先的主张。最重要的是意识形态丝毫未变。在党章开头引言称：“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促进三民主义之实现，五权宪法之创立，特制定中国国民党总章如左”。增列这一“引言”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彰显其三民主义意识形态，体现其“以三民主义为体，俄共组织模式为用”的特色。[68]（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第15页）

在领导体制上，党章第四章“总理”明文规定：本党以创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孙先生为总理，同时总理为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并对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有交复议之权。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有最后决定之权。[69]（《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国国民党总章〉第154页）这就完全说明了孙中山大权独揽的主导性！

没错，苏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企图推行它所谓的世界革命之私货。孙中山是借鉴苏俄之革命与组织技术也即国民党人常说的:“三民主义为体，苏俄组织为用”“只言组织，不言主义”。以此壮大国民党，统一中国。两者可谓各取所需，互相利用，最后谁胜出，那要看谁的手段高明，尤其是各自的实力消长了！那种说价值观决定着方法论，什么样的价值观决定着用什么样的方法，是略显主观与片面的。（70）（湛旭斌《孙中山联俄容共:造成国民党“精神分裂”》公众号短史记2017年4月13日）有一个事实可以明显佐证，文革结束后的中国大陆，经济崩溃，满目疮痍。中共面临统治危机，于是决定对外开放，引进西方市场经济模式，中共党内也有很多人反对和顾虑，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担心大陆被西方所同化与演变。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中国大陆不但没有被演变成资产阶级自由化，〈中共语〉它的政权反而更巩固了。当然这两件事情的性质完全不同，但是原理是一样的，就是任何事物都没有绝对性。的确，在常态下所谓的价值观与方法论是相辅相成的，但在特定状态下，不同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是可以互补的。回到主题，以当年国民党一大宣言和党章为例。中国国民党会不会被苏俄赤化？关键不是被第三国际所渗透，以当年的苏俄之强势与社会主义之风行，国民党被俄共所渗透是在所难免的。事情的关键和核心在于，中国国民党中央的“价值观”和党权以及军政权力掌握在谁手里？孙在时，当然这一切都掌握在孙手里，孙有三民主义的天然解释权，这才是一切问题的根本所在。那么孙后的国民党呢？尽管被俄共赤化的风险在增加，但事实也证明，主导权也仍然在忠实的三民主义者身上！清党分共后，就连绝大多数曾经左倾的国民党人也一致向右转，支持清党反共。

以下是宁汉合流后的中国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中央执行委员名单。

汪兆铭、谭延闾、胡汉民、蒋中正、宋庆龄、陈 公 博、恩克巴图、于右任、程潜、朱培德、顾孟馀、经亨颐、宋子文、柏文蔚、何香凝、伍朝枢、丁惟汾、戴季陶、李济深、甘乃光、陈友仁、李烈钩、王法勤、刘守中、萧佛成、孙科、白云梯、周启刚、黄实、王乐平、陈嘉祐、朱霁青、丁超五、何应钦、陈树人、褚民谊。[72]（《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全会资料》530页）

仔细一瞧，我们就很容易找出像宋庆龄、何香凝、顾孟余、陈友仁、陈公博、甘乃光等著名的所谓左派国民党人。至于后来他们又成了些什么人，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话归正题。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订《中国国民党总章》以后，国民党的党章基本定型。其后近百年间，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只作修订，未再重颁。因此，1924年的国民党党章在国民党历史上具有奠基性和创制性的意义。[73]（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组织形态〉第13页）

（六）孙中山和苏俄的初步交锋

众所周知，中共成立初期，它的力量弱小不足虑，但它的背后有强大的幕后力量，它的直接“老板”苏俄与共产国际。由于陈独秀经常在报纸上抨击国民党，1923年7月8日在和马林谈话时，孙文用英语对马林愤怒地说:像陈独秀那样在他的周报上批评国民党的事再也不许发生。如果他的批评里有支持一个比国民党更好的第三个党的语气，我一定开除他。如果我能自由地把共产党开除出国民党，我就可以不接受财政援助。[74]（《马林致越飞和达夫谦的信》1923年7月18日；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296页，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第22页）

