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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上完高中就出国读书，在国外高等院校学了一门技术，但没有学位，回国后算不算留学生？不清楚现在的政策是什么，至少在50年代不算。诸惠芬就是一个例子。
诸惠芬，上海人，1949年启明女中高中肄业，自费赴英国留学，补习了一年英文，然后在莱斯特大学的艺术学院（Leicester College of Art）学习印花技术，毕业论文题目为“东方印花及对欧洲的影响”，获毕业文凭。1953年离开英国，在香港住了一年，1954年6月回到上海。1955年9月开始与高教部联系，要求分配工作碰壁。
从下面她1956年1月给高教部写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她的困境：
本人曾于1955年9月9日及10月6日两次向你部留学生招待处询问有关留学生工作的情况。但于1955年11月29日收到你处盖有人民来信专章的人高留字第456号回信，其中指出，“按照你寄来的学历，1949年你出国时高一肄业，到英国后学了一年英文，1953年秋即离英至香港。在英国你实际读书的时间共三年，归国时只相当高中毕业水平。按我部规定不能算留学生身份…”收到这封信我有以下的感想和意见：
我认为你部对回国留学生（即使不是合乎留学生资格的学生）缺乏实际的调查，即单凭“根据你1949年出国高一肄业…在英国读了三年书”，就“只相当高中毕业水平”，应该把出国前后的水平区分开来。我必须承认，在出国前只读高中一，但同时也应指出我是在英国高等学校Leicester College毕业，而且获得正式国家文凭的（National Diploma）。高等教育部应该了解Leicester College和国内的高等学校是否有相当的水平，要知道National Diploma是否是“只相当高中毕业水平”的人可以获得的。我想负责办理我这事的同志一定是刻板的算算术的同志，他只根据1949年才读高中一就下结论“不算留学生”。
但为了爱护国家机关，改进工作，解除误会，解决自己的工作问题，我还年轻，我要求国家给我适当的机会学习与工作。如果我没有工作的条件，希望国家给我有学习的机会，我保证贡献自己一生为祖国服务，建设伟大的祖国。所以我再次寄这封信给你部，在没有解决我的这个问题以前，我最后请求不要再等两三个月才给我回信。而且事实上你部上次的回信也只根据“按照你写的…”就下结论的，这是工作中的缺点，我诚意的提出，敬供参考。我相信你部是重视人民来信的，一定会合理的处理我的问题。
诸惠芬有三个问题，首先中国政府不承认Leicester College是高等学府，认为“只相当于我国的中等技校”。其次，当时高教部规定，作为留学生的条件是“高中毕业以上程度，为进修目的出国。”她的第三个问题是，在工作分配上高教部规定，“凡留学生归国后半年内不与我部联系者，即不再解决其工作问题。”
高教部收到诸惠芬的这封信后也很为难，请示上级如何处理。最后把工作分配推给了上海地方政府，不知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像诸惠芬这样的留学生不少，但受到的待遇很不同，朱子浩可以算是最典型的例子。1949年朱子浩在上海初中毕业后就到美国读书，读完高中上麻省理工学院，得到电子工程学士学位。因为所学专业是半导体，是国家急需人才，上了科学院争取回国人员名单。他1959年先在香港父母家滞留了几个月，回国后马上分配到科学院工作。
诸惠芬和朱子浩的经历非常相似，可是Leicester College的印花技术文凭是拼打不过MIT的半导体学士学位的。“高中毕业以上程度”的规定只有对国家急需人才是可以忽略的。“半年内不与我部联系”就是诸惠芬的不对了，不知是不了解政策，还是因为终身大事把另一个重要的事忘了。不过可以肯定，即便朱子浩“半年内不与我部联系”也不会影响工作分配，实用主义是共产党的一贯作风。
留学学位，与被承认的有国际信誉的学校的学位也不等同，任何野鸡大学都可以发学位证书。
第三，申请分配工作是当时中国特点，本质上是要求国家给予资源，那么学校和学位是否被当时中国政府承认就是一个指标，世界上有名的学校，能进去就是厉害，哪怕没学完。
第四，实用主义并不是共产党的一贯作风，而是中国文化的特点，因为历史总会教会人们什么，不再天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