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牛斋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
王明贞，物理学家，1955年从美国回国，被分配到清华大学物理系，成为清华历史上第一位女教授。文革被莫名其妙地关进秦城监狱。这一关，就是5年零8个月。
留学史专家王德禄曾采访过王明贞，下面摘录她讲述监中生活的片段，包括另外几位老海归的遭遇（文中“启忠”是王明贞丈夫俞启忠，也入狱）：
我们回国后，国内接连不断地搞运动。我在学校主要是教书，基本上没有做研究。反右运动的时候，我们一直在上课。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能上课了，我们都去搞运动。文革初期，我们都要写大字报，我写不出来。后来，我被抓到拘留所，接受审讯，辗转了三个地方。去第一个地方不用戴手铐，又换了一个地方也不用戴手铐，最后一次真的被关进监狱了，要戴手铐。审讯期间，有一次，他们让我发表对毛主席、林彪、江青这些人的看法，即便是不好的想法也要写出来。我记得之前启忠好像说过，林彪将来要成为第二个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拍斯大林的马屁时甚至叫他父亲。当时我听了也有同感。我做了一番思想斗争，把这一条交代了。现在想来，如果林彪当时没下台，那个材料给他看到了，那不是要杀我的头了吗？我从监狱出来以后，跟我的朋友讲起这件事，他说你这个人性子太直了，什么都敢说，多危险的事啊。当时我确实是这么想的。我还写到，有一次康生带着江青来清华做报告，革委会把报告预先铅印出来发给我们每人一份。江青在宣读报告之前却说，是康生临时拖她来的，她来做报告之前没有做准备。当时，我去听报告了，跟旁边的人说，江青这个人有点幼稚，她这样说就是为了表明自己能脱口而出，其实她有报告稿，骗得了谁啊？审讯期间，我写的这个东西可能被江青看到了。1968年我们进监狱就是江青下令把我们抓进去的。
刚进监狱的时候，他们还让我写东西，我脑子里记着许多事，写出来，交上去。有一次讲我回国以后的经历，我把回国以后遇到了哪些人都写上了，写了厚厚的一大篇。现在想来，江青如果想抓一点把柄，只要看到我写的那个文件就可以整与我接触过的人了。他们说三天后就把我放出来。我想也许他们要调查我，他们调查不出什么东西，就会把我放出来，我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回来了。可是，他们把我投入监狱，关押了我5年多，直到1973年才把我放出来，真是莫名其妙！我先生是1975年出狱的。
在监狱里，白天让我们念《毛主席语录》。有什么可看的，天天看，我已经把它背过了，我们差不多看了一年。后来让我看别的，比如《人民日报》、《红旗》，再往后马列主义的著作也可以看了。每间牢房门上都有一个小窟窿，解放军走来走去，监视我在牢房里做什么。监狱规定，中午都要休息一个钟头，如果不睡觉，解放军就骂你。到了该起床的时候，有人打铃让我们赶快起来。
我一直都睡不好觉，有时候，晚上睡不着，睡着又惊醒了。白天还要看《毛主席语录》，出去放风。我困了，白天躺在床上睡觉，解放军看到了就骂我，让我看《语录》。我看《语录》的时候，他们又说我是假装的。这可叫我怎么办？没办法，我天天闹，半夜爬起来，让他们赶快审问。他们一开始审问，我就高兴极了，以为审完我就没有事了。审问的时候，要面对墙，“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总是这几句。他们还说：死路一条，当心脑袋。当时我想糟糕了，是不是要杀我的头了。他们审问的时候，说我做了很多坏事，还说我加入了一个什么团体。实际上，我没有加人什么团体。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当时我很害怕，我想是不是有人故意要陷害我，把那些罪名强加给我。可是我没有得罪人，我不知道是谁跟我有这么大的仇恨，非要把我拉下水！
我怕蚊子。那时候我们屋里都有灯，白天用大灯，因为他们要看到我们。夜里换一个小灯，因为外面漆黑一片，用小灯也能看见我们。晚上我听见蚊子的嗡嗡声，就睁开眼睛，找到了，把蚊子打死。有时候，打到蚊子了，我高兴极了，不过一般都打不到。我先生从监狱出来以后对我说，他在监狱里学了佛教的一些东西，可以看不见，听不见，这就是一种气功。他说，开始他也睡不着，学了那个，能睡着了。