作为国民党领袖，为了发展壮大国民党以统一中国，孙中山不得不联俄，但联俄必须得容共，这也是苏援的条件。由于国共两党意识形态完全不同，容共必定会造成两党纠纷。孙中山曾这样担心:“故近日因此主义而生误会，因误会而生怀疑，因怀疑而生暗潮，刻既有此现象，恐兆将来分裂，发生不良结果。故本总理对于此主义,必须再行剖解……”。[75]（孙中山〈关于民生主义之说明〉《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110页）历史的发展表明，这种担心竟然被孙不幸所言中！

 

为了尽快扫平军阀、统一中国而采取的容共政策，使孙中山陷入了两难境地，他曾经明白告诉共产国际代表说:“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的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 苏俄若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76]（李玉贞《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94页； 陈独秀: 《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 《中共广东地区委员会联席会议》(1924年10月)。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29页）

当然事情还没有到必须做出抉择的地步，万一逼不得已，孙中山会做出壮士断腕的行动的。

俄共以苏援为诱饵，不断逼迫国民党颁布没收地主土地的所谓《土地法令》，都被国民党人所抵制和敷衍、搪塞。1923年，陈炯明进犯广州，广州危如累卵，鲍罗廷说把地主的土地直接分给农民，这样可以动员贫困民众保卫政府。鲍罗廷以此为借口不断催促国民党乃至直接要求孙中山制定颁发苏式的所谓《土地法令》。经过一番较量，孙终于向鲍罗廷摊牌，孙明确答复:“不能颁布“土地法令”，现在要做的是培养农民干部，为将来法令颁布之时，才能宣传与组织农民群众”。

耐人寻味的是孙中山不但否决了所谓“土地法令”，而且在暗度陈仓，就在鲍罗庭还在等待希望孙中山制定“法令”的过程中，在他动员国民党广州地方组织向孙中山施加压力的日子里，孙中山作出了让鲍罗庭无计可施的行动。

一是孙中山显然感到在拟定大会文件的过程中，对于民生主义的重要问题土地、农民问题必须态度鲜明，便在19 日告诉鲍罗庭，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是他，孙本人多年研究的结果，他为之奋斗，也要带领全体国民党人为之奋斗。

一是孙中山审定了邹鲁的一个报告”，并且以大本营的名义颁布了《广东田土业佃保证章程》，其中明确指示，此文件旨在保证“农民业佃双方利益”。《章程》贯穿的不是苏俄式的暴风骤雨式的役收地主土地，而是“调剂业佃利益”的思想，类似我们熟悉的阶级斗争调和论或阶级斗争熄灭论，《章程》要的是“增进社会和平”而不是激化农村阶级斗争。国民党领导人就这样“抵制”了鲍罗庭通过广东省的农民运动“引爆”印度支那乃至世界革命的想法。孙中山要确保自己辖地的稳定，没有允许鲍氏以其拟议中的(土地法令》在这里制造阶级斗争。

第三，与此同时，国民党人也在努力捍卫自己的意识形态。孙中山对邓泽如等的回答说明他认为中共的目的，在于达到“独得俄助而白树一帜与吾党争衡也”。

这一切发生在国民党党章、党纲、宣言等“一大”文件起草的过程中。

更值得关注的事实是，孙中山1923 年年底向他的幕僚和军官讲解三民主义，而这方面的系列演讲则安排在国民党“一大”期间。众所周知，他在这些演讲中公开而系统地批评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充分表达了他主张社会和谐的意愿和政治倾向，他的安排意味深长: 以三民主义为基础加强国民党的凝聚力。

国民党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过，大会闭幕半年多后，1924 年8月10 日，以廖仲恺和孙中山为一方，同鲍罗庭为另一方之间，甚至当面就土地农民问题的政策发生了激烈争论。孙中山坚定地表示“目前进行任何反对地主的鼓动都是策略上的错误”。这或许有助于我们了解孙中山晚年真正的思想状况。[77]（原始资料为俄国档案,国民党文献,孙中山著作等，以上资料均引自李玉贞《国民党与共产国际》第212－215页）

 

　　从实质上看，国民党的联共政策是联俄政策不得已的产物。孙中山希望随着时间流逝，把为数不多的共产党员逐渐消化在国民党内。

 

　　如果不能消化呢？

 

