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牛斋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
说到“公费生”，很容易联想到出国留学。40年代公费出国留学的途径很多，除了民国教育部主办的公费出国留学外，各省也举办自己的留学考试，选派“省公费留学生”。
1946年，台湾教育处举办了一次考试，录取了92名台湾青年，竟然是公费派遣到大陆“留学”，在北大、厦大、复旦、武大等九所大学学习。除了学费和食宿全部由政府提供，每个月还有两千元生活费，条件是学成后必须返台，在政府机关工作。他们离开台湾前，成立内地同学会，并在台湾的《新生报》发表了一篇【临别告同胞书】（全文见后）。
看了这篇告同胞书，非常令人困惑。当时还处于内战时期，不存在“统一”问题，从一个省派公费生到其他省学习，似乎代表了台湾的地位已经不同于其他省了。这些学生发表告“同胞”书，也反映了台湾人民的特殊地位。
文章使用的文字也令人不解，比如“我们要去内地接收祖国悠久的文化”“在将来我们将再回到我们的家园─台湾”“本省只受日本愚民教育，和我国的文化几乎没有沟通”“为了新台湾，为了新中国而奋斗吧”。在这批学生心目中，中国大陆似乎是他们的祖国，同时台湾又不是祖国的一部分。他们去内地学习是为了自己的家园台湾，而新台湾和新中国又是两个概念。
把这些学生称作“留学生”有些不妥，毕竟台湾是民国的一个省，并不是出国。可是到了暑假，这些公费生要回台湾探亲，必须得到学校发给他们的“护照”。虽然不同于国家颁发的护照，还是给台湾的归属增添了疑惑。他们当时一直自称为“公费生”，现在的台湾政府就把他们叫做“留学生”。
设想，广东省选派公费生到北大学习，临行前发表“告同胞书”，去接收祖国悠久的文化，需要“护照”才能回广东，学成后回到自己的家园广东，要为新广东而奋斗，是不是太荒唐离谱了。台湾选派公费生就不同，包含着十分深远的文化和历史内涵。当时国民政府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想淡化日本文化在台湾的影响，巩固国民政府的政权。
这些人以后的归途不经相同，有的毕业后回到台湾，有的因局势动荡半途退学。1947年5月，武汉大学发起“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示威游行，遭军警镇压，发生“六一”惨案，在武大学习的公费生陈如丰中弹身亡。同年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民众要求反腐，提出政治改革，国民党政府派军队镇压，伤亡无数。有30余名公费生因此失去了对国民党的信心，投靠共产党，拒绝回台湾，其中不少人辍学奔赴解放区。
解放初期，这30人的待遇还不错。然而他们的家人在台湾却因“通匪”陷入白色恐怖，很多公费生怕家人受连累，把名字改了。文革期间，他们被扣上“台湾特务”的帽子。跟“老海归”都是“美国特务”一样，他们被批斗、被下放、被劳改。北大的公费生尤宽仁被关押了两年，放出来后回家才知道，妻子得了神经病，杀死了女儿之后自杀。
改革开放后，开始平反过去政治运动的冤案，洗刷了这些公费生的罪名。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令，台湾老兵开始返乡探亲，但只是单向探亲，大陆人还不可以赴台。1990年，台湾议会代表团第一次访问大陆，了解到还有30多公费生很想回台探亲或定居。议员邱创良回到台湾后，向台湾政府提出“解救我们的同胞”的议案。然而当时的省政府主席连战态度很暧昧，认为这是大陆的事。说的也没错，这30人自愿投靠共产党，放弃回台湾，有的已经是共产党高官，无所谓“解救”。
的确，有些公费生成了组织上的人，已经扎根大陆了。浙江大学的公费生洪瑶楹于1949年参加解放军，1950年加入共产党，曾担任黑龙江人大常委。北大的公费生杨威理（原名陈威博）1949年入党，致力于马列主义著作的编译，曾在机要部门中央编译局工作。厦门大学的郑坚（原名郑鸿池）1947年入党，1949年参军，曾任福建前线广播电台副总编辑，福建黎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北大的吕平（原名吕清铭）当上了外交官，曾担任中国驻美使馆参赞。北大的陈天章（原名廖天郎）1948年入党，弃笔从戎，后任上海外贸学院党委书记，上海人大代表。厦门大学的彭腾云1948年入党参军，后任空军工程部参谋，政协委员。北大的方舵（原名黄厚年）入伍后参与平津战役，随63军出征朝鲜，以后在哈军工从事多项军事研究工作。厦门大学的张克辉（原名张有义）官职最高，担任过中共十三大党代表，政协副主席，海协会顾问。
也不是所有公费生都是为了走革命道路才滞留，厦门大学的黄国雄1949年毕业后，因为贪图上美国人开办的英语学习班，耽误了最后一班返回台湾的渡船。50年代和70年代两次申请入党不准。80年代赴美探望家人，大家都说黄老师不会回来了。可是他回来了，再次申请入党获准。由于各种“政治原因”，终生未娶，也许他是一位应该“解救”的台湾同胞吧。
