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海归给毛泽东的信

叶渚沛不算典型的老海归。他1902年出生于菲律宾，父亲是爱国华商，曾支持过孙中山革命。1928年获芝加哥大学冶金化学硕士学位，1933年获宾夕法尼亚大学金属物理化学博士学位，在美期间加入美国共产党。回国后，任南京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化学专员，因帮助共产党抗日，遭国名党白眼，1945年再次出国，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任职。

1950年偕美国妻子和子女回国，因不同意苏联专家的意见，长时间置闲，“在冰箱里冻了6年”。他开玩笑说，要在他的墓碑上写“这里躺着叶渚沛，因无聊而死”。1958年任冶金所所长。文革遭迫害，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的中文底子不够好，所以信是用英文写的，由子女翻译成中文并到国务院递交。原信很长，择选部分如下：

敬爱的毛主席

就在刚解放的时候，我在困难的情况下回到了祖国，希望把我的一点知识和经验贡献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作为一个爱国者和现代重工业技术的专业人员，对苏联专家提出的许多错误的和有害于我们的冶金建设的建议，我不能保持沉默。我公开的给予反对，我知道这是冒险的，但我对党有无限的信任，所以1953年，当我被称为“反苏分子”时，我给您写了一封信，要求党组织对我个人的历史作深入的调查。

18年后的现在我又第二次给您写信，请求调查我的情况，并感谢您对于知识分子的政策，使我认识到以前的错误。我更加感谢党的是，领导科学院的解放军明确告诉我，党会给我合适的工作，使我能够继续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对我来说，合适的工作就是参加能够为祖国和人民献出我小小力量的“化冶”过程的研究工作。

……

研究过程问题需要有综合性科学的观点，而我的专长正表现在这方面。我坚信对祖国发展着的科学技术，自己能够做一些有价值的贡献。您是我们的伟大领导和导师，您能够明白一个年近70，只剩不多几年工作时间的人，对浪费最后的生命感到的痛苦。为祖国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就是我的生命，剥夺我在自己专业内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指导研究的机会，我就等于是活着的死人。

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简单叙述20年来我的科学工作和斗争，而我最终想要了解的是我们的研究所多年来的工作方向是否正确，我所是否对国家有存在的必要。我写的大部分事情很容易得到二位以前直接领导我的老干部的证明，一位是科学院前副秘书长秦力生同志，一位是前技术科学部负责人赵飞克同志，他们现在都在科学院。

……

由于年龄比较大，我强烈希望能在我的晚年继续对党和人民贡献一点微薄的力量。多年来我一直想发展一些新生产技术，特别是不必用电力而用超高温炭热能生产电石和铝金属。我认为这些新技术不论技术上还是经济上都适合于我国。根据我对生产技术长期发展的研究，超高温生产技术可能在国际上20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被采用。从我目前初步完成的理论研究来看，这项研究是完全行得通的。

……

可惜叶渚沛此时已经患癌症，因为是牛鬼蛇神，得不到及时治疗，病情恶化，抢救无效，于1971年去世，享年70岁，被方毅誉为“人民科学家”。

[黎川]

叶渚沛先生文革前来过我家几次，我妈让我叫他叶伯，不是上海人常说的叶伯伯。长大了后才知道叶先生的姓用的是华侨拼写法Yap，叫他叶伯亦是尊称。叶先生和我父母亲都说英文，我小时候根本听不懂。1954年我父亲和叶先生在北京饭店开会，恰好西藏代表团也住在那里。在饭店看到有一个非常年轻的喇嘛坐在大厅看英文书，叶先生和我父亲用英文说那个年轻喇嘛大概是班禅喇嘛。那个年轻喇嘛听见了，抬起头来对叶先生说 “Nonsense. I am Dalai Lama”。我父亲大吃一惊，说科学院的人都尊称叶先生为叶伯，达赖喇嘛却对陌生人说 “Nonsense “，不可思议。
文革期间，全国都学毛太祖的老三篇。讲到白求恩，我父亲说叶先生告诉过他，当年白求恩来中国，身无分文，既无医疗器械，又无医药材料。后来白求恩去延安的全套医疗器械和药品，都是叶先生替他在重庆筹款并且资助，从香港和海外购买的。
五十年代初科学院开始了脱衣服洗澡，讲清楚，思想改造等政治运动，北京搞得非常过火，发起人人揭发检举，上海好得多。我父亲说他当年总是要叶先生千万不要咬别人，告诫他说你咬的人越多，自己陷得越深，麻烦愈多。1987年我在美国遇到化工冶金研究所副所长陈家鏞院士，他告诉我说在文革期间，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叶吃了不少苦头。他中文不好，写的交代材料都是用英文写的，然后由陈家鏞翻译成中文，再上交给组织。

[Melee]

太天真了

[voiceofme]

白在美国学习工作了。

[华府采菊人]

四十年代他在重庆綦江县三江镇的中央冶炼厂当厂长，

[大号蚂蚁]

悔不当初

[东方明月-]

对独裁者来说，权力就是一切，其他一切都是废话。独裁者都是权力斗争的天才，其他事上，连傻子都比他们聪明。

和毛泽东谈这些问题，比对牛弹琴还离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