　　1924年10月9日，在一封写给蒋介石关于组织革命委员会的信中，孙中山说:“而汉民、精卫二人性质俱长于调和现状，不长于彻底解决。所以现在局面，由汉民、精卫维持调护之；若至维持不住，一旦至于崩溃，当出快刀斩乱麻，成败有所不计，今之革命委员会，则为筹备以此种手段，此固非汉民、精卫之所宜也。”

 

　　孙中山对与共产党人的破裂，并非毫无准备。他认为只有置共产党人于国民党领导之下，才可防制其制造阶级斗争。而北伐军事一旦胜利，纵使共产党人想破坏国民革命，亦势所不能了。

 

　　“若共产党而有纷乱我党之阴谋，则只有断然绝其提携，而一扫之于国民党以外而已”；不注上言者姓名，你敢相信是孙中山说的么？国民党的这些底数，当时连共产党人的领袖陈独秀都一无所知。这是中共少将兼御用学者金一男写的书的一段内容。[78]（金一男《苦难辉煌》第一章第一节:孙中山的困惑）

 

金一男的书充满了中共特有、陈腐的党八股之谎言连篇、指鹿为马的说教味道，但是他在孙中山对中共的真实想法和态度上还是说了一些大实话，这点还是值得赞赏滴！金一男在他的书中把孙中山两段不同事情的话语放在一起看起来似乎有些牵强，但结合孙的言行，仔细想想也不无道理。他引用的孙先生的前一段话，是孙在民国13年10月9日致蒋中正函[79]（《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145、146页）里面说的是有关如何处置商团事变的事情。但纵观全函其内涵又有关革命全局。孙中山在信中说:“现在之不生不死局面，有此二人当易于维持，若另开新局，非彼之长。故只好各用所长，则两有裨益。若混合做之,则必两无所成。所以现在局面由汉民、精卫维持调护之。若至维持不住，一旦至于崩溃，当出快刀斩乱麻，成败有所不计。” 金一男引用的孙中山后一段话“……若共产党有纷乱我党之阴谋，当一扫之于民国以外而已”是孙在〈与日人某君的谈话〉中的内容，见《孙中山全集》前已注释。

鉴于在下前面所述，孙中山对苏俄及中共的内心真实想法与言行，我们可以就此信做出正确的判断；包括俄共及其党徒中共在内的任何势力的异动，如果有一天，他们的行动危及全局及国民党的基础利益，孙及他的国民党，完全会毫不犹豫的采取断然措施。

意味深长的谈话，与汪兆铭、孙科、宋子文、孔祥熙等人的谈话。特摘要如下；

汪: 先生之病不久当可痊愈，只恐调养须时太久，难以处理公务。而本党又际重要时会，其进行不能一刻停滞，还请先生早赐训诲，以便吾等遵守,以利党务进行为是。

孙:吾若留下说话给妆等，诚有许多危险。当今无数敌人正在围困汝等,我死之后，彼辈更将向汝等进攻。甚至必有方法令汝等软化。如果汝等不被敌软化，强硬对抗，则又必将被加害，危险甚大。故吾仍以不言为佳，则汝等应付环境，似较为容易也。如吾必定说出，汝等将更难对付险恶之环境矣! 如此，我尚何说?

汪:我等追随先生奋斗数十年,从未巧避危险,此后危险何畏?从未被人软化过,此后何人能以软化我等?吾等亦深知大部分同志皆能遵从先生之言，不计危险与生死也! 先生教训我等甚久，当能信及。

