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鲁迅发出惊世骇俗的言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振振有词地说,“只有大胆地推广借鉴外国文字,中国才有振兴的希望。”同一年,中国新文字研究会在上海成立,提出废除汉字,汉字拉丁化的倡议。
早在明朝,西方传教士就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只是传教士们自己使用。19世纪末,英国人创造出了韦氏拼音,以后又出现了耶鲁拼音,成为西洋人学习汉字的正式工具。北洋政府也模仿日语,推出了注音符号,新中国成立后还延用了一段时间,台湾至今还在使用。1954年,新中国成立文字改革委员会,推行简体字和汉语拼音。至此,中国汉字由繁变简,并有四种不同的拼音系统。
汉字难学,是各种拼音出现的根本原因。然而一位老海归却认为汉字好学。曾性初,湖南邵阳人,1938年起就读于中山大学和清华大学心理学系;1948年赴美,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1952年获心理学博士学位;1954年回国,表示“极愿回来投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的洪流,贡献自己的一点棉薄的力量,以尽国民的天职”。
由于心理学当时不受国家重视,加上苏联学派的影响,曾性初很长时间没有做任何实质性工作。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奖励与工作效率之间的关系,可是在吃大锅饭的年代,他的这套理论根本排不上用场。不知是什么驱使曾性初,在1957年反右高潮中加入民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给他以后事业发展增设了一层障碍。
文革前,他开始对汉字感兴趣,研究汉字笔画的使用频率。改革开放后,他才正式发挥自己的专长,用心理学方法研究中文和汉字,开创“汉字汉语心理学”这一新领域。他的第一篇有影响力的论文是1983年发表的,题为《汉字好学好用证》,从心理学角度论证汉字的悉知过程。其中一章专门讨论“汉字比汉语拼音易解好懂”,受到“汉字拼音化”派的攻击。他认为汉字笔画多,书写固然费功夫,但笔画越多越的字,冗余信息也越多,反而更容易辨认,其中也暗示简体字的不合理性。
曾性初提出笔画越多越好认很有道理,繁体字里有更多语言信息暗示。网上有这样的顺口溜:汉字简化后,親不见,愛无心,產不生,厰空空,麵无麦,運无车,有雲无雨,開関无门…就是这个道理,汉字简化后失掉了原来的语言信息,笔画少了,可是没有了灵魂。从艺术的角度考虑,繁体字往往也比简体字漂亮,书法家们挥毫都是写繁体字,连习近平的签字也是繁体字。不过唐朝大书法家颜真卿的碑帖上,出现了“乱”和“继”,而不是“亂”和“繼”,可见简体字也有其历史根源,有的字太难写,书法大师都嫌麻烦,就简化了。也不排除石匠的智慧,无法在石碑上刻“亂”和“繼”,就自创简体字。
外国人发明拼音是为了学汉字,中国人发明拼音是为了扫盲。21世纪的中国,扫盲任务应该可以说已完成,汉语拼音存在的意义不大。只是美国国会图书馆1997年将中文书籍目录编辑从韦氏拼音改换到汉语拼音后,汉语拼音枯木逢春,为世界图书馆及新闻媒体采用。另外,外国人学习汉语,从80年代起逐渐采用中国出版的各类汉语拼音教材,现在电脑输入汉字也离不开拼音,给了汉语拼音新的存在实用性。
1985年,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更名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摈弃汉字走拼音化道路,这同曾性初发表的《汉字好学好用证》有着重要的关系。
曾性初2014年去世,享年9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