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牛斋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
一个中国人去年在纽约去世，看到他的英文讣告，只知道他叫Yang Zhifang，不知道他名字的汉字。从讣告上看，他的人生挺有意思，当过兵，后来和美国人结婚。看他妻子写的文章，也了解到更多，暂且叫他“杨志方”。
杨志方1936年出生于北京。六岁时，日本人占领了父亲工作的电力公司，并怀疑他是共产党，解雇了他。没有了收入，父亲把几个孩子送回山东老家，父母则留在北京。
杨志方从七岁到十二岁在山东老家的农村度过，没有学校可上，整天帮助家人务农。日本投降后，内战开始。杨志方和他的兄弟们想念父母，徒步回北京，一路搭拖船、乘骡马车，穿越战地，还在一次洪水中几乎丧生，但最终回到了北京的家。
北京的生活相对平静，并迎来了解放。有一天他溜进了一家电影院，看印度影片《流浪者》，爱上了电影插曲《流浪者之歌》，也爱上了印地语，连续看了三遍那个电影。不久后，听说解放军需要印地语翻译，他就报名参加了培训班，在北京大学学习。毕业后，被派到西藏当兵，参加了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亲手抓俘过印度士兵。他跟一些印度士兵交朋友，在他们回国后还互相写信，保持了数十年的友谊。他以后在网上发表中印战争回忆录，被当局删除。
在西藏当了三年兵后，他被派到南京解放军外语学院教印地语。文革开始后，学校停课，他不久也复员回到北京，在雍和宫附近当鞋匠，一当就是10年。改革开放以后，他凭着自己印地语的基础，在《人民画报》社找到了一份翻译工作，他的生活也就此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70年他34岁，生了个儿子，不清楚是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离婚的。）
《人民画报》社有很多外国专家，1985年来了一个美国姑娘叫安妮·史蒂文森（Anne Stevenson），Wesleyan大学毕业后任美国《商业周刊》记者。那个时候，安妮不会说中文，杨志方不会说英文，但他们之间开始产生好感。他们互相写信，由朋友们热心地帮助翻译。1987年，江苏省的一个县请求《中国画报》派一个团队去采访写文章。杨志方和安妮跟着团队被派往那里，在一起度过了三个星期，走访了该省的农村和工厂。尽管他们年龄差距二十多岁，这次走访为二人组成家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们结婚后，杨志方搬到了安妮住的友谊宾馆。每个星期天，他们唯一的休息日，杨志方的父母一大早就来，在他们家做饭、打牌、聊天、洗热水澡。有时七大姑八大姨也跟着来，一泡就是一天。安妮用结结巴巴的中文招待他们，一天下来比上班都累。
尽管上班有“混日子”的感觉，中国这个新环境让安妮有些精疲力竭，需要回美国“充电”。1988年，他们一起回到美国，住在首府华盛顿，安妮的老家。杨志方申请美国国务院外交学院中文教师的工作，但因为他的解放军背景，没有被录取，他就在一个私立学校教中文。在华盛顿期间，他们生了一个儿子。
1993年，安妮受到美中商会的邀请，跟一家人又回北京工作。很多中国公司雇佣她，企图寻求外资渠道。她还建立了自己的媒体公司和出版公司，可是2009年，她的个人网站被封，让她开始对中国有些反感。1996年杨志方60岁，他们又生了一个女儿。直到2014年女儿18岁，要上大学了，他们才又回到美国，在纽约定居。
安妮已经是中国问题专家了，回到美国后和人合伙创办了一个咨询机构，由她担任主任，为美国公司提供各类中国商业信息。她那个时候就预见到了中国恒大集团的末日。
杨志方已年近80，每天在家坚持园艺、做饭、写作，与家人交谈。他带孙子们去海滩，给他们讲关于中国的故事。孩子们来探望时，他总会做他们最喜欢吃的饭菜。他心肠很软，看电影会流泪。疫情期间他患上新冠，身体越来越不行了。去年10月，他在家中安详去世，享年87岁，安妮和三个孩子陪伴在他身边。（他的第一个儿子参与六四天安门事件，1989年逃到了美国，现住马里兰，妻子也是美国人。）
按照杨志方的遗嘱，孩子们计划今年10月，父亲去世周年，把一部分骨灰带回北京，与父母安葬在一起。安妮不打算跟着去，因为她担心会回不来。她曾是中国一家倒闭公司的美方代表，这家公司目前还欠很多债。她先后出版了六本关于中国的书，写过不少分析和批评中国政府的文章。从2018年起，中国以间谍为罪名，至少关押了6个外国人。杨志方去世前不久，中国又颁布了“反间谍法”，更让外国人对中国产生畏惧。她今年2月刚刚新出版了一本书《Wild Ride》，对中国不够善言。所以为了自身安全，她决定这次不跟孩子们回中国。
安妮在中国一共生活了25年，中国话也流利了，对北京的大街小巷都非常熟悉，目睹了北京的巨大变化，视北京为自己的第二故乡。最后一次去北京是2019年疫情爆发以前，这次不能再次“回家”，她深感遗憾，“有被流放的感觉”。
杨志方和安妮的婚姻，从语言不通、背景迥然有异，年龄相差悬殊，到白头到老，被人赞美为爱情无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