孙: 吾已著书甚多矣![80]（《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608、609页）

我刚读到这一段对话，第一直觉是感到孙先生的这些话不简单，令人遐思。晚上辗转难眠，一直在思索。于是我认为孙的这些话很有可能是针对苏俄及其中国党徒中共的，理由如下；中山先生说:吾若留下说话给妆等，诚有许多危险。当今无数敌人正在围困汝等,我死之后，彼辈更将向汝等进攻。甚至必有方法令汝等软化。如果汝等不被敌软化，强硬对抗，则又必将被加害，危险甚大。故吾仍以不言为佳，则汝等应付环境，似较为容易也。如吾必定说出，汝等将更难对付险恶之环境矣! 如此，我尚何说?这里的意思已非常明显，如果敌人仅仅是指北洋军阀及其背后的帝国主义这一显性敌人，孙当然没有必要说我若留下说话給你们，你们就会有很多危险，吾死后，敌人必向你们进攻，更千方百计来软化你们的，如果你们不被软化，强硬对抗，就必将被加害。所以我还是不说为好，你们可以相机行事。因此时的北洋军阀政府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帝国主义，已经是孙及其国民党的公开敌人了。而中共及其幕后操纵势力俄共，则明显是潜在的未来敌人！孙先生在世时，他对自己的力量和威信自然深怀信心，但此时的孙，他已不久人世，显然他对自己身后的国民党深怀忧虑。究其后来的历史发展表明，孙对他身后的时局之担心隐忧，竟被孙不幸而言中。后来的历史就是如此进展的！孙死后，苏俄、共党对国民党的渗透力度全面加快，汪精卫终被俄共所软化，据胡汉民自述:受第三国际指令，苏俄大使加拉罕、国民党苏俄顾问鲍罗廷，在孙还健在时，就已开始物色孙后的国民党领袖，他们凝定了三个人选，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经过一番考量，他们給这三人各下一个考语，胡汉民是“难相与”，戴季陶是“拿不定”汪精卫是“有野心，可利用”，最后他们选定了“夙无主张，夸夫死权，”的人作为人选。〈胡汉民语〉[81]（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360页）（虽然汪也是蹈光养晦，但是他丧失原则对俄共的曲意逢迎，使国民党赤化的危险大大加深）那些不被软化，强硬的忠贞国民党人，被苏俄及所谓的左派排斥出国民党中央如所谓的西山会议派。就连孙先生的主要助手胡汉民，孙逝世后的代理大元帅，也被苏俄排挤出中央核心领导层。想想国民革命的艰辛坎坷，怎不令人唏嘘感慨啊！

当然这些推理分析，不管其如何符合逻辑，毕竟都有个人主观意识，历史真相毕竟要讲究事实依据，才能让人信服。后来我看了一本书，就是台湾李云汉先生的《从容共到清党》印证了我的观点。李云汉在其书中根据党国元老戴季陶印证，指出敌人就是俄国。国民党元老吴敬恒曾对邓家彦说:“三月向尽，在帅府召开联席会议，方经戴季陶君证明:仇人系指某国，绝不是指国内无聊的烂人。总理在民国二年时，不惜与桂太郎妥协，因当时桂与他，共认某国是世界唯一毒害。”吴说时声泪俱下。[82]（《吴稚晖先生书牘》129页〈复邓家彦书〉）

然而某国究竟是指何国，据戴季陶著《日本论》所述，中山先生与桂太郎谈话情形推断，某国实在就是俄国。[83]（戴季陶《日本论》63页，以上资料均引自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357页）

在下不才，也引用一条资料来印证戴先生所说非虚。孙中山先生在民国13年11月北上，在天津时，孙已病重，这时候张学良去看孙先生，孙对他说:“现在国家的责任就在你们年轻人身上，你是东北人，你们介乎俄日红白这两大帝国主义势力之间，你们很难应付，尤其是你们东北的年轻人，责任就更重。”[84]（张学良口述，唐德纲写《张学良口述历史》51页）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失去了遏制苏俄扶持的中共在国民党内的渗透和发展的一个强有力之力量，国苏合作中，国民党至关重要的天平没有了。天平从此向俄、共一方倾斜。同时国民党内也势必会因为共产党问题而发生分裂。

国民党正在出现的这种危机，引起飽罗廷和共党中央的高度重视。面对开始陷入群龙无首的国民党，鲍罗延颇为兴奋且用心险恶地用辱骂式的语言报告莫斯科说:“我们还没有把孙逸仙送进坟墓，实际上在我们同国民党直接接触的整个时期已经不可避免的分裂就开始了。而且是国民党右派率先挑起的。”“当分裂真的发生时，国民党内的力量对比会是怎样的呢? 对这个问题只能有一种回答: 将对我们有利。”只要清除了右派，那么就“可以大胆地说，国民革命运动整个战线的实际工作,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会掌握在左派手中”。中共受此影响，迅速行动起来，明确主张立即“公开的征求党员”，“乘此时机将左派扩充有力”，以便“压迫中派使其必须与我们合作”，并争取“在第二次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中”“和右派竞争选举”。

