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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回国的1500左右老海归中，有大约十几人“变节”，回国不久又“跑了”。其中有一位，后来很成功，与贝聿铭平起平坐。他叫林作砥。
林作砥这个名字对一般国人来说不像贝聿铭那么熟悉，然而在美国工程界却是响当当的。1999年，美国评选出125位对美国有卓越贡献的杰出工程人员，其中有四位华裔：贝聿铭、林同炎、邓文中和林作砥。
林作砥1948年赴美，就读于明尼苏达大学；1952年获公共卫生工程博士学位。1956年回国，任北京国家卫生工程研究所主任；1958年出走，在香港浸学会学院任土木工程学教授；1959年回美国，在圣保罗3M公司先后任水源和卫生工程处主任，环境和土木工程经理，环境工程和污染控制主任。1974年被尼克松任命为总统空气质量顾问委员会成员。1976年荣膺美国国家工程学院院士。
既然如此，何必当初。他回国的初衷是什么呢？先看看他的家庭背景。林作砥出生于北京，父亲是普通政府官员。18岁时父亲去世，他跟着母亲搬回老家南京。不久南京大屠杀，他们全家逃到农村躲避。在农村，他结交了两个美国传教士。在这两个传教士的帮助下，林作砥来到杭州，上了美国教会办的之江大学，并认识了自己未来的妻子徐水月。结婚后生了两个女儿。
大学毕业后，林作砥在上海铁路局当了3年工程师。1948年，林作砥得到了一个留学机会，与妻子一同赴美，两个孩子由家人抚养。1952年得到明尼苏达大学博士学位，妻子也获得化学硕士，是明尼苏达大学历史上第一位化学女硕士。此时朝鲜战争爆发不久，美国阻止中国留学生回国。林作砥便和妻子一起在General Mills食品公司任职，并生了一个儿子。
1954年起，美国逐步解除禁令，允许留学生回国。1955年第三批允许回国的76人中有林作砥和徐水月。林作砥写信给已经回国的明尼苏达大学同学谢心正，讲述自己迫切回国的心情，还痛斥那些决定留在美国的同学。“我们真觉得荣为中国人，又在美国看到一番留学生现形记。凡是和我们谈的朋友，我们总是力劝他们回国。”“记着自己是中国人的人，是不甘心成为难民和诽谤自己的国家的。”
谢心正把信转交给了高教部留学生管理司，当局积极为林作砥夫妇回国做准备。1956年6月，林作砥夫妇带着在美国出生的儿子与另外三名老海归抵达广州，途经杭州回到北京。在杭州与留学生家属座谈，林作砥鼓励他们动员家人回国。林作砥表示回国原因是“为人民服务，参加祖国建设”。
一年后反右运动进入高潮，林作砥和妻子徐水月联名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赞美祖国、支持反右运动、斥责美国，洋洋两千多字：“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们离开了美国，跨进了阔别多年的祖国。祖国各地新工厂企业学校像雨后春笋般的生长，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高。”“ 在整风运动中，右派分子却抛开了这些史无前例的成绩，故意夸大缺点，疯狂地向党进攻，企图搞垮共产党，把国家拖回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旧道路。我们对此异常愤慨。”“我们在美国就经常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回国以后，才根本消除这种恐怖与威胁。”最后总结说：“回国后短短的一年中，我们学到了不少的东西。从这次反右派斗争中更体会到思想改造的重要。只有抓紧思想改造，才能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更多的贡献。”
这样一位思想进步的老海归，转变怎么会这么快，回国不到两年就再次出走。在党报上打官腔可能是因为说错话了，感觉不妙，明哲保身，言不由衷。也可能是党交给他们的任务，号召更多学者回国，文章根本不是自己写的。可是回国前给老同学的信应该是真情流露，这背后有什么隐情吗？
林作砥回到美国后只是简单地解释说，受不了中国政治运动的压力，所以“逃离”中国。大部分老海归都受不了中国的政治运动，可是都留下来了。林作砥的工作很对口，而且在北京，条件比许多人好得多。所以更有可能的前因后果是，他回国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把两个女儿接出来。他把自己包装得非常靓丽，回国后先让妻子带三个孩子去香港探亲，然后自己也走了。
文革后，贝聿铭、林同炎、邓文中都先后受到政府邀请访华、讲学，唯独没有请林作砥。台湾倒是请了他两次，并授予中央研究院院士。
林作砥2006年2月逝世于明尼苏达，享年86岁。妻子徐水月2017年1月去世于马里兰，享年95岁。
儿子都带回去了，应该是一心一意回去的。从回去一年后的就发表的“爱国”文章看，肯定是受了不少压力，感觉到迟早轮到他，才无奈出走的。大智的他，躲过灾难，保全了家人。
那时的海归，多几个像他一样的大智者就好了。
无独有偶余英时也是如此：“余英時搭上返回北京的火車，火車入境廣州沒多久，在一個叫石龍的小站故障。就在等火車的這幾個小時，余英時突然改變心意，決定返回香港。他成為新亞書院第一位畢業生，人生也從此轉向。”
原来如此，狡猾狡猾地。不过可以理解。