在监狱里这几年，我们都是吃“素食”，一天两顿窝窝头，偶尔吃一顿馒头。当时，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垮掉，我一定要好好活下去。窝窝头吃不下去，我把它掰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摆在床上，用毛巾盖着。我在房间跑来跑去，解放军不说，也不骂，这也算是一种运动。我走到床边拿一块，像吃糖似的吃一块。我怕他们看见了骂我，等我转过头来，看守看不见了，就吃下去。就这样子，我把两个窝窝头，一天分几顿吃下去了。监狱里一间挨一间都是牢房，我们每天都要出去放风，一人一个院子，大家谁也看不见谁。解放军在走廊走来走去，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有一次，我听到解放军说隔壁的人：让你出来放风，你动也不动，你旁边那个人，在那边跑步呢。
监狱里规定，晚上睡觉我们的头都要朝外，不许朝里。因为他们怕我们头朝里睡，用被子把自己裹起来自杀闷死。我本来就睡不着，还这么多规定！我们在监狱里的生活很有规律。
监狱里还不错，两个礼拜让我们洗一次澡。房间里还有暖气，每人一个小厕所。有一年冬天，他们买了许多棉絮，让我们做棉衣，做好了他们就拿走。我只参加过这种形式的劳动，并且是在自己房间里。我记得，做完以后，一天只给一盆水洗手。我进监狱的时候，没钱买肥皂，所以我没有肥皂用。我搬了好多次房间，有一次搬动的时候，我看到地下有一只袜子，里面装着一些肥皂头。后来我问看管我们的解放军头头，这些肥皂能不能让我用。那个女解放军凶巴巴地说，不是你的就拿出来，交了。我要一点肥皂，她也不给。后来有一个女解放军给我肥皂了，夏天我洗了衣服，铺在地上晾干。有一次，我把自己被褥上的尼龙套子拆了，很大，晾在地上，一会儿就干了。
文革的时候，我弟弟王守融和弟妹一起自杀了，我想，可能是我弟妹太脆弱了，忍受不了那样的生活。其实他们的日子比我的好过多了。也许这就是我个人的坚强吧。我弟弟有心脏病，让他去劳动，有点吃不消，而且他的心脏病是突发的时候才检查出来。后来红卫兵抄家，把他们家抄得一塌糊涂，箱子都打开了，把厨房里的油盐酱醋打翻了，洒得满地都是。我弟弟知道，一直让他劳动他会吃不消，身体根本不行。弟弟他们死后的一个月，革委会拿出来一份材料。我另外一个弟弟仔细地把这个材料收藏好了。
文革的时候，我听说我的一个学生跑到我妹妹家里，想让妹妹揭发我。他说，你想想你姐姐，她和她丈夫在美国有很好的工作，她在国内没有子女牵挂，干吗要回国？肯定有原因。我妹妹说不知道，也看不出来原因。那个人又引导我妹妹说，别人想出国都出不去，你们父亲已经去世了，你母亲也不是她的亲生母亲，她为什么一定要回国呢？回国不是为了做特务吗？
当时从美国留学回来的，都被认为是美国派来的“特务”。
高联佩曾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念物理系，回国后被分配到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当时高联佩有右派嫌疑，工程物理系对他不太重视，甚至有点歧视。文革期间，他和夫人一起被关进监狱，很可怜。
高联佩被关了4年，在监狱待的时间比我短。高联佩的岳父在香港，非常有钱。高联佩的夫人出狱后去了香港，后来移居美国了。到最后也没有说清楚为什么把他抓起来。高联佩退休以后，被学校回聘，主要是没有人教固体物理，只好让他教。
张斌是林同骥的夫人，现在在中科院化学所工作。张斌是怎么进监狱的呢？这事说起来挺滑稽的。我们都是江青下令抓走的，张斌是陈伯达下令抓走的。当时那些人只知道要抓的这个女的在中科院附近，不知道长什么模样，他们就错抓了张斌，后来他们才发现抓错人了。张斌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他们认为她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既然已经把她抓进去了，那就把她关起来，让她在里面待着。张斌在监狱里待的时间比我们还长。这简直是一个笑话。
我还算是好的，我的精神没有受一点影响。张斌年龄比我小很多，她受不了折磨，被逼得精神出了问题。她从监狱出来以后给平反了。张斌是搞化学的，执意到化学实验室工作，单位怕她把化学药品带出去引爆，伤害到别人，不同意她做这种工作。可是张斌还是要去，拿她没办法。单位给了她一个职务，先看看她的表现。现在不晓得怎么样了。她丈夫林同骥工作搞得很好。张斌很可怜，等于把她毁了。
我在监狱里的时候，每天都是在没有希望的日子里生活。我把所有的想法都说了。当时我想我大概要死在监狱里了，人总是要死的。我抱着这个念头，坚持活着，无论受多大的罪也得活下来。现在想想，提都不能提，那个时候我却能够忍受，看来我还是比较坚强的，如果当初脆弱一点，我可能也被毁掉了。
王明贞2010年在北京逝世，享年104岁。
另外一个老海归，张中允，写了一篇《炼狱篇》，记述被关押、劳改前后的纪实文章，很长。一起被关押还有三个老海归，俞元开、吴寒欤和吕秀贞夫妇。（俞元开，华盛顿大学政治学硕士，1951年回国；吴寒欤，俄勒冈大学政治硕士，吕秀贞，华盛顿大学化学硕士，1950年夫妻一同回国。）有兴趣阅读可点击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