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牛斋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
张中允，四川江油县人，中学毕业后考上警校，当上了警察，被分配到四川三台县。由于工作勤恳努力，不久便提升为警察局长。1945年他参加了国民党政府第二批警政人员留学考试，被录取选派到美国华盛顿大学读警政系。
两年后张中允拿到学士学位，按照规定本应立即奉召回国。此时国共鏖战正酣，张中允反内战，便决定留在美国继续学习，选学政治学。南京政府中断了他的学费和生活费，他就靠奖学金和打工维持生活。
1950年，他拿到政治学硕士学位后，打算继续读博士，便转到俄勒岗州立大学。就在这时，共产党“欢迎留学生归国服务”的号召在中国留学生中激起了轩然大波，周围许多同学纷纷打包回家。张中允思想斗争很激烈，一来有顾虑，自己是国民党政府的警官，虽然没有干过伤天害理的事，但是在一次抓捕共产党的行动中，奉命选派过警察去抓捕；二来思乡情重，自己已是三十出头的人了，父母健在，女朋友又在国内，何况一个学政治学的中国人在美国能有什么出路呢。
在大浪淘沙的回国浪潮中，在共产党“既往不咎”的热情感召下，张中允决定放弃博士学位的学习，于1950年10月同一百多留学生乘船东归。
回国后便同一些旧社会知识份子进入华北革命大学接受思想改造。哲学家冯友兰、电影演员田华都是他的同学，还有另外三名回国留学生和许多国民党旧职人员。整天的政治学习和思想汇报，留学生多了一条任务，交待自己的过去以及在海外的情况。张中允把自己的警官经历以及“响应号召”回国的经过都作了交待。他天真地相信了“既往不咎”，交待了选派警察抓共党，还表白自己从来没有亲自参加过任何行动。
一年的学习结束了，1951年底，在毕业典礼上，学校宣读了一份名单，有十几人，要这些人到办公室开会。到了办公室，只听一声令下，乌黑发亮的手铐便铐在每个人手上。张中允从此成为阶下囚，开始了他头10年漫长的铁窗劳改生涯。
从监狱到看守所到劳改队，张中允过了10年暗无天日的非人生活，磬笔难书。做牛马，吃猪食，体重从120斤减少到不到80斤，身体和精神每天都在死亡线上挣扎。他三度企图自杀，一次在嘴里鼻子里塞满棉花，一次想撞墙，一次企图从押送卡车上跳下去。让他最享受的日子竟然是骨折，大腿上了夹板，在医院里躺了三个月。
张中允被捕没有任何正式程序，一直到1958年才宣布以“历史反革命”的罪名判刑10年，从1951年算起。1961年底张中允服刑期满，名义上叫做刑满就业，实际上还是留在劳改队里继续接受改造。所不同的只是劳动时没有武装人员跟在屁股后面，可以请假上街，每月有30元的工资。社会上把刑满就业人员称为“劳改释放犯”，到了还是没能逃脱一个“犯”字。
“劳改释放犯”的四年多是张中允甜蜜的日子，口袋里有些钱，行动有些自由。他时常能上街，吃喝比服刑期间好得多。他还谈恋爱，结婚，前后一共过了半年的家庭生活。但好景不长，文革一来，无产阶级专政的魔爪又把他抓进去了。
二进宫似乎没有让他太震惊，他对共产党的作风了如指掌。他把监狱称为自己的“第二故乡”，熟悉这里的阴暗、臭味、疾病、饥饿、打骂、体罚、学习、交待…他也不想出去了，决心把这牢底坐穿。这次让他不熟悉的是阶级斗争、犯人互相揭发、批斗、捆绑、坐喷气式飞机、陪刑场，枪声…
就这样，又是整整10年的冤屈，几次从一个劳改队调到另一个劳改队，妻子也跟他离婚了。
1976年，劳改队里突然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凡属前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就业人员、犯人一律特赦。” 在一段时间的集中学习、端正态度、知恩图报之后，张中允被释放了，被分配到一个“残老院”园艺组，在果园里搞育苗、整枝、杀虫之类的工作。每个月只有两块钱零花钱，把他当成了老弱病残收养起来，让他心情很不好，甚至提出回劳改队，还给邓小平写了三封信，请求给予出路。
无可奈何地在“残老院”工作了三年，1979年，一所中学的英文老师要动手术休养，经县委介绍，请他去代课。没过多久，绵阳农业专科学校听说有个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老师在中学代课，又把他挖走了。近30年没摸过英文，他就边学边教，开始了新的人生。
1981年张中允书面向绵阳中级人民法院讨回公道，要求纠正原来判刑的错误。一年后，该院撤销了原判刑10年的决定，却依然肯定他历史上是有罪的，还把他当成起义投诚人员处理。他再次上诉，最后于1984年才收到第三份判决书，肯定了他回国参加祖国建设的爱国行动，并正式宣布他无罪。
此后，县政府认定他的工龄应从1950年参加华北革命大学学习时起算，包括劳改服刑期。1987年，四川省人事厅省高校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评定他为副教授。这时他已经67岁了，当了一年副教授，告别讲坛，开辟退休后的另一方天地。
张中允总结自己的人生，年轻时上警校是最大的错误，“棋下一着错，满盘皆是输。”
下面的照片是当年张中允同一百多留学生在回国船上的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