1992年九二共识后，两岸大门正式打开，这30名公费生才有机会回台湾。由于国名党政府遗失了这些公费生的档案，许多人又改了名字，使他们失去了台湾人的身份，加上在共产党内的地位，大部分人只能以大陆人身份短期停留探亲，甚至受阻，只有少数人得以定居。
复旦大学公费生陈弘（原名陈伯熙）说：“相隔43年才回去，哎呀，感慨万千。在这个期间我父母亲都不在了，回去第一件事情就是扫墓，向父母亲赔不是。我大学毕业之后，没有孝敬过父母一天，但这不是我愿意的。”他当年要未婚妻来大陆结婚，未婚妻不同意，在一片泪水中解除婚约。
“内地同学会”会长江浓（原名江新添），考上公费生前就是台湾地下党。80年代起千方百计想回台湾。第一次在北京电报大楼给台湾亲人通电话，泪流满面。他坚决表示，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冲破阻挠，回到台湾。
武汉大学的庄德润很想回台定居，可是台湾政府不能肯定他是当年的公费生，连探亲扫墓都加以阻止。他一再申请，一等再等，68岁突发心梗去世。
尤宽仁妻子死后再婚，却一直不敢告诉第二妻子他是台湾人。1995年携妻回台湾定居，不久后抑郁而死。
至于那些毕业后就返回台湾的公费生，有人后来比较成功，但也受到台湾国安局监视、骚扰，怀疑他们是带着共匪任务回来的，在白色恐怖中日子过得很不自在。不少人受到迫害，厦门大学的郑溪北在绿岛服刑10年，暨南大学的刘壁堂被捕后死于狱中，陈敏臣和丁保安逃亡到日本。厦门大学的蔡瑞钦1947年加入共产党，回到台湾后，又发展多名党员，其中包括另一名公费生谢传祖，二人1951年被枪决。
这是一段鲜为人知、被遗忘的，却十分精彩、值得研究的历史。以上的许多内容是一位台湾年轻人钟明宏挖掘出来的，他的一个高中同学是尤宽仁的儿子，听到一点“公费生”的故事，十分感兴趣，花了四年时间研究采访，查阅资料，多次自费到大陆寻找当年的公费生。
台湾的“公费生”和大陆的“老海归”是一对孪生兄弟，年轻时心怀理想抱负，春风得意，背井离乡去求学，要为国家建树，为个人成名。结果历史开了他们同样玩笑，当年的佼佼者，沦为无名鼠辈，梦幻破灭，受到屈辱和迫害。大部分人已驾鹤西去，被人遗忘。共和国也好，民国也好，莘莘学子都有这么一段心酸往事。
【临别告同胞书】原文：
我们是第一批升学内地大学的公费生。在三个月前蒙教育处录取并在本省训练团受训三个月，现在我们要分成上海，北平，厦门三队到内地各大学升学去。我们觉得我们所负的责任非常的大，在目前，我们要去接收祖国悠久的文化，同时要给外省的同胞明白我们台湾同胞虽然受了日本人五十年的统治压迫，但我们的民族精神还是坚强的。在将来我们将再回到我们的家园─台湾，共同努力，建设一个美丽岛。自我们及格升学内地大学公费生以来，常常听到一股人士的意见，他们说「台湾是全国最发达的省份，无论文化方面或者科学方面都不亚于全国任何省份，所以如果要离乡背井远涉重洋到内地，不如就在台湾学习」，不错，台湾过去虽然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蹂躏下不断地呻吟，但是日本因要施行他的榨取政策当然也要设备许多的文化，科学设施，致使本省比较内地有进步些，这种也不能讳言的，可是以这个理由就断定升学内地的好坏是错误的。
回想台湾光复以来，省民当初的热烈的情绪和期待，经过不久时期，就有一部分人民变成冷淡，这成为建设新台湾的障碍，其所由来的原因也许很多，可是我们知道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本省离别祖国达五十年之久，其间本省只受日本愚民教育，和我国的文化几乎没有沟通，因而很少认识我国文化的好处。虽有认识，那不过是属于古代的遗品，对于近代由本身的进步和外国的影响而生长起来的新文化，却很少有认识，因此本省民往往以为我国文化都是古老的，都是不合世务的，这是一个大错误了。我国近代史上所看见的进步，我们要认清楚。百年来我国渐渐进入接受世界文化的时代，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演变到今日，有很多的发展。所以我们要认识祖国，打开本省和内地的隔阂，当然要亲到内地看我国文化的体制，研究我国的思想，主义，然后才能谈到新中国的新台湾建设。我们既然知道台湾建设要由认识祖国起，同时更知道对祖国正确的认识。要亲到内地看我国的情形，吸收我国的新文化，所以我们敢大胆地说，此次公费生的意义实在很大。
我们负著这个重大的使命快离开我们所爱的台湾向内地去求学，为了养成更大的力量来建设新台湾，暂别我们全身爱著的故乡，当此临别的时候，禁不住有些说不出来的感想，有浓厚的惜别心。尚且想到在这一个正急需建设的时候，离开本省似乎太无责任，但是我们是为求更大的建设力量而求学去的，我们有热诚，更大的任务等著我们！
别了，我们所爱的同胞，当我们毕业的时候我们一定带回更大的力量，来加入你们斗士的当中，为了新台湾，为了新中国而奋斗吧！最后以最大的诚意深谢陈长官赐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到内地去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