一方面国民党内排除共产党的倾向急剧发展，另一方面共产党内争取全面控制国民党的野心与日俱增。十分明显，孙中山的去世，使国共两党间原有的矛盾与对立都进一步得到释放和发展。国共两党最终走向关系破裂乃至全面对抗，亦在所难免。(85）（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60页)

(六)孙中山的思想精髓与联俄底线

　　孙中山虽然表现了十分灵活的运作能力，但对其目标却坚定不移。特别显著的是对其事业开创初期指定的目标，终其一生，从未犹豫不决。在

1905—1906年创立同盟会期间他所制定的目标，直至20年后他去世时，实际上都没有丝毫改变。他又说:就孙中山而言，其意向丝毫不容置疑，他从未想过以权力集中替代民主政府，更没有视其为最终目的。他坚持民主政府的特别计划，即五权宪法。他还试图倡导国会制度，建立像瑞士那样的最新式的地方自治政府，再次证明了他醉心民主理想的诚意，甚至在最后遭到挫折而转向苏联的那几年里，他仍然坚定相信西方民主制度的价值。(86)（美·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下卷，第491～492页。）

苏俄顾问鲍罗廷认为:“美国精神在他头脑中根深蒂固”[87]（《鲍罗廷札记和报告纪录摘要》摘自《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383页，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中山先生晚年革命思想，其基本精神与1905年同盟会以来的革命理论，实相一致。……他的根本主张，确不曾因采取联俄容共政策而有改变。一个平等和谐的国际关系，一种西方民主方式所理想的全民政治，和着重在全民福利的民生主义社会，是他一生努力奋斗的政治目标。[88]（台湾学者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1914—1924）》第508～509页）

大陆学者高华的观点，他说：“孙中山的最终目标仍是要在中国实行类似于美国的政治制度，吸取苏共的经验只是为达到目标所施行的重要策略手段。[89]（高华：《南京国民政府权威的建立与困境》摘自《革命年代》一书，广东人民出版社）

一个政党抓住政权二十多年了，现在自己宣告取消一党专政，而愿意和别的政党共同担负政权。这是第一个重要意义。世界‘政党’有绝不同的两类，一是英、美、西欧的政党，一是三十年来苏俄、德、意的少数专制统治大多数的党。国民党自一九二四年以来的组织是学后者的。但孙中山究竟是受英、美政制影响最深的人，所以他虽然采用苏俄党制，终不肯承认一党专政是最后境界。[90]（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6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第1962页。 ）

最后来看一看孙中山的主要助手，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对孙先生的评价。戴季陶先生说: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国正统的思想，是继承尧舜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在这一点，我们可以承认中山先生是二千年以来中绝的的中国道德文化的复活。他举例孙中山在桂林时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所说的话，孙说:中国有一个道统，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子而绝，我的思想就是继承这一正统的思想来发扬光大。孙先生的国民革命，是立足在中国国民文化的复兴上面。是中国国民创造力的复活。是要把中国文化的世界价值高调起来，为世界大同的基础。[91]（戴季陶《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第36页，上海民智书局1925版）戴先生又语: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虽然目的相同，然而“哲学的基础和实行的方法，完全不同”。因为三民主义哲学的基础是中国道德文化继往开来之至圣法宝和近代最新科学的结晶！他详细的论述孙先生的民生主义和实业计划，认为其实行方法“在以全民族之共同的努力，完成国民革命，集中国民革命的势力，以国家资本主义为建设民国之基础”[92]（参见戴季陶《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

戴氏的确是国民党内最为深刻了解体会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精髓的一位国民党人。

 

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台湾的发展历程，但台湾还只是部分证明了三民主义的伟大，用一位网友的话说:三民主义是为中国量身定做的，用在台湾身上犹如未成年人穿大人衣服。如今再加上大多数台湾人狭隘的岛民心态，咳！）三民主义的确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用孙中山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中国有一个道统，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到孔子而绝，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一正统的思想来发扬光大。(93)（《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3页。戴季陶《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第36页）孙先生的思想集合古今中外思想之结晶，上承中国固有优秀文化道德和历史传承，下启西方现代文明和民主自由并对其弊病进行改良，并最终形成中国特有的新文明。通俗的说就是西方文明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